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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粲将“大东亚战争”中的“日本侵略——中国（亚洲）抗日”这一根本矛盾转换为白种人与黄种人的种族矛盾，不但从根本上否定了日本的侵略性质，而且也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在中村粲所说的整个“大东亚战争”中，日本与西方列强的矛盾是一种既相互冲突、也相互利用的矛盾与依赖的关系。“大东亚战争”期间，日本从来都没有与整个“西方列强”为敌，而是哪个西方强国妨碍了日本的侵略，日本就将矛头对准哪个国家；相反，哪个国家不妨碍、默许、容忍乃至支持日本的侵略，日本就与哪个国家结成盟友。在西方列强中，直接与日本有利益冲突的国家是俄国，所以日本就把俄国视为敌人。与此同时，日本又在西方列强中寻求盟友，甚至与西方列强一道侵略中国。例如，1900年日本作为“八国联军”中唯一的一个非“白种人”成员，以保护侨民为由和西方列强一起来中国烧杀抢掠，那时日本考虑过阻止西方列强对亚洲的侵略吗？1902年1月，日本和英国在伦敦签署“日英同盟条约”，承诺双方互相承认各自在中国的“特别的利益”（英国在中国南方、日本在东北的“利益”），相约“日英一方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与第三国开战时，一方应严守中立，并防止别的国家参战”；“他国与日英同盟交战时，日英双方应给予援助”。这个“日英同盟条约”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日本与英国建立了军事、政治上的全面合作关系。对此，中村粲在《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中说：“就是这个日英同盟给了日本人以自信，成为和俄国对决的一个靠山，并在日俄战争中起到了防止法国参战的作用，故意义极其重大。”又说：“日英同盟是此后二十年日本外交的最大支柱，是任何人都没有疑问的。”（同上，第95页）中村粲在《大东亚战争的起因》中也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正是凭借日英同盟，才将德国赶出了山东半岛”，而由日本取而代之。1905年，日本与法国签订日法协约，规定相互确认对方在朝鲜和印度“支那”的支配权。可见，没有西方列强的合作，日本的侵略和扩张就不可能顺利得逞。到了1918年，在对付刚刚诞生的苏维埃联盟及其共产主义方面，日本又与西方列强有了一致的利益。为了干涉俄国共产主义革命，日本就与美国、英国、法国结成了同盟军，共同出兵苏联西伯利亚地区，日军侵入西伯利亚地区四五年之久，最后在苏联军队及当地居民的抵抗下才不得不撤兵。后来，日英同盟破裂后，日本又在西方列强中寻找了新的伙伴，于是就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以及意大利这样的法西斯主义国家结成了臭名昭著的轴心国，并一同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历史事实都表明，日本从来都没有无条件地与西方列强为敌，而是与妨碍其侵略扩张的西方强国为敌，而又与支持其侵略扩张的西方强国为友。换言之，日本与西方强国是敌是友，都取决于那个西方国家是否与日本形成利益冲突，是否妨碍了它对中国及亚洲的侵略。而作为与日本“同文同种”、“一衣带水”的中国，一百年来却一直被日本作为敌人。而且对于中村粲之流的右翼势力来说，直到今天中国仍然是他们的敌人。可见，中村粲所谓的日本发动战争是为了阻止“西力东渐”、日本的胜利是“有色人种对白人的胜利”之类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在日本所谓的“大东亚百年战争”中，妨碍日本独占中国和亚洲的最大敌人除了顽强抗日的中国之外，就是俄国（后为苏联）和美国。对此，中村粲在《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中把“大东亚战争”的性质概括为：“（一）围绕门户开放主义的日美抗争；（二）和共产主义的战斗。”（同上，第656页）实际就是这个意思。中村粲明确写道：“第一次大战后，德国在远东和太平洋败退，俄国由于革命而持续动乱没有余力，法国已经占领了印度支那，虽然在支那的租借地仍然维持，但其势力显著衰弱。只有美国，大战以来，作为世界的债权国而显示实力，拒绝加入维尔萨尤条约维尔萨尤条约：1919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与战败国德国之间在法国的维尔萨尤签署的条约。含有国际联盟规约及德国的领土、赔偿、军备等内容。，将其关注的重点由欧洲转向了远东。在大战中，与在满蒙、支那和太平洋进出的我国形成了正面对抗。”（同上，第176页）而长期支撑日本外交的“日英同盟”也因为俄罗斯帝国的灭亡和德国的衰败而失去价值，并于1923年中止。这些话清楚地说明了后来日本为什么将美国作为称霸亚洲的最大敌手。接下去，中村粲极力渲染美国对日本如何钳制和压迫，说美国国内如何“排日”，如何出台不许日本人加入美国国籍和限制日本向美国移民的法案，特别是美国如何在1922年2月的“华盛顿会议”上通过签署《九国条约》而限制和剥夺日本在中国的权益，等等。当时日本为大势所趋，无可奈何不得不签署了九国条约。而九国条约的基本精神是“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领土的完整”，显然有限制日本在中国的野心的意图。而恰恰是“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领土的完整”，对于处心积虑要侵略中国的日本来说，越来越难以遵守，使得中村粲至今仍愤愤不平。他在《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中说：“这个九国条约，对我国重视日华关系的大陆政策，原则上做了否认，因而对我国约束甚大。”“此后，一直到大东亚战争结束，美国充分利用九国条约为依据，非难日本的大陆政策。在满洲事变、上海事变、支那事变的时候，都以违反九国条约作为非难日本的根据。”（同上，第182页）所以日本也就于全面侵华后的1938年11月正式宣布不承认九国条约。
上述连中村粲也明确承认的史实都清楚表明，日本与俄国、英国、德国、美国等西方列强的关系及其变化，实际上都是与日本侵略中国的需要为转移的，侵略中国及亚洲才是日本的所谓“大东亚战争”的根本宗旨，而从侵略时期直到现在的中村粲之流所标榜的“阻止西方列强入侵亚洲”云云，实际上只不过是日本排斥其他列强，“独霸亚洲”、“独霸中国”的代名词罢了。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所谓“当事双方都有几分责任”（1）
中村粲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进行辩护的另一种手法，就是不放过一切机会地强调：战争是复杂的，是由多方面的综合因素引发的，因此“加害者”和“被害者”难以截然区分，战争双方都有责任。他在《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序章中写道：“一直以来，只有日本才是加害者，中国和韩国是‘被害者’被作为一种定论，成为两国的公定史观。对此提出异议，成为我国学界、教育界、言论界的禁忌。但是，本书就是要大胆触犯这个禁忌。因为，世界上的一切争斗，当事双方都有几分责任。”为了证明日本也是“受害者”，为了证明“双方都有责任”，中村粲对日本在中国的历次屠杀暴行或是轻描淡写，或是一笔抹杀，却对日本所遭到的“损失”大事渲染。例如，在《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中，中村粲特别记述了几次针对日本人的所谓“惨案”或“屠杀事件”。其中，一次是所谓“尼港事件”，说的是1920年侵入西伯利亚境内的日本军队，“被俄罗斯人、朝鲜人、中国人组成的四千多名共产游击队包围在被风雪围困的尼港市……我守备队大部分战死，居留民一百四十名被投到监狱”。如果这个“尼港事件”确有其事的话，那么现在看来，那完全是当地抗日武装对日本侵略军实施的应有打击，与所谓“虐杀事件”丝毫沾不上边儿。再如，1928年的所谓“济南事件”，即日本侵华史上著名的“济南惨案”，日本为了维护自己在中国东北的利益，担心北伐军的推进会使军阀张作霖失去北京而进入东北，从而妨碍日本对东北的独占，便肆意阻挠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以“就地保护侨民”为借口从青岛出发，抢先占领济南，在济南城挑衅北伐军，竟将前去进行外交交涉的蔡公时割去耳鼻，并大肆屠杀中国民众及两所医院的伤兵六千多人，杀伤一千七百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当时的日本军方却故意向日本国内民众夸大北伐军的“暴行”，将十三名日本人的死亡说成是“三百多名日本侨民惨遭杀害”，并极力渲染中国人的“惨虐”细节。这些歪曲报道早已被历史学家澄清，但中村粲却依然以当时的歪曲报道为据，以《酸鼻！日本居留民被虐杀》为小标题大事渲染，但对日本军队屠杀中国人的行径只字不提。又如1937年7月29日在北京通州发生的“通州事件”，中村粲在《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第十三章第五节以《惨！通州事件》为标题，对中国人如何“屠杀”日本人，极尽夸张和煽情地描写。说“中国的保安队不仅攻击我守备队及特务机关，而且对日本居留民挨家给予袭击，对无辜的居留民（包括多数老幼妇女）进行抢夺、施暴、凌辱、杀戮，极尽各种残暴之能事。中国兵特有的猎奇式的杀害和处刑的场面，在光天化日下展开”。称中国人共杀害了二百六十名日本居留民。然而，“通州事件”是怎么发生的？那是日本在七七事变后大举全面侵入中国不久，派飞机在北京上空狂轰滥炸。疯狂轰炸中，竟然把自己扶植的傀儡政权——伪“冀东政府”的保安队所在地作为轰炸目标，使保安队死伤惨重。侥幸未被炸死的保安队的官兵，忍无可忍之下对日本人倒戈，实施报复，遂发生了所谓“通州事件”。事情发生不久，一个从通州现场逃脱的名叫安藤利男的人，当时曾在日本《文艺春秋》杂志上发表了《在通州对日本人的大屠杀》一文，可以证实上述情况。他写道：“不管怎么说，这个轰炸事件（指日军轰炸冀东保安队事件——引者注）导致了冀东保安队下决心倒戈，这是事实。假如没有这个轰炸事件，通州事件的惨剧就不会发生。这个轰炸事件才是通州事件肇始的元凶。”《通州の日本人大虐殺》，载《“文艺春秋”にみる昭和史》（一），第463页，文春文库1995年。可见，“通州事件”的直接原因是日本七七事变后大举侵华；日本居留民被杀，起因于日本军队用飞机对北京狂轰滥炸，责任全在日本方面。中村粲愤愤指责日本战后的教科书、媒体只字不提通州屠杀。可实际上这有什么好提的呢？提出来只能加重日本军队的侵略罪责，只能证明中村粲在前面所说的七七事变后日本军队是未动枪炮、“和平进城”之说纯属假话。值得注意的，中村粲在本节中的最后一小节，小标题是“没有通州事件，就没有‘南京事件’”，他的意思是，日本军队“四个月后攻入南京所爆发的若干报复行为，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这就等于承认了日本在南京大屠杀是对通州事件的“报复”，换言之，就等于承认了南京大屠杀的存在。这与中村粲在第十五章中极力抹杀南京大屠杀，形成了前后的矛盾。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所谓“当事双方都有几分责任”（2）
反过来，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一切行径，中村粲则千方百计，事事化小，乃至化了。如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的那个著名的“二十一条要求”，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全面剥夺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主权的极为蛮横的要求，而中村粲却说这些要求“并不过分”，理由是“二十一条”中有些要求只是“希望”，而且实际上这些要求并没有被一一兑现。他反过来指责当时中国“对‘二十一条’的内容于国内外大肆进行歪曲夸张的宣传，而招致了不必要的误解，并使‘二十一条’成为以后中国排日运动的中心题目”；还指责中国国会在1923年通过“‘二十一条’无效”的决议是单方面的。对于“二十一条”这样的“要求”做如此辩解，却对日本人在中国制造的骇人听闻、铁证如山的南京大屠杀等历次血腥屠杀事件，中村粲则是极力抹杀。按中村粲的“大屠杀”标准，通州事件、济南事件中日本人被杀二百来人（？）就把他称作大屠杀的话，那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一次屠杀几百个无辜的中国平民，对日本军队来说是家常便饭，不在话下了。因此，这样的屠杀也就微不足道，在中村粲的书中丝毫也不可能找到。即使日本制造的是成千上万人的大屠杀惨案，如平顶山大惨案等，中村粲也只字不提。甲午战争中日本人登上中国领土在旅顺制造的屠杀六万人的血案，即“旅顺口事件”，由于美国记者的目击和报道，而广为人知。而中村粲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却说什么那只不过是“流行于世界的夸大报道”，当时的旅顺是个小地方，不可能有六万人可供屠杀，说被杀的不是市民，而是换成便装的中国士兵。又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已经成了“文明”国家了，已经懂得尊重“国际法”了，因此不可能有残暴行为。关于南京大屠杀——中村粲称为“南京事件”，因为它太骇人听闻了，在人类近现代史上，恐怕只有纳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才可与之相提并论。中村粲自知讲“大东亚战争史”的时候不得不提南京大屠杀，所以专设了一章，标题叫《新“屠杀”考》，但他要做的，就是试图说明南京大屠杀的不存在。虽说是“新考”，但与专事抹杀南京大屠杀的右翼文人铃木明、田中正明、村松俊夫、东中野修道等“专门家”（详后）比较起来，也没有什么新货色。无非是说南京大屠杀“谁也没有见过”啦，是东京审判时“捏造”出来的啦，十五万具尸体如何能够由崇善堂、红十字会的那么几个人、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埋葬完毕啦。结论是：说日本人大屠杀，说日本人强奸、抢劫、放火等，都是中国人“宣传”出来的，“那是中国人根据自己传统的风俗和屠杀习惯而创作出来的故事。像以上那种猎奇的蛮行，日本人干不出来”（同上，第434页）仅从这一句话，就暴露出中村粲的“日本自恋症”已达到多么严重的程度。自恋症的病入膏肓，使得他不愿正视日本的负面文化史。中村粲先生该不会没读过日本古典名著《平家物语》吧，那上面的残酷场面多不多？中村粲是否读过日本学者写的《暴力的日本史》南条范夫：《暴力の日本史》，光文社1970年版。、《日本死刑史——活埋·火刑·分尸·斩首示众·绞首》森川哲郎：《日本死刑史：生埋め·或あぶり·磔·獄門·絞首刑》，日本文艺社1996年版。、《日本拷问刑罚史》世间良彦：《日本拷问刑罚史》，柏书房1996年版。、《日本拷问处刑残酷史》柳内伸作：《日本拷问处刑残酷史》，にちぶん文库2002年版。之类的学术著作？看看日本历史上有没有“猎奇的蛮行”和残酷的暴力？对本国人尚且如此，而日本兵在屠杀他们所蔑视的“支那人”的时候，其残酷和蛮行的想像力，恐怕不会亚于今天的中村粲在抹杀南京大屠杀方面的想像力吧。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对十五年侵华战争的全面翻案（1）
对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十五年、七七事变后全面侵华八年的史实，中村粲又是怎样解释的呢？
第一，对“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及此后日本人全面侵占满洲，并扶植傀儡政府炮制“满洲国”，中村粲首先强调这是中国排日抗日的结果。他称当时说中国政府实行“革命外交”，单方面废除以前与日本等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使日本受到损失；说满洲在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迅速“赤化”，排日浪潮更为激烈，排日教育更为彻底，“打倒日本”的口号响彻全国，而且说这些排日运动是在国民政府的组织指导下进行的。对此，中村粲得出的结论是：“满洲事变不是原因，比起原因来更多的是结果。换言之，满洲事变不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出发点，而是四分之一世纪中中国排日侮日的必然的结果。”（同上，第302页）就这样，中村粲彻底颠倒了原因和结果的关系。中国为什么排日抗日？原因难道不是因为日本侵入中国、危害中国，然后才有中国的排日抗日吗？
第二，中村粲说满洲“独立”“是满洲人自己的愿望”，“并不是日本随便描绘出来的梦想”。然而，事实上，“九·一八”之后满洲绝不是独立，而是失陷于日本人，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所谓“满洲人自己的愿望”就是让日本人在满洲为所欲为吗？况且中村粲所说的“满洲人自己”是谁呢？他说是“憎恨张作霖军阀统治的文治派的知识人”。即便如此，这些人能代表“满洲人自己”吗？众所周知，中国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