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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的胡适》 第二部分为梅访欧出谋划策（1） 在筹划访欧期间，从胡适日记中可知，已先后自沪返京的梅、胡二人继续频繁交往。 1930年10月13日 下午见客，顾养吾、陈百年、梅兰芳、冯芝生、王家松。 1931年1月16日 刘子楷（崇杰）邀吃饭，有福建来的蚌，确是美味。座上有梅兰芳、姚玉芙、马连良。 1931年2月12日 到齐如山家吃茶，会见Dr。Leseing 尽管胡适日记中多次提及梅兰芳，我们由此也可以推知他们相聚交谈的主题应与戏剧有关，但胡适在日记中却很少详写他们交谈的内容。唯有一次，不知是那天他的心情特别好，还是那天的交流内容特别有趣，总之，那天的日记内容很充实。 1931年7月27日 李释戡邀吃饭，有梅兰芳及上沅、佛西诸人。大家谈戏剧，我说，北京可设一国立剧场，用新法管理，每周开演二三次，集各班之名角合演最拿手的好戏，每夜八点半到半夜止。每人有固定的月俸；其余日子不妨各自在别处演戏卖艺，但此剧场例定开演日子他们必须来。其余日子，剧场可借作新剧试演及公演场。 我偶谈及老伶人钱金福七十一岁登台做武戏，在后台便喘嗽，一上台便精神抖擞了。此真是习惯的功效。兰芳说，此次他在广州与金少山合演《别姬》，金串霸王，中暑病倒在地，大家把他推扶出台，门幕一掀，他居然做到完场，没有错误。一下台便倒下了，医生赶来，四个钟头没有脉息。此例更奇。又小翠花口吃的厉害。在后台练习，说白句句拗口。但一上台，口齿清脆，毫不见口吃，这更奇了。 不能不说胡适“在北京设一国立剧场，用新法管理”的提议颇具创造性和新颖性，但或许是因为梅兰芳此时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在访欧的筹备上，而无力于此，胡适的这个建设性主张终未能付诸实践。 然而，就在梅兰芳踌躇满志地准备欧洲之行时，也就是在上次与胡适相聚不久，九·一八事件爆发，国内局势急转直下。梅兰芳不得已，于1932年离开北京，南下上海，旅欧计划只得搁浅。从此两年之内，胡适日记中未再有梅兰芳的名字。 1934年的最后一天，胡适日记这样记载： 1934年除夕 七点三刻，火车进上海北站。…… 冯幼伟来，谈梅畹华出国的事。…… 到国际大饭店吃饭……今天吃饭的有张仲述、余上沅、畹华、幼伟及新六。…… 到沈昆山兄家，畹华与幼伟借此处请客。 所谓“梅畹华出国的事”，指的是梅兰芳即将赴苏演出。早在1934年3月，梅兰芳就接到苏方的演出邀请。在大半年的彼此接洽和准备之后，苏方特别成立了文化层次颇高的由戏剧、电影、文学界知名人士及外交界高级官员组成的“招待梅兰芳委员会”。相应地，梅兰芳认为剧团的组成人员也应该挑选几位既精通京剧，又有一定文化素养的高层人才。这时，他自然想到了胡适大力推荐的张彭春。于是，张彭春又一次出任梅剧团的总指导。 除了张彭春，胡适又向梅兰芳推荐戏剧家余上沅为剧团副指导。余上沅是胡适的学生，2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后来赴美研究戏剧。据说他之所以接受梅兰芳的邀请，一是出于对梅兰芳艺术的欣赏，另一个原因便是胡适的极力游说。 当年年底，《独立评论》上刊载了蒋廷黻的一篇文章《苏俄游记》。胡适在“编辑记”里这样写：“（蒋先生）写的是苏俄的娱乐。我们看他记的莫斯科戏剧的新倾向，也可以明白苏俄这回延请梅兰芳先生去演戏不是完全无意义的。”客观上，他又为梅兰芳访苏做了一次宣传。 由此可见，除夕之夜的“畹华请客”，既是临行前的告别，也是对胡适一贯帮助的感激。 如果说梅兰芳访美演出的成功，仅在于使西方人重新认识了中国戏剧的话，那么梅兰芳访苏演出的成功，不仅仅在于传播，更在于使“梅派”艺术上升为理论体系。从此，梅兰芳戏剧体系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布莱希特戏剧体系并称为世界三大戏剧表演体系。可以说，梅兰芳访美、访苏的巨大成功，与胡适、张彭春、余上沅等文化人在其背后的推动不无关系。 从苏联返国后，梅兰芳定居上海，而胡适仍居北京。每当胡适因公因私抵沪，梅兰芳均登门拜访。1936年7月14日，胡适在上海登船赴美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届年会。在他当天的日记里，可知梅兰芳曾经特地赶去送行。
《日记的胡适》 第二部分为梅访欧出谋划策（2） 1936年7月14日 今晨两点上船。送行者梅畹华特别赶来，最可感谢。 胡适的“最可感谢”，是因为当时已时至深夜两点，还是因梅兰芳经过访美访苏，声名已非同往昔？更有可能是因为此时的梅兰芳并不在上海，他是特别赶到上海来送行的。梅兰芳自1932年之后一直定居上海，直到1936年春夏之交，他首次返回北京住了一段时间。期间，他收徒、演出，忙得不可开交。即便如此，当他得知胡适即将离国后，还是不远千里特别赶去送行。其实不论何种原因，总之，从胡适在日记中特别一记，也确知他是真感谢的。也可知胡、梅两人的友谊，情深意重。 永远的怀念 “梅兰芳”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在胡适日记中，是在抗战全面爆发前。 1937年5月5日 早七点到上海，住国际饭店908。 吴经熊来谈，梅畹华来谈，陈宗山来谈。 客观上，两人从此也未再见过面。自七七事变后，胡适于1937年9月赴美做抗日宣传和外交联络工作，一年后又任中国驻美大使，一待便是八年八个月零十天，直到1946年7月回国。梅兰芳1938年春在香港演出后，留在了香港，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他才返回也是沦陷区的上海，闭门谢客，拒绝登台，潜心作画，艰难度日。 尽管抗战胜利后，胡适归国，梅兰芳重登舞台，但内战战火隔绝了身处北平的胡适和身处上海的梅兰芳。 短短三年之后，中国政局发生大逆转。胡适和梅兰芳都面临着一次人生选择。虽然他俩对戏剧有共同的热爱与追求，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取向。胡适在众人劝说留下的情况下，最终选择搭上蒋介石派来的专机，飞向台湾；梅兰芳却在齐如山力劝“走”的情况下，还是留了下来。从此，他俩之间横着一条海峡，彼此都无法跨越。 虽然我们在胡适日记中，再也没有看到“梅兰芳”的名字，但这并不意味着胡适从此忘却梅兰芳。相反，一旦环境、土壤适宜，“梅兰芳”便又会出现在胡适的头脑里、话语中和与友人的书信上。 胡适的好友杨联陞曾经写信给胡适，随信附了他自己写的几首诗，其中有一首名为《花儿本不愿开》。胡适1949年7月27日在给杨联陞的回信中谈到这首诗时，说：“此诗的意思很好，第二节使我想起一个故事。十多年前在北京家中看见内人种的牵牛花两朵，是梅兰芳送的种子，大如饭碗，浓艳的真可爱。” 近十年后的1959年1月26日，是齐如山85寿诞。胡适在题词中这样写道：“我祝他老人家多多保重，康健长年，将来我们一同回到北平，也许还可以找到缀玉轩中我们的老朋友，听听他的苦痛，听听他唱如山老人新编的凯旋曲哩。” 1961年8月8日，梅兰芳去世。胡适是从日本电讯中获此噩耗的。于是，往事重又萦绕在他心头。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这样记道： 1961年8月9日 今天报载梅兰芳（67岁）逝世消息。先生说：“我们是根据日本的电讯，日本是从大陆收到的消息。只说梅兰芳在苏俄演戏的历史，不曾提他在美国献艺的经过。”于是在书架上捡出一本英文的《梅兰芳》，上面有他的剧照，还有许多美国名人捧场的姓名，如杜威、孟禄、威尔逊夫人等多人。先生也有一篇文章。最后是梅兰芳在美国演出各戏的说明，如《洛神》、《醉酒》、《别姬》、《御碑亭》等戏；只有《群英会》一出，他是反串周瑜的。…… 日记中所提的“英文的《梅兰芳》”应该就是欧内斯特·K·莫山所编纂的英文专集《梅兰芳太平洋沿岸演出》。“先生也有一篇文章”应该就是《梅兰芳与中国戏剧》。显然，胡适对大陆官方只宣传梅兰芳赴苏演出而故意忽略赴美演出，颇有些耿耿于怀。 重读那本书和那篇文章，胡适实际上是在重温那段逝去了的美好岁月以及重拾日渐模糊了的记忆。友谊的对象断了，友谊也就戛然而止。仅仅过了半年，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湾去世。
《日记的胡适》 第二部分与郭沫若，文人相轻（1） 大度平息争论 还是1921年的夏天，胡适应商务印书馆高层之邀，由北京来到上海，做了商务三个月的客人。在那期间，他与郭沫若见了几次面，这是他们交往的开始，却并不意味着彼此友谊的开始，他们并不投缘。胡适日记这样记录他们的首次见面： 1921年8月9日（星期二） 周颂九、郑心南约在一枝香吃饭，会见郭沫若君。沫若在日本九州学医，但他颇有文学的兴趣。他的新诗颇有才气，但思想不大清楚，工力也不好。 从短短的几句话中不难感受胡适的冷淡。三天后他们在编译所又见了一面，胡适在那天的日记中只记“郭沫若来谈”，别无一字叙述或议论。据说高梦旦在9月初曾为即将回日本的郭沫若饯行，邀请了胡适等人。查胡适日记，未见记载。见诸胡适日记的，倒是胡适9月7日要离开上海回北京，9月5日“商务诸君为我饯行”。当然不排除郭沫若在座的可能。 周颂九（久）、郑心南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工作人员，又是郭沫若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高班同学，他俩请客安排胡适与郭沫若见面，合乎逻辑的猜测是知道胡适正为编译所务色人选而他们有意推荐郭沫若，遗憾的是胡适对郭沫若的印象并不好。想来那天席上是话不投机的。 相较于胡适的冷淡，郭沫若则于十年后用了一种嘲讽的口吻描绘他们的相见： 这要算是我们自有生以来的最大光荣的一天，和我们贵国的最大的名士见面，但可惜我这个流氓，竟把那样光荣的日期都忘记了。 郭沫若之所以这样说话，固然是因为在这十年中，他与胡适的关系经历了风雨的缘故，但假如当时他们的会面十分愉快，郭沫若的语气很可能就不会如此了，他还可能就不会在见面整一年时发生的“夕阳楼论争”中有那样激烈的表现了。即从郭沫若当时的心境来看，还有别的刺激。 那是郭沫若与书局打交道的屡屡碰壁与胡适被商务印书馆捧若上宾的巨大反差。先是他的译著被商务印书馆拒绝，继而与朋友筹办“创造社”要出版社团刊物又被中华、亚东等较有名气的书局拒绝。就在胡适被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亲从北京迎至上海而唯恐他不肯就任商务要职的同时，郭沫若等人正不得不“接受经济剥削和忍受恶劣工作”，作为一家小书局为他们出版刊物的条件。而胡适到上海后，上海报纸大加宣传，在胡适1921年7月20日的日记里，就粘贴了剪自当日《商报》的一篇《胡老板登台记》： 与郭沫若，文人相轻北京大学赫赫有名的哲学教员、新文学的泰斗胡适之，应商务印书馆高所长的特聘来沪主撰，言明每月薪金五千元（比大总统舒服）。高所长亲至北京迎来，所有川资膳宿，悉由该馆担任。今日为到馆第一天。该馆扫径结彩，总理以次，均迎自门首。会客室编辑所均油漆一新。另辟一精室，器具悉为红木，左图右史，明晶却尘。所长部长及各科主任，趋侍恐后。方之省长接任，有过之无不及。所内著名的编辑，均由胡博士一一延见，分班叙谭，宛如下属……其薪金优遇，诚开我国文学家未有之奇局…… 这对正处窘境下的郭沫若造成怎样的刺激不难想见，从郭沫若十多年后的笔调中我们仍可体会他当年的感受：“大博士进大书店，在当时的报纸上早就宣传过一时。我听说他的寓所就是我晚间爱去散步的那lovelane的第一号，是商务印书馆特别替他租下的房子。他每天是乘着高头大马车由公馆跑向闸北去办公的。这样煊赫的红人，我们能够和他同席，是怎样的光荣呀！” 从胡适日记来看，他们的下一次见面，已经过了将近两年，并且是在发生了一场争论之后： 1923年5月25日（星期五） 出门，访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结束了一场小小的笔墨官司。
《日记的胡适》 第二部分与郭沫若，文人相轻（2） 所谓笔墨官司，即“夕阳楼论争”。1922年8月出版的一卷二期《创造季刊》上，发表了郁达夫题为《夕阳楼日记》一文，指称余家菊翻译的《人生之意义与价值》错误甚多，却又含沙射影地骂胡适“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的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的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胡适在《努力周报》上以《骂人》回应，说郁达夫等人“浅薄无聊而不自觉”。时在日本的郭沫若写了《回响之回响》，发表在《创造季刊》一卷三期上，声援郁达夫，反驳胡适。胡适又在《努力周报》上写道： 《努力》第二十期里我的一条骂人，竟引起一班不通英文的人来和我讨论译书。我没有闲工夫来答辩这种强不知以为知的评论。 继而郭沫若又在《创造季刊》二卷一期上发表《讨论注译运动及其他》一文，措辞也愈发激烈起来： 你北京大学的胡大教授哟！你的英文诚然高明，可惜你自己做就了一面照出原形的镜子！……我劝你不要把你的名气来压人，不要把你北大教授的牌子来压人，你须知这种如烟如云没有多大斤两的东西是把人压不倒的！ 在那期间，郭沫若与郁达夫又分别创作了历史剧《卓文君》和故事新编《采石矶》，不约而同地刻薄了一回考据家的胡适。 1923年4月，胡适到上海参加“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会议，其间旧病直肠脓肿复发。对于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他早生厌意，便就于养病中的5月15日，给郭沫若和郁达夫写了一封长信： 沫若达夫两位先生： 我这回南来，本想早日来看你们两位，不幸在南方二十天，无一日不病，已有十天不曾出门一步了。病中读到《创造》二卷一号，使我不能不写这封信同你们谈谈我久想面谈的话。 …… 至于我对你们两位的文学上的成绩，虽然也常有不能完全表同情之点，却只有敬意，而毫无恶感。我是提倡大胆尝试的人，但我自知“提倡有心，而实行无力”的毛病，所以对于你们尝试，只有乐观的欣喜，而无丝毫的恶意与忌刻。 至于我的《骂人》一条短评，如果读者平心读之，应该可以看出我在那一条里只有诤言，而无恶意。我的意思只是要说译书有错算不得大罪，而达夫骂人为粪蛆，则未免罚浮于罪。至于末段所谓“我们初出学堂门的人”，稍平心的读者应明白“我们”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并不单指“你们”，尤其不是摆什么架子。 …… 后来你们和几位别人，做了许多文章，很有许多意气的话，但我始终不曾计较。因为有许多是“节外生枝”的话，徒伤感情与日力，没有什么益处，我还是退避为妙。 至于就译书一事的本题而论，我还要劝你们多存研究态度而少用意气。在英文的方面，我费了几十年的苦功，至今只觉其难，不见其易。我很诚恳地希望你们宽恕我那句“不通英文”的话，只当是一个好意的诤友无意中说的太过火了。如果你们不爱听这种笨拙的话，我很愿意借这封信向你们道歉。——但我终希望你们万一能因这两句无礼的信的刺激而多读一点英文；我尤其希望你们要明白我当初批评达夫的话里，丝毫没有忌刻或仇视的恶意。 …… 最后，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 从信中可以看出，胡适所作的和解，不是无原则的和解，而是以诚恳的态度，既自我批评，也批评对方；此信又表现了胡适的大度，以他当时的地位名声，能首先作此信，实非一般人所能做到。 郭沫若郁达夫收到此信后，随即于5月17日各回了一封信。郭沫若信中道： 适之先生： 手札奉到了。所有种种释明和教训两都敬悉。先生所能感人以德，或则服人以理，我辈尚非豚鱼，断不致因小小笔墨官司便损及我们的新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