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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情于跃轨自杀
日本社会里的一个人际交往准则，是不要让人“迷惑”，也就是不给他人添麻烦。
加缪说：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但是，对日本乃至全世界绝大多数的自杀者来说，他们放弃生命的决定并不是为了思考或解答什么哲学问题。
早晨的电车遇到了人身事故，我通常搭乘的京浜东北线和琦京线被耽搁了一个多小时。命案发生在NEC、博报堂等大公司云集的田町站，那男子当场死亡，影响了包括我在内18万人的行程。报道没有谈及死者的动机，不过，这一类的自杀，我早已司空见惯。
在日本生活的这些年里，每个月乘车都会遭遇几桩此类“人身事故”。日本警察厅统计了2009年上半年的自杀人数，17076人，比2008年同期增加768人，而金融风暴带来的经济低谷被认为是主因。日本已经连续11年来年自杀人数超过30000人，2008年的统计是32249人。我查阅过警察厅之前的年度自杀调查报告，数据颇为详尽，但有一个遗憾是没有自杀手段上的区别统计。某社会调查数据网站上的数字显示，2005年这种跃轨自杀事件为685件。另外，《朝日新闻》的一篇报道提到，2008年仅仅在JR东日本铁道的运营区域内，就发生了280件跃轨自杀事件。如果加上其他私营、公营铁道的话，在东京及周边的首都圈，每天差不多都会遇到一桩。甚至有一日，在不同的线路上都有人跳下站台，造成了东京地区大面积的交通阻滞。
我没有亲眼见过赴死者纵身一跃的场景，但有几次算是擦肩而过。一次是在赤羽车站，对面站台有人自杀，遗体已经被清理完毕。站台上剩下他的几件遗物，一只黑色公文包静静地立在地上，平淡无奇，仿佛还等待着它的主人再次将它拎起。另外两次也是在赤羽车站。我搭乘的电车只有一半驶入了站台，便紧急刹车，乘客被通知从指定的几个车厢出口下车，车头方向已经有工作人员拉起了拦阻线。我坐在车尾，起身随人流前行，心想：我也是那撞死了一个生命的巨大质量的一部分。另一次，我在车站入口处看到了被担架抬出的自杀者，十几名高举布幔的警察将担架围在中间保持移动，从外面什么也看不到，地下亦无血迹。事后通过新闻得知，自杀者被送到医院后经抢救无效而死亡。
跳下铁道的人这么多，铁路和警察方面早就有了反应迅速的应对机制。以我的经历而言，似乎只要二十几分钟就能清理完毕。据说，他们有专用的尸袋和遮挡并清洗现场的器具，以避免刺激别人的感官。所以，当今早电车耽搁了一个多小时，让我竟有些不耐烦了。
这些跃轨自杀者虽然是少数，却产生了实实在在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对车辆的驾驶员和自杀者身边的人们而言，眼睁睁看着一个活人迎面扑下，那份心理震撼可想而知。按理说，这类电车的驾驶员本不是一个和死亡距离如此之近的职业，但前赴后继的自杀者，令他们每天的当班都隐含着未知的风险。
第2节：钟情于跃轨自杀（2）
日本社会里的一个人际交往准则，是不要让人“迷惑”，也就是不给他人添麻烦。某日在站台上，几名中学生大声喧哗忘乎所以，同伴中便有人出来劝说打住，以免“迷惑”四周。为了不“迷惑”别人，日本人在生活中会表现得比较自立，遇到问题不喜欢求助而独力硬撑；另一方面，在日常公德方面，这也造就了一种无形的约束。记得还有一次，四五个小学生，七八岁的小女孩儿在车厢里不小心弄洒了饮料，就用随身的纸巾蹲下去擦拭。旁边的一些成年人冷眼旁观，等到女孩儿们的纸巾用罄，有人不吭声地递过来几张。女孩儿们一边擦，一边向四周鞠躬致歉。这是一次有关不可“迷惑”的很好的诠释，可能会有人感慨于日本人在恪守社会公德上的水准，但跃轨自杀者的激烈举动，则展示了日本人内心世界的另一面。
自杀的手段很多，若必求一死，跳楼或许最为可行。其他如服毒、烧炭、割腕等，都是一己的自行了断。但跃轨的做法，无疑就是要给别人带来“迷惑”，就是要让自己的死成为公众事件。之所以自杀事件在赤羽多发的原因，我想是因为此间为一交通枢纽，造成的不便也比较大吧。同样，首都圈地区的跃轨，多半是在上班高峰时期的繁忙线路和车站，每一次都能令数万人被迫迟到。假如有人准备赶往机场，说不定还会因此错过航班。听说自杀者还会给家人添不小的麻烦，因为依照法规，运营受阻的铁路部门有向家属要求一笔高达数千万日元赔偿的权利，尽管考虑到其处境，多数时候并不付诸实施，可遗属还是要按惯例缴纳所谓“迷惑料”。所以，跃轨自杀者的做法，就是用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给生活的世界一次完全不负责任的“迷惑”。在他/她的心里，除了对生存的无可留恋之外，也许还有一种反社会的心态在吧。
第3节：还能有多压抑
还能有多压抑
日本社会普遍性压抑状态的最主要根源，莫过于编织成一张大网般笼罩日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规矩”。
某夜大雨，我走向池袋车站途中，看到人行道的护栏上倚着一位胖硕的青年男子，全身西装革履，但一任雨水冲刷，而他的大量呕吐物遍布全身，顺水流下。他间或仰头向天，发出野兽般的嚎叫。是的，那是不折不扣的声嘶力竭的号叫。在夜雨中繁华街道上的此情此景，简直充满了强烈的超现实主义风格。
我不知道这位胖子遇到了什么烦恼，可那号叫无疑是深刻压抑之下的癫狂释放。事实上，相似的场景，十几年来我亦屡见不鲜，其背后映射出的是一种普遍性的压抑状态。这种压抑最主要的源泉，莫过于编织成一张大网般笼罩日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ル搿保ü婢兀�
和朋友聊天说这个问题，我想到了日本人每年元旦寄贺卡的习俗，其实是一个体现压抑氛围的好例子。据2007年的统计，日本人人均邮寄105张贺卡，以人口计算总数高达130余亿张，相当惊人，因为中国除夕当日，中国移动和联通的手机拜年短信也不过77亿条。比起拜年短信，日本的贺卡更花费心思，然而，也更称得上是一种负担。一个家庭收到或寄出的贺卡可能多达数百张，绝大多数充斥泛泛的客套话与千篇一律的祝愿。很多人之间平日根本不相往来，却要出现在彼此一年一度的贺卡发送名单上。对一个率直（美其名曰，或称懒惰）的人来讲，这些贺卡也许真的会导致精神上的负累。他必须克制自己的随性念头，老老实实地加入到贺卡群体中去。凡此勉为其难之事，旷日持久即为压抑。虽然以民俗、传统等面目修饰，实则累积于潜意识当中。
有时在餐馆，我会冷眼打量左近的日本人团伙，在其间常会发现一些纯属无奈参加聚会的人，用捏造的表情佐以敷衍性的言谈，眼神中却流露出不得不屈身于此的痛苦。这也是压抑。关于日本人的集团性特征，留后再议，此处只是强调，作为“社会人”，压抑是如影随形的生活的一部分。人类是社会性动物，任何文明都有约束制衡个体生命的道德伦理及法规典范，但在当下世界，日本的“ル搿敝倍嗨鱿福肥悼俺贫啦健�
每个人承受压抑的能力自然有别，疏导排遣压抑的方式也各异。实在扛不住了，就要追求一次痛快淋漓的宣泄，前面说的“碍事型”自杀是激烈的做法，而那位雨中长号的胖子，也算比较鲜明。另外，压抑还催生了不少精神疾病的患者。我生活中遇到的、听说的所谓“变态”真是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余虽只是毫无姿色的臭男人，也还被偷窥过洗澡呢。
在日本的社会组织中，压抑具有明显的等级性，越往下走压得越重。作为来自底层的反弹，就出现了一个现象：下克上。“下克上”现象是了解日本传统体制文化的一个重要视角。其源流可以上溯到镰仓幕府时代，在所谓武家社会中，主公与家臣虽有大义名分，但当主公的作为得不到家臣拥护时，家臣可以废立甚至弑主。这和中国历史上中唐以后至五代的藩镇等军事集团的形态极为相似。中国自宋代起的中央专制权力和文治主义的加强，也正是为了防止此一现象。“下克上”折射出的是日本自古以来就有的军国色彩，下级武士主导的明治维新实际上也是一次成功的“下克上”。外人看日本社会体制，往往是上下等级森严，下级俯首听命的一面，其实并不尽然。
在日本的二战历史叙述中，“下克上”这一词语颇为常见。二二六兵变是下克上，侵华战争扩大化也是下克上。南京大屠杀是中日历史认识中的焦点话题，日军的暴行某种程度上亦来自于战区指挥官们为避免一线官兵重压之下反噬自身而故意的纵容。大本营要求暂缓进攻作战的命令，被战区指挥官们漠视的原因之一，正是下面官兵发泄的亢奋已经按捺不住。少数军官或宪兵在试图制止或呵斥士兵们的暴行时，遭到士兵恶言相向乃至暴力威胁的例子，散见于日军的各类回忆录中。在战后的混乱中，士兵谋杀军官，甚至用私刑处死上级的例子也曾发生。从这个角度来说，不管日本的官方声明是否表示反省谢罪，只要其社会中的压抑现象仍旧如此，就继续存在着酝酿失控行为的土壤。
一位归国生活的朋友说，在中国混得久的日本人“最坏”。理由是他们失去了日本社会的“ル搿笔浚幌伦铀嫘乃鹄淳秃芊抛荩胺⒀锪巳毡救说娜钡悖橙×酥泄说拿 薄Ｎ叶源嗣挥猩钊牍鄄欤倒父龈隼缒衬橙毡救硕栽谥泄梢运姹愦澈斓粕踔镣绿灯母锌煳坷植凰际瘛�
第4节：日本才是礼仪之邦？（1）
日本才是礼仪之邦？
怀有华夷观念的东亚国家都愿意强调自己是礼仪之邦，以建立文明上的优越感，日本民众的礼貌表现则为之大大增添了说服力。
从清末至今，对日本人的“有礼貌”描述不绝于书，这个礼貌和压抑之间有何关联？这就要说到咱们的一位先贤：荀子。
初到日本，日本人随时随地表现出的礼节，确实曾给我以不小的震撼。在站台上，看到人们彼此鞠躬道别或挥手致意；在电车中，看到大家因肢体接触而相互点头抱歉；在商店里，看到服务员热情而亲切的笑容……不论之前对日本的印象究竟如何，这种普遍的温文有礼在很大程度上令人生出对日本的尊重和羡慕。特别是在和中国的某些生活经验对比之下，一种几近自卑的感觉甚至油然而生。
在日语学校的初级教材中，前几课就教了“礼仪正しい”这个单词，不用说，是用来形容日本人举止言谈的。这也表明日本人对此极为自豪，乐于在外国人心中加强塑造此一形象。怀有华夷观念的东亚国家都愿意强调自己是礼仪之邦，以建立文明上的优越感，日本民众的礼貌表现则为之大大增添了说服力。
自清末以来，中国人对于日本人道德修养的赞誉之词不绝于耳，即便是在两国交恶，日本对华侵凌不休的时期。不过，这当中的心态倒很值得探究，我以为多数是因恨铁不成钢而痛发牢骚，极少有人深入分析中日两国文化内在的歧异。今日中国大陆的道德滑坡、世风沉沦有目共睹，所以拿日本来说事儿的更大有人在。但我以为尤有必要澄清的是，中国之现状有特殊的成因和责任者，决不能据此便以为日本比中国更加“文明”。以文化角度论，中日之间的现象差异，实际上源于“心”和“礼”的道德观分歧。
中国人讲早期儒家，一般只说“二圣”孔孟，前者曰“仁”，后者曰“义”。此后的圣贤，要数朱熹（“理”）、王阳明（“心”）。一位先贤似乎很受冷落，他就是荀子。中国教科书中对荀子的论述着眼于其朴素唯物主义和性恶论，但荀子的思想核心是“礼”。对日本影响最大的也恰恰是荀子。清末，中国知识界曾经有一场“尊荀”与“排荀”的争论，前者的代表是章太炎，后者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不过，双方都把焦点放在了荀子的政治思想上，康梁等“排荀”派更是把荀子攻击为导致中国“两千年专制”的元凶。事实上，荀子在中国儒家的传统思想谱系中从来不是主流，“排荀”派和日后的激进知识分子一样，大嘴放言，怎么偏激怎么说。章太炎指出的荀子的一些思想亮点确实敏锐，但古文大师的影响力大体局限于象牙塔之内。
第5节：日本才是礼仪之邦？（2）
韩东育的《中日两国道德文化的形态比较》是一篇对此问题论述得比较透彻的好文章，值得有心人仔细研读。他在文中引用李泽厚的观点，即中国儒学仁重于礼，所以“对内在心性的主动塑造和追求远重于对外在规范的严格遵循和顺应。……日本则不然……所致力的是外在理性的建立，即对行为规范、姿态仪容等礼文细节的坚决确立和严厉执行，而并未去着重内在心性的塑造……”韩东育详细分析了荀子理论对日本著名思想家荻生徂徕的影响，即要靠外在的“礼”，而非内在的“心”。荻生徂徕认为：“仅凭口耳说教似的道德灌输和内在良知的自我制御，是不能发挥实际作用的，实际上也是靠不住的。他主张，社会公德的真正建立，需要的不是内在自觉，而是外在训练。”韩东育承认，荻生徂徕“以外化内”的主张通过长期实践确实能收到一定的效果，“这已为后来的历史所证明”，但“公德欲完全覆盖私德，亦难免天真”。
了解了这点之后，着实有茅塞顿开的感受。中国人强调私德，只要心是好的，外在言行可以不拘甚至放诞，微瑕不足以掩瑜。于是，许多人明明缺乏公德观念，却毫不怀疑自己内心良善，“心”成了简捷的托词。日本人强调公德，在外在的言行举止上礼节繁多，哪怕流于虚伪做作，至于内心是否真诚并不注重，“礼”成了便利的装饰。在日本社会中生活久的中国人，常常对日本人的“礼”讥为“虚伪”，倒不仅是怨言而已。
事实上，从前面提到的几个中学生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的态度也可看出端倪。对类似有违公德的事情，否定之的着眼点不是对行为本身的对错进行发自内心的检讨，而是外在的“礼”的层面上给别人“迷惑”。由此我们也就明白，当身处可以不计较别人反应的社会环境（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战争中的敌国领土上）时，“礼”的约束自然崩解，心中之恶就可毫无顾忌地倾泻而出了。
第6节：小巧文库本的价值
小巧文库本的价值
书的价值，绝不在尺寸。所以，便于携带、价格便宜的文库本在日本便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社科院的郑也夫研究员访问过日本，在感想中提到对日本人于电车中所读书籍的疑问：他们在看哪一类的书呢？
坐了十几年电车，我也在路途中读过不少书刊，特别是较长途的行程之前，总要在书架前犹豫一番，琢磨带哪本书更好。如今的住所和公司不远，车行两段，各七八分钟，对读书而言并不合适——刚刚翻了几页，就要下车。所以，甚至有点怀念以前要乘近一小时车上学的日子了。
作为电车中的老读客，庶几知道日本人在读什么。一般来说，阅读报刊和书籍的各占一半。而在书籍里面，似乎有三大类：小说、漫画和学习资料。小说以小巧的文库本居多，漫画的开本也比较小，学习资料则往往是针对各种资格考试。 说到日本人的优点，我个人最推崇的一项是普遍性的喜爱读书。明治年间，俄国人梅契尼科夫在经过常年客居欧美的生活后，于1874年来日本教授外语，后来写有《回忆明治维新》一书。他在书中写道，日本的苦力、女佣、马夫等社会底层人民也常常拿着书看，尽管那些小册子多是通俗小说，但这样高的识字率还是令他吃惊。和在西方国家的切身经验相比，他不吝称之为“异常”。
日本民众爱看小说这一幕，相信也给彼时来日的中国人以相当的刺激。于是，梁启超提出：“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倘若全中国人都爱看所谓的新小说，中国也就有救了。梁任公拳拳之心真是历历可鉴。我没怎么搭乘过中国的地铁或轻轨，不大清楚人们在车厢内做什么（网络上吵嘴打架的雷人视频倒蛮多），也就揣测郑也夫先生对日本人读书现象的特别在意，是否亦有感而发。
我乘车时多数时候读的是中文书籍，和日本人相比，直观上的显著差别就是开本。近年来，中国出版的书籍开本，似乎也像GDP，不高速增长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