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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王冲之封可能成为东晋政治上的麻烦问题，东晋朝野对此迹象似乎早已有所觉察。干宝《搜神记》卷七：“晋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晋陵东门有牛生犊，一体两头。京房《易传》曰：‘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将分之象也。’”《宋书·五行志》、《晋书·五行志》均同。《开元占经》卷一一七引《搜神记》则曰：“元帝大兴中，割晋陵郡封少子〔冲为东海王世子〕，以嗣太傅东海王。俄而世子母石婕妤疾病，使郭璞筮之，……曰：‘世子不宜裂土封国，以致患悔，母子华贵之咎也……。’其七月，曲阿县有牛生子，两头，……石氏见（其图）而有间。或问其故，曰：‘晋陵，主上所受命之邦也。凡物莫能两大，使世子并封，方其气焰以取之，故致两头之妖，以为警也。’”案古人往往利用自然间或社会中某些变异现象解释政治大事，《五行志》所载及郭璞之筮，即属此类。颇疑时人观察形势，早有王敦将利用东海王冲以遂其谋的忧虑，故托物妖以为警诫。晋明帝和东海王冲虽然是同父异母兄弟，但在统胤上一出琅邪，一绍东海，王敦废彼立此，即是使东晋由琅邪王国的统胤改变为东海王国的统胤，以便利自己予取予求。王敦未得至都，即己病笃，仓猝之中，命王应在己死后立即代晋自立，建朝廷百官，以求先发制人，因此也就完全暴露了欲立东海王冲的实际目的。这是发生在后的事，与上述对王敦保护东海王冲和裴氏之命的解释并无冲突。
我们还可以用同样的理由来解释另一史料。太兴四年（321年）七月，王导拜司空。《晋书》卷三五《裴楷传》：“既拜，叹曰：‘裴道期、刘王乔在，吾不得独登此位。’”案王导拜司空，是晋元帝为防王敦而以戴渊镇合肥、刘隗镇淮阴以后八夭的事，拜王导为司空实际上是元帝在处理王、马关系问题上所采取的一项平衡措施，主要不是对王导特加崇敬。其时王敦构乱将发，王导际遇艰难，处境微妙，说不定有覆族之虞。裴道期即裴邵，裴妃之兄，王导在司马睿平东府的同僚，随司马越、王衍出军死难。刘王乔即刘畴，刘隗从弟，蔡谟每叹若使刘畴过江，“司徒公之美选也”，见《晋书》卷六九。王导思及裴邵、刘畴，主要当是从人才方面着眼。裴邵人才是否足以与王导同登三事，姑置不论。但是我们可以分析，如果王导与裴邵得以以越府旧谊而又共事睿府，也许东晋初年那种艰难境遇就不至于出现了。王导于此思念裴邵，于叹借人才之外，或许也是表示对司马越与裴妃的思念之情。不过这只能算推测之词，存此备考。
《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以及同书卷三三《张济传》，均谓江左“主弱臣强”；《十七史商榷》卷四九，谓“晋少贞臣”。这些都是确当之论。其实从西晋后期以来，惠、怀、愍帝都是权臣的掌中物，其时已是“主弱臣强”，且“少贞臣”，不独江左如此。不过西晋的权臣是宗室强王，士族名士往往要依附于他们才能起作用。东晋则不然，士族名士本人就是权臣，宗室王公也要仰食于士族名士。“五马渡江”，除元帝一马之外，其余四马，即彭城、汝南、南顿、西阳诸王，都因不见容于士族权臣而丧生。据《世说新语·仇隙》，元帝用谯王承刺湘州以扼王敦，为王敦弟王廙所杀，多年以后，承妻泣谓子无忌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将（廙）。吾所以积年不告汝者，王氏门强，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声著，以避祸耳！”琅邪王氏门强如此，以至宗室不敢道其杀亲之仇，这正是强烈地反映了门阀政治的特性。如果说西晋自武帝以来，士族名士是司马氏皇权（包括强王权力）的装饰品，那末东晋司马氏皇权则是门阀政治的装饰品；西晋尚属皇权政治，东晋则已演变为门阀政治。东晋皇权既然从属于门阀政治，皇帝也就只是士族利用的工具而非士族效忠的对象，“贞臣”自然是少而又少了。史家每诟病《晋书·忠义传》，言其人物事迹多有于晋不忠不义者，原委之一，即在于此。当王敦以诛刁协、刘隗起兵时，王导实际上站在玉敦一边，时人并不以王导为逆，也不以刘隗、刁协为忠。士族权臣可以更易，而“主弱臣强”依旧。当琅邪王氏以后依次出现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等权臣的时候，仍然是瘐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由此可见，王与马的结合所开启的江东政局，奠定了东晋一朝政局的基础，影响是深远的。至于琅邪王氏能与司马氏“共天下”而终于不能篡天下，这应当从门阀士族之间彼此牵制和南北民族矛盾这两方面求得解释，而不能只从权臣个人忠奸求之。如果门阀士族的状况及其彼此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南北民族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如果历史出现了这种情况，司马氏的天下也不是不能篡取的。不过这是晋宋之际的问题，本书将在最后论及。
① 《晋书》卷三五《裴楷传》。《三国志·魏志·裴潜传》注引《晋诸公赞》载侍中王旷与司马越书曰：“裴郃（邵）在此虽不治事，然识量弘达，此下人士大敬附之。”这些都说明司马氏、王氏、裴氏的密切关系。王旷书当系旷弃丹阳居下邳时作。
② 《太平御览》卷三三七王旷《与扬州论讨陈敏计》。
① 《太平御览》卷一八四引。
② 《世说新语》文学、轻诋等篇及注引《裴氏家传》、《续晋阳秋》。
③ 三说之外另有一说。《南齐书》卷五二《文学·丘灵鞠传》灵鞠谓人曰：“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此中。顾荣忽引诸伧渡，妨我辈途辙，死有余罪。”这是丘灵鞠自以仕途不顺的愤懑之词，并非叙事，可不置论。
① 《晋书》卷六《元帝纪》记此事甚略，只说“属太妃薨于国，自表奔丧，葬毕，还镇。”
② 《晋书》卷五二《华谭传》晋武帝策问华谭语。
③ 《晋书》卷四六《刘颂传》。
① 自江入沔汉，据《晋书》卷四《惠帝纪》永兴二年（305年）十二月条，《通鉴》同。《晋书》卷一○○《陈敏传》作自江入河，误。因为当时惠帝在长安，陈敏循沔汉可以与长安联系，而不必通过大乱的黄河流域。
② 《三国志·吴志·孙传》注引《文士传》谓华谭父（《晋书》谭传作谭祖）融，“江都人，祖父避乱，居山阴蕊山下”，与吴士张温有深交。华融世仕吴，所以华谭与吴士多交往。
③ 华谭为越府军咨祭酒，见《晋书》卷一○○《陈敏传》，谭传失载。
④ 《晋书》卷一○○《陈敏传》。
① 见《金明馆丛稿初编》。
② 按三月上已修禊之事，《续汉书·礼仪志》（上）、《宋书·礼志》（二）皆有记。《后汉书·周举传》、同书《袁绍传》亦记上巳。历来都说禊事取三月上巳日行之，后来则固定于三月初三，仍称上巳。宋元人周密《癸辛杂 识》续集下“十干纪节”条，谓“上巳当作日干之己，古人用日，如上辛、 上戊之类，皆用日干，无用支者。若首午尾卯，首未尾辰，则上旬无巳矣。” 清人王应奎《柳园随笔》卷三亦引此。清人宋凤翔《过庭录》卷一五则驳 周密之说，以为上己之说不合《后汉书·袁绍传》章怀注所谓建除祛灾之 法。异说纷纭，并识于此，以备参考。关于巳，可参《日知录》卷三二 “巳”条。关于上巳节的其它种种，可参看劳干《上巳考》，台湾《中央研 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29集；宋兆麟《上巳节考》，《中国历史博物馆 馆刊》总第13—14期。至于定禊事为三月三日，似始于东汉。《晋书》卷 五一《束皙传》，晋武帝“尝问挚虞三日曲水之义，虞对曰：‘汉章帝时平 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为怪，乃招携之水滨洗祓，遂 因水以泛觞，其义起此。’”《续齐谐记》同。
③ 贵人、名士出行，时人于道旁窥其风采，盖当时习俗如此。参看《世说新语·企羡》“王丞相拜司空”条及“孟昶未达”条。此风至南朝犹在。《颜氏家训·勉学》：梁时贵游子弟“从容出入，望若神仙。”
① 此据《高僧传》卷四《竺道潜传》。《世说新语·德行》注谓“僧法深（案即道潜），不知其俗姓，盖衣冠之胤也。”余嘉锡据此疑法深非王敦之弟，不出琅邪王氏，见《世说新语笺疏》。又《高僧传》卷四《竺法崇传》附释道宝传，谓道宝本姓王，琅邪人，晋丞相王导之弟。事亦难于考实。
① 《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晋书》卷九八《王敦传》略同。
① 参看《世说新语·方正》“王敦既下”条余嘉锡《笺疏》。
四 关于“不与刘、石通使”问题
《廿二史考异》卷一八晋穆帝永和七年条曰：“东晋君臣虽偏安江左，犹能卓然自立，不与刘、石通使。旧京虽失，旋亦收复①。视南宋之称臣称侄，恬不为耻者，相去霄壤矣。讵可以清谈轻之哉！”钱大昕所言清谈误国问题，本文不置论。所言晋宋短长问题，南宋人读史伤时，多有论及，钱氏盖本之宋人议论，我们在此且略加申叙。
袁燮《絮斋集》卷六《策问》“历代国柞”条曰：司马氏“间关渡江，蕞尔微弱，不数年而建中兴之业。王、苏之变，国势复岌岌矣，以弱制强，卒清大憝。苻、石之雄，非晋所可敌也，胜干淝水，焚其聘币，曾不见中国之为弱……。”其“备边”条曰：“尝怪晋氏之东，江左可谓微弱，而未尝辄与议和。石勒来聘，遽焚其币，不知何恃而敢然也！”其卷七《论战》又曰：“晋之渡江，国非不弱，而未尝肯与敌和。石勒来聘，辄焚其币……盖强敌在前，晋人朝夕思虑，求胜敌之策，所以克保其国。”袁燮主要是伤时而发此议，他主张南宋不求战亦不应惮战，特别推崇东晋焚币拒和一事。焚币，即《晋书》卷六《成帝纪》咸和八年（333年）正月丙子“石勒遣使致赂，诏焚之”之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三曰：“焚石勒之币，江左君臣之志壮矣。僭号之国十六，而晋败其一（原注：苻坚），灭其三（原注：李势、慕容超、姚泓）。不可以清谈议晋。”王应麟同样是重视焚币之事而生感慨。清人阎若璩校勘王书，于此处有中肯之言曰：“王氏得毋自伤其本朝乎！”
钱大昕强调晋人“不与刘、石通使”，义同于上引袁、王赞许焚币之言。我认为，东晋“不与刘、石通使”，除了表现东晋君臣的民族气概以外，尚有其不得不然的历史理由。而这一点与本文主旨有所关涉，前人似未道及。所以，我在这里探索其背景，解释其原因，以见从八王之乱后期到东晋建国以后，也就是“王与马共天下”局面形成和确立的这段时间内，民族关系发展的某种连续性。
胡族驰骋中原，发端于八王之乱后期成都王司马颖和东海王司马越对峙的那个阶段。司马越和司马颖在诸胡族中各结羽党为援，藉其力以仇杀异己。他们是引胡骑入中原的直接祸首。八王之乱演而为永嘉之乱，永嘉之乱演而为“五胡乱华”，其终极原因在于百余年来各胡族社会的逐渐封建化、农业化和各胡族逐渐内徒，而东汉、魏、晋政权又无力阻止这一内徙的历史趋势。这里面包含着民族矛盾。但是在开头的时候，诸胡族作为八王之乱内战双方各自的同盟者起兵，则主要表现为诸王对抗而非民族对抗。至少可以说，在那个阶段，民族对抗包含于诸王对抗之内，从属于诸王对抗，还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对抗形式。
八王之乱结束后，司马颖原来所联结的刘、石，陷两京，俘怀、愍，成为北方的胜利者。而司马越的一党却在江左立定了脚跟，因而表现为南北对峙。这时，情况变了，无论在北方社会内部，还是在南北之间，民族矛盾都占居主要地位。江左的王、马在对待北方各胡族的态度上，继承了司马越、司马颖对峙期间的既成事实，以司马越之友、司马颖之敌为友，以司马越之敌、司马颖之友为敌。司马越、司马颖的对立关系，影响着江左政策的许多方面，其中也包括江左对北方诸胡族敌友态度的区分。江左“不与刘、石通使”，与此背景有直接联系，至少在江左政权建立后的一个时期内是这样。
荡阴战后，司马越之党幽州刺史王浚，与司马越之弟并州刺史司马腾，共起兵讨伐司马颖。王浚率鲜卑、乌桓突骑南下攻邺。后来司马越西迎惠帝，王浚又以鲜卑、乌桓突骑为先驱。幽州的鲜卑、乌桓，尤其是其中的鲜卑段部，遂成为一支在王浚控制下遥助司马越逐鹿中原的重要力量，也成为以后影响于江左政治的一个因素。
王浚、司马腾起兵反司马颖之时，匈奴人刘渊行宁朔将军监匈奴五部军事，随颖在邺，请为颖发匈奴五部兵，以其二部击司马腾，三部击王浚。刘渊自魏末至晋，为匈奴任子在洛、邺等地，本人汉化很深，长期周旋于西晋官僚之间，熟悉西晋政局。他得到太原王氏等并州望族的支持，其五部之众又已布满并州诸郡县，势力颇强。刘渊起兵时，司马颖已经失势，匈奴军虽然打着司马颖的旗号，实际上却是一群无羁之马，一支不受控制的独立的军事、政治力量，但其锋芒始终指向司马越及其所属诸军。
鲜卑、乌桓起兵，所支持的是司马越；匈奴起兵，所支持的是司马颖。既然司马越与司马颖势不两立，胡人双方也势不两立。由此可知“五胡乱华”的直接起因，是各胡族统治者分别参预西晋统治者之间的内乱。据《晋书》卷一○一《刘元海载记》，刘渊起兵助颖，其从祖刘宣反对；刘宣力主结鲜卑、乌桓为援，联合各个胡族共同反晋，以求兴匈奴邦族，复呼韩邪之业。刘宣认为西晋的宗王都是匈奴的仇敌，所以坚决反对起兵拯救任何一个西晋宗王。刘渊则另有心机，认为匈奴不起兵则已，起兵当为“崇冈峻阜”，而不能为“培”。从浅处理解，刘宣欲结鲜卑、乌桓反晋以夺取政权，看起来像是“崇冈峻阜”，但事成之后与鲜卑、乌桓共有天下，以夷统华，终究还是“培”。从深处理解，刘渊援司马颖起兵，先已分享强藩名分；如果能进一步从司马颖手里取得政权，那就是中原正朔，上国衣冠，华夷都将归心于他。这就是说，先附司马颖为“培”，正是为了最终成为“崇冈峻阜”。观刘渊以后建国称汉，追尊刘禅，俨然是光复汉家旧业，而不以呼韩邪单于自居，其心机怀抱，似确如此。
为了对抗匈奴刘渊之众，司马腾在并州，乞师于代北的鲜卑拓跋部首领猗■、猗卢兄弟，企图藉拓跋部力量从北面对匈奴进行牵制。光熙元年（306年），司马越以刘琨代司马腾镇并州，刘琨同样倚靠鲜卑拓跋部为援，还与幽州的鲜卑段部保持密切关系。
成都王司马颖入关后，被迫取消了皇太弟称号。司马颖故将公师藩起兵赵魏，声言拥颖反越。流落冀州的羯人石勒联络马牧帅汲桑及其它胡人起兵，投入拥颖反越的公师藩军。公师藩被杀后，汲桑、石勒继续拥兵反越，并且与并州的刘渊结合，成为司马越在东方的劲敌。司马越致陈敏书说：“羯贼屯结，游魂河济，鼠伏雉窜，藏匿陈留，始欲奸盗，终图不轨。”①石勒成为心腹之患，司马越是深感寒心的。
石勒是被司马越弟司马腾从并州掠卖于冀州的大量羯人之一，与司马腾有深仇。他起兵后投向公师藩，采取拥颖反越的政治态度，是必然的。当刘琨入并，司马腾离并东来时，州郡吏民万余人随腾到冀州就食，号为“乞活”。以上两种力量，即被司马腾掠卖的石勒之类和随司马腾东来的“乞活”，同样来自并州，但由于与司马腾的历史关系不同，政治态度也截然相反，石勒始终与司马越兄弟为仇，“乞活”则始终支持司马越兄弟而与石勒对抗。
这样，八王之乱的最后一幕，即司马越与司马颖的对抗，由于各种势力的参与，就进一步扩大化和复杂化，不再是单纯的诸王之争。对垒双方，一方为成都王司马颖、匈奴刘渊刘聪、羯人石勒等等，另一方为东海王司马越、鲜卑拓跋部、鲜卑段部和“乞活”等等。敌对双方阵线分明，冤冤相报，屠杀无已时，动乱愈演愈烈，仇恨愈结愈深。永嘉元年（307年）春，汲桑、石勒声言为司马颖复仇，入邺杀司马腾，又杀腾子确；冬，“乞活”为腾复仇，杀汲桑于乐陵。《乐府诗集》卷八五《并州歌》曰：“奴为将军（案指汲桑）何可羞，六月重茵披衲裘，不识寒暑断人头。雄儿田兰为报仇，中夜斩首谢并州。”①歌中田兰为“乞活”帅，并州指司马腾。此歌当是“乞活”军中所唱，赞扬田兰为并州刺史司马腾报仇而斩汲桑之事，是司马越、司马颖两方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