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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一个曾经几乎是“纯白”的学校，已经被“平权行动”粉刷得五颜六色：39％的亚裔；
32％白人；14％的拉美裔；6％的黑人和 1％的印第安人。
然而从7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对“平权行动”嘀嘀咕咕――其主要的矛头，就是它矫枉过
正，形成了一种“逆向歧视”。
1978 年的“巴克案”（bakke case）打响了反对“平权行动”的第一枪。巴克是一个白人
男性，连续两年被一个医学院拒绝录取，与此同时，这个医学院根据16％黑人学生的定额
制，录取了一些比巴克各方面条件差的黑人学生。巴克不干了――我不就是白点吗？我白招
谁惹谁了？他一气之下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定对黑人学生实行定额制是违宪的，
但仍然在原则上支持“平权行动”。
紧接着，嘀咕发展成了议论，议论发展成了吆喝。最著名的吆喝，来自90年代中期加州州
长Peter Wilson。他吆喝道：“不能让集体性权利践踏个人的权利，我们应当鼓励的是个
人才干”。于是他大刀阔斧地开展了废除“平权行动”的运动。95年6月，公立的加州大
学及其九个分校废除了录取学生中“平权行动”。96年11月，加州用公投的方式废除了包
括教育、就业、政府招标等各方面的“平权行动”。97年4月，这一公投结果得到了最高
法院的认可。受到加州的影响，另外十几个州也开始蠢蠢欲动，要铲除逆向歧视的“平权行
动”。
取消“平权行动”的效果是立杆见影的，98年是加州大学各分校取消“平权行动”的第一
年。在这一年里，伯克利大学黑人学生的录取率下降了一大半，从97年的562个黑人下降
到98年的191个；拉美裔的学生也从1045个下降到434个。各大学校方很有点“辛辛苦苦
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的感慨。
2003 年“平权行动”再次成为热点问题。因为今年最高法院遭遇了一个新的“巴克案”――
密歇根大学的Gratz/Grutter对Bollinger案。2003年6月23日，最高法院再次作出了一
个八面玲珑的裁决：密歇根大学给每个少数民族申请者加20分的本科生录取政策是违宪的；
但同时，它又裁定法学院为了增加学生的“多样性”而照顾少数种族是合法的。这与其1978
年对“巴克案”的裁定是一样的：原则上支持“平权行动”，但反对用定量的方式来固定这
种“平权行动”。
如果说最高法院1978年的暧昧还是理直气壮的，2003年的暧昧就已经是如履薄冰了。那个
加分制违宪的裁定是6比3作出的，而法学院“平权行动”原则合法的裁定，是5比4惊险
胜出的。Peter Wilson们吆喝了这么些年，终于把“平权行动”的阵脚给吆喝乱了。
“平权行动”争论的核心，正如众多社会问题的核心，是一个“程序性正义”和“补偿性正
义”的矛盾。 程序性正义”主张一个中立的程序施用于任何社会群体，而无论结果如何――
“
同一条起跑线，兔子也好，乌龟也好，你就跑去吧。“程序性正义”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历
史”和“经济”、“文化”的无视。一个经历了245奴隶制、100年法定歧视和仅仅30年
政治平等的种族，必须和一个几百年来在高歌雄进征服全球的种族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补偿性正义则主张根据历史、文化、经济条件有偏向地制定法律和政策，以保证一个相对公
平的结果。但补偿性正义面对一个不可避免的操作性问题――由谁、如何、是否可能来计算
鉴定一个人的历史、文化和经济遭遇？一个祖上是黑奴的黑人录取时加二十分，那一个祖上
是华工的亚裔应该加多少分呢？一个祖上四代是贫农的人，和一个祖上两代是贫农的人，分
值又有什么不同？一个穷白人和一个富黑人，谁更应该加分？……莫非我们还要在每次高考
前进行一次阶级成分调查？这就听起来有点耳熟了，而且是不太悦耳的一种耳熟。这种补偿
性正义的原则，需要一个巨大的国家机器来整理、裁判历史和现实无限的复杂性，而这种裁
判权一旦被权力机器劫持，问题就不仅仅是如何抵达正义，还有这架机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了。
所以说，美国最高法院对“平权行动”的暧昧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智慧。它一方面赞同将
历史、经济等因素融入政策的考虑当中，否定了纯粹的“程序正义”；另一方面，对如何具
体地补偿历史、经济问题，又支支吾吾。毕竟，就算是爱因斯坦，估计也研究不出历史和现
实之间、经济地位和政治资本之间的兑换率。
承认一个一个的人，也承认一群一群的人。承认你矫捷的身手，也承认他人肩上历史的十字
架――因为在“无知之幕”的背后，你可能是一只兔子，也可能是一只乌龟。
好了，终于可以回到咱们开头提的那个问题了――来自火星的你，被扔到大城市、内地、边
疆的可能性各三分之一，你会如何设计高考分数线方案？
你可能会说：三个地方分数线一样嘛！大家公平竞争嘛！
你也可能会说：让边区分数线低一点，其他两个地方一样，因为那些地区贫穷，教育条件有
限，人家北京上海的孩子用电脑打字，俺们这里还是凿壁借光呢。
你还可能会说：我选择让北京上海分数线低一点，其他两个地方一样。因为……因为……咦？
你们地球夏天真热啊？
我们知道，这三种选择，第一种叫“程序性正义原则”；第二种叫“补偿性正义原则”；第
三种，姑且称之为“夏天总是很热”原则吧。
怎样悼念死者
…
4 月16号，河南平顶山发生矿难，33 个工人死亡。
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悼念规模：天安门降半旗 5 天，胡锦涛总书记第二天前去慰问，中国
所有的媒体连续跟踪报导，河南省长宣布第四天为全省悼念日，并成立独立调查小组调查煤
矿责任，矿主举行声势浩大的烛光集会，并为全矿人员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死者生前
投保的保险公司立刻启动赔偿机制……
可惜，这33个工人没有得到这么隆重的悼念，得到如此悼念的，是美国弗吉尼亚州理工学
院里同一天死去的32位师生。
平顶山矿工的死，还没来得及在各大媒体中露上一脸，就很快沉没在“辽宁铁岭钢厂钢水包
脱落32人死亡”、“河北邯郸煤矿爆炸死亡11人”这样层出不穷的新闻里。事实上，如果中
国每发生一次大规模矿难就用上述那种规模来纪念，那么一年 365天中国的国旗根本没机
会升起来，胡锦涛除了慰问矿工啥事也别想干，而媒体上也不可能有空间报道其它新闻。过
多的死亡让每一次死亡的意义贬值，无论听上去多么残忍，这就是事实。
那么难道我们就不悼念死者了，就当33个工人仅仅是一个数字、任其淹没其他那些数字里
了？
当然不能。如果我们不大可能用降国旗、用最高领导人慰问、用媒体铺天盖地的报导来悼念
死者，至少我们可以用制度改进来悼念他们，而且很可能，这也是最让他们死而瞑目的一种
纪念。
美国曾经也是矿难频繁的国家，但是每一次大的矿难，都转化成了相关制度改进的机会，致
使矿难发生频率不断下降，从20世纪初年均2000多个人死亡到50年代年均500多人死
亡，再到90年代年均93人。到现在，煤炭开采行业已经成为“本质安全行业”，劳动安全
性甚至好于农业、建筑业和零售业。百万吨死亡率只有中国的百分之一。
我们来看看在美国“事故”如何推动制度改进。
1907 年，美国发生了其历史上最致命的一次矿难，西弗吉尼亚的一次爆炸夺走了 362 个
人的生命。当然，这只是当时频繁矿难中的一次。1910年美国矿务局的成立，很大程度上
就是迫于当时的“民愤”，其主要功能是通过发展科研、技术来提高采矿的安全系数。美国
20 世纪上半期矿难频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矿务局资助的科研成果。
1951 年，宜利诺伊州一个煤矿发生了23年来全美最严重的爆炸，119 人死亡，直接导致
了1952年“联邦煤矿安全法案”的出台。该法案确立了煤矿年检制度，规定了煤矿的安全标
准，同时联邦巡视员被赋予了下令违规煤矿停产的权力。
1968 年的西弗吉尼亚矿难又是 1951 年以来最大，78 个矿工死亡。这又导致了 1969 年
的一个重大立法：“联邦煤矿健康和安全法”。这个法案不断完善，1977定型。其主要规定
包括：每个煤矿一年必须有四次巡视员检查；除了常规检查，任何矿工都可以随时主动申请
联邦巡视员下来检查，并且不能因此受到雇主威胁；安全标准进一步严格化，违规煤矿必须
接受罚款甚至刑事诉讼；所有煤矿都必须成立救援队；每个新矿工都必须接受40个小时的
安全教育，每年还必须有8个小时“复习”教育内容。这个法案的执行明显降低了矿难数量，
到05年已经成功地使美国的矿工死亡率下降了2/3。
06 年 1 月的沙沟矿难，则是近年美国最大的矿难，12 人丧生。作为对这件事情的反应，
美国当年就通过了“2006矿工法”，更新1977年的“安全法”。该法案要求煤矿三年之内必
须建立电子监控和无线双向沟通系统；对违规的煤矿罚款额度提高了 4 倍；要求矿主必须
在15分钟内报告已知的矿难事故等等。
从以上“事故”和“立法”的对应关系，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在煤矿安全问题上，美国的政治体
系有一个通畅的信息吸收和反馈机制：面对问题，做出反应，制度改进，问题减少。什么是
民主？这就是民主。民主不是很多人所不屑的那样是“知识分子的口号”，民主就是1910年
矿务局的成立，就是1952年的“联邦煤矿安全法案”，就是1969年“联邦煤矿健康和安全
法”，就是2006年的“矿工法”。
当然，所有美好的法律都必须有充足资源才可能执行。目前，美国矿务安全和健康局基本保
证了每 4 个煤矿就配有一个巡视员，可见其投入之大。更重要的是，法律只有在权力制衡
的条件下才能得到保证。我们能设想美国的矿工甲一个电话就可以要求联邦巡视员下来，如
果巡视员不来，他可以要求工会干预，或者把矿主、矿务局告上法院。就算中国有这样的法
律，我们能想象这一点吗？矿主、工会、法院、矿务局，很多人可能会嘀咕，是一家吧。
一个社会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一个政治体系去消化问题、改进制度，而制度的纠错
能力又决不仅仅来自于某个部门或者领导的“良知”，而来自于“分权”的智慧：不同权力部门
的“分家”，从而使弱势群体多几个安全阀。
目前，中国生产全世界35％的煤，却占据了矿难死亡人数的80％，百万吨死亡率是美国的
一百倍，甚至是印度的十倍。一年四、五千的亡灵里，平顶山的那33个工人只是小小一朵
“浪花”。对他们真正的悼念是什么？也许不是降半旗，不是烛光集会，而是让他们活着的兄
弟在立法机构、在政府、在法院面前，都有权利说话，从而通过制度的改进挽救无辜的生命。
有病的政治与治病的政治
我以前单知道人类社会中会产生明星，却不知道在病类中，也会有明星。然而，“非典”这
半年来以其神秘、凶猛而名声大躁，雄辩地证明了就是病，也能病出明星风范来。
碌碌无为的平庸之病，诸如胃病，关节炎等等，虽然是病中老将，多年来戎马倥偬，为争取
病毒的生存空间而浴血奋战，却也只能对非典的崛起而自叹不如。然而最不服气的，恐怕还
是“艾滋病”。艾滋病比非典出道更早，身手更狠，却始终默默无闻，不能不说是病途失意。
据联合国数据，中国现在至少有1 百万爱滋病人，但迄今为止，爱滋病还很少象非典那样
大摇大摆地走上新闻头条，爱滋病人也不像非典病人那样，可以长驱直入医院，接受高效的
免费治疗，也难怪爱滋病对非典感到妒火中烧。
其实非典的成功之道，无非是“眼光”二字。它下车伊始，就直捣政治经济重镇北京、广东
等地，确立了威胁社会“强势群体”和国际资本的路线，不像爱滋病那样胸无大志，和经济
的或者道德的弱势群体勾勾搭搭。因为疾病是“明星式”的，所以治病是“运动式”的。各
级领导，各界群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集中调动人力、物力、财力，将病魔扼杀在摇篮之
中。
然而，等到“明星”病的热闹平息、铅华散尽，在这个8 亿农民缺乏医疗保障体系、而城
镇居民的医疗权益也岌岌可危的国家，我们还是要面对一个简单的问题：一般的人，在一般
的地方，生了一般的病，该怎么办？
运动的脂粉拭去之后，还是要回归制度。这个制度可能是个什么样？也许西方的经验和教训
可以作为一个参照。我们不妨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一个美国人生了病怎么办？
一般情形下，如果一个美国人有工作，他的工作单位会从私人的保险公司为他买保险，生病
时，他拿着保险卡去看医生，看完了病，医生会把帐单寄到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再把钱寄给
医生。其间虽然病人也要付一些手续费或分担一些费用，但总的来说，病人不至于被医疗帐
单压死。
也就是说，一个四角关系支撑了美国最通常的医疗保障体系：单位，保险公司，医院（及私
人诊所），个人。可以看出，这是个“市场主导”的医疗保障体制，私人保险公司是这个制
度的灵魂。那么政府就在一边闲着，悠哉游哉地看保险公司被各类疾病死缠烂打？当然没有
这么便宜的事。对于老人或者残疾人这些医院的发烧友，保险公司避之不及，就把他们推给
了政府。所以美国政府就资助一些公共医疗保险项目（其中最大的两个：MEDICARE 和
MEDICAID），为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极度贫穷的人提供医疗保险。
实际上2000 年美国只有55％左右的医疗支出来自于私人保险公司，其它的医疗支出则来
自于政府。二者加起来，美国社会的医疗支出占GNP 的13％左
右。
这样看来，在美国生病不是什么让人心惊肉跳的事：年轻时，有保险公司撑着；年老时，有
政府撑着。市场和政府这么左扶右搀着，群众就可以放开手脚生病了。
当然，我描述的这幅图案这么美好，连我自己都不相信了。这幅美好图案当中还有还多裂缝、
漏洞和污点，正是因此，医疗保险制度在美国也是一个激烈地政治斗争场所。
正如在中国，美国也有很多个下岗工人，或者做点小本买卖，这些人可能买不起保险，又不
够格政府的资助，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市场和政府都无法覆盖的空白区，这一空白不要紧，一
空就空出了4 千多万人口。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美国公众会对布什先生破口大骂――这小
子，肯花750 亿美元打一场几乎没有必要的战争，却不肯用这钱的九牛一毛来扩大公共医
疗保障的覆盖率。
所以说，由私人保险公司一统天下的医疗保险制度是有问题的。它的问题就是：不平等和不
确定。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除了把一大群穷人扔下不管以外，就是好不容易挤进保险体系
的人，获得的服务也是参差不齐。有钱人比如超级名模Claudia Shiffer，可以把把她那张
脸蛋保个5 百万美元，没钱的人比如我，因为学校买的保险不包括牙医，只好亲自与牙疼
做殊死搏斗。简单地说，
就是“只许大款抽风，不许百姓牙疼”。
“不确定”也是一个问题。保险公司高兴的时候，嗤着满嘴金牙冲你微笑，不高兴的时候，
一个白眼就可以把你翻下悬崖。比如有一回，我举着一张帐单兴冲冲跑到保险公司那里去报
销，结果它只一个“不”字，就将我手中的帐单扣杀回来，将我本来就弱不禁风的钱包打成
重伤。
但是，将“市场主导”型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成“政府主导”型的，就皆大欢喜了吗？这也
很难说。一个最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政府资助公共医疗的钱从哪来？无论通过高税收还是
通过财政赤字，上帝都不会给你报销这其中牵涉到经济乃至政治风险。
由于美国有严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