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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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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连成”出科的名净裘盛戎,也是必须站出来的。他的发言题目是《叶盛兰,人民在等待你回头,懂不懂?》。裘盛戎说:“党还在等你,一直没给你登报。右派分子有几个没登报的?你心中也有数。一直在团结等待,迁就你,你不懂啊!”他还以亲身经历揭发“富连成”的“罪恶”,说:“我想谈谈学戏的感想。我过去一天演过八出戏,在本馆子‘行戏’(行会戏的简称,指戏班为工商业、公会等行业部门的演出)、‘灯晚’(即夜戏)演了三出,又在‘堂会’演出五出。我就这样一天演了八出戏……解放后,党照顾了我,教育了我。我的房子是和谭(富英)先生排了一出《将相和》后买的。这说明是党给了我房子,给了我老婆孩子。”裘盛戎说的是事实。他红得晚;即使红了,也不像梅兰芳、马连良挑班,挣大钱。裘盛戎的结束语就像铜锤花脸的唱腔一样激扬:“张春华(武丑演员)说没了京剧这个剧种,也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我说,没了整个戏曲界,我们也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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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7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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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台揭发批判的,不下数十人。从名演员到汽车司机,应有尽有。从革命老区过来的,又身为党员的一位老生演员愤怒揭发叶盛兰先后拉拢杨宝森(老生演员)、李盛藻(老生演员)进剧院,以排挤打击自己的事实。他发言的另一个重点是叶盛兰在朝鲜战场慰问演出的表现。因为他是按照党的指示要求照料叶盛兰,每日打洗脸水、打洗脚水、铺床、扫床、找电炉子做饭。二人天天相处,寸步不离。这样他就“积累”了这方面的宝贵材料。他说“叶盛兰到朝鲜战场慰问演出,动机是为了个人,便于取得政治资本和更多的权力和利益”。接着,便详细罗列叶盛兰的恶劣表现:如何贪生怕死,挑肥拣瘦。想演出才演出,不想演出就不演出。志愿军开欢迎慰问团大会,首长献旗,他不接;请他讲话,他说肚子疼。军人们想与他合影,他也不干。别人接了旗,他又不高兴。走路不坐大卡车,非要小汽车等等。赴朝慰问团返回国内作总结,在候车室里,叶盛兰对自己说:“你回去问问毛主席,叶盛兰过了鸭绿江算不算落后?我对得起你们共产党。”应该说,这位演员揭发的每个事实都是射杀叶盛兰的优质子弹。 
   
  【清算一个人的罪行,首先清算他的历史】 
  要打倒一个人,一个重要招数是搞臭他的历史。清算一个人的罪行,也首先从清算他的历史下手。有了这样的战略部署,艺人纷纷揭发1949年前的叶盛兰,是如何地吃喝玩乐,腐朽堕落,横行霸道。开车的司机也上了台,揭发叶盛兰生活中怎么摆谱,说:一定要把小轿车停在叶家门口,差几米都不成。有一次接叶盛兰到文化部开会,司机告诉他马少波院长已经在车上了。不想正在吃早点的叶盛兰继续慢条斯理儿地吃他的早点,让党员领导干部在车上等了一刻钟。剧院的管理人员则揭发他为自己的化装室一点挪动而大发脾气、数日不上班的恶劣表现。 
  没有事实可揭的人,就进行批判分析。有一个演员说:“解放七年了,请你参加无数次的国宴。我就纳闷,怎么不如章伯钧请你吃一顿饭?他给你的感受就那样好?什么菜那么香?我想了想,大概就是三样,两菜一汤。第一个菜打开盖儿一瞧,反党;第二个菜是反社会主义;第三个是汤,是反人民。就是这三样菜,撑得你胡说八道,你从此找到了靠山,说自己活了四十年,那是你最痛快的一天。” 
  而中国社会历来又有“婊子无情,戏子无义”之说。平素讲义气的艺人啥时才无义呐?我想,某件事一旦危及到饭碗,涉及到名利的时候,这些精于表演的人就“翻脸无情”了,呈现出趋炎附势的一面。批判别人就是表白自己。牵连者须表明已与被批判者划清了界限,无干系者即以此表明立场之坚定。有规模的批判和表态,能形成政治威逼和社会压力,迫使被批判者就范。与会者和批判者对批判对象原本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深谙利害的艺人站出来在很大程度上,忧虑的正是自己饭碗和未来的演艺生涯。 
  头顶着阳光万丈,可眼前物是人非。看到台下熟人那没有表情的表情,外表平静的叶盛兰,那心底当有怎样的狂乱?他在《白门楼》里,能以抑扬凄婉的歌吟表达吕布被擒后的惊惧、悔恨、悲怆的复杂心境。可现在呢?无可开口,也无口可开,连个三国的吕布都不如。跋涉复跋涉,追寻复追寻。胼手胝足,荆棘满衣,如今风雨骤降,而这风停雨歇的终点又在何处? 
   
  【爱恨情仇】 
  叶盛兰已经大红大紫的时候,杜近芳还是一个连自己亲生父母都不知道是谁的小姑娘。世事难料,沧海桑田。如果没有政权的更迭,他与她不会在一起;如果不建立一所国家级的京剧院(即中国京剧院),他与她不会在一起;如果他不参加这个国家级京剧院,他与她不会在一起;如果他不是小生,她不是旦角,他与她不会在一起。但是,他与她在一起了,而且是几十年地在一起——一起在中国京剧院唱戏,一起唱生旦戏,一起唱才子佳人戏。他演吕布的话,她就是貂蝉。她演白娘子的话,他就是许仙。她演李香君,他就是侯朝宗。她演陈妙常,他就是潘必正。他演梁山伯,她就是祝英台。总之在古代题材的戏里,他们是相爱的一对。即使在现代戏《白毛女》里,他们也还是相爱的一对,一个演喜儿,一个扮大春。其实,他们之间的纠葛也像一本大戏,“大戏”里有深深的情,也有多多的恨。 
  京剧界的人都知道,旦行演员是非常多的,优秀的旦角演员也不在少数。要不然,怎么一下就齐刷刷地有了“四大名旦”(即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后来,又齐刷刷地有了四小名旦(即李世芳,毛世来,张君秋,宋德珠)呢?可要找上个好小生演员,那就难了。京剧界直到现在都在闹“小生荒”。所以,杜近芳进了中国京剧院,能遇上叶盛兰,那是她的造化。从此,杜近芳的表演因有“中国第一小生”的同台、配合与提携,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的层面,新的境界。叶盛兰的文戏武戏,都让人产生美感。扮上吕布是吕布,扮上周瑜是周瑜,决不雷同。与旦角合作演才子佳人戏,软点的旦角真能叫他这个俊美无比的小生给比下去。所以,自身条件很不错的杜近芳非常努力,力求在舞台上能与他楚汉对峙、旗鼓相当。杜近芳遇到表演艺术上的问题,也多向“四叔”(即叶盛兰)请教。于是,杜近芳迅速蹿红。同行都说,是叶四爷(盛兰)培养了她。那时的她,也没站出来否认这个说法。与中国第一小生长期搭档,哪个旦角演员不羡慕,连霸气十足的言慧珠都动心。 
  平素他与她也很亲密,俩人能说心里话。这种亲密,同行也认可。要知道:这是江湖,是戏班,不是寺庙军营。 
  1951年,为丰富上演剧目,中国京剧院要排《金钵记》(即《白蛇传》),决定选用田汉的剧本。对这个决定,叶盛兰是不满的,私下里对杜近芳说:“田汉是共产党员,是外行,不懂戏。拿我们的旧剧本改改,就成他们的啦,好来挣我们大钱。” 
  那时,正在全盘照搬苏联文艺理论。戏剧界热火朝天地学习苏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表演体系,戏曲艺人也要学。一次,田汉向杜近芳详细介绍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中关于如何体验和表现人物性格的理论和方法。回来后,杜近芳告诉了叶盛兰。听后,叶四爷很不以为然地说:“我没学什么表演体系,也唱了三十多年。什么‘斯坦尼’?我还‘叶坦尼’呢!” 
  从中国京剧院建院开始,剧院领导就组织政治学习,强调艺人进行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叶盛兰对此颇为反感,他是我行我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说休息就休息,说生病就生病。 
  1952年,他们一起赴朝慰问演出。从朝鲜回国,叶盛兰深感自己很难适应集体生活。私下里,他对杜近芳说:“我对得起共产党,在这里(指中国京剧院)我受不了。”过了几天,他决定不离开中国京剧院了。 
  1953年,中国京剧院根据上级指示提出培养青年演员的方针,让青年演员成为舞台接班人。有关讲话传出,受到青年演员的热烈欢迎。那年,叶盛兰刚过四十。梨园世家和“富连成”科班班主的家庭出身以及十九岁成名的个人经历,使他比别人更深地领会一个新政权提出培养接班人的战略意义。在他感受到威胁的同时,也陷入了难以排遣的忧虑。他向杜近芳吐露了自己的看法:“把他们培养起来,我们就完了。”话说得一针见血,简单又准确。 
  1954年,组织上动员杜近芳加入共青团。她也很想入团,可又还拿不定主意,遂向叶盛兰讨教。叶盛兰听了,就撇嘴摇头。说:“你要入团?那么,将来连你的婚姻自由都没有了。” 
  1955年,中国京剧院到欧洲演出。一路上,叶盛兰对洋玩意儿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到了捷克,他提出要买羊毛衬衫,那时,没几个人知道啥叫羊毛衬衫。他的理由是“怕演员们晚上着凉”,希望组织能考虑一人买一件。到了瑞士,他提出要买瑞士表,还要求表商打折,再打折。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和先进,叶盛兰打心眼儿里羡慕。他对杜近芳说:“你看人家,路灯没明线,小汽车真多,真漂亮。一路上的景致多美。美得我都不愿睡觉,愿意看这些景色。咱们祖国多咱才能赶上人家这样呐!”接着,是一阵的唉声叹气。 
  在批斗叶盛兰的大会上,杜近芳把以上我所罗列的叶盛兰平素对她的谈话内容,揭了个“底儿掉”。她发言的题目就叫《我是党培养起来的》,洋洋洒洒数千言。全文共分四个方面:一、在思想上右派分子叶盛兰是一贯煽动我和党对立;二、在政治上右派分子叶盛兰想尽办法拉我上他的贼船;三、在艺术上右派分子叶盛兰对我实施暴力统治;四、在生活上右派分子叶盛兰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我……发言的结尾处,她义正辞严道:“我从各个方面揭穿了‘是叶盛兰培养了杜近芳’的弥天大谎,并证实了右派分子叶盛兰怎样从政治到艺术毁灭杜近芳,已经是铁证如山——我最后再说一句:感谢党,感谢党对我的一切培养!” 
  杜近芳处于激昂状态,说得生龙活虎;叶盛兰陷入精神混乱,听得心惊胆战。“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知我者缘何如此情薄?原来亲密与仇视,赞美和污蔑可以在瞬间转换,而操纵转换的杠杆就是那无所不在的政治支配力以及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 
   
  【我们谁敢保险演员不反党?】 
  单看这个标题,就颇具“左”派色彩和革命锋芒。说这话的不是别人,是一位有名的京剧生行演员。我写到这里,心情也很矛盾——因为我们一家人都喜欢他。我在《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一文里曾说到自己是如何痴迷他所扮演的林冲,觉得这个角色与笔下的储安平是多么地相像。他的确棒。他的表演艺术,从前和当下都无人可比。艺术眼光极其苛刻的名角儿厉慧良(武生演员)曾说,中国京剧院只有两个半演员——一个是叶盛兰,另一个指的便是这位演员了。但艺术和现实毕竟是两码子事儿。艺人在生活中一般是很实际,很世俗的。他未能免俗。他说叶盛兰是“从小哄起来,到大捧起来”,所以“一向狂妄自大,只要有人稍一触犯叶四爷,就要大吵大骂,甚至动攮子(即匕首)菜刀”。为此他列举了许多的事例。比如,从前有一次在华乐戏院演戏,叶盛兰看到门口广告牌子上的字大小不合适,就大骂起来,摘下牌子摔在地下。又有一次在马连良剧团搭班唱《群英会》,因为叶盛兰“干搁”了,马连良没办法,临时请了另一个小生演员江世玉。叶盛兰急了,拿着菜刀就奔了后台。又说,从前的一次演出,搞布景的人在抢景的时候碰了叶盛兰,因没来得及道歉,被叶四爷大骂一顿,挨了弟弟叶盛长的一攮子。送到医院治疗后,还逼着人家给自己磕头。另一次,是在50年代拍电影《群英会》,因为一点点矛盾,叶盛兰竟也拿着菜刀去找马连良……这样的揭发谁听了都害怕,更别说台上立着的叶盛兰了。但我也奇怪:怎么什么场合里叶盛兰怀里都揣着把菜刀呢?我还奇怪:每次叶盛兰拿菜刀的时候,怎么他都站在旁边呢?当我拿着这些原始反右材料询问当年参加批判会的人,他们只是一个劲儿地乐。并说,在会场上没人敢站起来问个虚实和真假。 
  反正这样的揭发足以让一个英俊漂亮的小生,顿时成为杀气腾腾的恶少加戏霸。听着听着,叶盛兰心里已是委屈万分,眼中之泪盈盈欲下。 
  眼泪,也没能让这位演员心慈手软。他说:“这是装出来的可怜相,目的是哭得你们同情。”接着便发出呼吁:“我们谁敢保险演员就不会反党?假如说中国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叶盛兰、叶盛长、李万春参加不参加他们的活动?”——他这样地逼问。 
  同为艺人,大家都是吃戏饭的。叶盛兰就是往死里想,也想不到艺人能这么干。人心就是江湖。江湖没了,人心真的也没了?叶盛兰面色惨白,悲不自胜。唱戏是苦,演戏是难,可从前的戏班本是一片太平啊! 
  那么,他呢?他的发言说得字字真切,但是否字字真心呢?我看也未必。名艺人个个世故练达,聪明绝顶。白天面对现实也和晚上面对舞台一样,讲究实效和迅捷的领悟力。经过几个政治运动的锤炼和一番思想改造的洗礼,他们已能迅速地把传统表演的技术和政治压力下的应变结合为一种智慧。一旦上边需要你做出“政治表现”,他们就都能很快地把这个“政治表现”艺术地表演出来。上边需要你做到“五分”,他能按照需求达到“七分”。他的揭发,多多少少是有这样的成分在内。反右以后,中国京剧院有了出国演出的任务,由于戴帽的叶盛兰不许再参与对外文化交流的演出活动,于是,《白蛇传·断桥》里的许仙由他扮演。演出归来,他对叶盛兰说:“四哥,这次出去演许仙是领导分配的任务,我完成了。但隔行如隔山呀!以后,这戏还是您的。”——瞧,这又是艺人本色当行了。 
   
  【完了,完了】 
  据叶家的后代告诉我,叶盛兰每次从批斗会上回到家里,什么话也不说,就把自己关进卧室。继而,就听见他在里面跟喊嗓子一样,用小生念白的声音大喊:“我是谁?”“谁敢惹我!”“在上海的时候,谁敢惹我?”“我成阶下囚啦!”抑扬顿挫,且一声高过一声。 
  “这是哪一出呀?”叶盛兰的妻子问。 
  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开门!”老伴儿说。 
  “别管我!”依旧是小生的念白。 
  “是不是疯了?”一家人心里都这么想。 
  叶盛兰喊够了,自己开门出来,也恢复了常态。全家和和气气地吃饭。每次批斗会下来,他都以这样的方式对待自己。“自把琵琶,灯前弹罢,春深不到家。”叶盛兰在释放,在宣泄,同时,他也在收拾自己,埋葬过去。 
  “反右”以后,画家许麟庐、萧盛萱和叶盛兰三个人有机会聚在一起喝茶,聊天。他们越说越高兴。许先生提议说:“咱们也唱两段,玩玩吧。” 
  自然是许麟庐先唱,接着是萧盛萱,最后是叶盛兰。这个唱一辈子戏、以戏为业的人一张嘴,竟不搭调。除了不搭调,嗓子怎么也不行了?他自语道:“完了,我完了。我的艺术也完了。” 
  面对叶盛兰的震惊和伤感,没有谁可以宽慰。是呀,艺术家即使再有名气和成就,一场政治运动下来,管保叫你光泽敛尽。从此叶盛兰的气候,四季只剩了一季。那是恒常的冬,永远缩手缩脚。这个“缩”,不只是四肢,还有灵魂。 
  2005年底,我访问了近九十岁的马少波先生。告诉他,自己正在写叶盛兰往事。 
  我问:“您对盛兰先生什么看法?”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叶盛兰是个好人,耿直,坦荡。” 
  我说:“盛兰先生到底怎么成了右派?” 
  他说:“谁让他和你父亲搞在了一起。你父亲也欣赏他,请他参加民主党派的‘鸣放’座谈会,拉他入农工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还给他个中央委员。诒和同志,你要知道,那时谁和你父亲搞在一起,谁就是右派。”停顿片刻后,遂又补充道:“1957年的‘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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