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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儒学自有其社会效用，是玄学所不能完全代替的。玄学阵容中，很少有人完全站在儒家基本思想的对立面。儒家基本思想或者被包涵于玄学之中，或者尚独立存在于玄学之外，继续起着或多或少的作用。《三国志·魏志·王昶传》王昶诫子侄“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是多数当政居位的玄学名士立身行事的共同倾向。这实际上就是《庄子·天下》所说的“内圣外王”之道。
玄学名士之中，也不乏佯狂醉酒、放浪形骸的人物，所思所行与儒家格格不入。他们多在玄学士族身处困境的时候出现，如魏晋易代之际，元康八王之乱之中，永嘉南渡之初，以及太元之末。这些很难说就是士族的常态。东晋时还有一些是声誉特高，为上流社会所仰慕的玄学名士如刘惔、王濛辈，他们但求放达，不婴世务，“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①。这些人以虚誉为荣，可以充当门阀政治的点缀，而不能运转门阀政治。能够运转门阀政治的人，仍然只能从“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的出入玄儒的名士中产生出来。王导、庾亮、谢安，都是这样的人物，桓温也是浅涉玄风而又不囿于玄的人。
余英时先生论玄儒问题，曰：“魏晋南北朝之士大夫尤多儒道兼综者，则其人大抵为遵群体之纲纪而无妨于自我之逍遥，或重个体之自由而不危及人伦之秩序也。”又曰：汉代以后，宋明理学以前，“儒家性命之学未弘，故士大夫正心修身之资，老释二家亦夺孔孟之席。唯独齐家之儒学，自两汉下迄近世，纲维吾国社会者越二千年，固未尝中断也。而魏晋南北朝则尤可视为家族为本位之儒学之光大时代，盖应门第社会之实际需要而然耳！”①余氏谓魏晋南北朝为“儒学之光大时代”，并以知识阶层的群体性和个体性解释学术思想的发展，这些见解尚可斟酌。但是余氏所论在玄风竟扇之中，儒学犹得不绝，齐家之学更有发展，确是事实。
以东晋时期的人物思想而论，按儒家所本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衡量，玄学于诚意、正心甚至修身诸端，确有其独到之处而异于儒学。但在士族本位的社会中，维系士族本身之存在，保持一姓士族内部之凝聚，即所谓“齐家”者，确实不能从玄学之中找到有用的思想工具。所以，士族通常并不废礼学，还特重丧服之礼，以之为维系士族门户的重要手段之一，表明士族为了“齐家”而不能废儒。名士庾亮，一方面是“性好庄老”，另一方面又是“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晋书》卷七三《庾亮传》）。这就是史家所谓儒道兼综，或者说玄礼双修。至于“治国”、“平天下”，从理论到实践，都是玄学所不具备的，必须依赖儒学。所以阮氏子弟入晋，有“三语椽”之称②；竹林人物向秀直渭“儒道为一”③；向、郭注《庄子》，更谓圣人身在庙堂，心在山林④。
玄学名士在理论上不能废弃儒家的治平之说，在两晋时已经确定了。出入玄儒，内圣外王，东晋门阀政治中当轴主政的衮衮诸公，似乎无一例外，只是各人思想风貌的偏重容有不同。他们交游于玄学名士之间，一般说来，又并不特别敬重名望虽高但是不经世务的玄学名士。何充说他自己如果不勤理文簿，处理庶政，王濛、刘惔之辈就无以得存；庾翼谓玄学名士杜乂、殷浩辈只宜“束之高阁”，清平无事，始拟其用；而当殷浩竟被起用以抑桓温时，桓温果然把殷浩“束之高阁”了。
但是，东晋儒学毕竟处于偏枯地位，虽然义疏之学往往而有，但毕竟习之者少，没有活力，也缺乏传授途径。以孔传《古文尚书》之学为例，《尚书·尧典·正义》引《晋书》①：西晋太保荥阳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苏愉授天水梁柳，梁柳授城阳臧曹，臧曹授汝南梅赜，梅赜为东晋豫章内史。传授源流如此，家法不复存在了。南阳范汪、范宁两代成《春秋谷梁传集解》，在东晋是罕见事例。但是儒学虽衰而未绝，毕竟为南朝儒学的渐兴留下了一点根基，而南朝儒学渐兴，正是皇权政治代替门阀政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迫切需要。刘裕禀分有在，不学无文。据说他晚年颇好清谈，这只是个人附庸风雅的尝试而已，真有实际意义的，倒是他所颁兴学之诏。
七 门阀政治的暂时性和过渡性
东晋门阀政治，是中国古代皇权政治在特定条件下的变态，已如前论。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如果没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如果以上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都不会有江左百年门阀政治局面。反之，这三个条件中任何一个条件的变化，都会导致江左门阀政治的相应变化。丧失了第一个条件，势必诱发司马氏皇权的自我膨胀；丧失了前两个条件，足以构成东晋朝廷易姓而使门阀政治变为新朝的皇权政治；连第三个条件也不存在，江左政权就失去了生存下去的历史理由，门阀政治就更不用说了。
门阀政治，是皇权与士族势力的某种平衡，也是适逢其会得以上升的某几家士族权力的某种平衡。但稳定的平衡并不容易，所以总有动乱。在门阀政治存在的时限以内，动乱的根源主要不是象专制皇朝通常出现的那种宦官、外戚、宗室专政，因为相对说来，微弱的皇权孳生不了那种必须依附于皇权而行专擅的宦官、外戚、宗室，孳生了也难于长期起重要作用。动乱的根源却较易来自士族中的权臣。不过权臣挑起动乱，还不致于影响门阀政治的根本，因为其余的士族将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来制约企图破坏平衡甚至企图独吞江左的权臣如王敦、桓温，而使门阀政治格局维持不变。在门阀政治条件下，动乱的方式一般不表现为宫廷政变，因为宫廷政变虽然有可能导致皇位在司马氏皇族中的变更或某一宰辅地位的变更，但皇位或宰辅地位的变更也不能决定全面的局势。不愿接受这种变更的士族，将拒绝、制止、纠正这种变更。动乱的方式较多地表现为长江上下游之争，因为在士族专兵条件下，彼此制约的士族，其权力的分配正是表现为上下游实力的相持。但是，上下游的这种关系又受南北民族矛盾的制约，冲突一般是适可而止，较少达到决裂地步。从王敦、苏峻之乱以后门阀政治格局最终确立算起，东晋七十余年和平环境的获得，与这种种条件很有关系。我们不能不承认，门阀士族是这个时期社会的重心所在，是江左社会的稳定因素。
但是，门阀政治所依靠的条件总是有变化的。侨姓士族本身如前节所论，在江左立足不易，生根更难。橘逾淮而为枳。比起在本籍继续发展的北方士族，比起吴姓士族，他们毕竟是移植过来的，土不厚，根不深，宗族不大，一受摧折就容易凋零。士族专兵本是门阀政治的常情，王、庾、桓、谢都是如此。但是他们一般只是掌握军队的指挥之权，很少自己驰骋疆埸。而最后一个在政治舞台上浮现出来的士族太原王氏，指挥军队的权力也已经没有了。《颜氏家训·杂艺》云：江南冠冕儒生，多不习射，只能演习“弱弓长箭，施于准的，揖让升降，以行礼焉”的所谓博射；而“河北文士，率晓兵射”。两相比较，江南士族积弱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
检验王伊同先生《五朝门第》中的《高门世系婚姻表》，可知侨姓士族终东晋世居显位不衰的，并不很多。极其狭窄的通婚范围，可能是士族人才日趋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司马皇室也是如此。到了东晋之末，王导、谢安那样的士族人才，元帝、明帝那样的东晋皇帝，史籍中再也找不到。士族凋零，本是重振皇权的机会；可是同时出现的是王朝腐朽，孝武帝欲振兴而无方。这样，昔日王马结合的那种政治局面，不论从哪个方面说，都难于维持。加以肥水战后北敌压力的暂时解除，皇权与士族协力求存的需要也不复存在。末代皇朝险象环生，局面在酝酿着大变，只是收拾残局的力量究竟何在，一时还看不清楚。刘牢之藉北府兵力，本来可能结束门阀政治，推倒东晋朝廷，但他并没有这种自觉，只能以自己的失败，为刘裕开拓道路。
东晋门阀政治，终于为南朝皇权政治所代替。南朝皇帝恢复了绝对权威，可以驾驭士族；而士族纵然有很大的社会、政治优势，却绝无凭陵皇室之可能。只是士族有人物风流的优势，皇帝擢才取士，赞礼充使，都离不开士族，甚至还要向士族攀结姻娅。过去优容士族的各种成规还没有立即失效，士族特殊性的消失还有待时日。从这些方面看来，宋代、齐代以至梁代的某些制度设施带有相当的过渡性质，就不难解释了。
从宏观考察东晋南朝近三百年总的政治体制，主流是皇权政治而非门阀政治。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在东晋百年间的变态，是政治体制演变的回流。门阀政治的存在是暂时性的，过渡性的，它是从皇权政治而来，又依一定的条件向皇权政治转化，向皇权政治回归。皇权政治的各种制度经过南朝百余年的发展，终于与北朝合流而形成隋唐制度的重要渊源。皇权政治在这一曲折反复的变化过程中，本身也起着变化。隋唐的皇权政治并不全同于秦汉的皇权政治。它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别，但毕竟都是皇权政治。
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只是北方民族纷争，一浪高过一浪，平息有待时日，江左才得以其上国衣冠、风流人物而获得历史地位，才有门阀政治及其演化的历史发生。但是不论在北方或在南方出现的这些事情，都不过是历史的表面现象。历史运动中的胜利者，不是这一胡族或那一胡族，也不是江左的门阀士族或次等士族。历史运动过程完结，它们也统统从历史上消失了。留下来的真正有价值的历史遗产，是江南的土地开发和文化创造，是北方的民族进步和民族融合。这些才是人民的业绩和历史的核心，而人民的业绩和历史的核心，又要通过历史现象的纷纭变化才能完成，才能显现。
这就是本书的最终结论。这种结论，仅从东晋百年历史还难看得清楚。只有当沙石澄清，尘埃落定的隋唐时期到来，我们放眼南北，后顾前瞻，才能把握这一历史进程的脉络。
① 其实西汉历史中所见的豪强大族，也是这一发展序列中的一种形态。西汉 豪强大族的一部分，经济势力日益巩固，又得为儒学世家，由通经入仕，而 使自己政治地位上升，遂成为东汉的世家大族。当然这只是就一种途径言 之，而不是说东汉世家大族都出自西汉豪强大族。这一问题离开了本书研 究范围，故不作追溯。
① 《新唐书》卷七二（中）《宰相世系表》一二（中），王仁作王音，其子王睿亦未著官守。
① 美国学者DennisGrafflin有另外的区分法。他在The GreatFamilvinMe…dieval Southern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81。41∶1）一文中说，东晋五大门阀士族中，只有太原王氏和颍川庾氏两族可以追溯到汉代；又说这五族中只有琅邪王氏、太原王氏和颍川庾氏可以说是“老的贵族”。案“贵族”是日本学者自内藤湖南以来习指魏晋士族的用词，“老的贵族”应相当于本书所说的“旧族门户”。对于谯国桓氏，Grafflin文未作说明，但在其所依据的他本人1980年的论文SociaIOrderintheEarlvSouthern Dynasties：The Formation of the Eastern Chin（Ph。D。Thesis，Harvard）第六五页的附表中，则将桓氏先世向汉代追溯到桓荣。他以桓彝为桓荣的第十世孙，而他所列世系中的第六世和第七世，有其位而缺其名。这里他于桓氏先世的诸种异说中采用了《世说新语》庄引《桓彝别传》一说（案此说是不能成立的），但未将桓氏列入“老的贵族”。
① 诸阮前世事迹略具于《三国志·魏志·王粲传》及注、同书《杜恕传》注引《阮氏谱》、《世说新语·德行》“阮光禄在判”条注引《阮光禄别传》、《世说新语·赏誉》（上）“王戎目阮文业（武）”条及注引杜笃《新书》、《世说人名谱·陈留阮氏谱》等。下文即综合这些史料言之，不一一出注。阮，一作阮觊。
② 案《隋书》卷三二《经籍志》谓“《三礼图》九卷，郑玄及后汉侍中阮谌等撰。”《宋史》卷四三一《儒林·聂崇义传》谓阮谌受礼学于颍川綦毋君，取其说为图云。
① 《孟子·滕文公（下）》：“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士与仕古字通。《孟子·公孙丑（下）》“有仕于此而子悦之”句，《论衡·刺孟》引作“有士于此而子悦之”。
② 名士，不同时期其条件也不全同。大抵汉末名士长于识鉴，魏晋名士特重玄言。少数人如光逸、王尼，门户大低，因特殊条件而得游于名士行列，但终不能成为士族。东晋末，王恭谓“名上不必须奇材，但使常得无事，痛 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见《世说新语·任诞》。识者或谓王恭 饰己之短，故作此语。
① 直到唐代，武人入士流，犹遭非议。《通鉴》唐显庆四年六月条：“土卒以军功致位五品，豫士流，时人谓之勋格。”这是改《氏族志》为《姓氏录》时的事。
① 见《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一九九三年。
① 关于门阀士族支持桓玄，参看祝总斌《试论东晋后期高级士族之没落及桓玄代晋之性质》一文（载《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五年第三期）。
①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一六二至一六三页。
① 参《后汉书》卷七九《仲长统传》，文字小异。
② 参《文选》卷六○任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注引，文字小异。
③ 金谷不但是苑囿，而且是田庄。《世说新语·品藻》“谢公云金谷中苏绍最胜”条注引石崇《金谷诗叙》及《太平御览》卷九一九引石崇《金谷诗序》，对金谷有更详细的描述。
① 《三国志·吴志·孙登传》谓张昭读《汉书》有师法，昭子休从昭受读，还以授太子孙登。案张昭的师法，以张昭的年岁推之，当是得之于汉代人的传授，并非孙吴时的学风仍然如此。师法和家法是相关的封闭性的经学传授系统。创于某人的某书章句，依以传授，是师法；师法在一个家庭内世代相传，是家法。张昭读《汉书》有师法；张昭传之于张休，即是家法。
① 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见《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一九八○年版。
② 董京，《太平御览》卷五○二引王隐《晋书》，谓以魏晋禅代，遂被发为狂。
③ 范粲阳狂不言，寝所乘车，足不履地三十六载。以其卒年计之，当始自嘉平元年，即司马懿诛曹爽之年。
① 《晋书》卷七五《刘惔传》孙绰诔刘惔语。
① 前引书第三二六页。
② 事见《世说新语·文学》，《晋书》卷四九《阮瞻传》。
③ 《广弘明集》卷一八谢灵运《与诸道人辨宗论》。
④ 《庄子·逍遥游》，郭庆藩《集释》本。值得注意的是，号称隐逸的陇西辛 谧，居然也赞美此说，竟称“斯穷理尽性之妙，岂有识之者耶？”见《晋 书》卷九四《辛谧传》。
① 今本《晋书》无。案汉末《古文尚书》孔氏之本绝，魏晋之际荥阳郑冲私于民间得而传之。参吴承仕先生《经典释文序录疏证·注解传述人》。孔传《古文尚书》异说颇繁，不多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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