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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体验和创作冲动都有了，一切条件皆已具备，现在歌德要通过文字来倾吐自己的痛苦、感受和对使人窒息的社会的愤懑：与友人的妻子不幸的恋爱而导致的耶鲁撒冷之死，把我突然从梦中撼醒。我不只静观冥想，我与他共同的遭遇是什么，而且把现在恰好碰到的使我热情沸腾、焦灼不安的同样的事加以观察，因此，我禁不住把正要动笔来写的作品灌上炽烈的热情，以至诗的情景与实际的情景的差别丝毫不能分辨出来。
于是，歌德闭门谢客，集中精力，奋笔疾书，不用写作提纲，只用四个星期的时间，《维特》就一气呵成。·
确如歌德所说，《维特》中的许多情节真假难辨，这样的例子随处都是，如同小说中一样，夏绿蒂在母亲去世后也担负起操持家务和照看弟妹的任务；歌德２３岁生日（１７７２年８月２８日）那天绿蒂和凯斯特纳送给他的礼物真是粉红色的蝴蝶结和荷马诗集，只是小说中把时间改成１７７１年；同小说中的情节相似，歌德在加本海姆确实认识一位长得相当标致的女人，并常常接济她的三个孩子；耶鲁撒冷自杀前也是假托外出旅行，让仆人向凯斯特纳借的手枪，如同小说中维特遣仆人向阿尔贝特借枪一样……歌德自己、夏绿蒂、凯斯特纳、耶鲁撒冷、玛克西米莉安娜等人都是小说中人物的原型，只是有时稍作改动而已，如以蓝眼睛的夏绿蒂为原型塑造出来的绿蒂换上了玛克西米莉安娜的乌黑的眸子，以玛克西米莉安娜为原型刻画的冯。Ｂ小姐则换了夏绿蒂的蓝眼睛。对于歌德把现实化为诗这一点，凯斯特纳也看得很清楚：在《维特》的上篇，维特就是歌德自己。在绿蒂和阿尔贝特身上，他借用了我们——我妻子和我的一些特点，但是作了一些改动；另外一些人物至少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为了下篇，为了给维特的死作铺垫，他在上篇中虚构了一些东西加了进去，比如说绿蒂既没有同歌德，也没有同任何人有过像小说里所描写的那种相当亲密的关系。由于许多次要情景太逼真、太熟悉了，人家必然会往我们身上去想，为此我们对他很恼火……此外，在维特身上有歌德自己的许多性格和思维方式。绿蒂的肖像总体上是我妻子的形象。阿尔贝特要是写得稍为热情一点就好了……下篇跟我们毫不相干。那里的维特是青年耶鲁撒冷，阿尔贝特是普法尔茨公使馆的秘书，绿蒂是这位秘书的夫人……小说中的人物对这三个人来说绝大部分是虚构的……耶鲁撒冷确实给我写过那张小说中提到的便条，出于礼貌，我未加考虑就把手枪借给了他……关于耶鲁撒冷的故事我觉得很奇怪，所以就尽可能加以详细了解，并设法记了下来，寄给了法兰克福的歌德；后来歌德在《维特》中用了这份材料，并随心所欲地加了些东西进去……歌德这样做绝非出于恶意；他对同我夫人和我的关系非常珍视……
由此可见，歌德在塑造《维特》中的人物形象时，并没有照搬自己的生活经历，而是采取了典型化的手法，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人觉得“诗”也是“真”，“真”也是“诗”。这正是歌德高明之处，他深谙艺术创作之道。生活的素材一旦演绎成小说，就包容了作者的社会理想和审美情趣，并赋予了它时代的精神，作品也就比生活更高了。因此，《维特》不是歌德的自传，维特不等于歌德，也不等于歌德加耶鲁撒冷。维特、绿蒂等人物形象已经成为文学画廊中不朽的肖像了。
二、《维特》：时代的产儿歌德生活的时代，在德国历史上是一个命运多舛的时代。《维特》产生于法国大革命之前，当时欧洲的社会、文化、思想正面临着伟大的历史转折，封建社会的彻底崩溃已是无可挽回，资本主义时代正在微露晨曦。人们心情骚动，思潮翻腾。梅林曾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那时的情景：“世界历史的黎明时吹来的一阵清新晨风似乎把人们从沉睡的滞重束缚中唤醒；大家迎着崭新的太阳纵声欢呼，这太阳射出的最初的霞光开始染红了历史的地平线。”但是德国的状况却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个号称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只是虚有其名而已。国内仍是四分五裂，封建割据造成邦国林立，战乱连绵不断，农业、手工业、商业极端凋敝，社会十分鄙陋，封建势力根深蒂固，人民在苦难中呻吟。对于当时德国的现状，恩格斯作了极其精辟的论述：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凋敝。农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遭受双重的苦难——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贵族和王公都感到，尽管他们榨尽了臣民的膏血，他们的收入还是弥补不了他们日益庞大的支出。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没有教育，没有影响群众意识的工具，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社会舆论，甚至连比较大宗的对外贸易也没有，——除卑鄙和自私就什么也没有；一种卑鄙的、奴颜婢膝的、可怜的商人习气渗透了全体人民。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烂尸骸的力量都没有。
当时，德国市民阶级的经济实力虽有增长，但政治上却十分软弱，仍然处于对封建贵族的依附地位。我们知道，歌德的父亲卡斯帕尔。歌德为了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虽然花钱买了一个皇家顾问的头衔，但也没有能从根本上改善其社会地位。对此歌德是有深切体会的。德国资产阶级没有毅力，也没有勇气和人民团结起来，“像英国资产阶级从１６４０年到１６８８年部分地完成的那样”，相反，德国的资产者处在德国“这个粪堆中却很舒服，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粪，周围的粪使他们感到温暖”。
但是，恩格斯在德国文学中看到了“美好的未来”。他说，“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精神”。恩格斯在文学中看到的“美好的未来”，主要表现在当时兴起的“狂飙突进”运动的作品中。１７７０年赫尔德与歌德在斯特拉斯堡的会见标志着狂飙突进运动的开始，这个运动大体上于１７８５年结束。当时，在启蒙运动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作家，对身心所受的压迫深为不满，但是政治上他们又无力改变丑恶的社会现状，于是他们就只能通过文学作品去呐喊，以表达他们的心声。这些年轻的市民阶层的知识分子在英国作家扬格、理查逊、哥尔德斯密斯等以及在《莪相集》，特别是在莎士比亚作品和启蒙运动思想家卢梭的影响下，抨击现存的社会秩序，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反动的教会思想体系，要求个性解放和感情自由，他们崇尚自然，标举天才，高扬民族意识；在美学上，他们拒绝古典主义压抑“自由心灵”的艺术规范，要求摆脱理性主义的精神桎梏，主张扬弃帝王和贵族的题材，塑造市民阶层及其知识分子的叛逆形象。歌德把狂飙精神概括为“要求独立的精神”。狂飙突进运动带有后来浪漫主义的一些特点，所以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前浪漫主义时期”。关于狂飙突进运动和启蒙运动的关系，尽管学界意见不尽一致，但从狂飙突进运动所主张的和要扬弃的内容来看，可以说既是启蒙运动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启蒙运动的反拨。
狂飙突进运动的理论家和精神领袖是赫尔德，它在创作上的代表是歌德。早在６０年代，赫尔德的《论现代文学片断》（１７６７—１７６８）等一系列论著以及对于民间文学的发掘和研究，就为这场运动作了思想准备。歌德“向一个叛逆者表示哀悼和尊敬”的《铁手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１７７３）、席勒“歌颂一个向封建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的青年”的《强盗》（１７８１）和“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阴谋与爱情》（１７８４）是这个运动的戏剧代表；诗歌方面，以青年歌德的抒情诗，尤其是以他的《普罗米修斯》（１７７４）为代表；而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则以浓郁的诗意和强烈的激情宣泄了维特的痛苦、憧憬和绝望，喊出了一代青年要求摆脱封建束缚、建立合乎自然的社会秩序和平等的人际关系，实现人生价值的心声，而成为狂飙突进运动最丰硕的成果。小说体现着狂飙突进运动的一切思想和精神，以及艺术上的种种特点，是那个时代的产儿，所以恩格斯赞誉“歌德写了《维特》，是建立了一个最伟大的批判功绩”。
三、维特：“反叛的受难者”
《维特》何以有那么大的魅力？对此勃兰兑斯作了深刻的论述：《维特》是本什么作品呢？下任何定义都不能确切说出这本富有想象力的杰作无限丰富的内容；但是我们可以简要地说，这篇描写炽热而不幸的爱情的故事，其重要意义在于，它表现的不仅是一个人孤立的感情和痛苦，而是整个时代的感情、憧憬和痛苦。主人公是出身市民阶级的青年人；他在艺术上有天赋，为消遣而画画，职业是公使馆的秘书。歌德不由自主地使这个青年具有他年轻时期的看法、感情和想法，赋予他以他自己的全部丰富卓越的才智。这就把维特变成了一个伟大的象征性人物；他不仅代表了时代精神，而且代表了新时代的才智。他的宏富伟大的程度几乎和他的命运不相称。勃兰兑斯的论述给了我们一把钥匙，可以用来开启维特心灵的大门，体会他的感情世界，洞察他悲剧性结局的必然性，认识这个形象内涵的丰富性和深刻性。维特的悲剧源于内、外两个方面。
悲剧的内部原因是由于维特爱情上的失败导致了内心无法解脱的矛盾和冲突以及他感伤、厌世的情绪。初识绿蒂，维特的心就整个被她“俘获”了，他爱她爱得刻骨铭心，恋情像凶猛的山洪，一发而不可收。绿蒂已同阿尔贝特订婚，这是他一开始就知道的，但起初的一个多月阿尔贝特去外地未归，维特天天和绿蒂厮守在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虽然他有时想起或绿蒂谈到阿尔贝特的时候，他的心头就会染上一抹阴影。随后他连续遭受三次沉重的打击，内心的矛盾使他产生了绝望情绪。
阿尔贝特从外地返回是维特所受的第一次打击。阿尔贝特一回来，维特就从幻想中回到了现实，感到他的快乐已经过去，对绿蒂已“不抱什么奢望”，他要走了（１７７１年７月３０日信）。紧接着他和阿尔贝特进行了一场关于自杀问题的争论。经过这次正面冲突，维特的情绪日益阴郁，他不得不走了。绿蒂和阿尔贝特的结婚对维特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得知这个消息时，维特心里很不是滋味，看来他仅存的一丝希望已经成了泡影，他想到“阿尔贝特搂住她的纤腰”时，“全身就会战栗不已”（１７７２年６月２９日信）。维特辞掉公职，再次来到绿蒂身边时，绿蒂成了阿尔贝特的妻子这个事实已经无法改变，他作为第三者的处境极为尴尬。对阿尔贝特来说，绿蒂是他“珍贵的财富”，他愿同别人分享，“哪怕只是一瞬间，哪怕是以最最纯洁无邪的方式”，这是理所当然的；绿蒂在感情上、精神上依恋着维特，但是作为一位“贤妻良母”型的女子，她爱自己的丈夫，不愿、也没有决心和勇气以牺牲自己的婚姻为代价，投进维特的怀抱。维特的希望越是不能实现，他的追求也越加执拗、强烈，他内心的矛盾无法解脱，因此他常常想到死，把死看作自己“最后的出路和希望”。处在两难境地的绿蒂，最后下决心与维特疏远，要维特放弃对他的爱恋，并离开她出去旅行。在圣诞夜前夕，他与绿蒂一起诵读莪相，激情冲破了道德的规范，两人紧紧搂抱在一起。绿蒂从神智昏乱中恢复过来后，“心里又怕又乱，又爱又怒”：“这是最后一次！维特！您不要再见我了！”绿蒂的这句话对维特的打击是致命的，他再也无力承受了，于是在圣诞夜给绿蒂写完绝笔信，于午夜１２点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另外，维特多愁善感的性格，是造成他悲惨结局的另一内在原因。他的感情过于纤细，性格过于脆弱，是个对月长叹、对花落泪的多愁善感的青年，似乎患了一种忧郁症，刚到他的“隐居地”，他就发出了“人生如梦”的感叹。我们知道，感伤主义是１８世纪５０至７０年代的时代潮流，是当时流行的“时代病”。那时，年轻人争取自由的精神日益发扬，他们不能容忍受支配、受束缚的状况，但是面对封建势力极其强大的社会现实，他们行动上又无能为力，他们感情细腻，带有一点病态，便把人生当作是可厌恶的负担，以此来作为对社会的抨击和反抗，德国青年这种“时代病”的外来诱因，是外国文学。歌德曾谈到莎士比亚笔下忧郁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及其独白使德国青年为之着魔，盛行于１８世纪中叶的欧洲感伤主义文学，如斯特恩的《感伤的旅行》、扬格忧郁、哀怨的《夜思》、格雷调子低沉的《墓园哀歌》、哥尔德斯密斯的《威克菲尔德牧师》以及麦克菲森仿作的、假托是莪相的诗歌等，对德国青年的厌世情绪更是起到了推波逐澜的作用。读者一认识我们这位朋友维特，就感觉到他强烈的感伤主义情调，他一味强调心灵感受，对人生厌倦，因而寄情于山水，他对月亮、大自然和音乐有着极其敏锐的反应，四季景物随他心境的变化而变换。他第二次来到绿蒂身边时，悲怆情绪已经很浓，周围的景物也和他的心情一样，已是“一派萧飒秋意”，他只有在莪相诗歌中才能排遣他的烦恼和悲伤，所以维特说：“莪相已把我心中的荷马挤走了”。莪相诗歌中那无穷无际的旷野、劲风吹动的荒草、长青苔的墓碑，空中飘浮着阵亡英雄和凋谢的少女的亡灵——这一切使小说男女主人公的心受到强烈震撼。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文学氛围中，人们“为自己的不满足的热情所苦，而外界又绝没有刺激”来使他们“作有意义的活动，在沉闷无聊的日常生活中拖下去是未来的唯一的出路”，于是人们便“满怀愤慨，不顾一切，以为人生既然不能再拖下去，脱离尘世，倒为得计”。
维特悲剧的外部原因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维特曾想通过事业上的发展来摆脱爱情的失望所造成的心灵创伤。他走出绿蒂周围的小世界，投身到社会这个大世界之中，他到公使馆供职，以一展自己的聪明才智。但是当时德国社会十分鄙陋，那些拘泥刻板的人，处处因循守旧、虚文俗礼，公使对标新立异的维特很是反感，周围的那些庸人个个精神贫乏，空虚无聊，虚伪奸佞，尔虞我诈，一心追逐等级地位。社会上等级观念根深蒂固，连冯。Ｂ小姐的姑妈，这位“除了仰仗门第的隆荫”之外，一贫如洗的老太太，也对维特这位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极为鄙视；有一次维特无意中出现在贵族沙龙上，惹起一场风波，那些“高贵的”贵族先生和夫人宁肯退场，也不愿同他这个地位低下的人一起参加晚会。受尽屈辱的维特非常愤怒，真想在自己胸口上捅上一刀，“好透一透憋在心里的闷气”。由于在社会上四处碰壁，事业上的失败，维特对前途不再抱任何希望，而是完全任凭自己的感情，又回到了绿蒂身边，更深地卷入三角恋爱的纠葛中而不能自拔。可以设想，如果有一个适合维特发展的社会环境，他完全有可能干出一番事业，从而摆脱对绿蒂的苦恋，出现与现在迥乎不同的结局。可是，德国社会容纳不下维特这个天才，鄙陋的封建制度把他推向了毁灭的深渊。普罗米修斯被钉上了德国苦难的十字架，歌德自己则克服了失恋的痛苦和自杀的念头，“把使他不安、使他痛苦的一切，以及时代的骚动情绪所包含的病态和畸形的东西，全都倾泄在他创造出来的人物身上”，“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