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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普陀山第二届国际道商论坛
2010 05 29
熊春锦
各位企业家，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非常荣幸在这里跟大家互动交流。今天，我交流的题目是《老子根文化与商业智慧》
在座的各位，都是成功人士，是我学习的榜样，我是致力于道文化研究的一位学生。在这里，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共同互动交流学习。
可能在座的都是爱好者，曾经有过实践的经历。但是我这个人有点啰嗦，还是希望按照道家的方法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可以说，道家的互动交流非常简单，就是精气神的互动，是能量的循环交流，是心与心的相应，是正觉正识的互动。
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这次我们的这个论坛要想办好，要信守一个规则，叫做修身的实践规则。在我们互动的时候，请大家都放松。大家都经常在说放松，作为道家的修身实践当中的放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掌握这个诀窍？谁知道，怎样才能真正放松？没人回答的话，我就在这里直接透露一点消息、信息。我们的放松，如果想获得一个能量的高效互动，关键是精神系统的放松和肉体系统的放松，这两大系统的放松，如果我们掌握好了，实际上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就能够很好地养生和解压，精神就能保持一种愉悦的状态。因为大道至简至易，方法也很简单。
第一个，就是眉头一定要松下来，大家尝试尝试，把自己的眉毛舒展舒展，往两边撑一撑，然后嘴角微翘，面带微笑。尝试一下，看看心情是不是松了，精神系统是不是容易松。一旦眉头舒展，我们精气神中神的这个系统能够松弛下来，面带微笑，就给我们带来一种发自内心的内在喜悦。这个时候，就有利于我们精气神中神的这个系统建立一种良好的互动状态和沐浴状态。
我们这次到舟山来，天道安排得挺好的，昨天整个过程都是一个沐浴过程，青山滴翠甘露洗。今天就进入晴天了，我们就沐浴在观音师尊的道场当中，道光、德能、地气很容易进入我们体内，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把我们的心情调好，心调松，身调松。心调松，眉头一松，眉心一松，天德之光，观音师尊这个道场的能量就很轻松地进入了我们的体内。这个仙山琼岛上面孕育着丰富的地气能量，我们命体如何才能接收到？注意，我们命体放松的关键，就在每个人的会阴。会阴一松，全身松，肉体松。会阴一开，就容易获得酥绵快乐，地气就能够大量涌入我们的体内。
我们试试看，在肛门的前方，在外生殖器的后方，有一个三角区，这个地方就是老子提出的“人法地”的门窍所在和关键所在。我们主动把它调松，收一收，放一放，松、松、松。像水平面上丢进一块石头，泛起涟漪，一层层的弯弯波浪扩大，那么就容易放松。
由于我们这次办班，主要是在心身这两个系统来论商谈道，要产生良好的效应，那么希望大家按照道家的要求，也是五千年来我们祖先们归纳总结的修身诀窍等简捷之路来进行实践，来进行提高，来品悟道家其中的商业智慧与我们修身的关系。这样，我们就进入一个学习互动的实践阶段当中。
我们这里有一张图，题目旁边就有一张图：中国的文化，无论是道家的、儒家的，还是佛家的，都离不开这个树型的模式。这个大树，深深扎根在信德的厚土之中。它是信念，它是信仰，信仰天地，信仰大道，信仰道和德是人类最高的智慧和能量，信仰天地是我们效法的榜样，用德来支撑着我们体内精神系统的圆满健康。其中，就有仁德、礼德、智德、信德。五德的齐备，才构成我们健康的心身。
作为商界来说，也同样离不开这么一棵常青大树的支撑。这五个子枝，任何一枝的缺乏，都会带来问题。所以在古代，2500年以前诞生的中国文化，全部都是诞生在“修之身，其德乃真”的基础之上，诞生在内修、内证的基础之上，才延伸出世间社会的各种行为和行业，商道也是其中之一。
商，在历史上它是同样分为轴心时代之前和之后两个分期。我曾经讲过的轴心时代，是指2500年之前的那个期间，在地球上曾经发生了智能时代子夜时分的转化。子夜时分，相当于深夜11点到到1点的转换期，也就是说最黑暗期的转换。在这之前，可以说从黄昏到夜晚，就是人类的慧性慢慢消失。所以在轴心时代之前的慧智共运之商，和轴心时代转换和形成后的智能之商，存在两大历史时期分期。
只是中国的智能之商，在早期仍然深深带有道商的精神烙印。这精神烙印，其实在智能时代的战国春秋时期，仍然还有典型的表现。其中，最典型的慧智共运型的商人姓范，就诞生在江浙这一带。范蠡，可以说是中国最早在智能时期也就是轴心转换时期当中的一个硕果仅存的智慧共运型商人。在他之后，紧接着的就是秦朝的吕不韦。吕不韦，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唯智能型商人，因为他的商道充满着智能的狡诈和计谋的运用，而失于道和德，这是一个分水岭。把这两个代表人物一抓住以后，这两个商业历史上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两个标杆，就给我们非常清晰界定出什么是道商、什么是儒商、什么是俗商。
吕不韦，他提出：务农是一本百利，经商是一本万利，从政则是一本万万利。三个“利”字，就把他送进了智能型的唯利是图的这样一个宝塔尖里，因此在他的身上，很难找到道商的最高智慧。吕不韦的最后下场也是非常凄惨的，因为他离开了道和德，没有从正道经营自己的商业人生，而是在商界和政治界玩弄权术和计谋，他最终的失败，也就成了一个必然的不可回避的结果。
根据史记和历史上的一些记载，都是说商界的祖师范蠡到秦国去卖铜器，而以“商”为一个标识，后来就沿袭下来，有了“商人”这个名词。实际上，这是局限于编修以后的历史所形成的认知。其实，早在夏、商、殷、周时期，道商一直是非常鼎盛地活跃在中国的社会舞台上。只是那个时候的商，由于社会遵循着一种比较典型的道德伦理观念的制约，遵循着尊道贵德和敬天爱地的制约，商界与其它业界一样，是比较平等的，而没有将它另类分化出来，也就是说，商人这一职业早就存在。
在西周的鼎盛时期，从现存的历史当中，也还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历史脉络。
五千年以来，在轴心时代开始以后，随着儒学智能时代在商、殷、周、秦汉的展开，社会就逐步远离了道生德养、众生平等的观念，逐步产生了社会的等级划分，以士、农、工、商为序的层级，实际上就在愚智的影响下，在这个文化背景下逐步形成了，所以古代的上九流就有了一个分类。从这个分类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愚智的文化等级观念、层次观念是非常明显的。除了帝王、圣贤、隐士、童仙、文人、古士，然后才是农、工、商，是这样子的一个等级逐步分下来的，将帝王列为上九流之上品。
美国有位科学家研究中国的政治历史，他研究一生，却找不着中国人为什么不信上帝。最后临终的时候，他才发现，在中国古代、在百姓们心目当中的上帝，中国的上帝是住在皇宫里面的，皇帝就是中国人的上帝。这点，跟西方文化明显不同。西方人的上帝是在天上，而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帝是在皇宫里。所以，很多东西要用西方文化观念解释东方文化，就会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有些学者强行用西方的哲学观念、文化评判标准，来评判中国愚智时代的文化，也就会错谬百出，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越解析就越糊涂，最后把祖宗都不要了，完全端起中国文化的金饭碗去讨食西方文化的残羹剩汤。这是我这么多年以来在国外冷静分析近代中国文化现象的一点感受。我们拿着金饭碗在讨饭，不知道中国本身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而将祖先们优秀文化当作糟粕、当作伪科学来处理，这非常遗憾。
这个商之所以在智能社会以后，被放在“农”和“工”之后的最末尾，称之为末流，置于九品之末，其中有两个原因：一个方面是经商求利，对人类心灵品格具有侵蚀作用。如果不修身，那么这种侵蚀作用就格外明显。在历史上，人们在2500年经历了春秋战国500年战乱以后，迷失了修身的方法，迷失了内文明求证的方法以后，愚智时代对商业就产生了恐惧心理，就很自然把它定为末流。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修身的方法，“内圣”不能建立，“外王”一旦用于经商，很容易迷失方向，成为金钱的奴隶。所以，司马迁在《史记》里就有一句名言：“众人熙熙，为利而来；众人攘攘，为利而亡”。这两句话，就高度概括了商业活动对人心的腐蚀。在没有道德驾驭心灵的时候，商业的发展、经济的单纯开发，对个人和社会都是一种危险的倾向。“熙来攘往”，容易进入唯利是图，丢失道德品质。
愚智对商业的定位，同时也反映出了儒学社会的等级观念，因为儒学在汉代就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十年寒窗苦，熬得吃皇朝”，以伺候皇帝为尊贵。这个等级观念，是在2500年以来形成的愚智社会文化当中占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我们单纯去分析一下中国的商业、人物、历史定位，就可以看到，随着社会离道失德的发展，商业反而登上了世界经济的舞台，引领着整个世界在向前发展。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整个世界都成了一个大的商场，但唯独欠缺用道德来驾驭这个商场、商海，所以商海里面就波涛汹涌，非常凶险。包括去年的经济危机，以及前些年的股市崩盘，等等现象，可以说都是因为缺乏一个主导剂、导向剂，因为道德丧失了。这一点，温家宝总理也观察到了，并且谈到了，的确是这样。因为按照西方的商业观点发展下去，那么整个世界只有加速自我毁灭的份儿。没有道德驾驭和引领的商业，一定是世界毁灭的催毁器。亚洲华尔街报，按照财富绝对指标进行排列，也对中国历史上的十大富豪弄了一个排名榜，这也是很有点意思。按照时代先后整理一下，那就有春秋时期的陶朱公，也就是刚才提到的范蠡以及战国的吕不韦、西汉的邓通、东汉的梁翼、西晋的石崇、明初的沈万三、明朝的太监刘瑾、清朝的贪官何坤、清末的商人伍秉鉴、国民党财政部的部长宋子文这些人士。
道商所指的人物，主要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商圣范蠡，他可以称之为“圣”，在商界的圣人，因为他的确是修之身的一个人物，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商业上，他都是成功的，而且还能够真正做到功成身芮，能够在巅峰的时候，做到激流勇退。范蠡，字少伯，公元前517年到前448年，春秋时楚国南阳人，春秋末年著名的政治家，深得老子“圣右介而不以责于人”的神髓，他掌握的道家思想是比较深厚的。他曾经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使越国得到了复兴。取得胜利以后，虽然越王对范蠡的封赏是上将军，非常高，但是由于受到老子不争思想的影响，而且他观人识相，知道越王能够共艰苦而不能共富贵，就及时挂冕乘舟而去，修了辞呈一封，放弃了高官厚禄，一叶扁舟到了鲁地山东，开始了新的人生。
这种急流勇退，及时放下政治前途，在历史上少有人做得到。只有内圣外王，在内圣当中修持有所成就的人，才能冷静观察时势，把握自己人生的取向和坐标的定位，不断调适自己。当然，范蠡对财富的三聚三散的故事，相信大家都阅读过，如何把财聚笼起来，然后又散出去，这里面真正充满着道的原理，以及善正德为人处事的符合道与德的技术方法。这一聚一散、二聚二散、三聚三散，既表现在对社会上，也表现在家庭中，也表现在用人上，我们现在经商主动去汲取这些教训，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据说，范蠡发明了十六两制的称。这个十六两制里面又含有道德的内涵，这个内涵表明在哪里呢？表明在像天法地，采用了南斗六星的主生和北斗七星的主死，来作为一种秤杆的标记。一颗星就是一两重，十三颗星就是一斤，这就是最早的统一计量工具——称。而且，他也前瞻性观察到，追逐于利者常为利而亡，很容易败丧经商者的道德品质和摧毁经商者的道德品格。为了避免德性较差的商人短斤少两，丧失自己的道德品质和品格，所以范蠡在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之外，还加上福禄寿三星，以十六两为一斤。并且告诫商人，缺一两的时候，就折福；如果缺二两，就折禄；缺三两，就折寿。将每个人自身的福禄寿、家庭的福禄寿，与这个称量重是否公平捆绑在一起。
当然，你们看历史记载，也可以看到。湖南电视台，有个电视剧故事，有一个经营粮食的老板娶了个媳妇，这个老板短斤少两，卖粮食的时候一斤一定要少半两，而且他请做称的师傅，做一个假称去称。他的媳妇，同样把这个做称的师傅叫回来，用一倍的价钱，请这个师傅把称码加大，弄个十七两是一斤。这样，一年下来，家里生意极好，每卖一斤等于送了半两给顾客。这一扣一送，其中体现的是道德，体现的是这个家庭福禄寿是增还是减。这样的故事，在古代比比皆是，都与道德相关。
所以道商，就在我们社会当中，在我们行为当中，并不神秘。在我们的心里，在百姓心中，就有一杆称。如果我们不公平，唯利是图，那么百姓心里的这杆称，就能够称出我们道德的缺斤少两，也就会远离我们而去。所以要辨证看待在商业活动当中，如何掌握和恪守善正德经营原则。从这一杆称上面，我们就可以延伸出很多做人的哲学，以及经商的诀窍和基本的礼仪。
我们在道商与常商的差别上，要掌握一些要点，这样有利于我们在道商论坛上去深入剖析什么叫道商、什么叫儒商、什么叫俗商。道商只有一种，但是在常商里面，却分为儒商和俗商，因为老子在揭示世界运行基本法则的时候，就说过一句话：“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世界的基本法，是有形有象的系统，都是这样产生利而益于人的一个领域。其中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却是“无”，是肉眼看不到的能量流，是其中的虚，是其中的空。虚和空里面暗藏的能量，才是这个“有”是否存在价值的评判标准。但是，由于世人只看得到“有”，而看不到“无”，也就常常颠倒而用，本末倒置，常常也就导向了错误的方向和路径。
“无之以为用”与“有之以为利”并举同重，聚和散，首善符德合道，这样的类型，就称之为“道商”。用“有之以为利”为最终目标，恪守信与义，信与义就是五德的两个子枝，恪守了信德和义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样的类型，可以说是儒商的一个重要特点和界定标准。以“有之以为利”为最高和最终的目的，不择手段去取利，则是俗商，就是俗世间俗不可耐的商人。他们只知道取利，而不顾及对象的利益，唯利是图。
这类商人，大家都有数，现在我们国内很多郊区的一些街边小型加工厂，常常是藏污纳垢，是隐藏这些俗商的孪聚之地。比如说，地沟油的加工厂，是不是俗商行为呢？他们只顾自己取利，而将大量从餐馆收集的残汤剩羹，回收地沟之油，回收熬炼之后，然后又投放市场，不管使用者是否会生病，不管这种油是否符合人类的生理需求标准，只要钱到手就行。
现在，我们吃素都难，在蔬菜的保鲜上面，大量的商人，这些俗商用化学剂装扮蔬菜的鲜嫩，而不计这些喷洒的化学剂给人类肝臓和肾脏带来的健康损害，只要卖出高价钱，就不择手段，这同样也是俗商。所以，在人类滑到道德底线的时候，这些现象就极其严重。
分析这三类商业人士生存的内环境，从道学观点，我们可以看出从事道商的人，必定有一个内圣外王的修身过程。这个内圣外王，无论是先天福慧福德所带来的内圣外王，还是这一生通过求师访道获得了验证方法，或是经过自我修养而获得的内圣外王，都帮助了他们的道德人生定位。这样的人生，就不是一个常规简单的人生观，而是一定具备有道德的人生观。当然，细分下来，他们可能具有佛学底蕴的人生观，或者说具有道学底蕴的人生观，那么这一类道商他们肯定是慧智同功的。这一类人的商业仕途以及事业的发展过程，一般来说，都是比较具有强劲的后势，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比较强，因为他们容易进入一种慧智同功的状态，也就是左脑和右脑同时在运用。他们捕捉商机的能力，常常极其精妙和准确；他们灵感直觉的诞生，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