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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呢，贵族家庭和其他所有家庭一样，面临破产的危险，却失去了发财致富的共同手段。从整体看，贵族阶级不断贫困化；他们抛弃了通向权力的直接道路后，也离开了能通向权力的间接道路。
不仅贵族不能依靠工商业发财致富，而且习俗禁止他们通过联姻将如此得到的财富占为己有。娶富家平民之女，贵族认为降低身份。可是结成这类性质的婚姻在他们并非罕见；因为他们的财产比他们的愿望下降得更快。这种庸俗的联姻使贵族阶级某些成员富裕起来，最后却使贵族阶级本身失去了仅存的名声威力。
在赞扬这些人超越了偏见以前，必须注意他们的动机。要对之下判断，必须立足于采取行动者自己的观点，而非立足于真理的普遍绝对的观点。如果人们认为公众舆论错误，所以反其道而行之，这肯定是件有德行的好事。但是，对于人类道德来说，因某种偏见妨碍自己而鄙弃它，这与因某种正确思想危及自己便抛弃它同样危险。贵族阶级起初认为娶平民女儿会降低身份，这是错误；继而持此信念而与平民联姻，这可能是更大的错误。
18世纪，有关替代继承财产的封建法律依然有效，但是这些法律只能给贵族财产提供微弱的保护。
我倾向于认为，这些法律的影响经常被夸大了。我想，要产生巨大效果，这些法律便需要有特殊环境，而法律无法产生这些特殊环境，这不取决于法律。
当贵族并不因热衷于发财致富日夜操心，而国民中的其他阶级也差不多满足于上帝安排给他们的命运时，替代继承权在思想风尚方面所起的作用，终于造成整个社会的麻木和停滞。平民丝毫没有比贵族更多的机会去获得财富，而贵族也没有机会失去他们的财富，因此，所有的好处都落在贵族手中；每一代人轻易地占着上一代人的位置。
但是如果除贵族外，所有的人都在设法发财致富，那么在这样的国家中，贵族阶级的财产很快就成了其他阶级力图攫取的共同猎物。每个人都会利用贵族的无知、冲动与弱点，争先恐后地拼命将贵族拥有的大量非生产性财产纳入普遍的商业活动中。不久，贵族阶级自己也会迫不及待地参与这种活动。
既然平民只有拿财富这一共同特权来反对他们的敌手所享受的五花八门的特权，他们当然会在贵族眼前炫耀所有的豪华富足。他们变成贵族模仿的对象，既要学他们的阔气，又不知钱从何来，于是很快就产生经济拮据，其收入赶不上需求。他们终于将保护他们的法律视同敌人，竭尽全力逃避法律。我决不是说，甚至在当时，替代继承法没有延缓贵族的破产；但是我认为，替代继承无法阻止贵族的破产。法律按某一方向起经常作用，但还有一种比法律更活跃的东西，按相反方向起经常作用，这就是人类的冲动。
大革命爆发之际，法国的法律仍规定几乎全部家产归贵族的长子，贵族长子有义务将家产原封不动地传给后代。可是大量来源于封建的领地已经脱离了贵族阶级之手，其他许多领地已被瓜分。在贵族内部，不仅可以看到极富与极穷的人，这种现象与贵族的存在并不矛盾，而且还可以看到一群既不贫也不富、拥有中等财产的个人：这种形势已经与民主制相似，而不与贵族制相似。若仔细考察贵族阶级的结构，就会发现，真正说起来，贵族构成一个与其他阶级对立的具有贵族权利的民主团体。
但是，在法国威胁着贵族生存的危险更多来自贵族周围及贵族外部发生的变化，而非来自于其内部发生的变化。
随着法兰西贵族财富日蹙、权力丧失，国内另一个阶级迅速占有财产并靠近政府。贵族阶级因而在两方面都失败，他们变得绝对地和相对地虚弱。似乎要在其废墟上崛起的那个咄咄逼人的新阶级，已取名第三等级。
要让英国人懂得法国贵族是怎么回事是十分困难的，同样要向英国人说明第三等级指的是什么，也绝非易事。
人们一开始可能认为，在法国，中等阶级构成第三等级，它介于贵族和人民之间，实际并非如此。的确，第三等级包括中等阶级，但是它也包括本来与中等阶级格格不入的各种成分。最有钱的商人、最富足的银行家、最干练的工业家、作家、学者同小农场主、城市小店主以及耕种土地的农民一样，均成为第三等级的一部分。实际上，非教士、非贵族的一切人都属于第三等级：在第三等级中有富人和穷人，有目不识丁的人，也有有教养的人。就其本身而言，第三等级有自己的贵族，它已包括一个民族的所有成分，或毋宁说，它自己形成一个完整的民族；它与特权等级共同存在，但是没有特权等级它照样能独立存在；它有自己的观点、偏见、信仰、国民精神。1789年第三等级下令起草的用以指示其代表的陈情书中，非常清楚地表明这点。第三等级几乎与贵族阶级一样担心与对方混在一起；它宣布反对以金钱为代价敕封贵族，因为这会使第三等级的某些成员混进贵族行列。在三级会议召开前夕举行的选举中，原来要在第三等级中投票的著名化学家拉瓦锡，被从选举团中除名，理由是，他已购得有资格受封贵族的职位，因而丧失了与平民一起投票的权利。
这样，第三等级和贵族杂处在同一块土地上；但是它们形成两个彼此迥异的民族，尽管生活在同一法律下，彼此却形同路人。在这两个民族中，一个在不断恢复自己的力量，并获得新的力量；另一个则每日有失无得。
法兰西国民中这个新民族的产生，威胁着贵族阶级的生存；贵族生活在完全孤立中，这对于贵族来说是更大的危险源泉。
第三等级和贵族之间存在的这种彻底分裂状态不仅加速了贵族阶级的衰亡，它还会摧毁法国的整个贵族制度。
贵族制度的产生和维持并非偶然；和所有其他事物一样，贵族制度也服从于某些也许并非不可能发现的固定规律。
无论在什么社会里，人们中间存在着一定数量独立于人们制定的法律之外的真实的或约定的财富，这种财富在其性质上，只能属于少数人所有。在这些财富中，我把出身、产业和知识置于首位；所有公民都高贵、有教养和富足的那种社会状况是不可设想的。我所说的财富彼此间是非常不同的，但有一共同特点，即只能在少数人中分配，并由于同一原因，使所有拥有财富的人具有与众不同的爱好和排他思想；这些财富因而形成同样多的贵族成分，这些成分无论是分散的或集中在同一些人手中，却始终存在于各个历史时期的所有民族内。当所有具有这类特殊优越条件的人，都同心协力从事治理工作时，就会有一个强有力而持久的贵族制度。
18世纪，法国贵族内部只拥有这些贵族制天然成分中的某些成分；若干成分存在于他们之外。
贵族自我孤立于富足和有见识的平民之外，认为自己始终忠实于他们先辈的榜样。他们没注意到，当他们模仿其先辈的作法时，他们正背离了先辈曾达到的目标。在中世纪，出身确实是全部社会权利的主要来源；但在中世纪，贵族是富有的，他还把有学问的教士召到他身边；整个社会都交给这两种人，而当时人们认为社会应当如此。
但是到了18世纪，许多有钱人不是贵族，许多贵族不再富有；在知识方面，同样可以这样说。第三等级因此组成了作为贵族阶级的一个天然部分，却与主体相分离；由于它不支持主体，不可能不使之削弱；而且对主体作战，必然把主体摧毁。
贵族的排他性不仅使第三等级的首领们脱离贵族阶级的总的事业，而且还将使所有期望有朝一日变成第三等级的人脱离。
大部分贵族阶级已经死亡，这并非因为贵族阶级在世上建立不平等，而是因为贵族阶级要永久维持不平等，使一些个人得利，使另一些个人受害。人们憎恨的是某种不平等，而非一般的不平等。
也不能认为，贵族阶级灭亡最经常是由于贵族特权的泛滥；相反，倒是这些巨大的特权，支持了贵族阶级。假如每个人都相信有一天能进入杰出人物团体，那么，这团体权利之大，一定会使它在尚未跻身其间者眼中变得无比珍贵。这样，连这个制度的弊病本身也成了它的力量；且别说，进入贵族的机会是微小的：只要目标树高，这也无关紧要。最吸引人心的，不是小小成功的可靠性，而是飞黄腾达的可能性。
如果增大追求的目标，你就不怕减少得标的机会。
一个穷人并非不可能最终掌权的国家，比起那些穷人没有希望掌权的国家来，更易于将穷人永远排除在政府之外；以为有朝一日能被召掌权，这种臆想中的高升的念头，不断地使穷人看不见他的真实苦难。这是一种完全凭运气的赌博，可能的赢头之大吸引着他的灵魂，全然不顾输的可能。他爱贵族就像爱买彩票一样。
法国存在的不同贵族成分间的这种分裂，在贵族内部布置下某种内战局面，从中获利者唯有民主力量。第三等级主要成员受到贵族阶级的排挤，因此，为了对贵族阶级作战，不得不依靠一些用得着的时候有用、其效力本身却很危险的原则。第三等级本是贵族阶级的一部分，它反抗贵族阶级的另一部分，被迫宣扬平等的普遍思想，以便同与之敌对的不平等的特殊思想斗争。
甚至在贵族阶级内部，不平等也每天遭受攻击，即使不是在原则上，至少也是在它的某些不同运用上。佩剑贵族傲慢地斥责穿袍贵族，穿袍贵族则抱怨佩剑贵族享受的优势地位。宫廷贵族喜欢嘲笑乡村贵族的微小领主权利，而乡村贵族则对廷臣享受的恩宠感到愤怒。出身古老贵族世家的贵族看不起敕封贵族，敕封贵族则嫉羡前者的尊荣。不同种类特权者之间的所有这些非难指责，都损害着特权的总利益。人民对其头领们的辩论冷眼旁观，只从他们的言词中取出对己有用的东西。在国民中逐渐传播唯有平等才符合事物的自然秩序的思想；组织一个治理良好的社会应根据包含于平等之中的简单普遍的思想。这些理论一直深入到贵族的头脑中，他们虽然还享受着特权，却也开始把拥有特权视为一种福份，而不视为体面的权利。
一般来说，习俗比法律跟随思想更紧。贵族制的原则在政治社会中还占上风，风尚却已经变成民主的，在被立法分割开的人们之间，建立起无数各种各样的联系。
对促进公民社会的这种混合格外有利的是作家每日每时所争得的地位。
在财富是贵族制的唯一基础或仅仅主要基础的国家里，金钱除了能给所有社会都带来享乐之外，还能带来权力。有了这两种好处，金钱便将人的全部想象力都吸引过来，而且可以说，金钱最终变为人们追求的唯一荣耀。在这类国家里，文学一般不大发展，因之文艺才能并不吸引公众的注意。
在血统贵族统治的民族中，人们看不到为获取财富而迸发的这种普遍冲动。人类心灵不会受同一欲望单方面的推动，而是欢迎人类爱好的天然多样性。假如这些民族文明开化，其中必有大量公民珍惜精神享受，并推崇制造精神产品的人们。
许多雄心勃勃的人蔑视金钱，由于出身平民不爱经商，遂避而研究文学，文学研究成了他们的归宿，他们追求文艺荣誉，这是他们可以得到的唯一荣誉。这样，他们在政界之外，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无可争议的显赫地位。
在有钱就有权的那些国家里，人的重要性或多或少与他拥有的财富有关，而财富每时每刻都会丧失和取得，因此贵族成员终日都在提心吊胆，生怕丧失自己占有的社会地位，生怕其他公民瓜分贵族特权。政界盛行的这种经常变动性，使贵族成员的灵魂处于永久不安的状态。他们只能忐忑不安地享受其财富，急急忙忙地抓住财产带来的福利。他们不断用不安的眼光打量自己，看看到底丢失了什么。他们向所有其他的人投射充满疑惧与嫉妒的视线，以便发现他们周围是否发生了什么变化。某个地方发生的一切，都会引起他们不安。
唯独建立于出身之上的贵族阶级，看到在它之外闪光的东西不太经心，因为贵族阶级拥有一种优势，依其性质，既不能被瓜分，也不会丧失。人可变富，但必须生来就贵。
法国贵族历来向作家伸手，乐于与作家接近。18世纪尤其是这样：这是个闲散的时代，贵族阶级几乎和平民一样，被免去了治国职责，而知识正在传播，给大家带来了文学娱乐的高尚情趣。
路易十四统治下，贵族尊重和保护作家；但真正说起来，贵族并未与作家搀合在一起。他们分别形成两个阶级，彼此间经常接触，但却从不混同。到18世纪末，形势改观。并不是说作家已被允许分享贵族的特权，也不是说作家在政界已获得公认的地位。贵族阶级并没有召唤作家加入贵族行列，而许多贵族却置身于作家的行列。文学因此变成一个中立地带，平等便栖身于此。文人和大领主在这儿相会，并不互相寻衅，也不互相害怕，在这世外桃源，盛行着一种想象的民主，在这里每个人都回复其天然优势。
这种形势虽对科学和文学的飞速发展十分有利，却远不能满足致力于科学和文学的人们。确实，他们占有显赫的地位，但这种地位并未明确，总是引起争议。他们分享大领主的喜悦，但大领主的权利始终没有他们的份。贵族和他们相当靠近，使他们能具体看到出身所赋予的所有好处，但贵族还和他们保持相当的距离，以致他们无法分享或品尝这些好处。在作家的眼前仿佛放着一个平等的幻影，当他们靠近想抓住它，平等即行消失。这样，贵族阶级如此宠爱的作家们组成第三等级中最焦急不安的那一部分，他们竟然在特权者的宫殿里诽谤种种特权。
这一民主倾向不仅出现在经常与贵族交往的作家身上，而且出现在已变成作家的贵族身上。大多数成为作家的贵族高谈阔论那些在作家中间被普遍接受的政治学说；他们丝毫未将贵族精神引进文学，反而将可以称为文学精神的东西输入贵族阶级。
当上层阶级逐渐衰落，中间阶级逐步上升，一种无形的运动一天天使他们接近的时候，地产分配发生了变化，其性质格外有利于民主制的建立和统治。
几乎所有外国人都想象，在法国，地产划分只是从有关继承的法律发生变化的年代，从大多数隶属贵族的领地被没收的时期才开始的，但是，这种看法是错误的。革命爆发之际，大多数省份内，土地已被大量瓜分。法国革命只不过使个别地区的现象扩大到整个法国领土而已。
将地产聚集在某些人手中的倾向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第一个是物质力量。征服者夺取被征服者的土地，并在少数同伙中瓜分。通过这种方式，原所有者的权利被剥夺了。但是还有其他方式，假如有人自愿出让权利。
我设想这样一个民族，其中工商品业众多，出产极其丰富，这个民族很有知识，每个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发现工商业提供的所有发财机会。我假定，通过法律、风尚、旧思想的结合，地产在这一民族之中仍是尊重与权力的主要源泉。发财致富的捷径是出卖土地，以便投资商业。相反，享受既得财产的最好方式是把钱从商业中抽回去购置土地；土地遂变为奢侈与雄心追求的目标而非贪财的对象。获取土地时，人们渴望得到的乃是荣誉与权力，绝不是收获。这样一来，小片领地依旧出售，但人们只买大片领地。因为卖主和买主的目的和地位不同。前者相形之下，是一个追求富裕的穷人；后者是有钱人，要将大量多余钱财用于享乐。
假如在这些普遍原因之上，再加上立法的特殊作用，——因为立法在有利于动产转移的同时，却使获得土地变得既费钱又困难，以致唯独嗜好拥有土地的富人，才有办法获得土地，——你便很容易明白，在这样的民族中，小片地产必将不断趋于消失，溶入数量不多的大片地产中。
随着工业手段的完善和增多，知识的传播又使穷人发现了这些新工具，我刚才描述的运动必将变得更加迅速。工商业的繁荣将更有力地促使小所有者出卖土地，这同一原因将不断创造庞大的动产，而庞大动产拥有者随后将获得大片领地。这样，地产的过度聚集现象将存在于文明的两端：当人们尚处在半野蛮状态，只珍惜，而且可以说，只认识地产时；当人类已经变得非常文明开化，并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