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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完针后，我们几个人多少都有点担心，怕安有什么不良反应，便忧心忡忡地议论起来。议论来议论去，最后的结论是，赶紧打点行装回家，免得中途再发生什么意外。
仰光是去不成了，曼谷就更无缘了。整整走了七百英里的路，好不容易到了曼德勒，住了不到一天，就匆匆忙忙又往回赶。看来人都有自己的路，京不特走过去的，我们未必就走得过去。
直到这时，我们才暗暗怨恨这个姑娘，要是不带她出来就好了。我说：“什么是急事？身体坏了，性命攸关，是急事；脑子坏了，浑浑噩噩，也是急事。”
下午五点，引跃如买回了曼德勒直达昆明的机票。这时候，安的高烧退下去了些。我们不得不佩服缅甸郎中的医术，尽管手段野蛮，但药到病除，很有两下子。于是，夜里我们再去那家铺子打第二针时，就要恭敬得多。
引跃如说话：“身体病了，还有缓急的针药；这一大群傻子为着一个疯子卖命，怎么治？疯子死了，猢狲们作鸟兽散，三三两两搂在一起同床异梦，怎么治？猢狲中间又接连不断出新的疯猢狲，各自为政，互不相让，又怎么治？”
《人类的当务之急》 第一部分春风沉醉的翠湖
昆明的气候就是好，去过缅甸才知道，为什么东南亚的华侨都是爱国的。这一夜，我们下榻在翠湖宾馆，沐浴着细软和煦的春风，美美地睡了一觉。十几年前，我就在宾馆对面的湖岸边卖唱，当时心想，将来有钱了一定要到翠湖宾馆住一住，没想这个心愿如今却在旅途的中转间实现了。
安这个姑娘太讨厌了，大家一路上都为她提心吊胆，可飞机在昆明机场一停稳，她的病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好了。
我们的计划破产了，来回1400英里，莫名其妙地在那里待了一宿，买来两块石头，到外国小诊所里转了一圈，这就不明不白地结束了，真让人不可思议！好在途中的讨论还有点收获，勾起了我要写这本书的愿望。
人类的当务之急究竟是什么呢？多少年来围绕着理想主义的上下求索，终于让我在原先流浪的路上驻足沉思。一方面有些人说，上帝死了，理想进棺材了，我们过把瘾就死；另一方面有人开始怀旧，开始重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开始鼓呼红色经典的回归，而我走着走着，猛回头蓦然发现，越来越多追随上来的都是懒人，懒于谋生，懒于思考，懒于面对自己的空虚和无能。“爸爸死了”的呼声常常不绝于耳，而隐约间我总是看见新爸爸替代了老爸爸，不论做公司、办厂子还是拍电影，谁个都想当把老大找感觉；红卫兵解散了，“白卫兵”又成立了；头上的辫子剪掉了，心里的辫子老是剪不掉。当务之急是什么？不是危言耸听的理想缺失，正是人们从一种迷信过渡到另一种迷信！人们在推倒圣像的同时并不习惯没有圣像的空荡，而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丛林中，在日记本上摘抄了一句诗——“人就是上帝！”
醒来后，我们四人到楼下大堂的自助餐厅用早餐，隔着明净的玻璃窗望外面湖水中的莲花，身心怡然。
安饕餮一番后，猛地放下手中的钢勺，忽然惊呼：“哎呀！我知道了，我这个病是在过登尼关卡时染上的！你们还记得我们的车停在那里等检查时，一群穿戴花花绿绿的老少女人拥过来卖饮料吗？我渴得不行，就买了罐可乐喝。那个可乐罐上的漆模模糊糊的，都磨得露出白铁皮了。当时我还寻思，会不会是用回收的旧铁罐装的劣质饮料。果不其然，我喝下去不到五分钟，肚子就开始转筋，身体一阵阵出虚汗……”
大不韪打断她：“难怪呀，你三里一停五里一歇的，敢情拉屎去了。”
引跃如似有发现：“哎，你们有没发现？这一路上就数登尼那儿的人与众不同了。缅甸尽管贫富分化严重，但不论穷人富人，待人还算诚恳，偏登尼那儿的人有些怪。你没看见那些小贩的眼神吗？含着笑定定地看着你，好像随时都等着趁你不备把你吞吃下去。那些卖东西的老少女人，穿红戴绿的，都一色地剃了光头，跟个纸人似的。你们不觉得有点恐怖吗？”
我说：“登尼原先属中国版图，清政府曾在那里设木邦宣慰司一职，甚至曼德勒也一度成为我们的地盘，南明末代皇帝朱由榔就逃到那里建朝廷。所以，曼德勒又被华侨称做瓦城。缅北是非常复杂的地区，掸邦由很多少数民族自治区构成，缅族人反而不多。原来有个叫“阿宏王国”的，有六百多年历史，就曾定都登尼。登尼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闹过缅共，是游击队经常出没的地方。当时有场很重要的战役，就是攻打腊戍，为争夺登尼大桥战斗很激烈，有不少参加缅共的中国知青血洒疆场，永远安息在那里了。”
引跃如喟叹：“事过境迁呀！那些没有闹过暴动的地方，倒是更有秩序些，人们在老旧的等级制度里还各得其所，这闹过几年均贫富的，闹着闹着忽然又解散不干了，反而乱了套了。老百姓一下子失掉了主心骨，群龙无首，没了规矩。”
大不韪不无讥嘲地说：“不是所有乱象中的人都翘首盼明君吗？总是抱怨没有一种强有力的思想可以统一人，仿佛有了权威，一夜之间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难题。”
安一直不语，显得很矜持，最后她不紧不慢地提到一部电影，我们听完后，都沉默无话。
安说：“你们看过《花园的心脏》吗？一幢花园别墅，里面住着父亲和一个特别的女人，这个女人是他的保健医生，又兼做佣人。父亲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常常聚集有才华的青年科学家、文艺家和社会名流来搞沙龙。另有一位没有姓名的女子，她憎恨这样的沙龙聚会，便利用自己的青春魅力开始破坏。她好像一枚钓饵，又像一柄匕首，更像是一截一触即发的小弹簧。父亲的权威时刻受到这名女子情色袭击的挑战。最后，在经历过各类爱情游戏之后，一切都不复存在，欢乐、恬静、安详……所有美好的东西都烟消云散，只剩得偌大的城堡无尽的虚空。”
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文明究竟是什么？
人们从树巢到山洞，从农耕到集市，曾经为了采集、农牧和工业化生产不得不采取群居、族居和国家集团的形式来改变生存环境，逐渐地，在日益强大的生产力的支撑下，一个文明的世界向我们靠近。而迄今为止，我们似乎无法忍受独处，无法对自己的言行独立负责，我们还不习惯个人生活、个人承担，我们总是摆脱不去原始的集体无意识，生要结党立社，死要拖人做垫背。我们恐惧，我们怯懦，逡巡中不免错失，错失中又不思悔过，只是惯于用更大的罪恶来掩盖微不足道的缺点。
作为文明人的我们，在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竟然摆脱不掉狼群生活的野蛮族记。我们还没有真正学会做现代人，还没有能力用“思想的直立”取代任人摆布的愚昧。集体合力，领袖指点，总是充满诱惑地吸引一代又一代接受高等教育的“睿智哲人”，一面高喊着孤独，一面在狐朋狗友的酒色中沉沦下去。严格地讲，我们中间的大多数，在思想上的动物尾巴一直残留至今，我们总是从作家协会到地下诗社，从一个黑老大奔向另一个黑老大；我们可以不居庙堂，却定要啸聚江湖，我们根本做不到在山林和闹市中独立营建并拓宽自我的空间。
每当我们高呼理想万岁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喊门户万岁，只不过厌倦了那个老门户，想要换换口味试试某个新门户，换汤不换药地在族谱的金字塔中为做稳和未做稳的奴隶名分而费尽心机。
哪天早晨，当你被窗外啼啭的鸟雀唤醒之时，你不妨试试，为了自己，不看别人的脸色活一天。你难道不知道，一种自我主张的新生活，不论贵贱高低，都会活得淋漓、纯粹、无怨无悔吗？
我曾经有诗文写道：
一雀立于城上，众雀飞向水波上。
众雀随波，一雀独立。我与尔等异趣。
众雀为食亡，众雀是雀，众雀非雀。
一雀独立，成全众雀。往者往矣，来者未卜。
来者未必随波，一雀怆然。怆怆然，一雀亦随波。
又有诗云：
一束柴内，有一枝茂盛发荣。一群人里，有一位鹤立鸡群。一世人生，有一天如痴如狂。一本书里，有一行道破天机。
一枝枯也好，荣也好，比柴更是柴，总不是什么柴而之上的什么非柴。看来死亡并不可怕，却有了新的机会再生。再生可以非柴，再生可以非人。这是命运，由不得你选择，却要由你自觉。自觉不是什么选择，是充满榜样的必经之路。榜样是肉身成道，抑或道成肉身？经书上说，两样不可偏废，都是为了成全人生。
人生多么奇异，为什么既是又非？为什么知善？为什么知恶？为什么明明白白？为什么终究不过入土为安？
《人类的当务之急》 第二部分风帝国（1）
人啊，你自己说出这个字的时候，难道不为之怵惕？何等悲剧的结果。这人心，这兽面，这战天斗地的不自量力，这不伦不类的拙劣造化！
本章记叙一些轶事，以对前面京不特的传奇做一个补遗。
今晚我睡在什么地方？
松球里，墙缝间，还是旧广场？
旷野上雪白迷人的月光，
都只是沉默无语的忧伤。
飞扬，飞扬，
无所谓方向，
哪怕只剩下一阵风空无影，
我要飞扬，飞扬！
今晚我睡在什么地方？
墓穴中，蝉蜕下，还是大海上？
粗粝的寒风刮过的土地，
都只是沉睡不醒的死亡。
飞扬，飞扬，
无所谓方向，
哪怕只剩下一阵风空无影，
我要飞扬，飞扬！
这是我的音乐剧《风帝国》中女主人公风玉的唱词。
2003年秋，这部戏在北京上演的时候，正巧京不特陪丹麦哲学家尼尔斯·托马森访华。他们一起到剧场看了我的戏。散场后，京不特向我介绍尼尔斯和他的书《不幸和幸福》。好像是冥冥中神灵的安排，这本书的主题正好与《风帝国》要表现的精神形成了对话。尼尔斯在书中对西方社会追求极端自由而忽视人生幸福的哲学现状感到担忧，而《风帝国》则在讲述独立精神和民众社会的矛盾。
观众似乎没有看懂这点，他们起劲的是究竟又发生了什么大事。当然，他们看懂了，我也就不写了。几年来，我的戏剧在热烈捧杀的双棍齐下的追打中茁壮成长，可是，我变得有点不耐烦了。我知道他们只关心左的右的、穷的富的、美的丑的之类似是而非的冲突，只会紧紧攥住那点从他们的教科书中获得的可怜的美学常识来评头论足。他们不是好的观众，只是些无聊的懒人，总想一本万利地要别人为他们指点迷津。
京不特说，他听风玉的歌，“虽然我拼命忍着（因为我不时要给尼尔斯夫妇讲解剧情，不想让他们感到我的声音里有哽咽），却还是泪水盈眶了。”可是，我读到他这样的文字后，几乎就是泪流满面了。因为，我知道，推动他从上海到广化寺，从康恰那布里到奥登塞的，正是风玉的这种精神，而这样一个一路抛撒眼皮里梅花的苦行僧，却没有一家容得下他的寺院。“今晚我睡在什么地方？”从中国到丹麦，从父亲的家里到情人的被窝，从披星戴月风驰不停的国际列车到灯红酒绿的桑拿澡堂，没有一处不是你的床，可也没有一处只是你的床。
我们原本打算就《风帝国》及《不幸和幸福》作为话题，在网上展开讨论，但旋即到来的三部曲筹备工作却打断了这次对话。京不特倒是洋洋洒洒挥就近万字的文章，取名《〈风帝国〉的不幸和幸福》，文中他写道：
《风帝国》是一个寓言，在我看完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基督教《圣经》的大寓言。我想，将自己认同为基督徒的广天也不会否认这一点，《风帝国》和《圣经》有着平行。基督教的寓言是：人类本来是生活在幸福和平安全的伊甸园，因为人的不听话和蛇的诱惑，人被赶出了幸福和平安全，而不得不从此在不幸和恐惧之中挣扎；有罪的是人。《风帝国》的寓言则是：人类本来是生活在由天帝所赋予的幸福和平安全之中，但是因为诸神间的斗争将人推向灾难，因此最后的人通过偿还天帝所赋予的一切来和天帝划清界限；在这里人是无罪的，并且人也不愿意因为接受过天帝的赋予而承受莫名其妙的罪业——风玉自杀还躯体意味了人对自由的选择。但是，在这里自由的代价就是不幸，没有了权势者所担保的幸福和平，于是“旷野上雪白迷人的月光，都是沉默无语的忧伤”。
与其说这是一种基督教精神的象征，不如说这是古希腊精神和佛教精神的混合：“老子不买你的账，你是天帝又如何”加上“作孽自作孽，欠多少还多少，不要你到我头上来假惺惺”。自己的责任自己承担，但也不向任何人屈服。我把尼采的句子改动一下献给风玉吧：“……人们必须承受了多少苦难之后，才能变得如此美丽！”这是《风帝国》的人的精神。但我认为这绝不是传统的中国精神！……
我在今年年初（指2004年年初）回国出版我所翻译的基尔克郭尔《概念恐惧·致死的疾病》，广天问起我对《西游记》中闹天宫的孙悟空和《封神榜》中造反的哪吒有什么看法。我说我喜欢哪吒，因为孙悟空闹天宫是由于弼马温这个官太小，他想做更大的官乃至做天帝（这其实就是所有为权力而造反的野心家的共同特征）。哪吒是自然的人，没有被权力关系异化。广天说他也更喜欢哪吒：我玩我自己的，但是你要来惹我我就打你；是你给我的东西我还给你，等我不欠你什么之后，我还是玩我自己的，你再要来惹我我就打你。统治者受不了哪吒的自由，所以要镇压哪吒；为了自己的自由哪吒才造反，但绝不是因为自己想要进入统治阶级。我记得广天特地指出了哪吒自杀以还躯体给父母这一情节。我想，其实在那时广天心里已经有了风玉的原型了。
《风帝国》里谈到了玉的精神，它是坚韧、美丽、从不屈服的，它历经亿万年水火淬炼，精光内蕴、细润素洁，但它却是无用的，不可吃不可眠的，即使拿到市场上去卖，也最终落得“黄金有价玉无价”这样一句模棱两可的风凉话，换行里的说法，要觅到玉缘。玉是讲缘分的：属于你的，打它赶它都跑不掉；不属于你的，千金万银也休想留住它。所以，又有人说“恶人手中必无美玉”。这些年时兴佩戴首饰，不少人神秘兮兮地说：“玉可是不好随便戴的，有人戴好，有人戴就遭殃。”可见，所谓玉的神圣性即便在金钱迷信的时代也不失它的震慑力。
《人类的当务之急》 第二部分风帝国（2）
《风帝国》里说，人的骨是玉造的，而人的血肉是土做的，作为通天的玉性和作为流俗的土性并存于人的天性之中。然而，玉性既是作为骨，便不那么容易体现出来了，常常受积土厚灰的壅塞而蒙蔽了光芒。土是可以调和的，放点水，拿把锹一搅，这里那里都连成一片；玉却是莹洁孤孑的，天下没有两块完全相同的玉，它们各怀内秀，却绝不沆瀣一气。试想，如果玉和土各自都做了一个梦，它们会是怎样不同的境界？
《红楼梦》这本书，主要就是讲了宝、黛的故事。一个是金，一个是玉，最后金胜利了，玉碎了，也就是红楼梦的幻灭，理想主义的幻灭。
在京不特的那个世界，或许创造精神、独立意志被过度宣扬，反而变得矫情，人们在只剩骨头没有血肉的社会里，也渐渐陷入一种虚伪。正像尼尔斯·托马森写的：“曾几何时，所有人都追求幸福，而今天我们则狩猎着自由，然而每一个人在其幸福之中才是自由的。如果一种自由是被免除了幸福的自由，那么这种自由就是傲慢自大，就是那不幸的俘虏。自由在我们的文化中成为了其自身的目的，而我们的文化以这种‘为自由而自由’的形态把自己出卖给了魔鬼。”而在我们这里，有人说，唐末和氏璧失踪后，中国就进入了衰亡民族的历史；而清代贾宝玉那块通灵宝玉丢失后，良心就大大的坏了。
多年以前，京不特是找玉去的，而如今他回来的时候，却带着一土。因为没有真玉的时代，以珉代玉，以石代玉，甚至以塑料代玉，乃是玉厄；而土却是可以见到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