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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李立三的严厉批评。康生慷慨激昂地说：“这种贪生怕死的人，应该给以严厉的处分。平时那么狂妄，在敌人面前，骨头又那么软。”在党组织积极营救下，2月18日，王明得以出狱。王明出狱后，对同学王逸常说：“这个监狱有些资产阶级味道。他们看我是个小个子，看不起我，认为我不像一个革命的共产党员样子，就把我放了。”
王明出狱后，写了两封信。
一封信是王明出狱第三天，即1930年2月21日写给中共中央的，共29页。他向党中央汇报了一些情况，也轻描淡写地承认自己有“错误或疏忽”，但没有诚恳地检讨自己的错误，极力为自己开脱罪责。
3月16日，党中央给王明写了一封信，指出他这次所犯的重大错误是：
1．供出中央秘密机关的地址，“影响机关安全”，“给一般同志以极坏的影响”；
2．让“巡捕送信到中央秘密机关”，违背了纪律；
3．“躲避自己的错误”，“没有在错误中取得教训，改正自己错误的决心”；
4．还说什么“中央解决你的问题不要给取消派借口”，表现着你完全不接受中央批评的精神。
中央决定给王明以党内警告处分，撤换他在中央宣传部及《红旗》报的工作职务，希望他能虚心接受批评，勇敢改正错误。
王明受处分后，党中央与李立三原准备让王明随许继慎、熊寿暄去鄂皖苏区工作，接受锻炼，但最后还是决定将他调到全国总工会工作，任全总党团秘书和《劳动》三日刊编辑。
王明写的第二封信是给米夫的，他向米夫状告中共中央。在信中他说，回国后，中共不拿他当人看，让他到危险的斗争前沿。他被捕后遭到毒打，但自己表现很顽强等，抱怨中共中央抛下他不管。
米夫见到王明的信很不痛快，大发雷霆。一面夸王明是革命英雄主义的典范，一面指责李立三对王明不重用，并写信给李立三，向李立三陈述了他的态度。
之四、摇旗呐喊 鼓吹暴动
王明对因被捕事件中的错误离开中共中央机关，一直不满。到全总宣传部后，一直不好好工作，认为他是被大材小用了。一次他向全总党团书记罗章龙炫耀说“东方部派我回国不是做普通工作，而是要做领导工作的。我们是国际直接派来的，你要认识这一点”。不等罗章龙开口王明又说：“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以来，不懂马列，十分幼稚，一贯右倾，需要从上到下加以改造。”罗章龙批评他，要他虚心点。王明强辩：“这不是我的意思，是共产国际的意思。”
王明在全总工作期间，一方面对李立三和党中央不满，一方面又先后发表了19篇文章，竭力鼓吹暴动。比如：
王明在1930年5月15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3卷第4、5期合刊上发表了“目前军阀战争与党的任务”一文。
文章在分析了当时正在进行的“军阀战争的结果与前途”后，在第四部分提出了“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是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具体内容”，“我们不是反对战争中的某一派军阀，而是反对整个军阀；我们不是为‘暂时的和平主义’或‘虚伪的人道主义’而反对军阀战争，而是要根本消灭军阀战争；我们不仅要消灭军阀战争，而是要彻底消灭军阀战争的一切社会政治经济基础；我们不是空喊‘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国民党’，而是以工农兵武装暴动根本推翻现在政权而代之以苏维埃的统治。”接着，他又提出了“加紧进行反对各种右倾倾向及对右倾采取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是目前党的主要任务之一。”他指出了当时党内存在的主要危险——右倾倾向的十种表现：“一是对于目前国际革命形势及中国革命形势的日益完备高潮条件的怀疑与动摇；二是在群众斗争中党的尾巴主义；三是职工运动中的黄色倾向与对于赤色工会建立的忽视；四是农村中的富农路线的领导和对反富农斗争的犹豫和不坚决；五是地方观念，保守观念和一般的农民意识；六是对于士兵运动的忽视与对于兵变的取消倾向；七是对于争取公开工作路线的怀疑与不坚决；八是对于红军、游击队及苏维埃区在一般革命运动中的比重成分估计得不够；九是对于‘中小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不正确估计和‘幻想’；最后，非常危险的是对于党的本身力量估计得太过分薄弱。”“这一切倾向都是与党的目前根本任务不能兼容的，都是动摇、妨碍、破坏以至反对党实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策略，都是使党不能实现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根本战术”。“为加速地和顺利地进行反军阀战争的根本战术起见，加紧反对各种右倾倾向及对右倾采取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是目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之一。”
由于王明为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摇旗呐喊，积极讨好李立三。因此，不久李立三又把王明调出全总，重新安排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任秘书。
之五、发起进攻 受到处分
1930年6月1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以何孟雄为代表的一些同志勇敢地站出来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进行斗争。
一开始，王明并没有把何孟雄等人的反对意见放在心上，然而当他了解到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的代表罗伯特反对李立三的主张时，立即决定调转枪口，再把矛头对准李立三。
后来，当他得知李立三要在7月9日召开政治讨论会，讨论《决议》执行的事宜，便与“中大”回国的同学王稼祥、何子述、博古等，私下开了碰头会，交换看法，四人不谋而合，决定在政治讨论会上对李立三大举进攻。
7月9日会议一开始，李立三讲了会议宗旨，谈了如何贯彻《决议》等等。李立三话音未落，何孟雄便站起来，慷慨激昂地反对李立三的发言及《决议》。何的发言，使会议气氛紧张起来。何发言后，王明给博古一递眼神，博古便起身发言，也反对《决议》。接着王稼祥，何子述也向李立三开火。这时，早已憋了一肚子火的王明慷慨激昂、手舞足蹈地发表了长篇讲演，引经据典，一条一款对《决议》进行批驳，当场拿出马列著作和李立三、向忠发等展开激烈的辩论。
李立三、向忠发对王明的如此行为十分意外和恼火。他们虽是中共最高首脑，谈起马列主义理论时，却不如王明等人，但不肯向王明等人低头。争论不过，李、向遂动用手中的权力，把“右倾”、“小组织者”的帽子扣到了王明、博古等人的头上。向忠发还当即宣布撤销王明的中宣部秘书职务。
王明自恃有共产国际撑腰，自信是共产国际正确路线的代表，知道共产国际不支持李立三，便没有把李立三、向忠发放在眼里，7月10日又写信给中共中央，再次陈述他反对《决议》的意见。信中指责李立三犯了躲在“左”倾词句之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及布郎基主义的混合物。对比王明与李立三的主张，其实王明意见的“左”倾盲动程度比李立三表现得更为严重。
王明的“万言书”使李立三、向忠发更加压不住心中怒火。在康生提出的“反李立三就是反党，应该给王明这个反党分子应有的处分”的建议下，他们便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王明六个月的留党察看处分，并把王稼祥调往香港，何子述调往天津。这就成为王明对李立三终生不忘的积怨。
之六、韬光养晦 以屈求伸
当时，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是李维汉，宣传部长是夏曦，秘书是李初梨。王明被分配到李初梨手下任干事。为进一步打击王明的气焰，李立三专门到了江苏省委，向李维汉、李初梨等交代要对王明进行思想帮助。王明对来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自然很恼怒，但他心中有数。王明看到他在与李立三这第一个回合的较量中，暂还不具备批倒李立三的力量。在受到中央的处分后，他马上又给党中央写信，声称：“我虽然对中央这一决议有不同意见，但坚决拥护它。”实际上，王明在等待时机，准备进行新的较量。在推行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中，王明干得很积极，编写快板，起草传单，印刷标语等，宣传部领导对王明的工作很满意，认为他很能干。
9月24日至28日，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批判了李立三的错误，停止了武装暴动和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日常工作，李立三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接着就离开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按照共产国际的电召，当即启程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检讨错误。
当时，受到留党察看六个月处分，下放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的王明，听到六届三中全会文件传达后，表示同意全会的报告。党中央决定派他到江西中央苏区参加实际工作，他也表示接受，并准备前往，从那时起就离开江苏省委宣传部，搬到斗鸡桥去了。他向中央表示“在目前紧张的局势下，任何争论和争辩是不必要的，并且已经用不着任何争论。”对六届三中全会后的新中央表示出一种拥护态度。
之七、获尚方宝剑 便带头作乱
1930年10月，共产国际发出了《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即国际十月来信），明确指出立三的错误是政治路线问题。共产国际不仅指责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问题，而且批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抹煞这条路线的原则上的区别……那就不仅是遗害无穷，而且一定会潜伏着将来又重复这些错误的极大危险。”
远离莫斯科的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态度的这一突然变化毫无所知，然而，尚在莫斯科的沈泽民、何凯丰、陈昌浩、李竹声等从共产国际和米夫那里及时知道了共产国际对李立三错误的态度转变，于10下旬陆续回到上海。
这些人一回到中国就成了反“立三路线”的主力。他们没有按组织程序首先向党中央报告，而是先告诉了王明。王明得知后，欢欣鼓舞，扬眉吐气，立刻在他的那一帮人中相互转告，四处串通。在党中央不知底细，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他们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向中共中央开展进攻，与中央唱对台戏。
王明原来曾经表示拥护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并接受中央分配他去中央苏区的任务。获知《国际十月来信》的基本精神后，他突然改变态度，拒绝去中央苏区。据黄理文证实：“我碰着王明、博古、陈昌浩，还有一人，在兆丰公园开秘密会议，研究不去苏区问题。这事是当时博古向我讲的”。
11月13日，王明和博古联名给党中央写信，批评三中全会的错误，指责“三中全会的最大缺点就是对与国际路线完全相反的立三同志的路线没有充分地揭露其机会主义实质；没有使全党同志了解过去领导的差错而实行迅速的转变。三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没有采取必要的方法迅速传达国际路线到下级干部中去。”“这些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过去李立三同志为领导的路线，在某种程度上某种意义上的继续。立三同志的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混合物。立三同志的路线和国际路线是不能并容的。立三同志路线的发展，必然要走到脱离共产国际、反对共产国际的地位上去。”
王明对三中全会进行否定之后，开始以“正确路线代表”的口气发号施令了：“中央要以布尔什维克的勇敢和自我批评来承认错误，以避免争论”，“并且迅速地纠正目前的各种策略上分析上的错误，将这些错误教育全党同志”。
之八、中央茫然 被动应付
虽然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是1930年10月写成发出的，但在中共中央尚未接到正式文本以前，对十月来信的内容和消息一无所知，所以对王明、博古突然向中共中央写的联名信件的内容感到茫然。直到11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十月来信后，才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情。中央极为重视。正在商议如何传达贯彻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时，11月17日，王明、博古再次联名给党中央写信，声称“立三路线”是“托洛茨基主义反列宁主义的路线”，是“反共产国际的路线”。声称他们则是“一贯反立三路线”的，他们的政治意见书是“绝对正确的”、“符合于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宣称他们要“为拥护共产国际路线和反对立三路线而斗争到底”。
他们向党中央提出三条要求：“1、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实质，教育全党；2、正式公开在各种会议上及党报上宣布我们与立三同志争论的真相，撤销对我们的处罚；3、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会议上继续对我们的诬蔑和造谣！”
很明显，他们这封信的目的，就是逼迫中央表态，承认他们反“立三路线”活动的正确，承认他们是反“立三路线”的正确路线的代表。
中共中央连续于11月18日和22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国际来信，检讨三中全会和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
从这两次会议中可看出，中共中央在接受十月来信基本精神的同时，仍在维护三中全会所制定的路线，对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动仍然持批评态度。比如：
11月18日的会议，一方面承认三中全会存在调和态度没有揭露“立三路线的错误”；另一方面又认为在目前的环境下，这个问题不宜扩大讨论，以免妨碍正在进行的实际工作转变并造成党的分裂。周恩来在发言中还针对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动，特别强调指出：“已经知道国际来信的同志（如新由莫回国的），必须召集一次会议，要他们站在巩固党、帮助中央领导的立场上来做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党的方式上去。”
11月22日的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按照国际十月来信精神表示：“完全同意国际执委的这一封信”。“三中全会没有把和国际路线相矛盾的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路线彻底地揭发出来，亦还没有对于立三同志路线的影响占着优势的时期里面政治局的工作，给以正确的估量。立三同志的路线，是用‘左’倾的空谈，掩盖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掩盖对于真正革命的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任务的机会主义消极态度，而在实际上领导党走向盲动冒险主义的道路”。“这种对于立三同志路线显然不充分的揭发，包含着对于‘左’倾错误的调和态度。在过去，这种调和态度帮助了立三同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因此，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同志的路线，这就使执行国际路线的主要任务，没有能彻底解决。”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在决议中又指出：“三中全会一般地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立三同志在三中全会已经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次决议是补充三中全会的决议”。“反对把三中全会和国际路线对立起来的企图”。《决议》还针对王明等人力图在党内挑起公开争论的目的，特别强调指出：“立三同志以及赞成过他的同志已经承认错误，党的领导机关和共产国际执委完全同意，这些事实使政治局认为在党内实行‘公开辩论’立三同志路线问题是不适宜的——现在对于党正是很困难的时候，这种讨论，只能使党的力量离开不可迟缓的很重要实际任务，因此决定：关于立三同志路线只限于解释工作。”
瞿秋白在11月22日的会议上，针对王明等人先于中央知道国际十月来信的内容，又不向中央报告和请示，却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向党发难的错误做法提出严厉的批评：“沈泽民的方式与精神是离开政治局的领导……他们知（道）有国际来信，但不公开说已知国际来信，请求政治局如何办，反而突然在工作会议中提出来，这可使一般同志很惊奇与发生其他倾向”，“使同志们惊慌不明”。这“不是帮助中央，而是进攻中央”。
12月1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作报告，对王明和博古拒绝党中央分配他们去苏区工作的错误行为，也进行了尖锐批评：“尤其要对有小组织倾向的同志们的超组织活动，在过去与伯山（即李立三）同志争论的四个同志在不平衡革命高潮等问题上是对的，但陈韶玉（即王明）、秦邦宪（即博古）等同志则借此扩大发展他们拥护国际路线的影响，这是不应当的。在韶禹同志‘开始在主要几省甚至一省建立中国苏维埃政府问题’的文章里面也曾经写道：‘夺取武汉这一可能的前途，成为不远将来的事实’，‘夺取武汉的胜利，有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并且是中国现阶段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正式开始’。他这样的观点，与伯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