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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终也有三二百两银子寻觅，如此赚钱”。（施恩的父亲老管营却对武松说，他们在快活林做些买卖，“非为贪财好利，实是壮观孟州，增添豪侠气象。”到底是官府吏员讲话，比他的恶霸儿子有水平，但这种鬼话，除了白痴谁会相信？）后来来了更有背景、身手更猛、更大一规格的恶霸蒋门神，一顿拳脚，夺了这块儿地盘儿及黑道买卖。总算施恩够运气，几顿好酒好肉就搬来身手更横的武松，又将蒋门神修理出局，“自此施恩的买卖，比往常加增三五分利息，各店里并各赌坊兑坊，加利倍送闲钱来与施恩。”黑道营生更加红火。
但是梁山好汉上山前发了最猛一注横财的，还不是施恩，而是大名府的行刑刽子手蔡福、蔡庆兄弟，为了卢俊义的生死，两兄弟吃了原告吃被告，先后收了李固和梁山好汉双方的一千五百两黄金！（当时黄金和白银的兑换率大约为一比十三）虽说这笔钱他们代为上下打点用了一些，但大头总应是归了自己吧？不久，蔡氏兄弟上了梁山，这一注极猛的横财，就此交公了吗？没听说。（附带说一句，水泊梁山并非如人们所想象，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相反，好汉打家劫舍后，是要分金银的，一些被诱裹上山的好汉，如李应和徐宁，他们带上山的家财，大概仍归个人所有。）总之，梁山好汉上山前的财路，黑道，白道，黄道，林林总总，无奇不有。
鬼推磨
水浒故事的讲述者，不厌其烦，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述好汉不择手段地攫取金银的故事，是因为在那个世界里，金银实在是万万不可缺少的。
别的不说，没有银子，梁山好汉这群快活的享乐主义者，冲州撞府、闯荡江湖时拿什么来大碗儿喝酒、大块儿吃肉？没有钱，军官出身又是江湖上响当当的角色的青面兽杨志，在二龙山下的小酒店里吃了饭后就得赖帐，还打翻讨帐的后生，做出这种不漂亮的近于流氓的行径。可见，没有银子，喝酒吃肉的快乐人生就别想。
此外，好汉们要仗义疏财，总得有可疏之财吧？
一旦这些好汉遇到麻烦，吃了官司，就更是片时也离不得金银保命。
先是在官府老爷审案时要上下打点。林冲下了开封府的大牢，他的丈人要拿银两来买上买下；宋江杀惜，亡命江湖，他的父亲要送银给朱仝代为衙门使用；武松斗杀西门庆，投案前委托四邻变卖家中一应物件（当是指武大郎那点不多的家产，估计也卖不了几个钱），作随衙用度之资，后来在孟州城再度入狱，施恩又为他花了几百两银子。有银子就可以重罪轻判，死罪问成充军发配。
发配上路，要给押送的公人银子。配军亲眷要给，这不必说，要说的是就连路上结识的好汉，往往也要顺手丢给他们些银两。武松过十字坡，张青、孙二娘送了差点被他们做成包子馅的两个公人几两银子；同样，宋江发配江州，路经梁山上山住了一夜，次日启程，山上好汉取一盘金银送与宋江，同时也外送了两公人银子二十两，而就在头一天，刘唐还一度想砍了这两个男女；公人里最狼心狗肺的莫过于董超、薛霸，在野猪林差一点被鲁智深杖下毙了，鲁智深护送林冲往沧州的路上，对这厮们非打即骂，但是到了沧州地界，鲁智深临走，也还给了两个狗头几两银子。粗豪如鲁智深，也明白，不怕现官，就怕现管。
到了发配地，更得将银子备好，新一轮的盘剥──牢城差拨、管营的收取常例钱──马上就来。没有钱？那好办，有全国通行的杀威棒，也有富有地方特色的土囊、盆吊相候，保证让这榨不出油的贼配军免受牢狱之苦，直接超送上西天净土。有了钱，而且手面如果足够阔，就会满营上下无个不爱，如宋江之到江州，逍遥度日，哪里还象个囚犯？
如果做下弥天大案，死罪难逃，那就去做强盗。但做强盗也得用钱，晁盖等要投梁山王伦入伙，担心不被收纳，吴学究不慌不忙说道：“我等有的是金银，送献些与他，便入伙了。”到底是智多星晓事，明白有了金银，买个强盗做有何难哉？
做了强盗，遇到麻烦，还得用钱！桃花山的李忠、周通被呼延灼攻打得灶上起火山头难保，急请二龙山鲁智深等相助，开出的条件是：“情愿来纳进奉。”
强盗做腻了，想招安，更要用钱。宋江为招安一事，求高太尉代为美言，钻宿太尉门路，请李师师吹枕边风，哪一路不是金珠财宝铺路？
招安后，平了四寇，个别好汉想归隐，还得带着银子。燕青临行，收拾了一担金珠宝贝挑着，大概是要做个照旧能大碗儿喝酒大块儿吃肉的阔隐了。
在水浒故事的叙述者眼中，就连义的重要价值，也在于能兑换成利，施恩靠武松的拳脚重霸孟州道快活林后，书中有诗道：“夺人道路人还夺，义气多时利亦多。”
讲究的不是“义利之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是义要用利来体现，义就等于利，这就是水浒世界的一条重要信念。
市井人生
如果放开眼光来考察，就可以发现，这种重金银的价值观，不只表现在水浒世界里，在较多地体现了市民趣味的好汉题材的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里，也是时时可以看到的：宋代话本《杨温拦路虎传》里，身手不凡的主角好汉杨温，曾流落街头，挨饿受穷，为了回家，不得不向杨员外乞请三贯钱做盘缠；明代拟话本《史弘肇龙虎风云会》里，郭威、史弘肇想搞几个钱买酒吃，办法是连偷带抢；明末清初逐渐成型的瓦岗寨故事里，秦琼卖马一段更是道尽了英雄因穷困而落难的心酸；就连《封神演义》这种神仙题材的故事里，也可以看到，颇有些法术的姜子牙，在一度于朝歌城中讨生活时，是何等的穷困潦倒。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趣味与《水浒》最为接近的《说唐》。《说唐》也是出自说书艺人的底本，其中的“仗义疏财”与“大发横财”同样是浓墨重彩的渲染之处。如坐地分赃的绿林大盗单雄信接济秦琼，是“打一副镏金鞍辔并踏镫，又把三百六十两银子打做数块银板，放在一条缎被内”，另外以“潞绸十匹，白银五十两”送做路费。待秦叔宝老母做寿，各路强盗头子及一些“白道”好汉齐来送礼，仅柴绍一笔就是“黄金一千两，白银一万两”，寿诞当日，“厅上摆满寿礼，无非是珠宝、彩缎、金银之类。”
有令人艳羡的财运还不只是秦叔宝。程咬金出道前卖竹扒，饿得前心贴后背，但是一交江湖朋友便立刻发财。
有钱能使鬼推磨。
一个钱逼死英雄汉。
这就是这些好汉故事背后共同的人生感喟。这些感喟，当主要出于市井中人，因为恰恰是对于他们，货币（而不是土地或官爵）在他们的日常人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须臾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水浒世界里围绕着金银展开的种种故事，散发着强烈的市井人生的气息。
相形之下，那些主要体现文人情怀理想的文言小说如唐传奇中活跃的侠，则是杀人有之，越货却极鲜见，无他，这些小说中的侠，来去飘忽，神龙见首不见尾，寄托的是文人心中那种一空倚傍纵横六合逍遥天地的不灭的梦想，追求表现的是超逸的精神品格。这些，自然与来自市井的水浒故事大异其趣。
现在，把话题再延伸一下，看看目今风行海内外的新武侠小说，在这一点上，接近于哪一类。其实这也不难回答，不妨试想一下，如果乔峰、令狐冲或者张丹枫、李寻欢等大侠，在锄暴安良或诛杀仇敌后，也象梁山好汉那样，进入室中翻箱倒柜，拣两套好衣服穿了，搜出金银，揣入腰包，这将是何观感？更不要说偷鸡摸狗、开黑店之类。再试想一下，《笑傲江湖》里向问天和令狐冲结拜后，如果向问天为表示兄弟情谊，塞给令狐冲一把银票，那又是何观感？恰恰相反，《天龙八部》里乔峰和段誉结拜时，乔峰明明已看到段誉阮囊羞涩（列位看官当还记得，结拜前二人拼酒一番后，段誉无钱结帐，一度想用绣金荷包抵押酒资），但也并不见他捧出银子来接济，这就是新武侠小说中大侠们的行事风范。金庸的笔下，只有《射雕英雄传》以及《神雕侠侣》里的江南七怪，有偷窃和赌博行径，气质上与水浒世界里的梁山好汉最为接近，但有趣的是，他们恰恰是市井中人。还有个无赖韦小宝，莫名其妙地成了江湖豪杰的一方领袖，时不时大发横财，同时也好大把撒钱，在后一点上倒是有点儿象宋江，有点儿象梁山好汉的仗义疏财，但他也恰恰出身于市井（韦小宝的这些行径，就不会发生在正宗的侠如陈近南身上）。
这样看来，金庸和梁羽生的新武侠小说，虽然白话章回体的外在形式近于《水浒传》，但内在的精神旨趣，倒是远承了文人小说中的游侠传统。（新派武侠小说家中，古龙比较注重强调金钱，笔下侠客常常豪阔无比，陆小凤请一朋友帮忙，送了五千两的银票，接下来由叙事者出面说朋友间如此也是天经地义。与金庸、梁羽生比较，古龙的作品也恰好更多地体现了现代市井趣味。当然，这个话题不是这里能完全扯清楚的，先就此打祝）除了对金银的态度以外，梁山好汉的整体生活时空也与新派武侠小说笔下虚拟的江湖世界有诸多微妙的差别：新派武侠小说中的官府（及背后的法）至多是个虚设的乃至可有可无的背景，侠客杀个把人根本不当回事，甚至大开杀戒、屠戮至百计也不会见官府有何响动，但是梁山好汉上山前一旦手中有了一条半条人命，就不得不窜入绿林，或在紧张忧惧中极为狼狈地亡命天涯；新派武侠小说中侠客鲜有冻饿之苦，即使个别作品中（如金庸的《侠客行》、《倚天屠龙记》）写到了这方面内容，但也多是出于情节上的安排需要，很少意在传达人生艰难的感喟，侠客们多半衣食无忧（古龙笔下的武林势力常常更是莫名其妙地阔得惊人），他们的浪迹江湖，往往意味着一连串浪漫的冒险，意味着富有人生诗意的旅程，是不折不扣的“潇洒走一回”。而水浒故事的讲述者时时讲述的是，好汉们冲州撞府，在路安歇，免不了“睡死人床，吃不滚汤”，宋江去清风山投靠花荣，路经一座高山，天色晚了，心中便要惊慌：“若是夏月天道，胡乱在林子歇一夜；却恨又是仲冬天气，风霜正冽，夜间寒冷，难于打熬，倘或走出一个青虫虎豹来，如何抵挡？却不害了性命？”江湖行旅，何等艰辛！更不必说途中一个个黑店的无比凶险。而一旦走江湖的好汉（如病大虫薛永）得罪了地头蛇（如穆弘、穆春兄弟）──这种事极有可能，就会无处吃饭无处住店还有性命之忧。强悍如鲁智深，上路后两顿饭不吃，也会饿得手脚发软，在瓦官寺外初斗崔道成、丘小乙两个强人时，敌不过二人且得夺路逃命。这就是好汉出没于其间并演绎了一段段人生故事的水浒世界，它不比现代新武侠小说中一定程度提纯化了、童话化了的江湖世界，更多地传达出的，是那个时代市井中人或游民深刻而又真实的人生体验，正如夏志清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所言：“正是这个熙熙攘攘并且常常是野蛮的世界，使《水浒》迸发出不同凡响的饱含人生真谛的气息。”
前言
说《水浒》，几百年来说得最热闹的是宋江。
晚明大异端思想家李卓吾，大赞先造反后招安的宋江是忠义之士、英雄楷模；而清初怪才金圣叹，却又把宋江骂得狗血喷头，说他阴险狡诈，是不折不扣、十恶不赦的强盗头子。
到了现代，宋江一忽如坐了升空气球，是农民起义雄才大略的领袖，一忽又被打翻地上，踏上一只脚，成了地主阶级的野心家，瓦解农民革命的蛀虫，封建皇权的卫道士，赵宋王朝的忠实走狗，鹰犬，刽子手，……，一夜之间身价如从喜马拉雅山主峰狂跌至马里亚纳海沟沟底，一时间，万民声讨，众炮齐发，宋江被架上审判台，遭受批判大凌迟，一下子就成了神人共愤、遗臭万年的一堆狗屎。后来又有人出来说了，不同的《水浒》，里面的宋江也不同，金圣叹评改的七十回本里的宋江，那确实就是放射着万道金光的农民革命的领袖，除此以外，其它有排座次以后受招安、征方腊等情节的《水浒》里的宋江，通统都是坏货，是“叛徒、特务、战犯三合一”。
一个宋江，几百年来，身价倏而狂涨，倏而暴跌，这个现象本身就很耐人寻味，值得在下和列位看官好好探讨。
那么，为什么几百年来对宋江的毁誉差别如此之大？
大分裂
其实这也不奇怪，《水浒传》中的宋江确实非常难分说。
还不要说宋江的整个人物形象，就是他的一些局部的具体的作为，也让人很不好解释。比如，随便举一个例子，第四十一回说到，众好汉江州劫法场、智取无为军后，分五起向梁山进发，宋江、晁盖、戴宗、花荣、李逵先行，路经一处黄门山，只听得一声锣响，三五百喽罗拥出四条好汉，正是欧鹏、蒋敬、马麟、陶宗旺四人，拦住去路，指名要留下宋江。既然几个强人指名叫阵了，这时宋江就该有所反应，而书中的宋江也果然有反应了，只见：
宋江听得，便挺身出去，跪在地下，说道：“小可宋江被人陷害，冤屈无伸，今得四方豪杰救了性命，小可不知在何处触犯了四位英雄，万望高抬贵手，饶恕残生。”
真是松得不成体统。不要说武松、鲁智深、阮氏兄弟这些响当当的汉子，就是个寻常喽罗也不该如此脓包。下山拦路的四条好汉，后来在梁山泊中也就是二三流的人物，这边现摆着有花荣的神箭和枪法，再加上李逵这个杀人魔王的两把板斧，晁盖的武艺也应还过得去，对付他们，谅已足够，即使稍有不济，后面还有二十几位好汉将带着一干人马陆续赶到，有何必要跪地哀求做此丑态？再说宋江这扑通一跪，又置晁盖、花荣等跟随在旁相护的朋友于何地？难道这几位名动江湖的朋友，都是些木雕泥塑、吃闲饭的饭桶？（而书中宋江同行的几个朋友，包括沾火星就爆的李逵，在这个过程中，也果真如木雕泥塑，就看着宋江跪下去哀求，不发一言，毫无举动。）
这段叙述就很怪，要说作者这里是存心要在宋江的鼻子上抹一道白粉，似乎没这个道理；要说作者没安这份心，宋江又确实给写成了这副不堪的德行。
可能合理的解释是，这里作者本打算是给宋江镀金的，是想说宋江一人做事一人当（所以用了“挺身出去”一语），也算有种，但行文火候欠佳，一道小菜给烧糊了。
问题就在这里。稍稍细心地翻一遍《水浒》，就不难发现，书中这种因叙事技术处理不当带来的毛病，实在多得是：
一方面，说宋江“于家大孝”，“人皆称他孝义黑三郎”，是地方上的道德模范，一方面，却又见宋江预先让他父亲“告了他忤逆”，脱离父子关系，这还不算，宋江又在老父家中的佛堂下面挖了地窖，这样一来，一旦犯了事，既不至于牵连家里，又有一个藏身所在。这就怪了，列位看官中有哪位朋友听说过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一个老实巴交的孝子会净转这种鬼花肠子？
又如，一方面，把宋江说成天下闻名领袖群雄的豪杰，一方面，又时不时说到他的一些给“好汉”二字抹黑的丢人现眼的举动（如上举的例子）；再如，一方面，说宋江“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一方面又让大家看到，宋江几次面临宰割时，几乎从不做最起码的挣扎自卫，唯一会做的就是象兔子一样惊惶逃窜或苦苦哀求；一方面，说晁盖、宋江兄弟情深，一方面又有很多情节，让人疑心宋江大奸巨猾，蓄谋架空晁盖；……
在这本小书的第一篇“水外线”里，在下就已说过，《水浒传》的作者，并不是象人们通常想当然地认为的那样，是屈原、李白、杜甫级的伟大作家，他的文学功底其实并不如何高明，书中不那么伟大、不那么高明的笔墨多得是，宋江这号核心人物给描画得有这么多这么大的毛病，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书中种种由于技术处理不当造成的人物形象的分裂，给后人分析评说宋江，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现在在下要开说宋江，当然也要面对这些麻烦，首先就要解决的是一个阐释立场的问题：如果话说宋江只能以几百年前那个水浒故事的最初编辑者的本意为标准，那么在下其实没多少事可做，只要对列位说一句：“作者是想把宋江写成一个英雄人物，一个正面形象，但没写好，写出了很多毛病。”就可以卷地收摊儿了；但是，如果换一种立场，即干脆不管那个《水浒》最初编辑者的本意如何，就是就《水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