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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态度和气，意思是：好好揭发刘少奇的“罪行”，对你会“将功补过”。
李立三同这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作为他秘书的我有幸成为这次谈话的记录者，而这份纪录也有幸被保存下来了，成为研究李立三在最后一次的考验面前，始终如一地坚持党性原则的有力见证。
李立三详细地讲了安源时期、五卅运动时期、武汉政府时期三个历史阶段的真实历史。他说，安源时期，“1922年9月，快要罢工时，主席派刘少奇来安源”，“罢工期间刘少奇初到，认识人少，我认识人多。工人们把我保护起来，由刘少奇出面。《燎原》电影，就是反映这个事。电影中的雷唤觉，是把我与刘少奇写成一个人。”又说：“二七罢工后，主席的思想是挽弓待发之势。”这时我从安源被调走，刘少奇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领导那里工人“只提出一些要求，威胁矿上，但没有罢工”，因此，“安源没有受到镇压”。刘少奇是正确的。他得出结论说：“这段时间（半年）中，我和刘少奇在一起工作，这一段没有看出他有什么问题。”
李立三接着讲了五卅运动时期。他说，五卅运动中我是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调来担任总务部长（类似秘书长性质）。由我出头露面。当时工商联合会，我代表工人去的。工会具体工作，刘少奇做得多，我做得少。“这段期间与刘少奇相处三个月，也看不到他有什么问题。”
“第三次是武汉时期，1926年到1927年，全国总工会，我是负责人，他是第二把手。”在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中，“刘少奇是支持群众的。这段时间也没看出他有什么问题。”
他指出，他在7月下旬离开了武汉去搞南昌起义，这以后就再没有和刘少奇一起工作。总之，“这三个阶段没有看出有什么大问题。”
……
无论从当时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还是从李立三、刘少奇当时的特殊处境来看，李立三面对极端险恶的形势，勇敢而公正地为已经成为“全国共诛之，全党共讨之”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刘少奇如此“作证”，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从那以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人物”来找李立三，找他“要活材料”，让他“立新功”，贡献出刘少奇的“叛徒”材料或者别的一些老干部的什么“罪行”。因为他们都知道李立三在党的历史上是党中央的重要负责干部，掌握许多老干部的情况。然而，李立三就是不买账。他以对党负责的态度，以自己正直、无私的优良品格，实事求是地讲述他所知道的干部的历史功过，永葆了自己作为一个忠诚革命者的气度和节操。
4。迫害升级了
由于李立三不肯出卖自己的灵魂，他的这种“不识趣”的态度，终于触怒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于是，从各个角落里伸出了一双双看不见的手，开始指向李立三，对他的迫害也随之开始升级。
首先是康生，他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说：“你们不要以为李立三是‘死老虎’，死老虎也有虎威。你们要在他身上放一把火，彻底地烧一烧。”于此，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先后开始制造各种政治谣言，点名揪李立三。
接着是林彪的夫人叶群跳出来，编造出离奇的谎言，说李立三曾经反对，并且企图谋害过林彪。
1967年5月20日，在提前出版的《红旗》杂志第7期上，刊登了一篇署名黄锡章的文章：“反动电影《燎原》与中国的赫鲁晓夫”。
文章一开头就气势汹汹给这部影片“定性”说：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达到他们篡党、篡国的罪恶目的，也把他们的魔爪伸进了意识形态方面，伸进了文艺领域。他们不顾毛主席的警告，伙同周扬、夏衍、陈荒煤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八届十中全会后不久，就抛出了反动电影《燎原》，这部影片就是他们搞反革命复辟的一个罪证。
文章接着就“点”到了李立三的大名：电影一出笼，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群起为之喝彩。老机会主义者李立三连续发表文章，公开声明，‘雷焕觉’就是某某人。这个某某人，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十足的老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众所周知，“文革”时期的《红旗》杂志非同小可，一旦被它点了名，被公开宣布为什么什么分子，就等于在政治上宣判了其人的“死刑”。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说明中央文革就要拿李立三“开刀”了！
更为荒唐的是，这篇文章为了贬斥刘少奇、李立三，竟然不顾历史，公开篡改已经流行了40多年的安源工人自发创作的民间歌谣。
在20世纪20年代初，安源的路矿工人中曾广泛传唱着一首长达840多句、其中有歌颂李立三、刘少奇内容的长篇叙事歌谣——《劳工记》，又名《罢工记》。原文中是这样描述的：
不唱三皇和五帝，听唱一本劳工记；
……
工人受苦难尽表，有个英雄天下少；
名号能至李先生，出洋俄国转回程；
年纪只有二十四，祖居湖南醴陵住。
他从长沙到萍乡，要救工人出牢墙；
工会湖北来办起，劳动工界结团体。
能至安源办学堂，先禀知事到萍乡；
知事替他出告示，准他办成俱乐部。
刘少奇与朱少连，倡首发派到安源；
……
可到了这篇文章中，摇身“变”成了如下模样：
……安源的工人日夜思念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们编了一首歌谣，表达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和怀念：
直到一九二一年，忽然雾散见青天；
有个能人毛润之，打从湖南来安源；
他和工友把话谈，解除苦难不为难；
提议要给办工会，劳动工界结团体；
工人听了是真情，个个难舍又难分。
……
造足了上述这些舆论还不算，再接着，是关锋、戚本禹这些“文革”新贵们，不惜亲自出马，破天荒地“接见”了华北局机关名为“红色造反团”的一批造反派头头，直接“指示”他们要“联合起来”跟李立三“斗”。
一份保存下来的纪录清楚地再现了当时的情形——
时间：1967年5月24日晚10：40点至25日0：45点。
戚（本禹）：同志们，你们等很久了。对不起，我们来晚了。今天的会怎么开？
关（锋）：先学《最高指示》。
戚：（领着学《最高指示》）
关：中央文革委托我们来了解华北局的情况。你们不是写了很多信吗？（接着问了几个群众组织的情况，×××一一作了汇报）
关：刘莱夫怎么样？为什么不斗他？（当汇报到张邦英是漏网分子时）
关：对、对，应该造他的反。（当汇报到三个盖子论时）
戚：三个盖子论，还有吗？矛头对准谁？
关：内蒙《无产者》与《一联》的关系怎么样？范儒生怎么样？斗他了没有？
戚：早该斗他。抄李立三的家是谁？是《红色造反团》吗？李立三的老婆斗过没有？为什么不斗她？（回答她不是我们机关的）
戚：她在哪里工作？不是你们机关的就不管吗？中国人长了外国相，就不敢斗吗？你们不如“红卫兵”。她的问题大，是大特务（随即指着桌子上暖水瓶的上部说），比如她的问题有这么多，你们揭出的才这么（指着底部）一点点。你们要与外语学院联合搞。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你们华北局的运动大方向搞错了，你们的矛头不应该对着李雪峰同志，而应该对准李立三。（汇报说，我们力量不够，准备与天津联合斗）
戚：北京斗不了？几百人斗不过李立三？在北京联合搞嘛！
如此一来，社会上的和华北局机关的各派造反组织，为了以“实际行动”落实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也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性”，都争着抢着要把李立三找去交代问题，进行批斗。“李立三里通外国”、“将老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分子李立三斗倒斗臭”等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机关里和大街上。
5月12日深夜，李立三的家被彻底地查抄了一遍，一些“可疑”的书信和文字材料自然是被抄走了，就连《红楼梦》、《刘志丹》等文学作品以及相册、小孩玩的洋娃娃也拿去当做李立三“变修”的罪证。与此同时，造反派们公开贴出了《勒令》，“勒令”李立三“不得与任何人接触”，“不得任意外出”，从而彻底限制了李立三的人身自由。
5月31日，在某大学组织的一次有10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上，造反派挥着拳头指着李立三的鼻子责问：
李立三，你为何还不低头认罪？
我没有罪。
你从30年代就反党反毛主席，你还不承认？
那些错误我早就检查过了，那不是反党反毛主席。
你还嘴硬，你没有反党反毛主席，那你为何里通外国，做苏修特务？
我没有里通外国，我不是苏修特务。
1930年至1945年，你在莫斯科究竟干了些什么？
没干什么，我是去学习的。
胡说，你和特务上司，你的老婆就是那时候勾结上的。
她不是特务上司…………
李立三义正词严，据理力争。造反派把纸摊在他面前，逼他写出承认是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供状。李立三毫不犹豫地挥笔写道：
我完全相信群众，完全相信党，会把我犯的错误的性质弄得清清楚楚。
事实会证明，我不是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决不是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1967年6月5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由各地58个“造反组织”参加的“批斗李立三反革命集团联络站”。联络站发表公告称：“窃取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职务的李立三，是一个老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托洛茨基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四十年来，他一贯地、猖狂地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积极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篡党、篡政、篡军活动效劳。他勾结一小撮牛鬼蛇神，进行一系列里通外国的反革命罪恶勾当，企图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根据这些无中生有的“罪状”，一个个揪斗李立三的浪潮铺天盖地接踵而来。仅在一个月内，就有名目繁多的各种造反组织召开批斗李立三的大型批斗会达14次之多。“文革”中创造发明的对待“叛徒、特务、走资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的种种手段，都在他身上使用过。每次批斗会后总有三、五批人到李立三家里，连续不断地审问和威逼李立三交代“罪行”。已经68岁、且患有高血压症的李立三，在这种惨无人道的折磨下，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了极大的损伤。他头晕，头痛，手脚麻木，站立不稳，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他先后5次给党中央写信，除了对他的所谓罪名进行辩诬之外，还请求允许他请假去医院治疗休息几天，待体力稍有恢复，再回来接受群众批斗。但这些信都如石沉大海，得不到任何答复……
5。患难夫妻的生死诀别
1967年6月19日晚，又被批斗了一天的李立三在家里稍稍喘了口气，顾不得浑身上下骨头像散了架似的疲惫，哆哆嗦嗦提起笔来，写信向毛泽东报告。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成为华北局文化革命运动被批斗的主要对象，已经快一年了，其中虽然有起有落，但最近两个月，华北局各组织（共四个组织）已经召开了14次斗争我的会，加我以许多罪名——莫须有的罪名。我的精神和身体所受的折磨，已经非常厉害，特别是头痛头晕，难于忍受，几次写信请求让我治疗或休息几天（在家里，每天来访的人总有三四批），都未得到允许。
最近六月五日，忽然成立了“揪斗李立三反革命集团联络站”，参加联络站的革命造反组织有58个之多。在联络站成立的公告上说：“窃据华北局书记处职务的李立三，是一个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托洛茨基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四十多年来，他一贯地、猖狂地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积极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篡党、篡政、篡军活动忠实效力，他勾结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进行一系列里通外国的反革命罪恶勾当……”
主席！上述这些加给我的罪状都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捏造出来的，如果有一条是符合事实的话，那么，我不仅应当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而且应当受到党纪国法的处分……有人说，这是中央文革批准，我开始是不相信的，现在想如果没有中央文革的批准，怎么能成立这么大的联络站？如果中央文革中真有人看了这个公告而批准了的话，这真是抹煞历史，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给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加以莫须有的滔天罪行，这真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主席！我在历史上犯过立三路线错误，使党的事业受到很大损失，这是在任何时候都应受到群众批评的。但我在犯了立三路线错误以后，在莫斯科时期，虽然处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中，还是不止一次地不顾个人的利害，以至生命危险，坚决维护党的利益。如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时，王明搞篡夺党领导的阴谋，我是坚决反对而且及时揭发了的（康生同志知道）。又如1938年至1939年在莫斯科坐牢时，我对共产国际干部部长诬蔑我们党的事件进行顽强的斗争（恩来同志知道）。
我从1946年回国以后的二十一年中又犯了几次严重的错误（如梅河口会议的发言，全国总工会的错误，1962年参加河北省委的发言等等），但的确只是由于对主席思想学习不够，领会不深而犯的错误，而绝不是什么有意干的反党罪行。在华北局工作十几年来（注：这是指包括从1955年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以后的十几年），虽然犯过一些错误，没做出什么成绩，但总是尽自己的力量，为党的事业多少做一点工作。我绝没有耍什么阴谋把戏来反对什么人；我从来没有个人野心；我从来没有搞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活动；我从来没有同任何反党集团有过任何关系（如高饶，我同他们反党活动都没有任何关系），我和我的全家（包括我的老婆和两个女儿）都绝对没有干过里通外国的罪恶行为。因此，我认为这种对我的斗争，和联络站的公告是一点也不公正的，一点……
信写到这里，一阵急促的打门声把李立三的思绪打断。他预感到这是不祥之兆，立即把未写完的信稿拿到卧室，往枕头下一塞，还没缓过气来，一群造反派已经汹汹地站在他的身边，不容他给家里人说句话，就被揪住衣领拖上了汽车。
“造反派”们这次把李立三秘密看押在三里河一座楼上私设的牢房里。
第二天，造反派按事先计划，把李立三与他夫人李莎押在一起开了一次斗争会。
斗争会设在华北局礼堂里。由于李莎是个“洋人”，又是中央文革小组“钦点”的“苏修特务”，人们像看“西洋镜”似的，都想看个稀奇。所以，整个礼堂人山人海，被挤得水泄不通。参加陪斗的还有所谓“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漏网分子”张某某，所谓“叛徒”苏某某等七八人。
斗争会历时3个多小时，李立三与李莎始终被按站在台前。李立三面容憔悴，颤颤巍巍，一副站立不稳、随时都要倒下的样子，但面对造反派的厉声呵斥，他仍然“死不认罪”，矢口否认有什么“特务活动”。李莎则被弯腰达90度，以至汗流浃背，衣衫全湿透了。尽管这样，她还不时偷偷看一眼李立三，见到李立三那奄奄一息的样子，心中如刀割一般……
好不容易批斗会结束，按事先约定，主持这场批斗会的造反派要把李立三“交还”给另一个造反组织。为了不暴露李立三的藏身之地（惟恐别的造反组织知道将其抢去），他们先把李立三夫妇放在一辆黑色伏尔加汽车里，后面又暗地里跟了一辆汽车，先向东往李立三家的方向行驶，行进到文津街附近突然停车，命令李莎下车，转到另一辆车里，单独送回东单北极阁家中。李莎毫无思想准备，连与李立三告别的机会都没有。更让她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这次批斗会上夫妇二人的见面，竟成他们俩最后的生死诀别……
6。李立三自杀之谜
1967年6月22日，一群造反派按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