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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她有时看到一个人的头出现在房间的窗格玻璃外边，脸上饱经风霜，黑色络腮胡子，慢慢地张开大嘴微笑，露出了一口白牙齿。于是，华尔兹舞立刻开始了，在手风琴上的一个小客厅里，一些只有手指那么大的舞俑就跳起舞来，女人裹着玫瑰头巾，山里人穿着短上衣，猴子穿着黑礼服，男子穿着短裤，在长短沙发、桌几之间，转来转去，角上贴着长条金纸的镜片照出了他们的舞姿。那个人摇动手风琴的曲柄，左右张望，看看窗户。他时不时地朝着界石吐出一口拉得很长的黄色浓痰，同时因为手风琴的硬皮带挂在肩上很累，总得用膝盖去顶住风琴匣子，匣子是用一个阿拉伯式的铜钩吊住的，上面盖了一块玫瑰色的塔夫绸幕布，里面传出了嘈杂的音乐，有时声音忧伤，拖拖拉拉，有时兴高采烈，音调急促。这些曲调是在舞台上演奏的，在客厅里歌唱的，在吊灯下伴舞的，这些外部世界的回声都传到艾玛耳朵里来了。没完没了、狂跳乱舞的音乐在她的头脑里高低起伏；就像印度寺院的舞蹈女郎在花朵铺成的地毯上跳舞一样，她的思想也随着音乐跳跃，左右摇摆，从梦里来，到梦里去，旧恨才下眉头，新愁又上心头。当那个摇手风琴的人收起他帽子里得到的施舍之后，就拉下一块蓝色的，旧呢料，蒙在手风琴上，再把它杠在背后，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走开。她的眼睛也跟着他走开了。
但她特别忍受不了的，是吃晚餐的时候。楼下的餐厅这么小。火炉冒烟，门嘎吱响、墙壁渗水，地面潮湿；人生的辛酸仿佛都盛在她的盘子里了，闻到肉汤的气味，她灵魂的深处却泛起了一阵阵的恶心。夏尔吃的时间太长，她就—点一点地啃榛子，或者支着胳膊肘，用刀尖在漆布上划着一道道条纹。现在，她对家务事也听之任之，当她的婆婆到托特来过四旬斋节的时候，看到这种变化，觉得非常惊讶。的确，媳妇从前那样讲究挑剔，现在却整天懒得梳妆打扮，穿的是灰色棉布袜，夜里点的是有臭味的土蜡烛。她再三说，他们不是有钱人家，不得不省吃俭用，还说她很满足，很快活，很喜欢托特，以及其他新的老调，来堵婆婆的嘴。再说，艾玛似乎并不打算听婆婆的劝告。有一回，包法利老夫人居然谈到主人应该管佣人的宗教生活，艾玛的回答只是生气地看了她一眼，冷冷地笑了一声，吓得老太婆再也不敢多管闲事了。
艾玛变得越来越难伺候，反复无常。她自己点了几样菜，却一点也不吃，一天只喝新鲜牛奶，第二天却只要几杯粗茶，她常常说了不出去，就不出门，但又闷得要死，只好打开窗户，却又只穿一件薄薄的衣衫。在她骂过女佣人之后，总是送点东西赔礼，或者放她的假，让她去隔壁消消气，就像她有时候也会把口袋里的银币都施舍给穷人一样，虽然她并不是大发慈悲，也不是容易同情别人。只不过是像大多数乡下人一样，灵魂深处还有父辈手上的老茧而已。
到二月底，卢奥老爹为了纪念他痊愈一周年，亲自给女婿送来了一只又肥又大的母火鸡，在托特住了三天。夏尔要看病人，只有艾玛和他作伴。他在卧房里抽烟，往壁炉架上吐痰，谈的只是庄稼、牛羊、鸡鸭，还有乡镇议会；等他一走，她把大门一关，松了一口气，连她自己也觉得意外。再说，要是她瞧不起什么人，或者有什么东西看不上眼，她也并不隐瞒，有时她还喜欢发表奇谈怪论，别人说好的她偏说坏，伤风败俗的事，她却津津乐道，她的丈夫听得睁大了眼睛。
难道这种糟糕的生活要永远过下去？难道她永远不能跳出火坑？她哪一点比不上那些生活快乐的女人！她在沃比萨也见过几个公爵夫人，腰身都比她粗，举动也比她俗，她只有怨恨上帝太不公道了。她头靠着墙哭；她羡慕热闹的生活，戴假面具的晚会，她闻所未闻、然而却是自认理应享受的、放浪形骸之外的乐趣。
她脸色苍白，心律不齐；夏尔要她服缬草汤，洗樟脑浴。但不管试什么方法，她的病似乎越治越重了。
有些日子，她发高烧，说胡话，说个没完；兴奋过度之后，接着却又感觉麻木，一言不发，一动不动。要是恢复了一点知觉，她就拿一瓶科罗涅香水往胳膊上洒。
因为她不断地埋怨托特不好，夏尔心里也想，她得病的原因一定是水土不服。一头栽进了这个想法，他也认真考虑迁地为良，打算换个地方开业了。
从这时起，她喝醋，要瘦下去，得了小小的干咳症，倒了胃口。
要夏尔离开托特，那是太划不来了，他在这里住了四年，好不容易才开始站稳脚跟呵！但是不走又怎么办呢！他把她带到卢昂，去看他的老师。老师说她得的是神经病，应该换换空气。
夏尔到处打听，听说新堡区有一个大镇，叫荣镇修道院，医生是从波兰来的难民，上个星期搬到别的地方去了。于是他就写信给当地的药剂师．了解人口的数目，离最近的同行有多远，他的前任每年有多少收入，等等。得到的答复令人满意，他就决定，如果到春天艾玛的病情还不好转的话，他只好迁居了。
准备搬家的时候，有一天，她在收拾抽屉．有什么东西扎了她的手指。那是她结婚礼花上的一根铁丝。桔子花蕾上盖满了灰尘，已经发黄了，缎带的银边也丝缕毕露。她把纸花扔到火里去，花烧起来．比干草还快。在灰烬中，它好像红色的荆棘，慢慢地消耗干净。她看着纸花燃烧。硬纸做的小果子裂开了，铜丝弯曲了，金线、银线熔化了，纸做的花冠萎缩了，好像黑蝴蝶一样沿着底板飘起，最后从烟囱中飞了出去。
等到他们三月份离开托特的时候，包法利夫人已经怀了孕。
第二部／第一节
荣镇修道院（地名的来历是荣镇从前有一座嘉布会的修道院，现在却连遗址也找不到了）离卢昂八古里，左边有条大路通阿贝镇，右边有条大路通到博韦，荣镇在里约河灌溉的河谷里，这条小河沿岸有三座磨坊，然后流入安德尔河，河口附近产鳟鱼，到了星期天，男孩子就来钓鱼玩。
走到布瓦西耶、再离开大路往前面的平地走，一直走到勒坡高头，就可以后见河谷了。小河流过谷地，把两岸分成了外观显然不同的两个地区：左岸全是草场，右岸全是耕地。草场伸展在连绵的小山脚下，到了山后又和布雷地区的牧场连成一片，而东边的平原却慢慢高起，越来越宽，展现了一望无际的金黄麦田。河水沿着草地流过，好像一条白练，把青青的草色和金黄的田埂分开，而整个田野看起来犹如一个铺平了的大披风，绿绒的大翻领上镶了一道银边。
走到尽头，迎面就是阿格伊森林的橡树，还有圣·让岭的悬崖峭壁，山岭从土到下都被宽窄不等的红色长沟切开；那是雨水流过的痕迹，而这红砖的色调，像网一般分布在灰色的山岭上，来自大量含铁的矿泉水，泉水流得很远，流入了周围地区。
这里是诺曼底、皮卡底和法兰西岛交界的地方，三个地方的人杂居，语言没有抑扬高低，就像风景没有特点一样。这也是新堡地区干酪做得最坏的地方。另一方面，这里耕种开销太大，因为土地干裂，沙子、石头太多，需要大量施肥。
在一八三五年以前，要去荣镇没有好路可走；大约就是在这期间，修了一条“区间大道”，把去阿贝镇和阿米安的两条大路连了起来，有时，运货的马车从卢昂到弗朗德去，也走这条大道。荣镇修道院虽然有了“新的出路”，但是发展太慢，还在原地不动。他们不去改良土壤，却只死死地抱住牧场不放，不管价格跌了多少；这个行动迟缓的村镇，和平原隔离了，自然继续向着河边扩展。远远望去，小镇躺在河岸上，就像一个放牛的牧童在水边午睡一样。
过桥之后，山脚下有一条两边种了小杨树的堤道，一直通到当地的头几户人家。房屋在院子当中，四围都有篱笆，院子里还有星罗棋布的小屋，压榨车间，车棚，蒸馏车间，都分散在枝叶茂密的树下，树枝上还挂着梯子，钓竿，或者长柄镰刀。茅草屋顶好像遮住眼睛的皮帽子一样，几乎遮住了三分之一的窗户，窗子很低，玻璃很厚，并且鼓起，当中有个疙瘩，好像一个瓶底。石灰墙上斜挂着黑色的小搁栅，墙头偶尔看得见一棵瘦小的梨树，楼底下门槛上，有一个可以旋转的小栅栏，免得来门口啄酒浸面包屑的小鸡进屋里去。但是再往前走，院子就更窄了，房屋之间的距离缩小了，篱笆也不见了；一捆羊齿草绑在扫帚柄的一头，挂在窗户下面，摇来晃去；过了一家马蹄铁匠的作坊，就是一家车馆，外面摆了两三辆新车，差不多摆到大路上。再过去，有一个栅栏门，里面是一座白房子，房前有一块圆草坪，草坪上有一尊爱神的塑像，手指放在嘴上；台阶两头各有一个铁铸的花瓶；门上挂着亮晶晶的盾形招牌，这是公证人的住宅，是当地最漂亮的房屋。
教堂在街的斜对面，离公证人家只有二十步，就在广场的入口。教堂周围是小小的墓地，围墙有大半个人高，墙内布满了坟墓，旧墓石倒在地上，接连不断，好像铺地的石板，夹缝里长出来的青草画出了规则的绿色正方形。查理十世在位的最后几年，教堂翻修一新。现在，木头屋顶开始腐烂，高处先朽，不是这里，就是那里，有些涂蓝色的地方陷下去了，成了黑色。门高头放风琴的地方，成了男人的祭廊，有一道螺旋式楼梯，木头鞋一踩就咯噔响。
阳光从平滑的玻璃窗照进来，斜斜地照亮了沿墙横摆着的长凳，有些凳子上钉了草垫，下边写了几个大字：“某先生的座位”。再往前走，礼拜堂更窄了，那里，神工架和圣母小像相对而立，圣母身穿缎袍，头上蒙了有银星点缀的面纱，颧颊染成紫红，好像夏威夷群岛的神像；最后看到的是一幅“内政部长颁发的神圣家庭图”，挂在圣坛上面四支蜡烛当中。祭坛的神职祷告席是冷杉木做的，始终没有上过油漆。
菜场不过是二十来根柱子撑起的一个瓦棚，却占了荣镇广场大约一半地盘。村公所是“按照一个巴黎建筑师画的图样”盖起来的，风格好像希腊神庙，坐落在街道拐角上，在药房隔壁。底层有三根爱奥尼亚式的圆柱，一楼是一个半圆拱顶的游廊，游廊尽头的门楣中心画了一只高卢公鸡，一个鸡爪踩在宪章上，另一个举着公正的天平。
但是最引人注目的，还要算金狮客店对面的奥默先生的药房！尤其是晚上，油灯点亮了，装满门面的红绿药瓶在地上投下了两道长长的彩色亮光，那时，在光影中，就像在孟加拉烟火中一样，可以隐约看到药剂师凭案而坐的身影。药房从上到下贴满了广告，有斜体字，有花体字，有印刷体，写着：“维希矿泉水，塞尔兹矿泉水，巴勒吉硫磺泉水，净化糖浆，拉斯巴伊药水，阿拉伯可可粉，达尔塞药片，雷尼奥药膏，绷带，浴盆，卫生巧克力”等。招牌和店面一样宽，上面用金字写着：奥默药剂师。在店里首，固定在柜台上的大天平后面，一扇玻璃门的上方，写了实验室三个字，在门中央，再一次出现了黑底金字的奥默二字。
除此以外，荣镇没有什么可看的了。只有一条唯一的街道，从街这头开枪，可以打到那一头；在街两边有几家店铺，大路一拐弯，也就到了街的尽头。如果出街之后再往左转，顺着圣·让岭脚下走，不消多久就到了公墓。
在霍乱流行时期，为了扩大墓地，还推倒了一堵后墙，买下了墙外的三亩土地；但是这块新坟地几乎没有人使用，坟墓像往常一样，总是挖在离门口近的地方，一个压着一个。看守既是掘墓人，又是教堂管事，这样可以从本教区的死人身上捞到双份好处。他还利用空地，种了一些土豆。但是年复一年，那本来就不大的空地越缩越小，碰到传染病流行，他真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难过．高兴的是有钱可赚，难过的是坟地又要占了他的田地。
“你是在吃死人的肉呢，勒斯蒂布杜瓦！”有一天，本堂神甫到底对他说了。
这句话说得他毛骨悚然，有一阵子，他洗手不干了；但是今天，他又种起他的块根来，并且心安理得地说，块根是自然而然长出来的。
下面就要讲到一些事，从那以后。荣镇的确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镀锡铁皮做成的三色旗，一直在教堂钟楼的尖顶上旋转；时新服饰用品商店的两幅印花布幌子，还有迎风招展；药房酒精瓶里浸着的胎儿，好像一包白色的火绒，也在慢慢腐烂；还有客店大门上头的金狮子，风吹雨打，褪了颜色，在过路人看来，好像一只鬈毛狗。
包法利夫妇就要到达荣镇的那天晚上，客店的老板娘勒方苏瓦寡妇正忙得不亦乐乎，一面大锅烧菜，一面大把出汗。明天是镇上赶集的日子，一定要事先切好肉，开好鸡膛，煮好汤和咖啡。此外，还要准备包伙人的膳食，医生夫妇和女仆的晚餐；台球房响起了阵阵笑声；小餐室的三个磨坊老板叫人送烧酒去；木柴在燃烧，木炭在噼啪响，厨房的长桌上，在放生羊肉的地方，堆了几叠盘子，砧板上一剁菠菜，盘子也晃荡起来。听得见后院的家禽咯咯叫，女佣人在抓鸡捉鸭．准备宰了待客。
一个穿着绿色皮拖鞋的男人，脸上有几颗小麻子，头上戴一顶有金流苏的绒帽，背朝着壁炉，正在烤火。他的表情看来洋洋自得，神气平静，就像挂在他头上的柳条笼里的金翅雀一样：这个人就是药剂师。
“阿特米斯！”客店老板娘叫道，“拿些小树枝来．玻璃瓶装满水，送烧酒去，赶快！要是我知道用什么果点招待新来的客人也就好了！老天爷！那些帮搬家的伙计又在台球房里闹起来了！他们的大车还停在大门底下呢！燕子号班车一来，要不把它撞翻才怪呢！快叫波利特把车停好！……你看，奥默先生，从早上起，他们大约打了十五盘台球，喝了八坛苹果酒！……他们要把我的台毯弄破的！”她接着说，远远地望着他们．手里还拿着漏勺。
“破了也不要紧，”奥默先生答道，“你买一张新的不就得了。”
“买张新的！”寡妇叫了起来。
“既然旧的不管用了，勒方苏瓦太太，我对你再说一遍．是你错了！大错而特错了！再说，如今打台球的人，讲究台子四角的球袋要小，球杆要重。人家不再打弹子啦，一切都改变了！人也得跟着时代走！你看看特利耶……”
老板娘气得涨红了脸。药剂师接着说：
“他那张球台，随你怎么说也比你这张漂亮些；他又会出主意，比如说，为波兰的爱国难民，或者为里昂遭水灾的难民下赌注……”
“我才不在乎他那样的叫花子呢！”老板娘耸耸她的胖肩膀，打断他的话说。“得了！得了！奥默先生，只要金狮客店开一天，总会有客人来。我们这号人呀，不愁没有钱赚！倒是总有一天，你会看到他开的法兰西咖啡馆关门大吉，门窗贴上封条的！换掉我这张球台：”她接着自言自语说，“你不知道台子上放要洗的衣服多么方便！等到了打猎的季节，我还可以在台子上睡六个客人呢！……这个慢手慢脚的伊韦尔怎么还不来！”
“难道你还等班车来才给客人开晚餐？”药剂师问道，
“等班车来？那比内先生怎么办！只要六点钟一响，你准会看到他来用晚餐，像他这样刻板的人，世上也没有第二个。他总是要坐小餐室里的老位子！宁死也不肯换个座位！又挑剔！连苹果酒也要挑三拣四！一点也不像莱昂先生；人家有时七点钟，甚至七点半才来呢；有什么吃什么，看也不看一眼。多好的年轻人！说话声音高了都怕妨碍别人。”
“这一下你就可以看出来，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和一个当过兵的税务员是多么不同了。”
六点钟一敲，比内进来了。
他的身子很瘦，穿的蓝色外衣，从上到下成条直线，皮帽子的护耳，在头顶上用绳子打个结，帽檐一翘起来，就露出了光额头，这是戴久了头盔留下的痕迹。他穿一件黑色呢子背心，衣领是有衬布的，裤子是灰色的，一年四季，靴子都擦得很亮，但是脚趾往上翘，两只靴的脚背都凸起一块。金黄色的络腮胡子，没有一根越轨出线的，描绘出他下巴的轮廓，像花坛边上的石框一样，围住他平淡的长脸，还有脸上的小眼睛和鹰钩鼻。无论玩什么牌，无论打猎或是写字，他都是个好手，家里有架车床，他就来做套餐巾用的小圆环，像艺术家那样妒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