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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他说，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制度，“不应破坏它，而应促使它进一步发展”；“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在今天我们只要通过投票、游行示威以及诸如此类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了”。
他认为，合法的议会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他说，工人阶级只要有了“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作为解放的基本条件的社会原则就得到了”。
他认为，“总会到来这样的一天，那时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如此强大，对整个社会将起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致可以这样说，统治者的宫殿不再能抵挡工人阶级的压力，而且几乎就自然而然地崩溃了”。
列宁曾经说过，“伯恩施坦主义者过去和现在接受马克思主义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直接革命的一面除外的。他们不是把议会斗争看作专门适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斗争手段，而是看作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斗争形式，因而也就不需要‘暴力’、‘夺取’、‘专政’了。”（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二百一十九页。）
当之无愧的伯恩施坦继承者，是考茨基先生。考茨基同伯恩施坦一样，竭力宣扬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说，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解决阶级冲突的武装斗争不再有存在的余地”，如果仍然主张“用暴力来推翻政府，就未免滑稽可笑了”。他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是“由于缺乏耐心而使用暴力手段的产婆，迫使一个孕妇不是在第九个月而是在第五个月分娩”。
考茨基是一个十足的议会迷。他有一句名言：“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驾于政府之上的主宰。”
考茨基还说：“我认为，议会共和国（不论有没有英国式的君主制上层人物）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社会可以从其中成长起来的基础。这种共和国就是我们所应当努力争取的‘未来的国家’。”
列宁严厉地批判了考茨基的这类谬论。
列宁斥责考茨基说：“只有坏蛋或者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资产阶级压迫下和雇佣奴隶制压迫下进行的投票方式取得多数，然后才去夺取政权。这是绝顶的愚蠢或绝顶的虚伪，这是用旧制度旧政权下的投票来代替阶级斗争和革命。”（列宁：《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四十页。）
列宁尖锐地指出，考茨基的议会道路，“这就是最纯粹最卑鄙的机会主义，口头上承认革命，实际上却背弃了革命”。（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百七十六页。）列宁说，考茨基在解释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是把被压迫阶级对压迫阶级使用的革命暴力化为乌有，他也就是在用自由主义来曲解马克思主义这方面打破了世界纪录。”（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二十四页。）
我们在这篇文章中，不厌其详地引述赫鲁晓夫和伯恩施坦、考茨基的言论以及列宁批判伯恩施坦、考茨基的言论，为的是证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正是不折不扣的现代的伯恩施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同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一样，赫鲁晓夫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也正是最突出地表现在反对革命暴力，“把革命暴力化为乌有”。而且，在这方面，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现在显然没有保持世界纪录的资格了，因为赫鲁晓夫已经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赫鲁晓夫不愧为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门徒，而且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了。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
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承认不承认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承认不承认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承认不承认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同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分水岭，历来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一切无产阶级叛徒的分水岭。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阶级专政，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
马克思主义一向公开声明暴力革命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指出，暴力革命是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产婆，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必由之路，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国家本身就是一种暴力。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就是军队和警察。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是依靠暴力维持统治的。
无产阶级当然是愿意和平取得政权的。但是，无数历史经验表明，反动阶级从来不会自愿让出政权，他们总是首先使用暴力，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发动内战，把武装斗争提到日程上来。
列宁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并且也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不经过国内战争就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预言》，《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百六十四页。）
列宁所讲的历史上的大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推翻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尚且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无产阶级革命，是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这样的革命，不经过国内战争，更是不可能的。
关于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普遍规律的问题，列宁反复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一段很长的‘阵痛’时期，暴力永远是替旧社会接生的稳婆”。（列宁：《被旧事物的破产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百七十五页。）“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是不能经过‘自行消亡’来实现的，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靠暴力革命来实现。”“必须不断教育群众，使他们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而且只能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百八十七页、第三百八十八页。）
斯大林也说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切资本统治的国家转向社会主义的“必然的和必不可免的条件”。（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的结论》，《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二百七十七页。）
没有暴力革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对资产阶级的制度进行根本改造呢？斯大林回答说，“显然是不能的。如果以为可以在适合于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范围内，用和平方式来进行这样的革命，那不是精神错乱、神经失常，就是公然无耻地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二十四页。）
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新经验，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毛泽东同志说：“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第三百二十二页。）
毛泽东同志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第五百二十九页。）
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同上，第五百三十五页。）
总之，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原理。赫鲁晓夫正是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
当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开始提出所谓“议会道路”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认为，这是一个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严重错误，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由于当时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还处于开始阶段，同时，苏共领导也还没有挑起公开论战，因此，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对于赫鲁晓夫的“议会道路”的错误，没有进行公开的揭露和批评。但是，我们针对赫鲁晓夫的错误论点，在我们的文件和文章中正面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同时，在兄弟党之间的内部会谈和会议中，我们也对赫鲁晓夫的错误论点进行了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
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共中央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我们通过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明确地提出：
“我们党在争取和平改革的时候并没有放弃警惕，没有放弃人民的武装”。
“同反动派相反，人民不是好战的。”“但是当着人民被迫而不能不拿起武器的时候，人民拿起武器来是完全正确的。反对人民这样做，要求人民向进攻的敌人屈服，这就是机会主义的路线。在这里，究竟采取革命的路线，还是采取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是关系到六亿人民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是否应当取得政权的大问题。我们党采取了革命的路线，因而有了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这个问题上，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修正主义观点，是针锋相对的。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们又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正面阐明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实际上批判了赫鲁晓夫提出的同十月革命道路相对立的所谓“议会道路”。
在同苏共领导人的多次内部会谈中，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严肃地批评了赫鲁晓夫的错误观点。我们满腔热忱地希望他能够改正错误。
在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中共代表团同苏共代表团进行了尖锐的争论。
在这次会议的准备过程中，苏共中央所提出的宣言的第一稿，只提和平过渡的一种可能性，根本没有提到非和平过渡的另一种可能性；只提议会的道路，根本没有提到其他任何斗争方式，同时又把这种通过议会道路取得政权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配合行动上”。中共中央当然不能同意把这种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写进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纲领性文件中去。
在中共代表团提出批评意见以后，苏共中央拿出宣言第二稿。这个文件，虽然增加了非和平过渡可能性的词句，但是，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仍然反映了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那些修正主义观点。
中共代表团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些错误观点。十一月十日，中共代表团向苏共中央系统地说明了我们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观点，并且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书面提纲。
我们的书面提纲的主要论点是：
从策略的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要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
议会斗争的形式必须充分运用，但是，它的作用是有限度的，而最重要的，应该是进行艰苦的聚积革命力量的工作；不应该把和平过渡只解释成为通过议会的多数。主要的问题是关于国家机器的问题，即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的问题。
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除了个别的左翼以外，它们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种变形。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
我们的这些论点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苏共中央代表团的同志当时无法反对这些论点，但是他们一再要求我们照顾他们内部的需要，希望宣言草案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法能够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
中共代表团考虑到，我们已经批驳了苏共领导的错误的观点，又提出了一个书面意见提纲。为了共同对敌，我们照顾了苏共同志一再提出的愿望，同意以苏共中央关于这个问题的稿子为基础，只在个别地方作了一点修改。
我们本来希望，经过这场争论，苏共同志能够悔悟过来，改正他们的错误。但是，同我们的期望相反，在这以后，苏共领导并没有改正他们的错误。
在一九六○年的兄弟党会议上，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中共代表团又反复地同苏共代表团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彻底地揭露和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在会议期间，中苏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能达成协议。最后，中共代表团考虑到各国兄弟党普遍要求在这次会议上能够产生一个共同文件的愿望，才在这个问题上又作了一次让步，再一次照顾苏共领导的需要。我们同意把一九五七年宣言上关于这个问题的几段文字，照抄在一九六○年声明上。同时，我们在这次会上，散发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并且表示，这是最后一次对苏共领导的照顾，以后再也不能照顾了。
现在，如果有的同志批评我们当时对苏共领导的这种照顾是错误的，我们乐于接受这种批评。
正因为宣言和声明中有关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是以苏共的稿子为基础的，若干地方保持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所以，虽然作了一些修修补补，但是，总的提法是有严重缺点和错误的。文件中虽然指出统治阶级不会自动让出政权，但又说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有可能不经过内战而取得国家政权；虽然指出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但又说有可能取得议会中的稳定多数，使议会变成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工具；虽然也提出非和平过渡，但没有强调暴力革命是普遍规律。苏共领导正是利用了宣言和声明中的这些缺点和错误，作为推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借口。
必须郑重声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中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提法，一直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的。我们绝不隐蔽自己的观点。我们认为，为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利益，为了使各国兄弟党的纲领性文件不致被修正主义者所利用，宣言和声明中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法，有必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通过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协商，重新加以修改。
为了使大家了解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全面观点，我们把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中共代表团向苏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作为本文的附件，再一次全文发表。
八年来，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有了很大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识破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真面目。但是，苏共领导仍然在寻找各种遁辞进行狡辩，还在千方百计地推销他们的这套货色。
因此，我们还有必要把他们所谓“和平过渡”的谬论加以驳斥。诡辩改变不了历史
苏共领导为了掩饰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为了替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辩解，公然歪曲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公然歪曲历史。
苏共领导辩解说，马克思不是“设想过英国和美国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吗？其实，这个论据正是从叛徒考茨基那里捡来的。当年的考茨基，就是用同样的手法，来歪曲马克思的观点，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
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确实曾经说过：像美国、英国这样的国家，“工人们可以采取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就是在当时，马克思强调指出，这是一种例外。他说：“即使如此，我们也应当承认，在大陆上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马克思：《海牙代表大会闭幕后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的演说》。）马克思还说过，“英国资产阶级在它还垄断着表决权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