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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全力敦促河北省委的“甄别平反”
为了帮助各省、市、自治区贯彻好大会精神，根据华北局书记处的分工，李立三带着华北局办公厅主任张铁夫和时习之、王孝祖、牛巩、袁勃等5人，于3月9日至28日在天津对河北省委正在召开的扩大会议进行指导。63岁的李立三，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坚持不停地工作。除了参加省委的会议，还深入到一些厅局机关去了解情况。一方面与省委领导同志单独谈话，督促省委抓紧对前几年受到错误处分的人进行甄别平反；另一方面找受到过错误处分的同志谈话，有针对性地做思想工作，要他们能够正确对待，尽快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前进。
3月13日上午，李立三在河北省委书记处会议上听取各口汇报后发言。他用了大量篇幅讲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团结的问题后说，雪峰同志说，这次会议叫出气大会，什么形式都可以，反正要同志们能把意见都提出来，这样才能上下通气，增强团结。
李立三在这里带头作自我批评。他说，虽然我们（在大跃进中）没有兴风作浪，但是推波助澜总是有的，特别是我们（中央）工业部。讲到这方面，首先我要负责。我想大家一定有意见，要让他们提出来。
李立三说，党内团结问题，雪峰同志很重视甄别工作。党内团结，问题很多。突出的是五九年整风反右，伤害了若干同志，许多同志被错误地批判，错误地处分。在这里就有一个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的团结问题。被批判者受了委屈，领导者和批判者要主动出来搞好团结。这次要搞好这个问题，必须由领导者承担责任。批判的检查，被批判的才心服，才敢讲话。另一方面，被批判者，如果真正能够站在党的立场，就不会有埋怨思想，或者说（埋怨思想）不多。能够重新搞好团结。不能对他们（指被批判者）太苛刻。他们有意见，有埋怨情绪是很自然的事情。要使他们认识到，我们党是公正的。消除他们这种心情。被批判的，要给以平反，要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但是，也还有个积极分子（原来批判人）的问题，原来批判（别人）的很厉害，现在怎么办？如果把（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搞得灰溜溜的，也不好。所以，首先是（当时领导斗争的）领导者把责任承担起来。积极分子无非是积极响应领导的号召，说了一些过头话。解决问题，还是要实事求是，部分错的，部分改，没有（批判）错的，还是要肯定。总的看，搞错了的是主要的。虽然当时批判是事出有因，但是扩大化了，要承认搞错了。不是机会主义的搞成了机会主义。错了就纠正。所以，雪峰同志强调，一般属于思想认识的问题，就不给留尾巴。雪峰同志讲，抓甄别，也是贯彻这次扩大会议精神。
李立三最后说，把困难讲够，把缺点讲够，是不是会丧失信心呢？少奇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讲，不会的。只有把困难估计够，措施才能正确；把缺点错误讲够，认识才能深刻，才能更好地吸取教训。全党更团结了，这一点是肯定的。我们不是更弱。强到什么程度？要看我们学习的情况。有的学的好，强的很厉害，有的学习不好，可能继续犯错误。
河北在1959年大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有原副省长杨英杰、原唐山地委第一书记刘汉生、原承德地委第一书记王克东、原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葛启等同志。
当时，河北省委对杨英杰、刘汉生、王克东、葛启、杜文敏、常立木、杨远、杨立昌等人的平反意见，已经写出了草稿。只是省委在同意对他们进行平反时，又还多少都留了一些尾巴。在李立三的催促下，省委于3月15日开会专题进行讨论。李立三向参加会议的同志做工作说，既然过去把人家批判处分错了，人家已经受委曲多年了，主要方面都平反了，那就不要留尾巴了，而且还要官复原职。李立三具体说道：王克东回承德任第一书记，这样好，决定是正确的。要让干部们认识明确，因为他过去本来是正确的。刘汉生是否可以考虑调回省里来？已经委屈了两年，还在下面当个副厂长，于心不忍啊！
3月19日下午，李立三在河北省委书记处办公会议上听取各口汇报学习情况以后发言，他首先对当时会议情况进行评价：一般来说，很好，基本做到了有话就说，顾虑不大或没有顾虑。同意大家说的，发展不平衡。少数人还有顾虑，原来被批判的人，现在讲话的有了，但不很多。我们的会议到了什么程度，这是一个重要标志。有几个人给我写信，有人找我谈过话，但是还没有在会议上发言，说明放的还不充分。这些被批判的同志意见很多。
3月21日下午，李立三在河北省委书记处会议听取各口汇报后说：真正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干部问题。被（挨）整、被批判的人，有一肚子气要出，或对某些工作作风、省委的具体政策、口号上，具体办法上有意见。工作上出了毛病，大家都难过，是爱护事业的表现，希望改进领导，改进工作，改进作风，好得很。
李立三提出，请省委考虑准备做检查。以子厚同志在北京会议上的检查作为基础，把这一次会议上大家提的问题加以补充修改，作为这次会议省委的检查。这样一检查，对会议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对通气会大有帮助。因为，现在同志们希望省委有一个态度。
3月22日上午，李立三参加文教口的讨论会，在听了杨英杰的发言后，李立三说：“你是不是把个人受批判的问题也讲一讲，大家很关心这个问题。”当杨英杰简单讲了受批判的情况后，李立三问：你对平反有什么意见？杨回答说：“甄别平反工作，应当搞得快一点，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和我谈过。只是那次与（朱）子强同志谈话时，说到过一点。至于怎么平反？写出了什么材料？我都还不知道，不好发表什么意见。”
为了能做到给杨英杰彻底平反，李立三专门找当时的副省长兰凯民谈话，有针对性地给他做思想工作。
在李立三的推动下，河北省委书记处于3月24日再次开办公会议，专题讨论对杨英杰、梁双璧、葛启、刘汉生、王克东、杨远、常立木、杨志昌等8人的甄别平反问题。在省委副书记郝田役讲了省委对杨英杰的平反决定（草案）后，李立三立即作了长篇发言，他用大量篇幅讲了高速度和按比例发展的相互关系，然后说道：杨英杰说的话是对的，虽然可能还有些不全面。但是，在那个时候，除了（毛）主席外，谁能了解得那么全面？所以，并不能说是错误的。他不仅不是反对三面红旗，而且是比较正确地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和58年大跃进的经验。我说他比较正确，就是在这个历史阶段比我是正确的。要服这个气，要承认他比我们正确。这是教训嘛！人家比我们高明，有什么不好？要发扬这一点。历史会证明他比我们是高明的。如果我们承认他高明，就证明了我们也高明。如果我们不承认他高明，我们就是不高明充当高明。当时，我们批评他，是为了保卫总路线，保卫党的利益。今天，历史说话了，说明是我们错了，他对了。现在，为了保卫党的利益，就要承认我们错了，是他对。这也是党的利益。只有站在党的利益上，我们承认错误，才能把这些同志团结起来。杨英杰对党并没有什么怨言，受处分后，工作好得很。王克东（工作）也是好得很。这些都是经过考验的同志，虽然暂时受到委曲，但是，他站在党的立场。所以，我们要承认错误，要很好地团结他们。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是要提高全党的认识。这样一来，就真正分清了是非。原来，我曾担心（当时的）积极分子不服气，现在看不是这么回事。现在是（当时）领导批判的人是不是服气？提高了认识，总结了经验，要敢于起来承认错误。因为，我到省计委参加了小组会，计委的同志认识是对的。（在中央工业部）批判高扬（当时任副部长），我是错误的，我给他写了信，向他承认了错误，他就很高兴。
李立三说，你们现在还给杨英杰留下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帽子，是不是恰当？很值得认真考虑。我的意见，可以不留尾巴。李立三还说，杨远、常立木回去，大有好处。我们把人家批判处理错了嘛！就应当给人家官复原职。
李立三在会上的这段发言，就是苦口婆心地向省委领导同志做工作，推动省委抓紧对杨英杰等8人进行甄别平反。
之二、后来成为“文革”罪状之一的几次讲话
其实，早在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以前，李立三就根据党中央的文件精神，积极主动地狠抓了甄别平反工作。
李立三一生坎坷，他的亲身经历，使他深深懂得挨整受屈同志的心情。只要一有可能，他就尽力为这些同志伸张正义。其态度之坚决，措施之果断，为他日后“获罪”再次埋下了伏笔。
1961年12月17日，华北局组织部副部长刘莱夫向李立三汇报甄别工作会议情况时说：“河北对王克东准备采取先摘帽子后作结论，我们认为这个办法有问题。”李立三当即表态： “如果基本上是人家搞错了，也可以。”由此可见李立三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观点明确，果断坚决。
12月27日，李立三在主持华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听取刘莱夫汇报甄别工作座谈会情况时讲话说：
“大是大非确实搞错了，先把帽子摘下来也好，这样有好处，可以叫大家知道，搞错了就要平反。不然一个人的问题，就要搞很长时间。”
“目前被批判的有些不敢说话，我们应当叫所有被批判的知道中央有关甄别工作的指示精神。”
在汇报到处分畸轻畸重问题时，李立三说：“总的原则是要根据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精神。畸轻的，一般就不再动了。”
“华北地区的甄别工作为什么进度慢？障碍是什么？我看主要是思想问题，就是还没有认识甄别工作的重大意义。所以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很重要。首先是领导干部的思想问题。领导重视了，下边也就重视了。会议应该决定：所有县一级干部要认真学习和讨论中央有关甄别工作方面的文件和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的有关报告。只有干部领会了中央精神，才能统一思想，才能正确地认识甄别工作的重要意义……要有一个限期，中央管理的干部还可以搞得快一些，因为他们的影响面大。”
“关于先摘帽子后作结论问题。摘帽子和留尾巴这是两回事。不能因为细节问题，而影响解决大是大非问题。如果有些人不是右倾机会主义，但别的错误还有，那么就不要把大是大非问题和小是小非问题混在一起。因为在摘帽子的过程中，要作一系列工作，不仅教育本人，调动本人的积极性，而且还可以教育广大干部。在摘帽子的同时，其他工作一定要紧紧跟上去，不能拖得太长。如有的拖了几个月、半年，是很不应该的。太长了也起不到教育作用。总之，要先解决大是大非问题。”
李立三在河北省的这些主张和言论，却为他后来引来大祸。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发出后，中共中央华北局从5月23日至7月20日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了扩大会议，历史上称之为“前门饭店会议”。在会上，北京小组集中对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进行批判，内蒙古小组集中对华北局第二书记、内蒙古第一书记、自治区主席乌兰夫进行批判，河北小组集中对华北局第三书记、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进行批判，天津小组集中对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胡昭衡进行批判，山西小组集中对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袁振进行批判。而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阎达开代表河北省委对李立三的猛烈批判，其靶子就是1962年他在河北的历次讲话，说李立三当时是“竭力为右派翻案”，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者”……
之三、不遗余力为自己的同事讨回公道
李立三下大力抓甄别平反工作，还表现在他对原中共中央工业部副部长高扬、部务委员刘祖春、薛光军等人的甄别平反上。
话还得从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全民炼钢说起。
1958年秋季，在“全民炼钢”运动中，10月5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土法炼钢，妙计无穷，河南商城低温炼钢”标题，介绍了河南商城土法炼钢的经验，介绍他们炼钢用的是劈柴、木炭炼出的钢的质量与洋法炼的低炭园、方、扁钢料不差上下。设备简单，建炉快，花钱少，产量却不少。炼钢炉本身是用黄土加砂搪成，只用三块小铁板，6个铁钉。工具是一只风箱，铁杠4根，铁锤5个、铁砧2个。取名为“低温炼钢法”。
10月12日，康生在河南视察时说：学校是整个劳动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与社会上大生产相结合，可以上课两小时，劳动3小时；也可以劳动6小时，上课2小时；现在在全国钢铁潮流下，又可以只劳动，不读书。
冶金部多次在《人民日报》上介绍推广商城的经验：花100多元建一个炉子，只用250斤木柴和木炭，就可以炼出一吨钢，并郑重其事地否认这不是“炒铁”、“板铁”，为其正名是“钢”。
10月1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商城土法炼钢的巨大优越性：当天建炉，当天可以出钢，一个外行人，两天就学会炼钢本领。并发表社论：“让土法炼钢遍地开花”。
10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河南金榜第一名”。
11月8日《人民日报》载：在10月份，河南人民为我国钢铁跃进写下了英雄史篇。他们在一个月共产生铁440万吨，如果加上9月底以前产的生铁，今年全省已产生铁468万吨；10月这个月产钢30万吨，加上1—9月累计，今年全省已产钢31。3万吨。可是在6月底以前，全省只产生铁几千吨，钢一吨也没有。
就是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工业部部长的李雪峰，要求机关干部都从北京下到基层去吸收大跃进的新鲜空气，见见世面。我们都分别下到各省市去了。副部长高扬带队到河南，实地考察了禹县等地放出高产“钢铁卫星”—— 一炉炼出40万吨钢。
高扬回京后，实事求是地汇报说，那颗“卫星”不真实。因为，他们是把上百万吨铁矿石加上新砍伐的树木，堆积在一个山沟里，点火一烧，就说一炉炼出了40万吨钢。说实在的，他们炼出的“钢”，就连烧结铁也够不上。为此，1959年庐山会议结束后，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旧话重提，副部长高扬、部务委员薛光军、刘祖春都被作为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受到批判。1960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工业部就高扬、薛克军“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处理意见”，向中央写了请示报告。经中央批准后，高扬被下放到贵州一个小钢铁厂——清镇钢厂当了个副厂长，薛光军和刘祖春也被下放劳动锻炼。
随着1960年中央工业部的撤销，机构没有了，干部分散在全国各地，身居工业部二把手的李立三，出于对党对同志高度负责的使命感，在中央有关甄别平反文件发下后，没有等原来的一把手李雪峰的指使，主动把对原中央工业部受过错误处分的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承担起来。立即指示原工业部机关党委书记陈苏光按照中央文件精神，把工业部需要进行甄别平反人员的资料搜集起来。
李立三在参加七千人大会期间，亲自找贵州省委、贵州市委分管工业的书记和清镇钢铁厂党委书记了解高扬下放到该厂后的情况。会议结束后，他用了相当的精力（一个月时间）把他在工业部期间的几十篇讲话材料和关于批判高扬和工业部部务委员刘祖春、薛光军的全部材料，重新进行了审查。
春节过后一上班，2月15日，他就召集原工业部的几个处级干部黄书麟、刘谦、刘玉柱、张铁夫、瞿英等人，讨论为高扬、刘祖春、薛克军进行甄别平反。他发言说：“1070（万吨钢）指标是高，粮食是没有那么多嘛，是浮夸。烧结铁，不是铁……中央说算（铁），是为了照顾群众的情绪。土法炼铁，是失败的教训。”
2月26日，李立三又找刘谦、张铁夫等谈给高扬平反问题。他说，“……运动当中的一些问题，还值得研究。中央说，一些大办，错了。大办钢铁是不是对呢？杨献珍（中央党校副校长）在河南（大办钢铁）问题上被批判了九个月，现在看来是批错了。河南的大办（钢铁），就是值得研究。”
2月28日，李立三主动给李雪峰写了一封信，提出应该给高扬、刘祖春、薛光军等同志进行甄别平反的意见。
3月5日，李立三在召集原中央工业部一些处级干部黄书麟、王雨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