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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穆，如临大敌。
果然，不久之后，只听人喧马嘶，以李不鞮先生为首的“异己者”杀奔而至，抬头一看，那些“信奉国家主义，民主政治则一”的同志，竟摆出对付强盗的架式，不禁悲愤欲绝，记者老爷赵炜先生曾在报上形容当时的场面曰：“一个个都在摩拳擦掌，表示要冲过去。”
这一场攻夺战最后并没有爆发，没有爆发的原因，不是“每一个同志都是信仰而实行其党的宗旨原则的”，而是大批警察光临，努力疏导，才算化险为夷。但李不鞮先生这一派却出了一个花样，虽没有破门而入，血流成河，却在大门口也挂起来招牌，也庆祝起党庆来啦。门内一个党，门外一个党，你庆你的祝，我庆我的祝，以此一事为例，请问孑孓先生，这是谁分化的欤？又是谁挑拨的欤？这种一群人硬拒绝别人也来参加开会，一群人却硬要打进来的干法，是啥子民主？而民主岂是用木桩顶得住的？
孑孓先生又厉声曰：“你配指责吗？”这又算啥话？青年党是一个政治性的集团，而孑孓先生却把它看成一块肥肉，一口吞到喉咙里，龇牙咧嘴，作出凶相。呜呼，不要说堂堂正正公开的政治性团体啦，就是一群流氓，如果总是不断上演精彩节目，人人都可指责，难道只有高考及格的朋友，或只有木桩抵大门的朋友，才有资格指责乎哉？不知道孑孓先生脑筋里是怎么弯曲的，真是怪得很也。写到这里，不禁诗兴蠢动，旦套一曲吾友刘庭信先生大作，吟之曰：“没算当，难思量，勒住脖子钻套项。今日东墙，明日西厢。挡不住他的连珠急三枪。鼻凹里抹上些糖，舌尖上送与些丁香。纵使你阁下钢脊梁，纵使你阁下铁肩膀，也擦磨成内讧担儿疮。”悲夫。
18、额手称庆
关于那一封更正函，因为恰是“照登”该函的当天，敝大作腰斩了的，有些朋友起了疑心，前已言之矣。事情虽与该函无关，但恐怕读者老爷硬是往上面误会，把我看成了有骨气的人，似乎得说明一番。
柏杨先生于去年（一九六五）十二月十五日，在谈现代化的时候，信口开河，鬼迷了心，提起来台北忠孝新村，说它盖得实在窝囊，想不到闯了大祸。原来台湾省铁路局本来正要买第二批的，已谈得差不多啦，就要签约啦（当然没有谈到回扣红包之类，千万不要往那上想，谁要往那上想，谁就心术不正，天殛之，天殛之），可能有人把该文呈给大官，也可能大官觉得风声不好，于是乎签约之事，乃宣告延期。已经咽到喉咙里的钱又被掏出来，忠孝新村老板当然义愤填膺，一封信寄到报馆，再加上千钧压力，压得我金疮崩裂。我要是早知道这般厉害，就是房子塌啦，把铁路局的朋友压死净光，我都不写。不过话又说回来，也可以说菩萨和房老板同在，那一天实在肚胀难忍，只写了几句，交卷了事，如果具体的写，真能写上十天，像京戏里阎瑞生惊梦，“一桩桩，一件件，听小妹细说端详”！那就不是一封信可以磨得开矣。谨向房老板致万分歉意，好在来函已经照登，已证明了柏杨先生没理，铁路局管买房子的朋友，有该“照登”在手，该买照买，不过迟几天拿到钱罢啦，则这几天的利息不妨就算我的，卖掉裤子也得付，以作胡说八道之戒。至于每家必须再花上一、二万元才能住进去，那不关大官的事，也不关柏杨先生的事，而且修来修去，起码有繁荣市面之功，即令怨声载道，嗓子也可健康。铁路局的朋友，说不定将来都成了男高音、女高音，开个音乐大会，扬名国际，更是人间盛事，敢不额手称庆乎哉？
朋友劝我不如就此下台鞠躬，都是出自爱心，杂文是一种和现实社会尖锐接触的文章。它最伟大的贡献是得罪人。不要说别的，就说三作牌吧，前几年我一连三次英勇失窃，那时柏府恰是台北市警察局第四分局的管区，第四分局长杨仲舒先生，一听说柏杨先生被盗，大喜曰：“他还想给他破案哩，再偷他三次也消不了心头之恨。”现在杨先生升了台湾省警务处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当然更威风凛凛，跟相对基金原理一样，自然相对得我忧心如焚也。
其实三作牌老爷对柏杨先生的印象，似乎很早以来，就不太优良。听说有位大官当台湾警务处处长，折腾得最厉害的时候，曾经大笔一挥，把柏杨先生列入流氓名册。按修理庙的规定，流氓也者，必须不断在街头惹是生非。而柏杨先生虽月入甚少，但正当职业倒是有的；至于说街头惹是生非，那更无关，我除了在巷口下下棋、吵吵架，到新公园打打太极拳之外，其它任何地方都不去，偶尔有人请吃一顿，进得饭店，也目瞪口呆，啥话都没有。自以为应该非常安全啦，偏偏流氓奖落到我头上，实在受宠若惊。这都是写杂文埋的定时炸弹，幸亏那位先生咚的一声，栽下宝座，如果他阁下仍在台上，柏杨先生危矣。不过他阁下虽然栽下宝座，不知道我那盛大的流氓头衔，现在取消了没有，教人心焦。
──有些朋友一直警告曰：“柏老柏老，你这么大年纪啦，还发明三作牌，老往上碰，一旦碰到他们手里，筋都抽出来矣。”这一点必须弄明白，三作牌可不是我发明的，而是他们自己发明的，难道“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是我上他们的尊号哉。呜呼，如果说谁发明了三作牌谁就可得诺贝尔奖金，准没人说是柏杨先生发明的，如今荣登流氓簿，眼看要修理啦，却硬说是柏杨先生发明的，我就誓不承认。
──好吧，就算是柏杨先生发明的吧，三作牌者也是善颂善祷之词，既然有人要作小民之君、之师、之亲，而小民也欣然同意，还不行呀？好吧，即令不行，那危险也不比不发明大。有一个男人焉，被活活打死；有一个女人焉，双手被吊到栏杆上，吊得哭天号地。这些人难道都发明了三作牌，都触犯了三作牌乎？就是说被偷之事吧，举目所及，破不了案的多如牛毛，难道他们也都是柏杨先生乎？
不过，无论怎么说，午夜梦回，心里仍然跳个不住，而且困难的是，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哩，定时炸弹已英勇的埋下。柏杨先生这一次南下避年，到了高雄，一位多年不见面的老朋友请我到他尊府吃便饭。新年期间，名虽便饭，定有油大，当下就饿了一顿，携带老妻孙女，届时前往。他阁下是住在登山街的，跑了那么远，好容易找到，却大门紧闭，铁将军在焉。最初以为他阁下童心未退，躲在屋里，捉一下迷藏，要敝老头惊喜一下的，谁知道喊了半天，把眼泪都喊出来，仍无人应，邻居看我一头大汗，乃告曰：“他们一清早就去台南啦，说三天后才回来。”
19、实在记不清
呜呼，三天后才回来，这算他妈的啥话，当下把小本子掏出来一看，时间完全正确，并不是三天之后呀。柏杨先生狼狈回去后，心中不服，到了第三天，只身又往。别瞧我这么一大把年纪，仍沉不住气，非把其中曲折弄个一清二白不可。该朋友突然见我驾到，尊脸上红得简直像谁刚打了他两鞋底，人有羞耻之心，就坏不到哪里去，心里先原谅了他。但他却堵住门口，低声曰：“请到巷口稍站，我马上就来。”其状鬼鬼祟祟，好象灰色份子。果然，我在巷口站了不到五分钟，他踉跄而至。
来了之后，没等我开腔，就作揖打躬曰：“老哥，千万原谅。”我曰：“我也不是没地方打饥荒，你吊我胃口干啥？”朋友曰：“阁下有所不知，那一天，我回到家中，说要请一位老朋友吃饭，太太倒很起劲，又买菜又买肉，把过年做的香肠也拿出来啦。可是后来听说请的竟是你阁下，就像挨了刀的老母猪，看她拉着嗓门叫吧。”我大惊曰：“她叫啥叫，我也没惹她。”朋友曰：“你虽没惹她，可是你惹了何柏林呀！”我困惑曰：“谁是何柏林？狗狼养的才惹了何柏林。”
如此这般，弄到后来，才知道朋友的太太跟何柏林先生的太太原来是情同骨肉的干姐妹，是若干年之前矣，朋友说，何柏林先生发表了台北市公共汽车管理处处长，走马上任时，全体职员在门口排队相迎，是柏杨先生在专栏里表示了一下肃然起敬，从此，朋友太太就把柏杨先生恨入骨髓，如今还没报该一箭之仇哩，反而请他吃饭，天乎天乎？是可忍，孰不可忍？要吃倒是可以的，她就去跳爱河。依她阁下之意，等到上门，再把我轰出来，还是老朋友温柔敦厚，这才潜逃无踪。嗟夫，柏杨先生啥时候写过何柏林先生的哉？实在是记不清矣。另外还有一件事，发生在一年之前，但到今天想起来仍心有余悸，那时柏杨先生想找个晚上兼差干干，每月能多收入三、五百元，也可松动松动。有一个朋友就介绍到一个大机关（对不起，实在不能公开，但私下里可以告诉你），说明已经跟科长谈妥啦，只要去见见面就可决定。于是买了一包“美原”，把头发染黑，把胡子刮掉，西装革履，兴兴头头，前往晋谒。科长老爷巍然高坐，我向他鞠躬他也没有理，当时我的第六感就告诉我要糟。
柏杨先生虽觉得要糟，但既入虎穴也只有小心翼翼，而且人类的弱点，总是希望强大的对手圣手仁心，大人不把小人怪的。当下鞠躬之后，科长老爷也没有让座，用两只基于神圣原因而洞察肺腑的尊眼，瞧了我半天，打开介绍信，好象看情书似的又看了半天，然后徐徐问曰：“迷死脱柏，你身体如何？”我曰：“还结实，前些时害过肚胀，现在好啦。”科长曰：“你明明没好，怎的说谎。”第一棒就如此严重，心里一紧张，嘴巴就不灵光，只好结巴曰：“没有，没有。”科长曰：“你不是天天在什么报上写杂文乎？”我急曰：“没，没……”科长曰：“听说你为了女人被法院判了五年的有期徒刑？”我更急曰：“没，没……”科长曰：“那定是为了涂改支票，把一百元改成七万零一百元，因之坐的牢……”我脸红耳赤曰：“没，没……”科长冷笑曰：“不要再说没啦，我对你清楚得很，这里的工作，我替你留意，以后有机会就通知你。你年纪已经不小啦，多积点德，也是好事。”说罢端茶送客。
柏杨先生在众目睽睽之下，连走带跳，中途还被凳子绊了一跤，几乎撞到玻璃窗上，惹得哄堂大笑。等我一口气跑到原介绍人那里，电话铃也适时而响，朋友听过电话，向我抱歉曰：“老哥，对不起，对不起。”接着说明内情，盖该科长是表演沉船的那位船长谭守杰先生的亲戚，当该船沉入海底时，我曾写了几篇大作，他就牙齿发痒，再也料不到神差鬼使，找差事找到他头上，遂故意不动声色，满口答应，诱敌深入，迎头痛击，刚才那电话就是他阁下向该朋友说明原委的，朋友告我曰：“你得罪的人太多啦，木法度，木法度。”从他那里走出来，就好象从河里爬出来，汗流浃背，连裤裆都湿透矣。
这不过顺手拈来，就碰到头上的若干钉子中，随便举例以说明之，至于暗下毒手，在阴山背后，会议桌上，放放冷箭，戴戴帽子，掀掀底牌，“更不知其几千万落”。如果不写杂文，恐怕丢了的东西早找回来啦，高雄那顿油大早吃到肚里啦，去年时节也早兼上差啦，哪有这么多麻烦之事哉？不过说又说回来，台北的专栏作家多矣，最有名气的若何凡先生焉，寒爵先生焉，龙套先生焉，方以直先生焉，还有已经不写了的言曦先生焉，都是妇孺皆知的人物，为啥均稳如泰山，没有柏杨先生这种节目乎？似乎这还是人品问题，柏杨先生如果也跟他们一样洁身无瑕，别人想抓小辫子就抓不住矣。
20、冒出几个主意
柏杨先生这些时好象神灵附体，天天信口开河，连自己都觉得做贼心虚，盖明知道爱国一定要糟，心里却仍然奇痒，硬是要爱，真是天生贱骨，劣性难改。看那些正人君子和道貌岸然，过着难得胡涂，快乐非凡的日子，升官发财，一切照常，便不禁又敬又羡。将来即令天塌下来，大家都完啦，反调份子却多受一层忧心如焚的罪，真是何苦来哉。《老残游记》第一回，读者先生应该仔细再看一遍，爱国的结果反而成了汉奸，被人推到海里，真教人越想越觉得没意思。我建议中央研究院最好研究出一种药丸，教人吃了永不会东想西想，或者也像南北朝时那样，挖出一种奇异的泉水，让大家喝了之后，立刻服服贴贴，任凭人在船上凿洞也不管，锯桨也不管，不但不管，反而作建设性的鼓掌曰：“凿得好，锯得妙！”人心自然鼓舞，天下自然太平矣。不过截至目前为止，据说该药丸和该奇泉还没有弄出来，真是遗憾。有些读者先生来信曰：“柏老，你好象很聪明的样子，不妨姑妄试之，说一说挽救之策？”呜呼！我想恐怕是木法度木法度。不过冒出几个主意，以便读者先生闲来无事，开开国骂，也是上天好生之德也。第一权利义务观念必须确定
最重要的一点，中国人似乎应该把权利义务观念确定，黄天霸式的赏饭学必须从根铲除。从前有些报馆焉，有一种“坐牢编辑”、“坐牢记者”，报馆用高价雇了一些人，平常专门吃饭，啥事不干，一旦新闻出了纰漏，要吃官司，则该人挺身顶缸。该新闻是谁写的呀？俺写的。该新闻是谁刊呀？俺刊的。吃官司后，其家庭一切费用，统由报馆开支。如果属于这一类的职员，到时候自然没啥话讲。而如今却是如何乎哉？不过介绍一个职业，凭本领挣钱，却既要他跳楼，又要她上床。无他，权利义务不清之故也。
若干年前，看到一个报导，美国某编辑邀他朋友来报馆服务，写信曰：“周薪多少钱，津贴多少钱，一条新闻多少钱，可能拿到奖金多少钱？本城开支多少钱，还可以剩多少钱？”讲得一清二白。如果换到中国，准只一句话，曰：“来吧，这是咱们弟兄共同事业。”柏杨先生大概上了点年纪，所以最讨厌听“共同事业”，一听“共同事业”就发疯，盖听得太多，看得太多，也栽得太多也。所谓“共同事业”，因权利义务观念不清的缘故，无不变成了一个人的事业，最后把合伙人一脚踢开，社会上遂不得不充满了失败的人和暴戾之气。
权利义务观念一天不清，中国同胞便一天只知道赏饭和被赏饭，而不知道合作。黄天霸先生应和老头合作才对，但他却硬要赏老头饭。校长应和教习合作才对，他一个人能办起学堂乎？但他却也要赏教习的饭。其它各行各业，大小头目，无不皆然。柏杨先生有一位卖书为生的作家朋友，有时见了书店老板，不免陪笑曰：“都是你老哥帮助。”在该朋友是客气，可是大概说得多啦，老板竟真的以为如果没有他提拔，该朋友就要饿死啦，天下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乎哉？结果二人之间，弄得朋友不朋友，事业不事业。假如代之而起的是平等合作观念，对每个人都有益处也。
我们最常听见的话是：“某某人做朋友可以，可是不能共事。”或是“某某人是一个好朋友，但不是一个好长官。”关键似乎就在黄天霸思想，再好的朋友，一旦有隶属的关系，友情便滚他妈的蛋，稍微有点自尊的人只好狼狈而逃，剩下来的不是无耻之徒，便是难得胡涂学。呜呼，一个社会必须处处都有可以共事的人，才是兴隆之象。越是老朋友，越不能合作，乃上天赐给中国人的一种严厉惩罚。
我们主要的意思是，必须用合作观念代赏饭观念，以《驯妻记》中男主角风度代黄天霸嘴脸，然后人与人之间才有份际，社会才有是非，才有祥和。否则便公私永远混淆，国家之恩和私人之恩也永远不分，而事实上却又非分不可，于是，到处都是教人跳楼和责人忘恩负义的节目矣，也到处是众叛亲离和砸锅砸碗的镜头矣。君没有听见常有些人高喊“团结”乎？谈起来团结，纵是再混蛋的人，都不会反对，不但不反对，恐怕他叫得比谁都响。问题却出于，该团结往往不是大家立在平等地位的团结，而是我团你的结。不是大家都放下棍子的团结，而是你放下棍子，我却不放的团结。不是大家吃大锅菜的团结，而是我赏你吃一碗饭的团结。不是《驯妻记》老家伙式的团结，而是《落马湖》黄天霸式的团结。大家都想把别人的前程包在自己身上，而不肯跟人并肩携手。团来团去，自然无法结在一起。权利义务观念如果弄清楚，大家原来是合作的，便爽利多矣。
不特此也，连带着也可以免去子孙圈那种麻兮兮的忠贞表演，然乎不然乎？第二培养人的自尊心
小民自尊心的总和，就是民族自尊心。中华民族到了今天，可以说丢人砸家伙，现眼够啦。不要说别的，仅只见了美国人便不由浑身发抖，就够瞧的。官崽们无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