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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勒斯在这里说的是老实话。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统治的政治基础，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而是“一支警察部队”。只要不触动这个基础，其他都是无关紧要的，都是动摇不了他们的统治的。苏共领导越是掩盖资产阶级依靠暴力统治的事实，越是宣传他们那种受到杜勒斯欢迎的和平过渡的神话，就越是暴露出了他们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来反对革命的真面目。驳所谓“议会道路”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所鼓吹的“议会道路”的主张，早已为列宁所彻底批判，早已宣告破产了。但是，在赫鲁晓夫看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谓“议会道路”似乎突然变得灵验起来了。
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事实进一步说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是武力，而不是议会。议会只是资产阶级统治的装饰品和屏风。资产阶级实行议会制还是取消议会制，赋予议会较大的权力还是赋予较小的权力，采取这种选举法还是采取那种选举法，总是按照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和利益来决定的。在资产阶级掌握军事官僚机器的条件下，无产阶级要通过选举取得“议会中的稳定多数”，是不可能的，或者是不可靠的。通过“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完全是不可能的，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谈。
在资本主义各国的共产党中，现在仍有半数左右处于非法地位。对于这些连合法地位都没有的党，当然谈不上什么取得议会中的多数。
例如，西班牙共产党就是一直处于白色恐怖中，连参加选举也不可能。可是，像伊巴露丽这样的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也跟着赫鲁晓夫鼓吹西班牙实行“和平过渡”。这是十分荒唐和可悲的。
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虽然取得合法地位，可以参加选举，但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在资产阶级选举制度的种种不公平的限制之下，共产党很难获得多数选票。就是获得多数的选票，资产阶级还可以利用修改选举法等等手段，使共产党人不能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
例如，战后以来，法国垄断资产阶级就曾经两次修改选举法，使法共在议会中的议席两次大量减少。在一九四六年议会选举中，法共曾经取得一百八十二席，但是在一九五一年议会选举时，垄断资产阶级修改了选举法，结果使法共的议席陡然减为一百零三席，即少了七十九席。在一九五六年议会选举中，法共曾经取得一百五十席，但是在一九五八年议会选举时，垄断资产阶级再次修改选举法，结果使法共的议席陡然减为十席，即少了一百四十席。
即使在某种情况下，共产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议席，或者通过选举的胜利参加了政府，这也绝不等于改变了议会和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更不等于摧毁了旧国家机器和建立了新国家机器。要依靠资产阶级议会和政府，来实行根本的社会改造，是绝对不可能的。掌握国家机器的反动资产阶级可以宣布选举无效，解散议会，可以把共产党人从政府中排挤出去，宣布共产党非法，采取野蛮的暴力手段镇压人民群众和进步力量。
例如，一九四六年，智利共产党曾经支持资产阶级的激进党取得选举的胜利，组织了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联合政府。当时，智共领导人竟然把这个资产阶级掌握的政府称为“人民民主政府”。但是，不到一年，资产阶级就迫使共产党人退出政府，大规模逮捕共产党人，并且在一九四八年宣布共产党非法。
当工人政党蜕化变质为资产阶级御用政党的时候，资产阶级可以允许这样的党在议会中占有多数的议席，也可以允许他们组织政府。例如，若干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民主党，就是这样。但是，这只能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专政，丝毫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无产阶级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地位。这样的事实，只是进一步证实“议会道路”的破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事实进一步说明，共产党的领导人如果信奉所谓“议会道路”，害了“议会迷”的不治之症，那就不仅只会落得一场空，而且必然陷于修正主义泥坑，葬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在如何对待资产阶级议会的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历来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参加议会斗争，利用议会的讲坛，揭露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教育人民群众，积蓄革命力量。在应当利用这种合法斗争手段的时候不去利用，是错误的。但是，无产阶级政党绝不能用议会斗争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绝不能幻想通过“议会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在任何时候，无产阶级政党都必须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群众斗争上。
列宁说：“为了通过选举和各种党派在议会中的斗争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参加资产阶级的议会活动，对革命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把阶级斗争局限于议会斗争，或者认为议会斗争是最高的、决定性的、支配着其余一切斗争形式的斗争，那就是实际上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而反对无产阶级。”（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二百四十一页。）
列宁曾经斥责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热中于议会制度的幻想，抛弃了夺取政权的革命任务，把无产阶级政党变为选举党，变为议会党，变为资产阶级的附庸，变为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现在，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鼓吹“议会道路”，也只能重蹈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覆辙。驳所谓“反对左倾机会主义”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在讲到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的时候，凭空捏造了一大堆谎言，说中国共产党主张没有革命形势也要“提出立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主张放弃“争取资本主义各国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切身利益的斗争”，把武装斗争“绝对化”，等等。他们经常给中国共产党乱扣什么“左倾机会主义”、“左倾冒险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大帽子。
其实，苏共领导这样叫嚷，不过是想给他们反对革命、取消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打掩护。他们攻击的所谓“左倾机会主义”，不是别的，恰恰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
我们一向认为，革命是不能随意制造的，没有革命的客观形势，就不会有革命。但是，革命的发生和革命的胜利，不仅仅要有革命的客观形势，还必须有革命的主观力量的准备和行动。
如果不正确地估计革命的客观形势和主观因素，在革命形势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就轻率地发动革命，那就是“左”倾冒险主义。如果在革命形势没有到来的时候，不积极进行革命的准备工作，或者在革命形势已经到来，革命条件已经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不敢去领导革命，不敢夺取政权，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
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的时机没有到来之前，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放在艰苦地积蓄革命力量方面。积极领导日常的斗争的中心目的，是为了积蓄革命力量，准备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夺取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政党应当通过日常的各种形式的斗争，来提高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觉悟，训练自己的阶级队伍，锻炼自己的战斗力，做好思想上的、政治上的、组织上的、军事上的革命准备。只有这样，才能在革命形势成熟的时候，不失时机地夺取革命的胜利。否则，即使有了革命的客观形势，也会白白地错过革命时机。
苏共领导避而不谈在革命形势没有到来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怎样进行日常的革命斗争，积蓄革命力量，而只是开口闭口都强调没有革命形势就不能革命。他们实际上是借口没有革命形势根本取消积蓄革命力量、准备革命的任务。
列宁曾经很精彩地描绘了叛徒考茨基对待革命形势的态度。列宁指出，对考茨基来说，革命形势“如果来到了，那他也愿意做一个革命者！但是那时候，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混蛋都会宣布自己是革命者！”“如果没有到来，考茨基就要离开革命！”列宁指出，考茨基像一个典型的市侩，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市侩的地方，就在于他有本领“准备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去进行革命”。（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七十一页至第二百七十二页。）人们可以比较一下，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像不像列宁所斥责的考茨基式的市侩。
我们一向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积极领导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进行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保卫民主权利的斗争，争取改善生活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并且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在一切受到美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应当高举反美的民族旗帜，把群众斗争的主要打击针对美帝国主义，也针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垄断资本集团和国内其他反动势力。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组成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
近年来，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斗争，这不仅是对本国垄断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势力的打击，而且是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有力支持，也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有力支持。对此，我们从来是给以充分估计的。
共产党人在积极领导当前斗争的时候，应当把当前斗争同为长远的和全局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结合起来，应当用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教育群众，不断地提高群众的觉悟，积蓄革命力量，以便在革命时机成熟的时候，夺取革命的胜利。我们的观点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观点相反，苏共领导鼓吹“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民主的任务和社会主义的任务是交织得这样紧密，以致在这里很少有可能划定什么分界线”。这也就是用当前的斗争代替长远的斗争，用改良主义代替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说过，“任何改良如果没有群众斗争的革命方法的支持，都不可能是巩固的、真正的、认真的改良。”工人阶级的政党“如果不把这种争取改良的斗争同工人运动的革命方法结合起来，就可能变成一个宗派，就可能脱离群众，而这对于真正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功来说，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威胁”。（列宁：《给“社会主义宣传联盟”书记的信》，《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四百零五页。）
列宁还说过，“在觉悟的工人看来，任何民主要求都是服从社会主义的最高利益。”（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五十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引述恩格斯的话说：如果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目前而牺牲未来的运动，那就是机会主义，而且是危险的机会主义。
正因为这样，列宁批评考茨基“赞扬改良主义，赞扬服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责备革命，背弃革命”。列宁说，“无产阶级是用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考茨基“则是在服从帝国主义的条件下，用改良主义手段‘改善’帝国主义，适应帝国主义”。（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六十五页、第二百六十四页。）
列宁对考茨基的批评，正好是今天苏共领导的写照。
我们一向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为了领导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必须善于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善于把各种斗争形式结合起来，善于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迅速地用一种斗争形式代替另一种斗争形式。无产阶级政党只有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和平的与武装的，公开的与秘密的，合法的与非法的，议会的与群众的，国内的与国际的，等等，才能在任何情况下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吸取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熟练地全面地掌握了各种斗争形式的结果。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但是，如果没有各种形式的斗争的配合，中国革命也不能取得胜利。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反对了右倾合法主义，又反对了“左”倾非法主义，把合法斗争同非法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把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同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又把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正确地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合法可能，同时严格执行党的秘密工作的各项规定。中国革命创造了一套适合于自己的具体情况的、极其复杂而丰富的斗争形式。
中国共产党根据自己长期的实践经验，十分懂得，拒绝一切合法斗争，把党的工作限制在狭小的范围之内，使党脱离群众，这是错误的。但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容忍修正主义者推销的合法主义。修正主义者拒绝武装斗争和一切非法斗争，只进行合法斗争和合法活动，把党的活动和群众的斗争限制在统治阶级所允许的范围以内。他们降低甚至放弃党的基本纲领，放弃革命，迁就反动派的法律。
正如列宁所批评的，考茨基之流的修正主义者被资产阶级的合法性弄得腐败不堪和神智不清。“他们为了保存现行治安法所允许的组织，为了占这点小便宜，而出卖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权利”。（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百二十八页。）
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口头上讲要利用各种斗争形式，实际上主张合法主义，并且借口斗争形式的改变而抛弃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这又是用考茨基主义来代替列宁主义。
苏共领导还常常利用列宁的伟大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为他们的错误路线辩护，作为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根据”。
这当然是徒劳的。列宁的这本书，同他的其他著作一样，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用以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武器，而绝不能成为修正主义者为自己辩护的工具。
当时，列宁批评“左派”幼稚病，是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决裂，建立了第三国际之后，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善于巧妙地运用革命的策略，更好地准备革命。
就在这本书里，列宁指出，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主要敌人是考茨基式的机会主义。列宁反复地说过，必须首先同修正主义一刀两断，然后才谈得上怎样学会掌握革命的策略。
列宁所批评的那些犯“左派”幼稚病的同志还是要革命的，而今天的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则是反对革命的，他只能归入考茨基一类，根本没有资格谈论反对“左派”幼稚病的问题。
苏共领导给中国共产党扣了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帽子，这更是荒谬绝伦。事实上，继承托洛茨基主义衣钵，同今天的托洛茨基分子站在一起的，不是别人，恰巧是赫鲁晓夫。
托洛茨基主义在各种问题上表现不一，而且经常戴上“极端左倾”的假面具，但是它的本质是：反对革命，取消革命。
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托洛茨基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实质上是一丘之貉。所以斯大林曾经一再指出，托洛茨基主义是变相的孟什维主义，是考茨基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
今天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实质，也是反对革命，取消革命。因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不仅同考茨基主义如出一辙，而且同托洛茨基主义殊途同归。“托洛茨基主义”这顶帽子，还是赫鲁晓夫自己戴起来吧。两条路线，两种结果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战后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验。各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需要从这些历史经验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战后以来，东欧、亚洲和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都是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取得的。现在，除了有十月革命的经验，还有中国革命的经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革命的经验，朝鲜革命的经验，越南革命的经验，古巴革命的经验，等等。这些国家的革命胜利，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丰富和发展了十月革命的经验。
从中国到古巴，毫无例外地都是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