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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春（男）
后发制人，想好了再行动，对自己很有设计。不得罪人，却有自己的立场。
老黑鱼，尚需学会浮而不沉，沉而不浮。要不露声色方好。
我给的任务，超额完成。
龚庆（女）
小南京，典型的贤妻良母型。
很单纯，有自知之明，凡事躲在后头，绝不做出头鸟。
表演稳定，缺乏创作热情。
刚来的时候胆子小，让她做个练习，男演员曲少石从其胯下钻出，居然哭了。
很认真，可以胜任。
朱可可（男）
太胖，爱喝酒，要减肥。
嗓音太低，其他尚好。
只要给予适当关注，表现会很不错。
邱爽（男）
实践不够，容易游离。不过，《切》剧中福斯蒂诺将军演得出神入化，很成功，是演贪官、伪君子的好料。
兼任我的副导演，勤恳周到，观察仔细，好学，模仿能力强。
走群众路线，逍遥派，崇拜精英和英雄，血气刚强，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
歌唱得好，有专业歌手的能力。
吕清超（男）
有才干，善配合，创造力强，想象力丰富，喜剧和实验性剧目都适合，有很好的潜能，缺点是自信心不足，与人打交道不得其法，场次颠倒。
善歌善舞。
需要加强实践，增加经验。
《人类的当务之急》 第四部分先疯导演手记（6）
陈斌（男）
小天才，小知识分子，有成为喜剧明星的天赋，勤奋，聪明，爱思考，有创造力；演戏干净，有节奏。奋斗型小人物，有野心，不敢冒险。建议向Monika学习。
与人交往，过于谦虚，反倒让人起疑心，不知是真是假。
苏本铮（喜子）（男）
激情，冲动，不够沉静，老师说他容易情绪化，据观察好像不是这样，在舞台上控制还算相当不错。台词逻辑重音很准。
有自然主义琐碎的毛病。
容易轻信，经不起煽动，单纯。但讲义气，有正义感，叛逆。
常小川（女）
声台形表发展全面，有创造力，干净，准确，细腻。《左岸》一剧的主演，扮演莹莹，很快就能从现实主义的不良影响中摆脱出来，塑造形象比塑造人物强。“马太福音”那段演得最好。
敏感，心重，但自我调整能力强。
曲少石（男）
没人通知他招演员的事，自己从电视剧外景地打飞机赶来考试。有设计有安排地精心策划如何与我见面，煞有介事地向我描述自己曾经如何考省话剧团，边说边演。这样的用心和自作聪明上来就吸引了我，在五秒钟之内，我就决定用他主演《左岸》。耐心听完并看完他的自我宣传后，我给了他剧本，要他两小时内读完，并告诉我，是否选择我。
进组后，一次排练，他帮助站位，忽然手机铃响，便离位去接电话，王妍妍跳起来指责他。两人冲突起来，曲少石火大，操起杯子就砸，被拦住。我批评曲，要他向王妍妍认错。晚饭时，借着众人喝酒的气氛，曲少石向王妍妍道歉。我说，此事了结，到此为止。谁想，又有人捅到院部，院部开会决定严肃处理曲，要求他在全体面前做检查。被我否决。理由是，错在王妍妍，她指责曲少石，实际是越权打断我排练。
院部为什么要处分他？因曲少石目无领导，触犯众怒，恃才傲物，一意孤行，如今好不容易有机会惩治他，还不千刀万剐？但他们选错了机会。首先事情的缘起不是曲错，罚他就是冲我；再者他冒犯王妍妍，我已经处理，他也道歉了，不能推翻重来。
这个事情来得很好，恰巧给我机会伸张我的原则，也让反对和闹事的了解我的为人。按曲的说法：“不能让他们得逞，否则剧组就没了正气。”是的，我的剧组不能墙倒众人推，不能按约定俗成的老规矩办事，我的剧组必须按我的规矩办事。
王曲之争是件小事，围绕此事的意见之争就是大事。用一件小事，全面摆平剧团和剧组上下的各种消极力量，扭转歪风邪气，成本那么低，效益那么大，我为什么不干？而且要干净彻底，全面得胜，以儆效尤。
但是这个曲少石并非没有缺点，最后他在去重庆演出的前夕忽然离组，陷大家于被动。事后，曲告诉我，是我忽视了他，伤了他的心。先且不论我如何伤了他，但舞台似战场，救场如救火，在重要关头你忽然抽身，我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要你回来的。再说，我从来相信没你地球照样转的道理。的确，没他，我们用B角顶，一点不逊色，并在重庆获得了三部曲演出史上最热烈的掌声。这件事，何达功不可没。我直到《左岸》演出前三天，才正式宣布由何替曲。我胸有成竹，何达也早有准备。故意迟迟不做决定，是为了向全剧组显示这个集体的威力——任何困难都休想挫败我们！
我是如何伤了曲少石的心呢？曲说，在拍摄舞台艺术片时，他最重要的一段朗诵，录音出了问题，我却放过了，于是他认为我创作不严肃，或对他不严肃。这是无稽之谈。录音好坏，我最知道，我说OK了，那一定有弥补方案。你是导演我是导演？
但我知道，有的话他没说。
在去维也纳之前，因他排练《圣》剧不用心，我当众批评了他，也希望领导们在此时公事公办地教育他（领导们这时反倒不批评了）；拍艺术片时，我认为他唱得有问题，当众撤换了他，改由邱爽替代；还有就是，《左岸》后，我和他接触少了，他或认为我忽视冷淡了他。
《人类的当务之急》 第四部分先疯导演手记（7）
你原先与王妍妍吵架我支持你，如今你犯了错误，我也毫不留情批评你。这是我做事的原则。他说，他把我当兄弟的。我也想说，正是兄弟，才要各自承当。不好因为有你的就用心，没你的就懈怠。你在上面的时候，大家给你撑台子；现在大家在上面的时候，你怎么好拆台？
曲的走，我一点不伤心。如果早先处理王妍妍和他吵架一件事体现了我的原则，那么现在面对他弃组而去的局面就证明了我的原则。
三部曲巡演结束后，我主动去找曲少石，希望听到他的内心，希望我要是真的做错什么他可以原谅。我不想失去这个朋友。
在南京，曲离开的几天，我对他很恼火，王妍妍提醒我说，他想不到这么做，要留意后面出主意的人。
在重庆，《左岸》开演的几分钟前，王妍妍说：“我多希望音乐一响，灯光一亮，曲少石突然站在了舞台上。他其实没走，只是跟大家开了个玩笑。”
小时候看戏，开场前大幕紧闭，往往铃声打过好几遍都不开演，大家睁眼望着绛红色的天鹅绒大幕布焦急等待。其实戏的内容都是差不多的，现在好多也想不起来了，但昏暗的场灯，满地的瓜子壳，喧嚷的观众群和舞台后面的动静，却构成了永久的回忆。尤其是拉开后的帷幕一角，几乎成了一种象征，它是生活和理想的间离，它是现实和真实的桥梁——一线之隔，一步之遥，近在咫尺，远在天涯。
我总想跨过这帷幕一角，总想带着那戏里的人事来到今天。这或许就是我为什么选择戏剧的原因。我掀幕而入，却不知幕后的台子深不见底；我夺路而去，却不知这台上台下的距离无穷无尽。
现在演戏，很少有挂大幕的了，上面下面唯恐距离太远，有时候竟有演员从观众席上忽然站起，也有时候竟有观众被拉上舞台。人们似乎想要以这种廉价的手段沟通生活和理想、现实与真实，却不知戏永远是戏，人永远是人；戏人的勾连不在眼见的距离，在于内心的抉择。人和戏的关系，只不过是各自的责任：唱与听，演与看，绝不是学和被学、灌输和接受的必然；我和看客之间，不妨签订买卖的和约，我生产，你消费，这样一来倒显得更加实在一些。或者还真有某种命定的缘分，那却是上帝选择了你，不是你选择了上帝。
《风帝国》结束的时候有段歌队的合唱，可以看做我对观演关系的理解：
剩下的岁月还有很长，
不必在乎这漫漫时光。
属于我们的一生都很短，
神人今昔没有什么两样。
过去的神话都是故事，
今晚的演出只是观赏。
台上台下并没有界限，
所有角色都需要有人担当。
《人类的当务之急》 第四部分我的剧组和我家保姆
四月里的某天，我们的排练终于结束了，要全体开拔进剧场合成。傍晚，我召集演员开了一个会。会上我说：“这次我们是精兵简政，十六个演员除了演戏，还要做好服、化、道和切换景的工作，没有场工和其他周边服务。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脑力劳动加体力劳动，完全是魔鬼体验。不过，我希望话剧团的演员多干，学校来的小弟弟小妹妹都是宝宝，不能欺负他们，人家出来求学，还是孩子，不能用做廉价劳动力。以前排练的时候，你们中间有些人老爷作风很严重，梨园习气，卖老资格，现在统统改过来！”说罢，我就招呼干活，把排练厅的道具转移到剧场。有几个小弟弟小妹妹没反应过来，受惯性驱动，继续身先士卒，见重的就扛，有脏的就擦，被我严厉制止。我补充道：“从现在开始，我的上海人本性要起作用了，我会事无巨细地监督刚才的决定，人盯人，一个都不放过，要有谁在剧场抱侥幸心理，不改使唤人支配人的坏毛病，我绝不饶他！”
还好，在剧场合成期间和此后几个月的巡演路上，除个别人一时疏忽，有旧病复发迹象，总的来说，话剧团的男女演员的确开创了脏活累活抢先干的感人局面。
但事情到了拍舞台艺术片的时候，却发生了变化。我发现，某些小弟弟和小妹妹不但劳作时间抽烟、闲聊，甚至突然消失，跑到外面去买零食，仿佛话剧团干活他们看风景，成了理所当然。
这件事让我想起家里曾经用的一个保姆，她是某大词作家热心推荐过来的。开始还勤快，里外上下忙碌不停，但见我尊重她，就开始客气当福气。先是我扫地，她墩地；后来是她择菜，我炒菜；直至最后发展到，她坐在那里看电视，我把晚饭端给她吃。我左思右想，不得其解，怎就她成了老板，我成了雇工？
在《切·格瓦拉》期间，我实行共产主义平均分配，结果平而不均，阶级斗争四起；在《鲁迅先生》、《红星美女》、《圣人孔子》、《风帝国》的几年里，我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结果顾此失彼，良莠不齐；如今我实行社会民主制度，多贴少补，结果就出现了上述的现象。
我不得不由此喟叹，套用一句广告语说——人类失去理想，世界将会怎样？
《人类的当务之急》 第四部分世界首演
在江苏首演时，南京方面的制作人张小雪在票面上注明“世界首演”字样。
这下又掀起了轩然大波。一种说法是，凭什么世界首演？大小演出都冠以各种假大空的名目，是虚张声势；另一种说法是，是否三部曲巡演中有奥地利演出计划，于是称“世界首演”？还有一种说法是，张广天搞后现代，“‘世界首演’一时成了南京城内的笑谈，‘宇宙首演’、‘银河系首演’等派生词汇接连而出。看来，张广天仅凭一张演出票便又制造了一个新的文化现象。”
实际上，张小雪的“世界首演”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也没搞明白。第一种说法不过是奚落我，说我没资格而已，倒也好理解；第二种说法蛮认真的，听上去也有些道理，但南京北京乃至全国的演出都没资格称“世界首演”，维也纳一地的演出岂有称“世界”的道理？世界在国人心目中难道就是外国？只要不是中国的就是世界的吗？这里面有没有洋迷信成分？第三种说法是好意的，我听起来也比较顺耳，可由“世界首演”派生出“宇宙首演”和“银河系首演”的无厘头，乃是张小雪的创作，与我无关。
我只知道一件事，即这个“世界首演”的名目一出，倒是吸引了不少眼球，人们无论捧杀都又一次关注到了我，也关注到我们的三部曲。这可以理解为一条广告，招徕顾客，兴旺人气。
我和观众是什么关系？买卖关系罢了。我不做你们的导师，也不做你们的弄臣，我对我的言行负责，不对你的人生未来承担义务。我复杂也好，矛盾也好，思想空洞也好，我不过是演了一出戏，你们休想通过这些雕虫小技逼迫我回答真理。
那些哲学家呢？那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呢？你们为什么不去问他们？！
有一天，他可能会掉过头来，反对人民群众
在上海，《切·格瓦拉》开演前五分钟，忽然演出商罗小川跑来说：“广天，你必须上，宣传部和文化方面的领导都来了，说就是来看你的，你不上过不去。”
原先，《切》一开场，我坐在台口唱歌，已经唱了将近七十场了，但这次我打算自己下来，换喜子唱。本来早安排好了，冷不丁来这么一手，让我好不尴尬。看来，我坐在台口的演唱，在某些人心里的确成了《切》的标志。不得已，我只好立即换装、调琴、准备上台。
这事很对不住喜子，招他来剧组，其中有个重要任务，就是让他替代我。他已经练了三个月了，好不容易等到了实战机会，哪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原先大家看《切》，不外乎看场热闹，发发牢骚，这次玩真的，不免让一些人心中不快。散场后，一老左派小青年（二十出头）到后台找我，只见他手戴佛珠，身穿对襟中装，挺着个大肚子，剃了个不释不道的怪脑袋，一副传销老鼠会的模样。他说：“上次，我看见一位革命者；这次，我看见一位被阉割的太监。”我说：“好啊，割掉的那几两肉，你喜欢就收着吧！”他又问：“不是出自你本人的意愿吧，我看下面坐着好多领导。”我答：“是我自己的意愿，没人可以左右我。”他表情尴尬，悻然而去。是的，我清晰地记得，2001年来上海时，他和另几位老左派小青年兴奋不已，成为我的积极拥护者；而这次，他的要求并不高，只消我说迫不得已，便心满意足了。不知是我背叛了他们，还是曾经利用了他们，反正，不想率众起义的格瓦拉让游戏变得索然乏味，张广天阴险之至，把我们高高抛起，竟也不安排人在下面接，哪怕提供一点体育用品缓冲一下也好，不想他给我们的是冷冰冰的水门汀，可恶至极！打倒张广天！
砌墙版的《圣人孔子》也着实制造了另一番混乱。在南京演出时，我看下面的观众渐渐被撩拨起来，终于也和着喧嚣的台词坐立不安。这简直就不是一场舞台剧表演，恨不得就变成了迪厅里的群魔乱舞，观众要不是受脑子里那些传统观剧思想的束缚，早就开始活动筋骨了。张小雪说，下一次发一面小军鼓和一个号角给他，他要在下面组织拉拉队；好几个观众从戏演到一半时就一直在后面喊；北京娱乐信报的记者撰文说，让她足足笑了一个半小时；谢幕时，有个女孩跑到我跟前，公然吻了我一下；七格回旅馆后，拿着《我的无产阶级生活》，赤膊拍了张照片，以呼应我在舞台上光着大肚皮的举动。
演出结束后，大家到总统府附近的酒吧庆祝，上海的、北京的、南京的、丹麦的朋友会聚一堂，但大家似乎没有多少话谈及戏本身，只是呵呵傻乐，嘴里哼哼唧唧，莫名其妙地感觉到愉悦，整个气氛就像吃了摇头丸。我着实没有想到演出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因为这个戏从排练到合成到演出，时刻都会遭遇不测，也许这就是所谓的happening。
不过，我有种强烈的恶作剧的兴奋感。
更好笑的是在重庆，《圣》剧演完的第二天，重庆剧协召集了一帮戏剧专家开研讨会。会上，某老者说：“我分析，你坐在汽油桶上抽烟，是否预言这个世界的危险？汽油一点就着，好比恐怖主义一触即发。”又有某中年专家发言：“前台是打斗、交媾、劈剑、调侃，后面的大屏幕是《论语》字幕，强大的反差和张力，揭示了传统和现代的较量。一方面是甚嚣尘上，另一方面是润物细无声。这就是中国啊，变化中乱象的中国！”最后，有人总结：“《圣》剧让我们看到了先锋戏剧的真实面目，大胆创新，剑走偏锋，发人深省啊！”面对如此严肃如此善意的专家评审团的意见，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我想笑，几次用手指拉直了面部的肌肉，终于沉静而指东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