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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头锤是什么样子的？”
“和改椎差不多的，用石头打磨出来的，绑上一根木棍就是，制作非常简单。锤头一边是尖的，另一边是钝的，尖的那头用来敲死人，钝的那头用来敲昏人。看过古兵器研究你就知道了，历史悠久，新石器时代就有了。其实新石器时代并没有多少钉子可敲，可是钉头锤却到处都是，研究表明，钉头锤用来猎杀动物很不实用，远不如弓箭和长矛。知道它是用来干吗的吗？”
“敲人的？”
“聪明。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人类就是以敲头为残杀的方式。一锤子下去颅骨立刻粉碎，比你这镀锌管厉害多了。”我打开书，继续看下去，“你应该给自己也配备铁锤，再戴个安全帽，这样就保险了。”
“我也拿锤子的话，会被警察抓走的。”
“这倒也是，那就戴安全帽吧。可惜毁了你这一头金毛。”我说，“对啦，别忘了，凶手还带刀子，那玩意砍上来，什么帽子都挡不住。”
那晚上非常安静，寝室里只有我一个。快十二点的时候，有人敲门，我从床上翻下来，侧耳听了一下，敲门的声音非常温柔，如果是老星和亮亮的话，早就把门给踢开了。这扇门自从我踹过之后，就再也锁不上了。
我拉开门，齐娜嗖地闪了进来，对我说：“关门。”
“老星不在。”
“他去上海面试了。亮亮呢？”
“带着那伙溪口的老乡去值勤啦。”
“我有点害怕，知道你在，借住在你们这里应该没问题吧？”
“请便。”我关上门说，“万一要上厕所，你可只能去男厕所，够脏的，吃得消吗？”
“我尽量憋着。”
我想了想，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寝室不是我一个人的，老星也有份，既然老星有份，齐娜当然也有份。睡吧。
齐娜说：“我睡亮亮的床。等他回来了，让他睡到老星床上去。”
真懂事，而且，难得这么懂事。我说：“你可以睡锅仔的床。”
“去你丫的。”
我回到床上，靠墙蜷腿而坐。她踢掉了鞋子，把蚊帐放下来，睡到亮亮的床上。我和她并头而卧，中间隔着一张书桌。我说：“等会儿万一有查宿舍的，你把脑袋缩进去一点，另外把你的鞋子放好。我可不想因为这个吃一个处分。”她嗯了一声，从蚊帐之下伸出一条手臂，在微光之中又细又白吓了我一跳。她摸索到自己的鞋子，往床底下一扔。白生生的手臂又缩了回去。
“老夏，你还记得九八年那次敲头案吗？”她躺下了找我闲聊天。
“记得一点点。”
一九九八年的连环敲头案，最后抓到的凶手，是一个仓库保管员，就在学校附近的仓库区里工作，离长发校花被害地点仅隔一公里。他干了七票，也许还不止。可悲的是那个家伙既不劫财也不劫色，他仅仅是敲头而已。典型的人格变态。
齐娜说：“有一件事，对谁都没说起过，今天告诉你。前年，有一天晚上我回学校，觉得背后有人在跟我，回头一看是个男的。路上一个人都没有，我不确定他是不是跟我，就斜穿过马路，他也跟着穿过马路。我再穿回去，他又跟着我穿了回去。”
“那就是跟踪你了。”
“没错，我再回头，看见这个人手臂那儿忽然滑下来一把榔头。他把榔头藏在袖子里的。”
“后来呢？”
“我就狂奔啊，跑到学校门口，躲在传达室里哭。”
“没喊人？”
“喊不出来，喉咙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了，非常害怕。”她说，“这件事令人恐惧，喊不出来的那种状态也令人恐惧。”
“那个变态已经被枪毙了，不会再出来害人了。至于昨天晚上那个，我想他再也不敢来学校了，你平时进出小心一点就可以了。”
“不不，我说的那个人，是仓库保管员被抓住以后的事情。是前年，一九九九年的秋天。”
“当时没报警吗？”
“回到宿舍躺下，又觉得像是幻觉，说也说不清，就没报警。”
“研究表明，人们在恐惧的时候会出现认知的偏差。把发生过的事情当成幻觉也是有可能的。”
齐娜说：“后来两年里，我一直等着再发生类似的案子，可以证明我当时不是幻觉。但是没有，没有任何敲头案发生，一直到昨天。”
我解释道：“那肯定不是你遇到的敲头杀手。你遇到的那个，他可能是劫道的，寻仇的，变态，模仿犯，幻觉，或根本就是个过路的木匠爱上了你。而昨天那个是标准的杀人强奸犯，作案的模式非常清晰。知道吗，在犯罪学中，有一种类型是通过伤害他人的身体而获得快感的，不为钱，没有口角，强奸就属于这个类型，虐待狂、连环杀人狂和习惯性的纵火犯也是。前阵子有几个中学生为了取乐殴打一个流浪儿，上了晚报新闻的，虽然打得不是很重，但也属于这种类型。这是需要特别对待的犯罪类型。”
“那小时候玩游戏，岂不是天天都在干这种事？”
“好吧。小孩都是潜在的杀人狂。”我无奈地说。
“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跟踪我的是个木匠。我靠！”
“研究表明，犯罪和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在特定的环境下，木匠也会变成杀人狂。反之，即使杀人狂也不是见人就杀的，所有的犯罪都是一种机会主义，罪犯会评估风险。这是连狗熊都会的思维模式嘛。”
“你丫的看了多少犯罪学的书？”
“美国人调查研究表明，全美至少还有五百个杀人狂逍遥法外，中国没有这个数据，按人口概率推算起码也有一千个吧。”我继续背书。
齐娜骂道：“闭嘴吧，本来想到你这儿来寻求安慰的，越说我越害怕。你最起码应该说，我长得不是很漂亮，比不上你们家小白，色狼就算要下手也不会找我。”
我心想未必噢。没敢说，说出来这一晚上就别想睡了。不久就听到她均匀的呼吸声，像很远地方传来的浪潮。要是所有的夜晚都是这样的潮声就好了，我喜欢宁静的夜晚，如果得不到宁静，死寂也可以，最好不要再听见女生的尖叫。我跟着潮声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不料半夜里梦见和齐娜做爱，我被她揪住了往床上按，在快要进入她的时候被自己吓醒了。那会儿天蒙蒙亮，我忍受着勃起，拉开蚊帐看了看，亮亮还没有回来，齐娜的半条腿伸在蚊帐外面，看得我心情恶劣，燥热难当。当即走过去把她的腿塞回蚊帐里，她嘴里嘟哝了一声，有点像呻吟。我回到蚊帐里去自慰，没打算惊醒她。
关于一生中最可怕的事
咖啡店的女孩和我聊起一件事，关于一生中遇到的最可怕的经历。说起一生，坐在咖啡店里好像已经度过了非常完整的时间，连同稀薄的未来，都被归入往昔的硬块中。
她说：“八岁那年夏天，我掉进了一口废井，不是普通的井，是抽地下水的深井，我被卡在中间，上不去也下不来。井就在我爸爸的厂里，当时就我和我姐姐在。”
“吓哭了吧？”
“不记得了，起初肯定是哭的，后来哭不出来了，怎么被人救上来的也忘了，听说是动用了施工队和消防队，把那整个一口井都掘开了。掉下去的时候是下午，出来时是深夜，聚光灯照着，所有的人都只剩下一团影子。”
这倒是个恐怖的经历。
她说：“知道我是怎么掉进去的吗？”
我抽烟，等她说下去。
“我姐姐推了我一把。”
“应该不是故意的吧，只是为了吓唬你。”
“你错了，她压根就不承认推过我。”她说，“可怕吗？”
“有点儿。你和你姐姐现在的关系怎么样？”
“十八岁以后就没再见过她，也从来不联系。”
“既然她这么可怕，离她远点是对的。”
“井更可怕。”她确定地说，“如果没有那口井，我姐姐又干吗要推我呢？”
“这个逻辑极具穿透力。”我说。作为交换，开始讲我的故事：小学的时候，学校组织了一个乐队，喇叭啊，鼓啊，琴啊，反正都有，音乐老师是指挥。我在这个乐团里负责敲三角铁，这是一个最清闲的活，基本上不需要我劳动什么，到某个点上，叮的敲一下，过一会儿再敲一下就可以了。敲三角铁是站在最后一排，最不起眼的位置，也不需要对整个乐曲有什么理解，负责好那一声“叮”就万事大吉，当然也不能走神，要是连最简单的一声“叮”都忘记掉，事情就会很麻烦。
“这很恐怖吗？”她问我。
我能进乐队，并不是因为音乐老师喜欢我，而是班主任把我推荐过去的。音乐老师是个戴眼镜的胖女人，她是个阴郁的女人，她一点也不喜欢我，承蒙她的不喜欢，我就担任了敲三角铁的任务。我希望她能把我忘记，但是在“叮”的那一声时，她总是会把我记起来，阴郁而凌厉的目光穿过重重小脑袋，直接射在我的脸上。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被她的目光吓出了幻觉，哪怕我闭着眼睛敲三角铁，还是会感觉到她的目光刺透我的眼皮，直插瞳孔。
她说：“音乐老师好强的气场。”
“倒不如说我根本没有气场。”
“不，你气场很强。”她说，“但不是侵略型的，而是防守型的。很特别。”
防守型气场。难道我是一个如此密不透风的人？不，更多的时候我感到的是身体里面的Bug，某种缺陷，从编程之初就决定了的东西。Bug不会使我像锅仔一样做出匪夷所思的举动，而是瘫痪，什么都做不了，即使程序背后的意志力也休想启动我。某种角度看来，意志力似乎是拿我无可奈何，但是，这绝非我个人在抗拒，仅仅是瘫痪。
我想我也有自己的井，假如没有井，又何必感到恐惧？
让我们听音乐吧。
“我现在的状态就像卡在了井里。”她说。
咖啡店的生意已经一塌糊涂。某一天索性连咖啡都没有了，只提供现成的瓶装饮料，对我来说倒是无所谓，我本来就只喝罐装啤酒。
有一种溃败感正在生成，也许用不了多久这店就关张了，她也会消失。她告诉我，老板欠债逃掉了，现在她主持一切事务，朝九晚五地上班，成为整个咖啡店里无所事事的女招待。
“干吗不走？”我问。
“在这儿待久了，不知道去哪里好。换个地方就等于换种身份，有点适应不过来。”
“也对啊，你要是离开了这里，我就得从头认识你了。”
灰尘日渐明显，杯子都是脏的。我让她有空也打扫打扫，她说：“只会端茶送水，绝不铺床叠被。”接着伸了个懒腰，说，“哎，坐在这里快要发疯。我就等着有一天忽然来一群人，说，你可以走了，结工资回家吧。我拿着钱出门，回头一看，你猜怎么着？轰的一声，咖啡店不见了，消失了。”
“变成废墟了。”
“废墟都不是，是一个异次元空间。”
某天下午，附近有一所化工厂释放二氧化硫，这股气味使留在学校里的人活像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里。躺在床上的人犹如伤兵，到处都是呻吟，我要死了我要憋死了。我噼里啪啦地关窗，但已经晚了。齐娜曾经说过：“这种气味会使猫发疯的，猫觉得整个世界变成了一条臭咸鱼。”猫的世界怎么样我不知道，人的世界立刻崩塌了，气体比一切物质更容易转换为情绪，对人来说，整个世界同样是一条臭咸鱼，只是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变成猫。
我背上包，夺路而逃，直跑到咖啡店门口，气味不那么浓烈了。我走进去，咖啡女孩正坐在沙发上抽烟看报纸，活像退休老干部。她向我解释，看报纸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本地新闻，例如无名尸体之类的，那可能是店老板。
“这不太可能。”我说。
“两个月没发工资，人也不出现，最近一个礼拜连电话都打不通了。死掉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啊。”
“谁会去杀一个负债累累的咖啡店老板呢？疯了。”
说起咖啡店老板，我记得是一个长发、前秃的男人，一年四季戴一根很粗的金项链，粗得简直离谱。我一直期待着金粉脱落，看到里面是黄铜打底的，两年过去了，可以确认是纯金的。咖啡女孩恰好也想到了金项链，说：“就为那根项链，被人劫道，抢光了杀死在路边，有可能吧？”
“尸体很快就会被找到的。”
“晤，”她托着腮说，“可能被扔到河里去了呢。”
“一个礼拜了，也该漂起来了。”
“碎尸了？”
“就为一根金项链？”
“你对杀人还挺在行的。”
“我杀过人，哈哈。”我说，“放点音乐吧。”
“听什么？”
“继续你的《OK puter》。”
“说实话，听腻了。”我从书包里拿出Lush乐队的《love life》，递给她。她翻看了一下，问我：“这就是你寒假跑到南京去淘来的？”
我说：“可不容易呢，跑到南京，在很冷的旅馆里一个人过春节，车票全都卖空了，想去哪儿都不成。大年初一搭了一辆长途汽车回到T市，唯一的收获就是这唱片，一次买了两张。”
她把唱片递还给我。
“很一般的乐队，绝不如Radiohead。”
“并不见得就必须钟爱最经典的那一个。”我说，“不放？”
“店里的规矩，不放客人提供的任何音乐。”
“以前的规矩，现在都快停业了，眼看就要改头换面。”
“规矩就是规矩，记住了，咖啡店女招待说的话，总有她自己的道理，类似隐蔽的真理。”
我无话可说，音乐也没有，走回沙发那儿，继续瘫坐着。她分给我一叠报纸，我看着本地新闻，问：“有没有关于敲头杀手的新闻？就是拿榔头敲人的那种。”
“多少年以前的事情了。”
“最近又出现了，就在我们学校，有人半夜闯到女生宿舍，躲在女厕所里敲昏了一个女生，欲行非礼，结果被发现了。”
“抓住了吗？”
“没有，跑得那叫一个快啊，”我用手比划了一下，“这么大个儿的木榔头，敲女生脑袋。”
“禽兽啊。”
“所以特别提醒你，没事早点打烊回家，最近这一带不太平。什么发财狂，露阴癖啦，恋物癖啦，尾行啦，我都见识过。有些比较温和，但敲头肯定是危险的。”
“这也有一个概率问题吧，不一定撞得上。”
“统计表明，只要你不够谨慎，撞上变态的概率就会以几何倍数增加。某种情况下简直是必然会遇到的。”
“具体来说？”
“这就说不清楚了，杀手各有各的习惯。不过，单身女性，无人的小巷，深夜，似乎是必要条件。有时候一些小举措会引起杀手的欲望，比如你正好穿了一双红鞋啊，戴了一条蓝围巾啊，这就是充分条件。”
“只要有那口井，就一定会有人推你到井里，是不是这个意思？”她举着报纸，闲闲地说。
“正解。”我说。
直到黄昏，她说她得出去一会儿，让我在店里等她。我说没问题，等她。
她不在时，我往唱机里放进《Love life》，第一首歌“Lady killers”，欢快极了。依序听下去，我靠在沙发上慢慢地喝茶，觉得这样也不坏。这张唱片我始终是用耳机听的，头一次在音箱中播放，在无人的咖啡店里，有点像裸奔于阳光下的孤岛，既安全又惬意。我从书架上抽出托洛茨基自传随手翻看，这本书已经被我翻了很多遍，因为足够厚，从来都没有按顺序阅读过，从来都是跳着看，看了两年多，有关托洛茨基的生平和他的个人感悟都是支离破碎的。
翻开一页。托洛茨基说，他可以预料到革命的走向却无法预料到自己会在冬天打野鸭的时候冻伤了脚。我有点发愣，扣上书，放回原处。又想是不是该把这本书偷回去，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托洛茨基的人生早就归于尘土，斯大林也归于尘土，连同整个苏联帝国，这其中已无任何可资学习的人生经验，甚至错误的部分也不能称之为教训，仅仅是一种错误而已。
就像一口井的存在。
仓库区
一九九八年，七起连环敲头案的凶手被擒。齐娜把各类传闻综合了一下得出如下结论：他先是在铁道附近敲昏了一个过路女工，在东边新村里敲了一个女中学生，又把工学院的校花活活敲死，之后的四次，敲的都是下中班回家的外来妹，都是重伤，据说有一个至今还躺在医院里，已经是植物人了。当然，这些都可能是冰山一角，连环杀手的作案次数常常无法得到准确的计算。
那一阵子风声鹤唳，天黑了根本没有人敢在街上单独行走，对凶手来说，找不到合适的目标，大概也挺煎熬的。有一天这个人又找到了猎物，举着锤子刚想下手，猎物回身给他脸上就来了一脚，空荡荡的街道上不知从哪儿扑过来十几个人把他按住。一件刑事大案就此水落石出。T市的报纸对此作过一次详细报道，作案动机是“仇视社会”，我国似乎没有定义“变态杀手”的惯例，大概是怕引起恐慌。
仔细想想会发现，变态，就像电脑病毒发作，病毒本身确实不是动机，病毒和病毒的发作都是客观事实。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