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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比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系统的经济增长和金融资本的增长，我们会发现90年代经济周期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虚拟资本增长和实际GDP 增长的巨大差异。
这个巨大差异的重要性在于虚拟资本代表着从工人阶级源源不断榨取的剩余价值。确实，金融资本能够从金融及其附属机构中获取可靠的利润，这个过程也可以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只要另外的资本能够源源不断流入金融市场。但是（金融资本利润和劳动人民收入的比例）到达某一个点上，金融资本就不得不调整剩余价值的分配，换句话说，为了稳定的金融体系，实际的经济增长必须迅速膨胀以满足虚拟资本增长的需要。
然而，现在发生的恰恰相反（！），与其说实物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利润以满足虚拟资本未来的需要，不如说现在的所有公司要依靠越来越独立的金融机构去维持它们自己的利润。
正如对这个过程的一项研究所表明的那样：自从80年代以来，投资回报比例的不断上升是以Capital Gains（有价证券的增殖）为主要原因的，而不是Earnings（利息加上再投资的利润），正如前文所讲的那样，英、美有价证券的增殖占投资回报的75％，而在1900…79 年期间平均比例低于50％。这清楚的表明价值的增加越来越依赖于外国资本流入金融市场和投机买卖的数量的增加，并且投机资本的流入也将使假定维持良性增长的代价继续增加。
世界资本主义金融结构在90年代的增长越来越像一个倒置的金字塔，虚拟资本的巨大增长却建立在远远不成比例的利润的增长的基础上。正如一个倒置的金字塔那样，这样的金融结构天生就是不稳定的。
既然这样，虽然不是由于地球重力的影响使它失去平衡，但是利润的驱使会使投资基金迅速逃逸以寻找新的高利润的回报。过去十年已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明显标志的金融风险就源于此。
第二部分
我们在1987年股票市场的崩溃中进入90年代。尽管起源于华尔街，这次崩溃从各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一种全球现象。美国政府、金融寡头和德国银行家之间的在利率问题上的矛盾引起了对美元迅速贬值的恐惧，结果导致大量资金从美国金融市场撤走。
只有通过美联储和其他中央银行的大规模干预，才能避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些机构向全球金融体系注入大量的流动资金。但是，在一种十年里反复出现的模式下，他们惯于使用的抑制危机的手段却造成了更严重的危机产生的条件。在这里，流动资金的注入使已经增长起来的日本的金融泡沫进一步变大。
日本的泡沫源于1985年9月的Plaza协议，其中规定中央银行同意调整世界各主要货币对美元的比价。美元的贬值和日元的升值造成了两个直接的结果。首先，日本的出口变的昂贵了，使得日本的工厂向东南亚转移，在那里货币与贬值了的美元直接挂钩。其次，日本的资产被重新估价，使得日本财富和地价增长，东京股票市场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最终，在1989年末时日经指数达到40000点（现在是约13000点）。但是泡沫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在90年代初泡沫破灭了，日本陷入了债务性通货紧缩，至今也没恢复过来。
这确实是90年代的主要特征之一：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无法从80年代后期造成的恶性循环中走出来。日本地价和股票市场的跌落导致了日本银行坏账的激增和资本基础的破坏。这反过来又造成借贷和投资的削减以及金融机构的破产。随之发生的经济低迷使得股票和财富进一步下降，促使银行地位进一步削弱。
从ERM崩溃到美国的金融泡沫
90年代的第一次重要的危机是1992年欧洲汇率机制（ERM）的崩溃。英镑在对冲基金的大规模投机下从ERM 撤出，结果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银行体系在一夜间突然面临100％的利率。
接下来是1994年末墨西哥比索的暴跌，和1995年初由克林顿政府组织的500亿美元的对墨西哥的救援。“对墨西哥的救援”其实是个误称。也许更准确地说，是对那些投资了墨西哥债券的美国金融利益的救援。
救援展开不久，另一场危机就发展起来了。1985年的Plaza 协议旨在降低美元币值，扩大美国出口。在80年代后期90年代前半期，出口的增长贡献了美国GDP增长的1/3。但是美元的低币值对国际金融体系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并造成了日美经济关系的危机。
到1995年4 月，美元已经贬值达创纪录的79日元对1 美元。与1991年初相比，日元对美元已经升值达60％ ，与1994年初相比也达到了30％。但日元的升值对依靠出口的日本经济造成了灾难。当日元在这个水平时，日本的出口商不管从国际市场获得多少利润，也无法支付起可变成本。尽管克林顿政府执行的是对日本极端攻击性的政策，它也无法忽视升值的日元和贬值的美元带来的后果。对美国来说，危险在于如果持续贬值的美元造成日本的金融危机，日本的资金就会迅速从美国金融市场撤出，导致美国利率上升和经济衰退。而这时美国经历了几年的低增长，刚从1990…1991 年的衰退中恢复过来。
1995年4 月，签订了一项旨在降低日元币值，提高美元币值的协议——与Plaza协议正相反。但这项转移了直接可能的美元—日元金融危机的协议造成了长期的结果。美元的升值直至2000年4 月一直是美国金融泡沫的推动力。美元和美国资产的升值导致大量游资从世界其他地方流入美国。1995年世界其他国家购买了1972亿美元的美国有价证券。这是前四年平均数的2。5 倍。1996年购买量达到3120亿美元，1997年为1896亿美元。三年总共超过了5000亿美元！
这对股票市场立即产生了影响。标准普尔500 指数1994年只上升了2％，1995年就上升了17。6％ ，1996年上升了23％。到这一年的12月，格林斯潘警告说有“非理性的繁荣”。1997年标准普尔500 指数又上扬了30％。在考察了市场的整体上扬后，Robert Shiller在他的书《非理性的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 ）中说道：“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1994年初处于约3600点。到1999年，它就突破了11000 点，五年里增长了3 倍多。股票市场的市值总共上升了200％多。2000年初时道琼斯指数突破了11700 点。而同一时期，基本的经济指标绝没有增长三倍。美国的人均收入和GDP 只增长了不到30％ ，而且几乎一半的增长是通货膨胀造成的。公司的利润也只增长了不到60％ ，并且是从暂时的衰退造成的下降了的基础计算的。”（Robert Shiller，Irrational Exuberance ，p4）
债务的增长和股票市场的上扬以及美元的升值之间是有直接联系的。事实上，他们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使得美国的金融泡沫持续膨胀。被升值的美元所吸引的资本流入，负担着债务的增长，而这些债务主要是用于购买股票。股票市场的价格上扬又吸引了更多的资本流入美国，因为预期金融投资会有较高的回报率——这种回报率不是由收入，而是由资产的升值所决定的，这是金融泡沫的经典形式。
一些数据说明了这个过程。到1999年，标准普尔500 公司债务和其资产的比率是116％，而80年代末时是84％。1994…99 年间非金融公司的借贷达到1。22万亿美元。其中只有15。3％ 用于金融资产支出，至少57％ （即6947亿美元）被用于购回股票。
到2000年第一季度（市场达到顶峰时），公司的资产（他们的市场资本总额）已达到19。6万亿美元，而1994年还只有6。3 万亿美元。但这与实体经济并没有联系。市场资本总额占GDP 的比率在五年间（1995…2000 ）从50％ 上升到150％，增长了三倍。同时期的公司税后利润只增长了41。2％。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市场资本总额花了13年的时间（1982…1995 ）才从占GDP25％增长到50％ ，而同时期公司利润增长了160％。
“亚洲奇迹”
美元的升值还造成了其他的后果。由于1985年的Plaza 协议和日元的升值，所谓的东亚虎（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以及某种程度上的菲律宾）成为日本投资的重点。之后，从90年代初，由于美国经济的缓慢增长，为了寻求新的利润来源，美国资金开始瞄准这些国家进行投资。所谓的“东亚奇迹”是由资金的流入和利用该地区廉价劳动力建立新增生产能力的公司一起造成的。
这不仅是亚洲的问题。该地区开始在世界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990…1997年间，东亚地区占到全球新增投资的2/3 和世界GDP 总额的大约一半。它对美欧经济的刺激作用越来越重要。
以下的数据说明了投资的流入对该地区的重要性。到1996年末，该地区有3个国家位于外国私人资本净流入国的最前列。印尼得到第三大的份额（179 亿美元），马来西亚第四（160 亿美元），泰国是第六（147 亿美元）。
“奇迹”有两个基础条件：该地区在出口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外国资本的持续流入。但是这些条件在1995年遭到反Plaza 协议（美元和日元的汇率被重新评价）的压制。东亚的经济体，由于其货币与美元直接挂钩，立即感到压力。他们又遇到1994年中国人民币的实际贬值，使得中国成为对海外资金和生产商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目标。取消与美元的联系，将使出口变得便宜，但这不会是东亚虎的选择，因为这将使投资削减。该地区对投资的吸引力之一就是其货币相对美元的稳定。
到1996年，该地区的出口增长开始下降，债务问题加重。之后的1997年泰铢的贬值和泰国房地产繁荣的崩溃引发了危机。
从1994到1996年，四个受影响最大的国家的资本流入翻了一番还多，从400亿美元增加到930 亿美元。在1997年，却是120 美元的净流出。这1050亿美元的差额相当于受影响国家GDP 的10％。“1997…1998 年的危机……到2000年已给泰国、印尼、韩国和马来西亚的GDP 造成了10…20％的短期损失（假设他们保持1996…1997年度的增长速度）。长期损失将更大。此次亚洲危机比以前的金融危机更为深刻和严重。……据估计……亚洲危机及其在全世界的影响造成了1998…2000 年间全球产出2 万亿美元的削减，大约是全球GDP 的6％。 这是迄今为止最严重的危机。另据估计，亚洲危机造成了1000万人失业，大约有5000万亚洲人跌到贫困线以下。”（民主的全球化，Democratising Globalisation ， p。 31）
当亚洲危机爆发时，克林顿将其轻描淡写为“小故障”。然而不久之后，由于1998年8 月俄罗斯的债务拖欠和30亿美元的美国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LTCM）的崩溃，克林顿政府又将金融状况说成是战后最严峻的。
美国的衰退和资本的过度积聚
通过对LTCM的救援，美联储的干预避免了银行和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崩溃”。但这并不是没有代价的。1998年末由于利率的降低，美国金融泡沫进一步增大，直到于2000年4 月达到顶峰。一年之后美国经济陷入了衰退。
此次衰退最显著的特征是不同于其他战后历次危机的。他不是由于美联储提高利率（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引起的。相反，近期的总趋势是价格的低落（即使不是通货紧缩的话）。
衰退的根本原因在于股票市场繁荣崩溃之后的投资下降。2001年的11次降息依然不能使情况好转，这造成了对美国经济陷入日本那样状况的恐惧的增长。日本的货币政策根本起不到效果，因为通货紧缩的条件继续发展着。而这些条件又是资本过度积聚的结果。
这种资本过度积聚的程度可从电信业看出来。事实上，电信业的泡沫要比网络业的泡沫大得多。去年9 月4 日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指出了电信业崩溃及其后果的严重程度。
失败的网站和因特网零售商在他们破产时只不过是浪费了几千万美元，而根据欧洲信息技术观察机构（Europea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bservatory ）所说，1997至2001年期间欧洲和美国花在电信设备和服务设施上的资金超过了4万亿美元。
据Thomson Financial 说，在1996至2001年间银行业向（电信）辛迪加提供了8900亿美元的贷款，此外还有4150亿美元的债券和私人资产和股票市场升值造成的5000亿美元。尽管人们相信，因特网使用的爆炸性扩张将会为电信业创造几乎无限的需求。希望从这些蓝色的芯片中获取更多利润的欲望驱使他们走向破产的边缘。
“全球金融市场变得更加依赖于这种资金的注入。将近一半的欧洲银行在1999年向电信公司提供了贷款。据Moody 氏信用所估计，在经济繁荣顶峰期间大约80％的美国市场上高产的，或者说”垃圾“债券是电信运营商发行的。在经济繁荣期间历史上最大的10起合并案中有5 起是和电信公司有关的。”
这些资金造成的不朽遗产就是所谓“带宽”——传输数据的能力和通讯网络的所有基础原材料。这种过剩是这样的巨大，以至于即使世界上60亿人口在一年时间里连续不断的打电话，他们的语言数据几个小时之内就可以传输完。
文章继续指出，电信泡沫的破灭影响到多方面。电信业拖欠了总共600 亿美元的贷款，造成了上千家投资银行的呆账，设备供应商和相关工业领域削减了超过300000个工作岗位。
所有的电信运营商和生产商的股票市值从2000年3 月的顶峰6。3 万亿美元已经总共减少了3。8 万亿美元。而所有的亚洲国家在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股票市值总共也不过减少了8130亿美元。（Dan Roberts ，“对万亿美元级废物的美好期望”，金融时报，2001年9 月4 日）
这只是对世界经济普遍的资本过度积聚的一个最生动的描述。早在1999年2月，英国杂志《经济学家》就警告说“由于生产能力过大”，世界“充斥着计算机芯片、钢铁、汽车、纺织品和化工产品的过剩生产能力。”它总结说，世界工业生产能力和实际使用能力之间的巨大差额已经接近3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种情绪在国际清算银行的1999年6 月发表的年度报告中体现出来：“很多国家和部门的过剩生产能力将继续成为对金融稳定的严重威胁。如果不有序的削减过剩的生产能力，资本的回报率将继续令人失望，这将对消费信心和投资支出造成潜在的削弱性和长期的影响。而且，推动资本扩张的机构的偿付能力将变成越来越成问题。”
你可以继续列举标志世界经济衰退和收缩趋势程度的各种指标。我们还要对所谓“新经济”扩大的利润提出质疑。最新的数据表明，利润（作为收入的一部分）在1997年之后是一直下降的。Enron 的破产只是“新经济”的一个例子罢了。
关键不在于衰退已经发生，而在于衰退的本质。这次衰退不是使世界经济走向更稳定的局势，而是从90年代初开始不断发展的不平衡状况的最终表现。
让我们回顾一下：这十年是随着涌向东亚的投资巨潮开始的——1993年被世界银行称赞为“经济奇迹”。亚洲经济的扩张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和投资贡献了可观的比例。在十年的后一半时间里，美国金融泡沫和投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世界经济。据估计，在1996到2000年间美国一家就提供了世界一半的新增需求。但这是通过制造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的金融泡沫才得以实现的。
第三部分
最后的十年中，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以日益抬头的军国主义和不断加深的不平衡、不安定为其显著的特征。这两个现象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联系。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需要考察半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历史性变化：一个以美国霸权为标志的时期。
在当前、70年代中期、1870…1913年、包括一战期间等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之间，有某种确定的相似之处。我们把1870…1913年阶段称作全球化的第一阶段——世界经济作为一个不受束缚的独立实体的上升阶段。当前的时期则构成了全球化的第二阶段，不仅包括商品和货币形式的全球化，而且还是执行生产职能的资本的全球化，也即生产过程本身的全球化。
这个发展有很多的方面，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关系，尤其是美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对于全球化的分析上，第四国际（ICFI）明确的反对那些认为民族国家已经变成不相关的经济个体的说法。
我们一直在强调，在每个发展阶段上，第二时期全球化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和单一民族国家体系之间的矛盾。
在1991年，我们写道：“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原有的差异正在被抹煞，现代的跨国公司不管它的总部在哪里，都被卷进了一场争夺世界市场统治权的生死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