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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在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干，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嚣张气焰下，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戮或逮捕。仅4月至7月，遇难烈士就达10多万人。许多人不得不逃亡或转入“地下”，以积蓄力量准备发动新的革命。
在白色恐怖下，一批烈士的遗孤或革命者的后代流离失所，生活极其悲惨。
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后，为了保护和抚育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烈士遗孤和革命后代，党中央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寻找流落各地的烈士子女和革命者的后代，经中共中央与苏联共产党交涉，斯大林同意接受一些中国革命烈士的遗孤和当时党中央领导人的子女，为中国革命培养一批接班人。比如赵世炎于1927年牺牲后，其夫人夏之栩带着儿子赵令超，第二年又在上海生下女儿赵施格，生活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之中，中共中央决定并于1929年5月将她们母子三人经东北送往苏联；又如苏兆征1929年2月病重住院，李立三、周恩来、邓颖超、邓小平先后到医院看望。在其去世后不久，中央就把苏兆征的夫人及女儿苏丽娃、儿子苏河清送往苏联。
1929年底，在李立三主持下，中共中央又作出决定：在上海创办所幼儿园，抚育好烈士遗孤和一些在上海的党的领导人的子女。这个任务落到了地下党员董建吾的肩上。
董建吾，1891年出生于上海青浦县，从小就读于教会学校，18岁时考入上海著名的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又念了两年神学，成了一名正式的牧师。由于他熟谙教义，精明能干，又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拉丁语，因此，很快就升任为上海有名的圣彼德堂的主持牧师。他有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心，在“要救中国，只有靠共产党”的思想指引下，在中国革命处在最艰难的时刻，1927年由刘伯坚、蒲化人两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鉴于他的牧师身份，党中央安排他参加了中央特科的工作。因此，圣彼德堂就成了党中央一个极其秘密的联络点。一身正气的红色牧师，神奇而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付给他的每一项使命。
董健吾接受了党组织要他创办一所幼儿园的任务，组织上只给他500元开办费，显然这是远远不够的，他一面向教友募捐，一面托人卖掉在青浦县的祖业几十亩田产，凑足了经费，租下教友肖智吉医生在戈登路（现江宁路）武定路拐角处的两幢石库门房子，购置了各种用具，聘请了可靠的工作人员，于1930年3月正式办起了我党领导的第一所幼儿园，取名为“大同幼稚园”，寓意于“世界大同”。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幼稚园以党的外围组织——隶属于第三国际的中国革命互济总会的名义主办。因李立三从1924年起与国民党左派元老、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同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共事（于右任是上海执行部工人农民部部长、李立三是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他就请于右任为幼稚园题写了匾额，挂在大门口。
董健吾亲自担任幼稚园园长，全国互济总会负责人、中共地下党员王弼担任顾问（后来由谭筱影接替）。保育员有六七人，多数是地下党员或其家属。保育员主任是原在虹口福民医院当过护士的陈凤仙（又名秦怡君，是中共党员李求实的妻子），保育员有李立三的妻子李崇善（化名李文英）、董健吾的妻子郑兰芳、朱剑凡的儿媳×××，以及地下党员陶锡琪等，先入园的有20多名儿童，除部分教友的子女外，有蔡和森、李一纯夫妇的女儿蔡转、恽代英的儿子恽希仲、彭湃的儿子彭小湃（小名小丕），杨殷的儿子×××，王弼的女儿×××，李立三的两个女儿李竞（当时小名鸽子，又叫醉娃子）、李力（当时小名叫八哥儿子）等。
为了安全起见，孩子们都在幼稚园住宿。她们的身世都是绝对保密的。与党有关系的孩子，一般不由家属直接出面，而是把孩子交给王弼，由他把孩子送进幼稚园。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英勇就义，长沙白色恐怖相当严重，到处抓捕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时刻威胁着毛岸英三兄弟的安全。此时，在上海地下党中央机关工作的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知道后，很不放心。经请示党组织同意，由毛泽东的胞弟毛泽民写信给在长沙板仓的亲属，要求把毛岸英三兄弟送到上海来。1931年1月，经家人商议，决定由杨开智的夫人李祟德（李立三夫人李祟善的七妹）护送毛氏三兄弟及杨开智的母亲一起到上海。为了旅途安全，改换了孩子的真实姓名：毛岸英改为杨永福，毛岸青改为杨永寿，毛岸龙改为杨永泰，还改变了孩子对大人的称呼：不把杨母叫外婆而叫奶奶，不把李崇德叫舅妈而叫妈妈。春节前夕起程，先在粤汉铁路边的白水火车站，搭闷罐火车到了武汉，再改乘江轮顺流而下。春节是在途中度过的，轮船在长江里航行了三天两夜，春节后才到上海外滩十六铺码头。
李崇德带着杨母及毛氏三兄弟到上海后，按毛泽民在信中说的接头地点、方法和暗号，找到党的地下联络点辣斐德路399号（现复兴中路）天生祥酒行。老板姓余，是位30多岁的湖南人。他要负责跟党中央领导联络的交通员小彭通知毛泽民。晚上，毛泽民、钱希钧夫妇到酒行与杨母、李崇德、毛岸英三兄弟见面。毛泽民把他们5人安排在地下党办的泰安旅馆（现延安路33号）住下。毛泽民回机关后，即向在上海负责地下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周恩来等作了汇报，即决定将毛岸英三兄弟送到我地下党主办的戈登路大同幼稚园抚养。当时毛岸英8岁多，岸青7岁多，岸龙还不到4岁。
由于1930年底有两位国际友人在参观大同幼稚园时指出，戈登路的环境不好，附近没有花园可供孩子们游玩，建议另觅新址。因此，1931年春，幼稚园又搬到陶尔斐斯路341号（现南昌路48号）的一幢二层楼小洋房。此处靠近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占地367平方米，坐北朝南，阳光充足，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天气好的时候，保育员就带孩子们到法国公园去晒太阳，讲故事，做游戏，幼稚园办得生气勃勃。1931年4月一天，幼稚园的5位保育员带着19个孩子在法国公园游玩，请园中的照相馆在大草坪上给拍了一张集体照片，前排：左五为李立三之大女儿李竞（小名醉娃子，又名小鸽子），左六为彭湃之子彭小湃（又名小丕），左七为恽代英之子恽希仲；二排：左一为毛岸英，右一为毛岸青，右二为毛岸龙；后排：左二为李立三次女李力（又名八哥儿子），左三为李立三夫人李崇善（又名李文英）。由于陈凤仙当时因事外出，所以照片上没有她。
1931年5月末，毛岸龙在大同幼稚园突然发起高烧，上吐下泻不止，值班保育员、上海“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李求实的夫人陈凤仙，急忙将他抱到广慈医院（现上海瑞金医院）就诊，经医生诊断为口痢，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急性传染病，由于孩子小，只有3岁，抵抗力弱，当晚就惨死在医院里。
1931年，局势动荡不安。1月17日，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编辑李求实被捕，2月7口就义于龙华；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叛变。由于顾顺章的出卖，4月29日，恽代英在南京殉难，同年6月，中央特派员蔡和森在广州被害，6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到前所未有的大破坏。
这时，董建吾收到一封恐吓信，警告他不得收留来历不明的孩子，否则以支持“共党”论处。租界当局也派巡捕房的人来查问幼稚园的基金来源、职员们履历和孩子的父母情况。幼稚园虽有教会名义作掩护，但圣彼德堂已成了敌人注意的目标。董建吾长期在顾顺章手下工作，已不能公开露面。1932年3月，保育员管荷英（又名桂荷英）外出办事，突然失踪，多方寻觅不着，凶多吉少。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国革命互济总会负责大同幼稚园工作的谭筱影和地下党员根据欧阳新的安排，大同幼稚园的部分孩子由董建吾的妻子幼稚园保育员郑兰芳带回家抚养，半年后，又搬到董建吾的前妻董慧光的住处凤阳路修德里541号，直至1936年被送往苏联学习。
历时两年的大同幼稚园，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犹如红色的摇篮，保护和抚育了党的领导人和革命先烈的子女，其中浸透着李立三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的一番心血。这些革命的后代，后来在党的培养下长大成人，并在不同的岗位上，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第四部分“立三路线”揭秘
这是个沉重、却又不能不直面的话题；
毋庸置疑，“立三路线”的发生，给党的事业造成了
极其严重的损失，李立三一生都在检讨……
然而，任何错误，都有个如何发生、发展的问题。那么，
“立三路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立三路线”的形成
一条“路线”的形成，总是与当时的总体形势紧紧相连的。所不同的是，对当时形势如何做出正确的分析和把握，才会决定路线的正确与否。那么，“立三路线”发端之际的总体形势是怎样的呢？
党的六大以后，由于中共中央注意纠正“左”的倾向，在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使经受沉重打击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日浪潮；各地工人争生存的斗争增多，而且取得胜利的比例有所增加；党所领导的工人组织有所恢复，党在工人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城市贫民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左翼文化运动、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运动等也有所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扩大了革命的影响。
与此同时，农村农民的抗租、抗粮、抗税等斗争也有所发展，土地革命广泛地开展起来、阶级关系发生剧烈的变动，被压迫的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翻身，成为农村的主人；农民分得土地后，生产积极性极为高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得到改善，极大地激发了革命的积极性。
在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影响下，由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工农红军有了很大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日益增多、扩大。从革命队伍内部来看，总体上说，革命斗争的局面比起大革命失败时，有了明显的好转。
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来看，矛盾进一步激化，频繁不息的军阀混战，加深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苦难，也削弱了军阀自身的力量，在客观上为革命力量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国际上，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有了较大的发展。
正是在这种有利于革命的形势下，兼之李立三受到共产国际一系列“反右倾”指示的影响，头脑开始逐渐发热了，他无视国内国际革命力量仍然相对弱小的基本状况，片面夸大敌人统治的危机、崩溃和形势对革命有利的一面，从而逐渐形成“左”倾冒险错误。
当时，李立三对于中国革命的前景，有一个十分乐观、十分狂热，但又十分虚幻的估计：预计在武汉、南京暴动胜利后，蒋介石迁都北京，而苏维埃中央政府将在武汉成立，形成武汉与北京两个政权的对峙局面。与此同时，在北方进行冀鲁豫暴动，推翻北京政权；在东北举行哈尔滨、大连起义；在南方进行广州、香港暴动，引起帝国主义与苏联的战争，实现世界革命。
1930年春，李立三在《红旗》、《布尔塞维克》等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了《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多问题》等多篇文章，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左”的观点。
1930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了总行动委员会，领导“五一”示威活动。总行委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上海“五一”示威工作计划大纲。指出，“五一”示威总的路线是：坚决组织全市的政治罢工和同盟罢工，扩大武装拥护苏联和苏维埃运动，加紧反对改组派、取消派和黄色工会的斗争，发展赤色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组织，积极发展党团员，健全支部生活等。并要求“五一”前增加党员520人，其中产业工人成分占半数，每个支部要建立一队工人纠察队，4月12日以前全市应建立170个纠察队。
3月30日全国总工会、互济总会、上海工会联合会等7个革命团体，联合召开上海“五一”总罢工筹备大会，讨论罢工和游行示威等事宜，并成立了全市“五一”纪念筹备会。
4月20日，上海工人纠察队在杨树浦路举行大检阅典礼。《上海报》指出：“上海工人纠察队检阅成功，是四次暴动胜利的信号。”
李立三在上海总行动委员会召集的一次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准备“五一”工作的报告。他说：“ 世界革命的发展，一天天接近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国革命有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并确定了“坚决执行城市中组织政治罢工示威，农村中组织地方暴动，士兵组织兵变，红军极力扩大向着中心城市、交通要道进攻”的策略。他还规定今年“五一”要根据党的中心策略去“组织全国总的示威运动”，“促进直接革命形势更快地到来”。
5月，在国民党各军阀之间爆发了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和鲁西南的三场战争；李宗仁、张发奎在湘粤桂边界发起了对蒋介石集团的大规模战争，双方共投入了100万以上的兵力，波及中原和华南的广大地区，既削弱了军阀自身的力量也减轻了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的压力。据此，李立三越发兴奋地认为：革命形势已在全国“成熟”。
6月11日，由向忠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李立三、关向应、项英等，温裕成、李维汉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这一决议案的通过，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在党中央开始占据统治地位。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革命形势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他在文章中曾写到：“现在中国的形势：有了农村暴动的广泛发展，有了工农红军的迅速扩大，有了士兵群众的动摇与自觉哗变的增加，有了统治阶级这样的严重危机，的确只要在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爆发了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可以形成革命高潮——直接革命形势。”错误地认为“中国经济政治的根本危机，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同样继续尖锐化，没有丝毫根本的差别”。“总的形势，都表明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全国范围内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李立三在对形势的估量时，还不承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他认为“空前的世界大事变与世界大革命的时机，都在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中国革命一爆发，就有“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中国将会在这最后决战中取得完全胜利。他说，“认清这一点是解决目前党的路线的基础。如果中国革命不能掀动世界的革命高潮，则党的一切路线将成为不正确的，如果不能引起世界革命高潮，战胜帝国主义，则中国革命最后还是失败。”
第二，基于对形势的错误估量，李立三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已不再需要逐步积聚力量和准备革命的主观力量，因为群众已经不要小干，只要大干，也就是只要武装暴动，而且是全国性的武装暴动。他认为，只要产业区域或政治中心突然爆发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就可以立即通过武装起义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性的革命政权，过而夺取全国所有省区的胜利。
第三，关于革命道路问题，坚持“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他强调“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所以，组织政治罢工，扩大到总同盟罢工，加紧工人武装的组织训练，以树立武装暴动的中心力量，是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主要策略。”他认为红军的主要任务“是与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政权。”他批评“以农村包围城市，以农村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过去的游击战术”，“必须根本的转变过来”。
第四，在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转变问题上，再一次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不承认中国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