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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全力以赴研究DNA，并打算把工作重点放在模型的制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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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金斯一看到我们的模型就非常高兴。肯德鲁事先就告诉他说，这是个由A…T和G…C碱基对联成的双链模型。所以他一到我们的办公室，就开始研究它的详细特征。模型是双链而不是三链的。这并没有使他感到不安。因为他知道其依据还不过硬。威尔金斯一声不响地盯着这个金属模型。克里克却站在旁边喋喋不休地，很快地谈着这种模型应该产生哪种X 射线图象。当他察觉到威尔金斯的愿望是想看看这个双螺旋，而不是来听他讲演X 射线晶体学理论的，就突然沉默不语了。因为这种理论威尔金斯自己也懂。把鸟嘌呤及胸腺嘧啶看成酮式结构是没有疑问的。否则就会破坏碱基对。于是，他就采纳了多纳休所说的观点。好象这是很平常的事。
让多纳休和克里克、彼得以及我共同使用一个办公室，竟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这一点我们彼此心照不宣。要不是多纳休和我们一起在剑桥的话，我很可能还在盯住“同类配对”的结构穷追不舍。由于威尔金斯的实验室里没直结构化学家，所以就不会有人告诉他教科书上那些图片都是错误的。如果不是多亏了多纳休，恐怕只有鲍林才有可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并且用正确的方法达到最终的目的。
下一步的科学方法，就是把根据这个模型预测出的衍射图谱与X 射线的实验数据作一番认真的比较。威尔金斯回到伦敦，声称他将很快地测量出这种关键的反射现象。他的谈吐中没有流露出痛苦，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在他这次访问前，我一直在担心他会因为我们夺走了本应全部归于他以及他的年轻同事们的一部分荣誉而郁郁寡欢，情绪消沉。但是在他脸上我们找不到丝毫愠色。他的言谈举止虽然克制，但是对于这个将证明对生物学有巨大意义的螺旋结构依然感到万分激动。
他回到伦敦仅仅两天功夫，就打电话来说，罗西和他两人发现他们的X 射线数据为双螺旋结构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他们正抓紧时间把这些结果整理成文，并打算与我们宣布碱基对的文章同时发表。《自然》杂志是迅速发表科学创见的理想刊物。要是布喇格和兰道尔两人也热烈支持这些文章的话，那么编辑收到手稿后一个月内就可以发表了。但是，金氏学院研究小组要发表的文章并非只此一篇。除了威尔金斯和他的同事外，罗西和戈斯林也将单独报道他们的研究成果。
罗西爽快地接受了我们的结构模型，这使我起初惊讶不已。我曾担心她那敏锐而又固执的头脑会禁锢于她自己提出的反螺旋结构之中，因而节外生枝地提出种种与此无关的问题，以致造成对于双螺旋结构正确性的怀疑。然而，象其他人一样，她也领悟到了碱基对的妙处，并且承认这样绝妙的结构当然不会是错误的。况且，在她得知我们的结果之前，X 射线的证据也迫使她不得不朝着承认螺旋结构的方向迈进一步、她的X 射线数据要求骨架位于分子外部。而且，如果必须用氢键联结碱基对的话，那么她是没有理由对AT和GC碱基对的独特性提出异议的。
与此同时，我和克里克对于罗西的强烈反感也骤然消失。开始时我们十分犹豫，不知是否应该与她共同讨论双螺旋问题。我们怕她会象以前那样怒气冲冲。但是，克里克在伦敦同威尔金斯讨论X 射线图谱的细节时，就注意到了她的态度已经有所改变。他起初认为罗西并不想同他来往，因此主要是同威尔金斯交谈。但是后来，他觉察到罗西期望在X 射线晶体学方面得到他的指点，并准备消除那毫不掩饰的敌意而代之以平等的讨论。罗西十分高兴地给克里克看了她的数据，克里克也因此得以头一次认识到，罗西关于糖和磷酸骨架是在分子外部的论断是如此确凿可靠。在这个问题上，她过去发表的毫不妥协的言论，正反映了她的第一流科学水平，而决不是一个迷途的女权主义者的感情用事。她认为我们过去鼓吹建造分子模型，反映了一种严肃的科学方法，而不是懒汉为了逃避高尚的科学事业所需要的艰苦工作，而采取的一种偷懒办法。这一点，她表示欣赏，因此促使她改变了态度。后来我们了解到，罗西同威尔金斯和兰道尔之间的纠葛，是由于她想伺共事者保持平等关系而造成的。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她到金氏学院实验室不久，就向传统的等级观念挑战，为未能施展她那晶体学方面的才能而大发雷霆。
那个星期，从帕萨迪纳来的两封信都谈到了鲍林的碱基对仍无眉目。第一封信是德尔布吕克写的，信中说鲍林刚刚开了个讨论会。他在会上对他的DNA结构作了一些修正。在他的同事柯瑞（R。Brey）精确测量原子间距前； 鲍林寄到剑桥的手稿就已经发表了。这种做法很有些反常。直到完成这种精确测量后，他们才发现有几处原子间距是不对的，而且决非通过轻微的修改所能弥补的。因此，鲍林的结构模型仅从简单的立体化学角度看也是不现实的。然而，他还想借他的同事肖梅克（Verner Schomaker）的修改意见挽回败局。如此修改的结构，磷原子则旋转了45度。这样，就可以使氧原子形成氢键。在鲍林讲演后，德尔布吕克告诉肖梅克，他不相信鲍林是正确的。因为他刚刚接到我的信，知道我对DNA结构已有了新见解。
德尔布吕克的这个评论立即传到了鲍林耳中。他很快给我来了封信。信的开头暴露了他的紧张不安，措辞也很含糊，只是邀请我去参加一个蛋白质会议。他决定在这个会议上增加核酸的内容。接着他就把话讲明白了，要我把给德尔布吕克的信里谈到的那个漂亮的DNA新结构的详细内容告诉他。读到这里，我不由得深深吸了一口气。因为我意识到在鲍林发表讲演时，幸亏德尔布吕克还不知道关于互补双螺旋的事。他谈的还是“同类配对”观点。好在我的信寄到加州理工学院时，碱基对已有了结果。不然的恬，我就会处于一种可怕的境地，也就是说，我就不得不通知德尔布吕克和鲍林说我写那封信完全是一时冲动，信中说的那个看法其实刚刚诞生十二个小时，后来仅仅活了二十四小时就死了。
就在那个星期的晚些时候，托特同几个年轻同事一起从化学实验室来此作了一次正式访问。在前一星期，克里克几乎每天都要向别人把这一结构模型及其意义详详细细说上几次。这些天来，他的热情依然有增无减。每当我或多纳休听到克里克一面说着一面把一张张陌生的面孔领进办公室时，我们总是要退避到外面去，直到那些被说服了的客人一个个离去，办公室恢复平静之后，我们才又回来。但是对托特可不能采取这种态度，因为我想让他告诉布喇格，我们是完全按照他的指点的关于糖和磷酸骨架的化学常识行事的。托特对酮式构型也表示赞同，说他的有机化学家朋友画的那些烯醇基团结构纯粹是武断从事。他对克里克和我在化学方面做出了出色的成就表示祝贺，然后就走了。
不久，我便离开剑桥前往巴黎，准备在那里呆上一个星期。我与鲍里斯。伊弗留西及哈瑞特·伊弗留西（HarrietEphrussi）的巴黎之行是几周以前安排好的。既然我们的工作看上去已经大体完成，我没有理由推迟这次访问。这次访问使我有机会第一个把双螺旋告诉伊弗留西和勒夫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对这次访问克里克却很不高兴。他说把如此重大意义的工作中断达一星期之久实在太长了。然而，我对于任何劝我严肃认真的忠告，是一向听不进去的。尤其是肯德鲁刚给克里克和我看了一封查戈夫给他的来信。信里提到了我们，并附带想打听一下我们这些科学界的丑角的工作现在搞到了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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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林是从德尔布吕克那里第一次听到双螺旋的。在那封有关互补链的信末尾，我曾要求德尔布吕克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鲍林。我还多少有点担心，怕忙乱中会出差错。我们想能有几天时间消化我们的理论，暂时还不希望鲍林考虑碱基对的氢键问题。可是，我的请求没有得到重视。德尔布吕克要告诉他的生物学实验室的每个人。他知道数小时内，消息就会从他的实验室传到鲍林的办公室。再说，鲍林也曾要求德尔布吕克一有消息就告诉他。更主要的是，德尔布吕克对在科学研究中实行保密的作法是深恶痛绝的。他不想让鲍林为此事再牵肠挂肚。
鲍林和德尔布吕克一样，得到消息后由衷地感到高兴。如果换在平常，鲍林肯定会为自己观点的优越性极力辩解。可是这一次他不得不由于自体互补DNA分子的重要生物学意义而最终退出这次角逐。不过，在认输之前，他很想看看金氏学院研究小组得到的证据。他希望在三个星期后，也就是四月份的第二周，去布鲁塞尔参加一个关于蛋白质的索尔维（solvay）会议时，能看到这方面的材料。
3月18日，我刚从巴黎回来就从德尔布吕克的信中得知，鲍林已了解了我们研究DNA的情况。因为碱基对的证据越来越充分，我们也就不在乎了。一个关键性的消息是在巴斯德研究所偶尔得到的。在那儿我碰到一位加拿大生物化学家怀特（Gerry Wyatt）。他知道许多有关DNA的碱基比率，并且刚刚分析过T2、T4和T6噬菌体的DNA。在过去两年中，人们传说这种DNA缺少胞嘧啶。这种现象很奇怪。很明显，从我们的模型看这是不可能的。可是怀特声称，他和科恩（seymour Cohen）以及赫尔希证明这些噬菌体内含有一种弱型胞嘧啶，也就是5…羟甲基胞嘧啶。最重要的是它的数量与鸟嘌呤相等。既然5…羟甲基胞嘧啶与胞嘧啶一样，可以形成氢键，这就为双螺旋结构又提供了一个绝妙的证据。还有一件事情也很叫人高兴，那就是这些数据非常精确，这比以前进行的分析工作更进一步地证实了腺嘌呤、胸腺嘧啶以及鸟嘌呤都与胞嘧啶等量。
我不在的时候，克里克就着手进行A型DNA分子结构的研究。威尔金斯实验室以前的工作表明，结晶的A型DNA纤维在吸收了水分后能够变长，并转变为B型。克里克推测，把碱基对倾斜可以得到一个更为紧凑的A型DNA结构，可以沿纤维轴使碱基对的距离缩短到2。6埃。他于是着手建造一个碱基对倾斜的模型。尽管这比建造一个更为松散的B型结构要困难些； 但是等我回来时，一个满意的A型模型已经搞出来了。
下一个星期，我们为《自然》杂志写的论文第一稿已经分发出去，其中两份手稿送到了伦敦，请威尔金斯和罗西指教。他们除了要我们提一下在我们之前，他们实验室里的弗雷泽就已考虑过氢键联结碱基的问题以外，没有表示实质性的反对意见。可是，对于弗雷泽研究工作的细节，我们以前一直一无所知。他一直在研究由氢键在正中联结的三个碱基。当时我们知道其中许多互变异构体都是错误的。因而，他的见解看来并不值得重提，即使重提，结果也只能迅速重新埋葬。可是，威尔金斯知道我们持不同意见时，好象有点不太高兴。于是，我们在文章中又写进几句必要的补充说明。罗西和威尔金斯两人各自的论文基本上包括了相同的内容，并都用碱基对阐述他们的研究结果。克里克曾想扩大篇幅详细论述DNA结构的生物学意义。然而，他后来终于意识到还是简单提一下为好，因此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当然注意到了我们提出的专一碱基对直接揭示了遗传物质的一种可能的复制机理”。
给布喇格爵土看的是那篇论文的最后定稿。他建议在文体上略加修改，然后就很热情地表示愿意写一封推荐信，连同这篇文章一起寄给《自然》杂志。DNA结构问题得到解决使布喇格感到由衷的高兴。一个明显的原因就是这顶成果是在卡文迪什实验室完成的，而不是在帕萨迪纳实验室。更为重要的是，这项成果是如此出乎意料的漂亮，同时，他四十年前创立的X射线方法在探索生命本质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三月底最后的一个周末，文章已最后定稿并准备打印了。可是卡文迪什实验室的打字员不在，这项简单的工作就交给了我的姐姐。说服她这样度过一个周末的下午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我们对她说，她所参加的这项工作称得上自达尔文的“进化论”发表以来，在生物学领域内最轰动的事件。在她打字时，克里克和我就站在她旁边。这篇九百字的文章是这样开头的：“我们拟提出脱氧核糖核酸（DNA）盐的一种结构。这种结构的崭新特点具有重要的生物学意义”。星期二我们把这篇稿子送到布喇格的办公室，4月2日星期三，就送到了《自然》杂志编辑手中。
星期五晚上鲍林抵达剑桥。他在赴布鲁塞尔参加索尔维会议途中，在剑桥作短暂停留。一方面看望彼得，另一方面可以看看模型。彼得竟不加思索地将他安排在“老妈”旅馆。我们很快就发现，他其实更喜欢另找一家旅馆。与外国女孩子共进早餐并不能弥补他房间里没有热水的不足。星期六清晨，彼得把他父亲领到了办公室。鲍林先和多纳休聊了一些加州理工学院的新闻。接着他就参观了模型。尽管他仍然想了解金氏学院实验室的定量测定结果，但是，我们只给他看了罗西的B型结构原始照片的复本，以此为我们的论点提供证据。王牌都在我们手里。这样，他温文尔雅地表示，我们确实解决了DNA的结构问题。
这时布喇格来找鲍林，要鲍林和彼得一起到他家吃午饭。那天晚上，鲍林父子以及我和我姐姐一起参加了克里克夫妇在“葡萄牙地”为我们举行的一次家宴。大概是因为鲍林的出席，克里克多少有点沉默，尽量让鲍林对我姐姐和奥迪尔大献殷勤。虽然我们喝了不少葡萄酒，可是话不投机。我感到鲍林情愿同我这个乳臭未干的后生谈话，而不愿同克里克多啰嗦。谈话没有持续多久，因为鲍林还未习惯加利福尼亚与剑桥的时差，觉得有些疲惫不堪。这样，晚宴在午夜时分就结束了。
第二天下午，我姐姐和我飞往巴黎，又过一天，彼得也来和我们会合。十天以后，我姐姐将乘船到美国，然后再去日本，同她在大学结识的一个美国人结婚。这是我们呆在一起的最后几天了。至少今后再也不能如此无忧无虑了。这种无忧无虑是摆脱了很容易叫人又爱又讨厌的中西部地区和美国文化传统羁绊的象征。星期一清晨，我们去佛宝瑞·圣·荷璃（Faubourg St．Honore）最后一次领略它的迷人风光。在那儿，我突然发现了一家出售各种时髦阳伞的商店。我想应该买一把送给我姐姐，作为给她的结婚礼品。于是我就买了一把。后来，我姐姐找了一位朋友去喝茶，而我则穿过塞纳河回到卢森堡宫附近我们住的旅馆去了。那天正是我的生日，晚上彼得要来向我表示祝贺。可是，现在我却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望着那些在圣·吉门（St．Germain des Pres）附近的长发姑娘。我知道她们对我不会感兴趣的。找已经二十五岁，早过了风流年华。
尾声本书所提及的人物现在几乎都还健在，并仍在积极从事研究工作。卡尔喀已来美国任哈佛医学院的生物化学教授。肯德鲁和佩鲁兹仍留在剑桥，继续从事蛋白质X射线的研究。他们因这方面的成就获得了1962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金。布喇格爵士在1954年移居伦敦，任皇家学院院长。他对蛋白质结构仍然怀有浓厚的兴趣。赫克斯利在伦敦呆了几年，就回剑桥继续从事肌肉收缩机理的研究。克里克在布鲁克林呆了一年后又回到剑桥，探索有关遗传密码的性质和作用。在过去的十年里，他已被世界公认为这一领域首屈一指的人物。威尔金斯这几年仍把精力集中在DNA工作上。他和他的同事们证实了双螺旋结构的基本特征无疑是正确的。后来，他对核搪核酸的结构又作出了重大贡献。接着他就转向神经系统的组织和作用的研究。彼得现住在伦敦，在伦敦大学院教授化学。他那位在加州理工学院执教的父亲最近已经退休。现在他的科学工作集中于原子核结构和理论结构化学的研究上。我的姐姐伊丽莎白在东方居住了多年，现在同她的那位出版商丈夫以及三个孩子住在华盛顿。
本书所述事实与细节，凡与他们记忆不符之处，只要他们愿意，鄙人欢迎指正。不过遗憾的是，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已于1958年中年夭折，时年37岁。鉴于我曾对她的学术和个人品德方面有过错误的评价（如本书的前半部记述的那样）。所以现在有必要阐述一下她所取得的成就。她在金氏学院实验室所从事的X射线的研究工作越来越被认为是杰出的。区别DNA的A型和B型结构，这项工作本身就足以使她赢得声誉。更为出色的是，她在195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