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建立模型（即计量经济模型），用数学公式表示理论所涉及的各种经济变量的关系。估算参数，选择适当的估算方法，求出模型所涉及参数的估计值，这是对各种经济变量重要程度的定量化。检验模型，包括经济理论检验、统计检验、经济计量检验和预测检验，这就是用一定的准则来检验所建立模型的可靠性。运用模型，代入各种统计资料进行经济分析、经济预测和政策评价。
计量经济学在经济学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尤其是借助于计算技术和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它的用途越来越广泛。计量经济模型可用于定量分析经济状况，宏观经济模型可以分析一国，甚至世界经济状况，微观经济模型可以分析一个行业，甚至一个企业的经济状况。在这种基础上可以用于预测经济形势，作为个人、企业或政府决策的依据，也可以用于分析不同经济政策的政策效应。计量经济学家编制了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精确的模型，不仅深化了我们对复杂经济世界的理解，而且解决了许多现实问题。例如，货币政策要在实施后6个月才能发挥作用，这就是计量经济模型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有利于改善货币政策的运用，把握时机更好地稳定经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计量经济学的诞生、发展与运用是现代经济学最重大的突破性进展。为计量经济学做出开拓性贡献的人获得第一届诺奖当然是名至实归。
获奖的为什么是丁伯根和弗瑞希呢？丁伯根是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开创者。20世纪30年代，丁伯根应国际联盟的要求建立检验经济周期理论的模型。他以美国经济为基础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宏观经济模型。该模型包括48个方程，通过求解方程组可以得出一个用来描述整个经济周期特征的差分方程。1936年，丁伯根为荷兰经济建立了一个宏观模型以反映不同经济活动之间的相互影响，包括收入、消费、商品、劳务、货币流量、通货膨胀、就业等。丁伯根提出了动态分析方法，并逐步完善为一种重要的分析模式。他利用宏观模型分析经济活动的方法现在已得到广泛运用。在1939年出版的《经济周期理论的统计检验》中，他从整体上探求经济周期的原因，是对传统经济理论的突破，也开辟了宏观经济新领域。在微观经济学领域他把计量经济方法用于需求弹性分析，并提出了产量与价格动态变动的蛛网理论。他1939年出版的《计量经济学》是系统介绍该学科的第一本著作。同时，他还在收入分配、经济政策、经济发展等方面有重大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经济学评奖委员会主席林德伯克对他的评价是：“建立了一个涉及约50个方程式的计量经济系统，并借助于统计分析测定出反应系数和‘前导与滞后’。他的若干结论引起了广泛注意，而且，至今仍然是人们辩论的题目。”
“他在计量经济学方面的先驱著作对以后方法论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弗瑞希就开始了计量经济学研究，这个学科的名字是他起的，定义也是他下的，他还担任计量经济学会的首任领导并主编《计量经济学》杂志。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中他集中于三个领域：宏观经济、生产理论和价值理论。他是动态经济分析的先驱，提出了“运用完全回归系统进行统计合流分析”的方法，并提出了测量边际效用的新方法。这些对以后的计量经济学发展都有重要影响。诺奖公告称他是“理论和方法推导领域的最有影响的开拓者”。
今天，由丁伯根和弗瑞希开拓的计量经济学已经蔚然大观，并得到更为广泛的运用。在这一领域中获诺奖的经济学家越来越多。面对这一切，我们会感到第一届诺奖评得何等正确。
弗里德曼蒙冤记
20世纪80年代
一位中国学者写的书中是这样描述弗里德曼的“其人个子矮小，却好为己甚，专长诡辩。”因为弗里德曼的理论被称为“资产阶级反动理论”，连个子小也成了缺点，善于辩论亦成为诡辩。这是弗里德曼在中国蒙冤。不过他并不知道，因为写书的这位学者在1987年欢迎弗里德曼来华的座谈会上没有把他的批判稿念出来，本来打算送给弗里德曼的这本书也没拿出手。
弗里德曼真正知道自己蒙冤是在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后，颁奖消息发布后，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系和瑞典商学院指责弗里德曼是“智利军事独裁者的顾问，为其出谋划策。”1974年获奖者缪尔达尔揭露，弗里德曼获奖是“委员会秘密操纵的结果”。设在瑞典的智利委员会指责弗里德曼要对“当前智利的失业饥饿政策负责。”还有一些诺奖获得者认为弗里德曼与智利问题有牵连，应取消获奖资格。就在颁奖当天，当弗里德曼从座位上站起准备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手中领奖时，一名观众突然举起写有“自由属于智利人民”的条幅，并高喊“资本主义下台，弗里德曼下台”。一时间经济学界头面人物、报界对弗里德曼指责不断，似乎他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这个冤受得可够大的了。
弗里德曼蒙冤记弗里德曼获奖是由于他“在消费理论分析、货币史和货币理论研究领域的贡献”，以及他“对经济稳定政策复杂性的论证。”他的消费函数理论、现代货币数量论、自然率理论、货币史研究，以及货币政策主张已是经济学界公认的重大成就。他的蒙冤与这些成就无关，而是与当时智利的市场经济改革相关。
1970年社会民主党人阿连德在大选中出任总统。他上台之后实行社会主义政策，没收国外资本，实行国有化，用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又大幅度提高工人福利。这种变革严重破坏了智利经济，国内动荡不安。1973年军队领导人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府。阿连德还真是个英雄，在总统官邸拿起枪与军队对抗，结果被打成蜂窝煤。（与拉丁美洲一位英雄格瓦拉颇有相似之处，但这样的英雄给人民带来什么呢？）皮诺切特上台后一方面以军事独裁稳定社会，另一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市场化改革，发还没收的外国资本，实行私有化。这种变革引起两个结果，一是左翼人士反对皮诺切特，被杀了数千人（这件事使皮诺切特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英国治病时被扣押，西班牙要求引渡，当时也是一个新闻热点）。二是失业急剧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这也正是批评者要弗里德曼所负责的问题。
这事与弗里德曼有没有关系呢？从思想体系来看，弗里德曼的确是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如果把皮诺切特的进行市场化改革作为这种思想的一种实现，没有什么不对。但弗里德曼并没有当皮诺切特的顾问，也没有参与制定智利市场化改革的计划，更没有让皮诺切特去杀左翼人士。仅仅因为弗里德曼主张市场经济就把皮诺切特市场化改革中的失误归罪于他是不公正的。这就正如我们在计划经济中犯了许多错误，但不能把这些错误归咎于提出计划经济思想的先贤们一样。
弗里德曼在回忆录中写出了自己的各种经历的确有一些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参与了智利的市场化改革，例如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等人。这些人或受教于芝加哥大学或思想上属于以美国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这些年轻的经济学家被戏称为“芝加哥小子”。弗里德曼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又是芝加哥学派的首领，说这些“芝加哥小子”是弗里德曼的学生是对的。但即使是这样，学生犯的错还要找老师算账吗？这种“连坐”的做法未免有点“文革”的味道了吧？
历史已经过去了近30年，现在看来阿连德那一套极“左”做法（当年还得到我们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有力支持）的确是错误的，而皮诺切特尽管是用不正当的军事政变上了台，也杀了一些不该杀的人，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80年代以后，智利经济发展迅速、稳定，每年经济增长在7~8％以上，国家繁荣了，人民生活也提高了，在拉丁美洲国家中可谓一枝独秀。智利所形成的社会保障私人化的做法还为各国所重视。皮诺切特也还政于民了。这样看来，弗里德曼即使与智利问题有牵连，也是有功而不是有过。不过弗里德曼也没争过这个功。
70年代的智利的确出现过政治上独裁和工人失业贫穷等问题。但这些问题是转向市场经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政治上的独裁是为了进行市场化改革（当然也许不该杀那么多人），一些工人的暂时失业贫穷是转型经济都会发生的问题。曾经有学者把智利成功的经验总结为独裁加市场化。这个公式是否有点简单化尚可商榷，但强大的政府维护社会稳定是市场化成功的条件却是无疑的。
弗里德曼在智利问题上蒙了冤，但皮肉没受苦，事业与声誉毫无影响，诺奖也领到了。今年已九十多岁的弗里德曼甚至被称为20世纪五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弗里德曼尽管蒙冤但还是幸运的。其他蒙冤的经济学家可不都这样幸运了。这正是幸运的经济学家都是相似的，不幸的经济学家各有各的不幸。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第22章
关注弱势群体的经济学家
改善弱势群体的状况一直是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亚当·斯密认为“下层阶级”（今天我们说的弱势群体）占社会的最大部分，“社会最大部分成员境遇的改善绝不能视为对社会全体不利。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绝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在现代经济学家中最早由于关注弱势群体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是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 1898~1987）。
缪尔达尔是瑞典学派的创建者之一，早期从事一般动态均衡理论的研究，代表作是1937年出版的《货币均衡论》。作为社会民主党人，他曾当选为瑞典众议员。他研究方向的改变是在1938年他受美国卡内基公司的委托主持一项有关美国黑人问题的调查研究。其结果是在1944年出版的《美国的两难处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
黑人是当时美国社会的弱势群体。缪尔达尔在调查中目睹黑人贫穷、生活条件差、犯罪、受歧视的种种现象；事事触目惊心。但作为一名有理论素养的经济学家，他不满足于揭示这些现象，也不是简单呼吁道义与公正，而是分析其深层次的原因。他发现，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和黑人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低下，是两个“鸡生蛋，蛋生鸡”的互为因果因素。这两个因素互为因果并不断加强，造成了黑人问题的严重。解决黑人问题要从打破这种因果关系，改变这种恶性循环入手。这就需要有一种理论来解释黑人贫穷和受歧视之间的关系。
缪尔达尔吸收了其老师维克塞尔的“积累理论”和卡塞尔的“社会过程理论”，建立了解释黑人贫穷与受歧视之间关系的循环积累因果原理。这个原理认为，在一个动态的社会经济过程中，各种因素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某一因素的变化会引起另一因素的变化，而这第二级变化反过来又推动了最初的变化，使事情沿着最初那个变化的方向发展。这种过程既可以是变好的向上发展，又可以是变坏的向下发展，关键在于最初的变化是好还是坏。黑人问题严重正在于“白人的偏见和歧视使得黑人的生活、教育、习俗及道德等水平低下。相对应的，黑人生活、教育、习俗及道德水平的低下又使白人更加歧视黑人”。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有“一些原因使白人的歧视或偏见减少，这可能会引起黑人生活水平上升；黑人生活水平上升又会减少白人偏见。”（原书英文版，第75~76页）做到这一点就要根据美国正义、自由和机会平等的信条，给黑人以平等的地位。缪尔达尔这一观点对以后黑人民权运动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政府废除法律上对黑人的歧视和以后约翰逊政府“向贫穷开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黑人问题的研究中，缪尔达尔强调了经济变动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相互之间的依赖性。他认为，不能局限于经济分析，而要注意跨学科的整体性研究方法。早在20世纪初，美国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凡勃伦就主张用这种整体性方法来研究制度演进。现在缪尔达尔也从一个纯理论家变为制度学派经济学家，成为和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齐名的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但他们不同于强调产权和经济增长“路径依赖”的科斯、诺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前者对资本主义社会和主流经济学持批判态度，称为激进经济学，是经济学中的左翼，后者仍属于新古典经济学这个主流，是经济学中的右翼。
1957年，缪尔达尔受20世纪基金会委托，对南亚和东南亚11个国家的贫穷与发展问题进行了长达10年的调查活动。当时他的夫人任瑞典驻印度大使（他夫人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给这种调查提供了方便。这次调查结果是三大卷的巨著《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中国出过此书同名的一卷缩写本）。如果说《美国的两难处境》是研究美国国内的弱势群体黑人，那么，《亚洲的戏剧》研究的则是世界范围内的弱势群体——发展中国家。因此，缪尔达尔又运用了循环积累因果原理。
缪尔达尔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特点是贫穷和落后。贫穷是收入和生活水平低，落后是生产率低下。“生活水平的低下大部分是由低下的生产率和收入水平所引起的，低生活水平又产生了劳动的低效率。”（中文版缩写本第307页）他提出，发展的目标，即“现代化理想”，是理性、计划化、生产率提高、社会和经济平等、制度和社会风尚改善、民族团结、国家独立、政治民主等。为此，发展中国家要进行社会制度改革（尤其是法治与教育制度和土地改革），优先发展农业，并实行保护贸易。
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像缪尔达尔、加尔布雷思这些激进经济学家的观点影响越来越小。但缪尔达尔对弱势群体所进行的分析以及他所运用的循环积累因果原理仍然是有意义的。缪尔达尔毕竟是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师。今天当弱势群体问题又一次被全社会关注时，读一读缪尔达尔的书，了解他对弱势群体的分析是有意义的。
维护学术自由的斗士
舒尔茨的老年标准像一点看不出当年为维护学术自由而离开衣阿华的豪气 经济学家是屈从于利益集团，甚至拿利益集团的津贴，为他们摇旗呐喊，还是维护科学真理，这是一个学者的原则问题。但是，在许多国家和历史上的许多时期，由于生存的需要、强大的压力或一己私利，学者们难以有学术自由。即使在美国这样以个人自由为最高原则，又有终身教职保护的国度里，要真正维持学术自由也不容易。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W。Schulta； 1902~2000）就曾遇到这样的事。
舒尔茨原来在衣阿华州立学院任教，在农业经济学领域声名显赫，并担任该校经济学与社会学系主任达10年之久。但1943年他遇到一件令他无法忍受的事。事情的起因是该系编辑了一套“战时农场及食品政策”丛书，其中有一本由本系年轻教授奥斯瓦尔德·布朗利所写的《在战时食品供给中加入乳制品》。作者认为，人造黄油是从植物油中提取出来的，在营养与美味方面比黄油更好，应当适当增加人造黄油的消费。但人造黄油的消费因联邦与州的限制性立法而受到伤害。政府利用税收等手段禁止或限制生产人造黄油的做法应当废止。
当年舒尔茨为了维护学术自由而离开了照片上的衣阿华大学（当时称为依阿华州立学院）衣阿华是牛奶产区，牧场主们感到这项建议威胁到他们的利益，就对政府和学校施加压力，依阿华州农业署也支持牧场主。这场争论持续了几个月。院长考虑到学校的利益和迫于压力，命令收回这本书，并以与牛奶业合作的态度进行修改。舒尔茨对学校这种向利益集团让步不坚持学术自由的做法极为愤怒。他给院长写了一封信批评学校的这一做法及其他行为，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了《衣阿华州立学院与社会科学研究》，谴责学校违背了学术自由的原则。舒尔茨毅然离开这个他经营多年的地方并且带动了一批有为的人离开。这个美国当年“最活跃、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社会科学研究团体”就此瓦解了。他的辞职声明至今仍被视为维护学术自由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