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后来我看见小白打着伞从对面走过，她由东向西，很快走进了学校的边门，消失在拐角处。我没喊她。
大约半分钟后，有一个少年走进便利店，在石棉瓦搭起的蓝色雨棚下要了一包香烟，他打着保健品促销赠送的雨伞，有一根伞骨已经断了。买了烟之后，他并没有离去，而是背靠着柜台点了一根，看着工学院的边门，吐出了白色的烟气。
吸烟的姿势很潇洒。他时不时地瞄一眼货架，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明白了，他不是在看货品，杞杞的货架上都嵌着镜子，他是在看他自己。
促销雨伞收起来，弯曲的伞柄挂住柜台，忽然滑了下来，“啪”地摔在地上。他弯下腰捡起伞，将伞柄挎在自己的手肘上继续抽烟。他捡伞的动作很慢，好像那不是伞，而是一枚炮弹。
他捡伞的时候斜眼瞄了我一下，我也在看他，我坐在小马扎上。
这是一个斜眼的少年，即使他站直了身体继续望向学校边门的时候，他的左眼仍然瞄着蓝色雨棚的一角。
我不动声色继续喝可乐，直到他抽完那根烟，把烟蒂弹在一个小水潭里。他打起伞，没有走进工学院，而是沿着道路折返，往大马路的方向走去。
只出现一次的女孩
关于我的大学并无太多可说之处，多少年来学校就是在一片工厂区之中，以显示出工学院的本色。早在八十年代，学生毕业后大多都分配到附近厂里，那时候的专业没那么多，去工厂恰是专业对口，到了厂里便等着分配房子，房子也在这一带。也就是说，当你考上这所学校之后，你的一生差不多就被圈定在这片区域中。
九十年代迅猛扑来，宇宙能量爆发，物质重组，等这个十年过去之后，一切无可挽回地成为记忆，整个工厂区在时代的加速度之下被甩到不知哪里去了。非线性变化是世界的常态，而线性变化只不过是学者们用来欺骗大众的，线性变化使事物具备了预测的可能，学者们正是靠预测来谋生的，一如印第安营地的巫师。
第二股浪潮挟带着教改、转制、地价暴涨以及远在互联网一端的IT业兴起，滚滚而来，不可阻挡。二十一世纪劈头盖脸出现在眼前。每一个年代都拥有它独特的咒语，其魔法所呈现出的效果也大相径庭。我们的校长被称为成功企业家，开一辆别克出入于校园，显示出本校具备的超强竞争力。这都是非线性变化的结果，后面还有更绝的，到二〇〇0年，校长因贪污而被抓，直接判了个无期徒刑，在监狱里迎接了新世纪的曙光。
学校不大，被四周的厂房和老新村挤压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二〇〇一年，附近的工厂已悄然无声，厂房被改造成建材市场、大超市、Loft，或者干脆推平，清场之后为未来的CBD腾出空间。有一座高架桥已经造到学校南侧，像巨大的雷龙伸过来长长的脖子。所过之处，一片废墟。
学校的东侧，向着市区方向，是一片有着悠久历史的住宅区，十来个新村里住着几万号人。西侧是郊区，有厂房，有仓库，日落时景色凄迷，血色残阳像一枚打碎的鸡蛋，散黄之后正洒在那儿。有一条铁道穿过其中，它呈现出一种锃亮的灰黑色，令人恐惧而心碎，在调色板上永无可能找到的颜色。铁道以外，是一片新兴的开发区，以前是农田，如今都填平了，正努力转型为剩余价值大卖场，国际品牌和OEM流水线像真菌一样扩散蔓延。
我在这里生活了两年半，枯燥无味的时光。平时的娱乐，就是在黑网吧里泡着，抽廉价烟，喝啤酒，半醉着晃回宿舍。周末稍微好过一点，去铁道旁的仓库里看摇滚，反正总是那几个拼凑型的乐队，看了百十来场，吉他手什么时候会做出高潮般的表情，主唱什么时候会跳下舞台，一清二楚。在场子里喝的依然是啤酒，但不敢喝多，怕被人一锤子敲翻在街道上。那一带到了晚上没什么人。
我属于扩招之后的那一批学生。赶上了一个波峰，既可额首庆幸，也无所谓大学生的自豪感了。如此这般，虚度时光，有一天发现好日子过完了，得去找工作，跑到开发区应聘无数次，皆无功而返。最后通过熟人的关系，在市区电脑城的一家公司里给各种各样的顾客安装软件，一排坐着二十个技术员，穿着同样的工作服，佩戴着印有公司Logo和姓名的胸牌，每天装机十个小时。办公地点在地下室里，环境马马虎虎，不能抽烟也不能喝酒，半夜干完了活，和几十个电脑专业的师兄一起回到员工宿舍睡觉，与学校一样的铁架子床，分上下铺，睡醒了继续上工。我开始怀念学校，辞了工作又回来，每天躺在寝室的铁架子床上，世界开启，合拢，开启，合拢。我给自己的大脑按下了Sleep健。
对我来说，这与其说是回归，毋宁说是一次非线性变化，失去理智的结果。我一再地徘徊于摇滚仓库和操场看台之间，试图证实两年前和我做爱的长发女孩的存在，试图清晰地看到她和死去的校花，她们或者是同一个人，或者毫无关系，这都可以。但我收获到的只能是无穷无尽的迷惘，记忆已经风化，事件已经凝固。
曾经有个女孩对我说过，我们生活在一个乳沟时代，乳之风光必然依赖于乳沟，但乳沟之存在则没有任何实际效用，乳沟甚至连器官都算不上，它其实是个负数，是一道阴影而已。从切面来看，乳沟正是典型的非线性变化。
二〇〇一年是个衰败与繁荣交相存在的年份。乳沟时代是否存在，我不敢确定，乳沟困境倒是的的确确缠绕着我。
我一直没有女朋友。
大学一年级的深秋，近乎谈过一次恋爱，近乎。女孩是我同班同学，长得很一般，瘦高个子，剪一个很温驯的短头发，碎碎的很好看，但经不起风吹，一吹就变成男人。这和长发女孩不能比。
女孩的脾气和她的发型颇相似，看着温驯，其实是个很有洞察力的家伙，平时话不多，更不活跃，开学头三个月她基本被忽略掉。她是T市人，家在市区，走读生，平时不在学校里，惟有上课的时候才露个脸。似乎是挺有钱的，听说家里有房有车，不过我和她混在一起的时候，大部分时间还是靠走路。
没有确认男女关系，没上床，没接吻，没去过看台后面。那年深秋，因为空虚，跟着她在T市到处晃悠，实指望她能做我的导游，结果遭遇了一个又一个的雨天，像两个湿淋淋的旧皮箱被放置于不同的场所。
我们在雨中参观了T市的商业中心，在雨中蹲在铁道荒凉而杂乱的货场上，在雨中徘徊于植物园、动物园，就连一年一度的菊花展似乎也受了她的感召，明明是选了个晴天去参观，到公园里居然下起雨来。
面对着雨中的景物，心情当然好不到哪里去，作为从小在T市长大的女孩，她当导游的话基本上可以使这个城市的旅游业破产，说出来的话比雨还烦人。我跟着她东跑西颠的似乎只是为了让她有机会多抱怨几句。
“步行街容易使人产生消费欲望，与他人近距离并行的嫉妒感，不满足，疲倦导致的思维能力下降。”在商业街上，她这么说。
“货场不为城市所容，欲望未赋予它应有的概念。”在铁道边。
“T市的植物园只是一群花匠在经营，但比动物园好一点，动物园看上去就像虐待狂的仓库。”
“菊花得以专门展览，全因其命贱、品种多。又正好开在适合观光的季节。”
类似的话不胜枚举，我认为其具备一定的洞察力而又没有任何意义，正如她高高的个子却没有身材。但是，她仍然让我略微地动心，说不清道不明。
某一天，记得是冬天，我们在五块钱一小时的网吧里泡着，泡了足足一个通宵，她买单，出来的时候彼此都是一张隔夜脸孔。冬天的早晨，四周起了浓雾，路灯还没灭。她忽然提议去附近的宾馆睡一觉。那是在市中心，我说我来付账，去提款机上提了两千块钱带她走进一家皇冠假日。她看到提款机上的余额，八万元，毕竟是有钱人家的小姐，也没表示诧异，也没问我的钱怎么来的，只是很安静地看着罢了。
在酒店里开了个标房，两张床，我们各自洗了澡之后，挑一张床睡了下去。电视机一直开着，处于静音状态。直到下午，我们同时醒了过来，觉得很饿，她从背包里拿出夹心饼干，吃了个精光。然后她说，今天没有下雨，能不能做爱。
在静音的电视画面中看到很多汽车追尾，场面壮观，联想到我们当时的姿势也像是一次次的追尾。
“喂，说说你自己。”她说。从宾馆出来以后，她带我去了一家咖啡馆，很有兴趣地望着我。“你是有钱人家的小孩。”
“就为存折上那八万？”
“你用IBM的手提电脑，Diseman是索尼的，耳机是铁三角的正货，起码值一千块吧？非常暴发户的样子。”
“无可奉告。”
她只是和我一起巡游城市的人，但无法成为倾诉对象，在所有的电影里，这一对人儿都是默默地蹲着、站着，看着风景而不会相互倾诉。即使说出来，听到的大概都是类似回声的东西。
她似乎看懂了我的心思，笑笑不说话了。
两个阀门在一起，没有谁是扳手。我心想。
“你不简单。”她说。
做爱之后，她消失了一阵子，再出现时已经是寒假之前。那会儿我的存折上已经只剩下六万元了。她告诉我，家里出了一点事。
“我爸爸查出来肝癌三期，可能救不回来了。我得回去照顾他。请你吃顿饭吧。”
她开着一辆福特，把我带到市中心一家十分雅致的西餐厅，整个餐厅就我们两个人，安安静静的，连音乐都没有，服务员像是忍者一样无声地穿行在铺着雪白桌布的座位间。我极为中意的餐前面包，吃了一份不够又加一份。她在一边笑眯眯地看我吃，从来也没见她这么得意过。
“这么说，你就不来上学了？”我问。
“对啊。”
“辍学太可惜了。”
“也无所谓，我爸爸要是真救不回来，我就得去继承他的产业了，哪个大学都去不了，弄张MBA的文凭倒是有可能。”
“你爸爸什么产业啊？”
“开公司的。”她无所谓地说，其实是示意我不必再问下去。
“噢，恭喜你。”
“恭喜我爸爸生癌？”她手肘撑在桌上，手掌托腮，近乎妩媚地说。
我举杯和她庆祝。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她问。
“很倒霉，手提电脑被人偷了，买了一台二手的结果是坏的，也不想再买了。Discman和铁三角耳机被人借走了，结果那个人打架被打伤了就再也没出现过。”我叹气说，“所谓每况愈下。”
“都可以再买嘛。”
“买不起啦，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读大学的三年里，把存折上的钱细水长流地花光，而不是一会儿做大款，一会儿做乞丐。”
“钱是身外之物。”
“也不能那么说，爱情还是身外之物呢。”
她笑笑说：“最近我在研究佛法。”
“佛法好，但佛法只是菩萨口袋里的零钱。”
“受用不小。等我爸爸死了，可以用这个来超度他，坏事干得太多了，不知道能不能给他减免一点惩罚。”她依旧是笑眯眯地说。
“别想那么多，要活得通俗一点。”我说。
“你也是哦。”
“祝你顺利。”我举起酒杯和她碰了一下。
“以后还联系吗？”
“你说呢？”
“总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她说，“没别的意思，只是就事论事地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我也说不清。”
我说：“可能是因为我们度过了太有意义的一段时间吧，再继续下去的话，打个比方我娶了你，后半生反而会显得没有意义。”
“这么说差不多。”她想了想，又说，“不过还是留个手机号给你，如果有特别困难的时候可以来找我。”
“好的，我没有手机，你要是有事就发邮件给我。”
“好的。”
她把手机号抄在一张餐巾纸上，我揣在口袋里。吃完饭，她开着福特离开，我坐上拥挤的公交车独自回学校。餐巾纸很快就找不到了，她也从来没有给我发过邮件。按照阀门的生存方式，一切都是必然的，但是阀门也会感到虚无，在很久都没有扳手的情况下，我还是会偶尔地想念她这个阀门。
直到同寝室的老星告诉我，植物学的女孩是一个建筑承包商的女儿，家产大概有几千万吧，那辆福特对她而言已经是很低调了。我有点诧异，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挑中我。
“和她睡过吗？”老星问。
“没有。”我撒谎。
“可以少奋斗几十年呢。”
“几百年。”
“太可惜了，”老星说，“要是个美女就更可惜了。幸好不是。”
她退学以后，我再也没有去T市游荡过，生活范围立即缩小到学校方圆三公里以内，这反而是一件好事，初读大学时的不适感渐渐消退。对我来说，偌大的城市是封闭而干燥的，只有退缩到小小的工学院里，才会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我已经忘记了货场，忘记了植物园和动物园。这段生活像拔牙一样从我的记忆中强行摘除，留了一个空位置在那里，有一段时间空荡荡的，虽说并不妨碍什么，但被空出的位置无法用其他东西填补。一直到那个冬天过去，旧的事物变成陨石坑，它终于和周遭的一切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成为记忆，真实意义上的从前。当然，她和长发女孩不同，她成为抽象的历史，而长发女孩是非常具体地埋葬在我心里了。
Lush
有那么一段日子，我固执地寻找Lush乐队的唱片。记得这个乐队的人并不多，名字不够响亮，音乐也只是一般的时髦，在他们很红的时候就已经过气，让人联想到某种好吃但易腐的热带水果。
乐队成立于一九八七年的伦敦，两个匈牙利与日本的混血女孩MikiBerenyi和EmmaAnderson遇到了鼓手ChrisAcland，贝司手SteveRippon，组建乐队，起名为Lush。出道时很红，可运气似乎不那么好，并没有大厂牌抢着要签他们的场面出现。之后签在独立唱片公司4AD旗下，一九九二年换了贝司手，由PhllKing担当。
现在归纳他们的风格，不外乎缥缈美声，以及Shoegazing，意为“自赏”，Shoegazing的音乐内涵暂且不提，有一个特征是在现场表现出极度的低调，眼睛看着脚下，如低垂的花朵，除了唱歌与演奏之外仿佛一切都与他们没有关系。Shoegazing在九十年代初的英国颇为流行，等到Lush乐队引领这股风潮时，它却迅速过气了。
据说这两对俊男靓女是情侣，MikiBerenyi和ChrisAcland，EmmaAnderson和PhilKing，颇有偶像组合的潜质。乐队从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六年出了若干唱片和EP，卖得不怎么样，评论界也未给予好评，《Love life》是其中最棒的一张大碟，也没能让人对他们高看一眼，一九九六年EmmaAnderson宣布离队，同年十月，鼓手ChrisAcland由于抑郁症在父母家中悬梁自尽。
乐队解散，再也没有听到过其他三个人的名字。
时至二〇〇一年，ChrisAcland死后五年，我在地球另一端的T市寻找他们的唱片，DreamPop也好，迷幻噪音也好，在网上问了很多人都说不知道。我独自跑了T市的各个碟片市场，正版的，盗版的，打口的，都翻了过来，踪影杳然。他们在哪里呢？在网上我搜到了很多他们的介绍。乐队概况，评论，以及四个人在一起的照片，我找人刻录了他们早期的两张唱片，惟独《Love life》像尘埃落入荒漠一样消失了。
找唱片的心情，通常人很难体会。是一种渴。你需要它就像在吃了毒蘑菇以后需要一杯水，仅有的水，无可替代的水。那阵子只要路过唱片店就会从脑子里跳出《Love life》的名字，无可救药地钻进去翻弄唱片，十足的变态猎杀者，只纠结在那一个点上。我要她我要她，非她莫属，死而无憾。
最后是在一个摇滚论坛上，有个南京师范大学的女孩告诉我，她们学校附近的唱片店就有《Love life》。一月里我跟着春运大军坐火车到南京，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个读大学的女孩，从摇滚一直聊到诗歌，她熟知Radiohead碎瓜绿洲山羊皮等等，我问她知道Lush吗，她也摇头。我把乐队的故事告诉了她。
下车后我们一起去了南师大，终于找到了《Love life》，一次买了两张。女孩买的唱片几乎塞满了背包。
那天的天气真是好，干任何坏事都很惬意，绝无负罪感也绝无犹豫。后来她把我带到一个咖啡馆，很宽敞，半透明的天棚将日光均匀地洒下，周围都是一人多高的盆栽植物，几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招呼那女孩，我跟着一起坐了过去。他们开始谈论地下摇滚、诗歌，南京的某个牛逼作家最近在干什么，以及某某谁是个呆逼。这些显然与我无关，我对南京不熟，只是凑在一边听着，既然插不上话，我就从包里掏出Discman，撕开唱片塑封，塞上耳塞，在沙发上听我的《Love life》。第一首歌，Ladykillers，电吉他和女声轰然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