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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方面讨价还价两三个月，最后的结果是：最低小时工资从5。15增加到7。25美元，同时
5 年内给小企业减税48 亿美元。各方预计它的最后批准指日可待。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对共和党的“捣乱”感到困惑和不齿。“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与劳苦
大众为敌”……我们从小接受的阶级教育也许会条件反射般地给我们输送这些判断。但是，
事情真的这样简单吗？我们不妨把“提高最低工资”作为一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看看它可
能引起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假设我是一个企业主，手下雇佣了 7 个人，每个人的小时工资是 5块钱，如果政府强令我
将工资涨到7块钱，我会怎么做呢？为了维持同样的生产成本，我很可能将7个员工裁成5
个。这时候，那5个人的利益是得到了保护，那么，那两个被裁掉的人呢？
事实上，无数经济学研究已经表明最低工资法和失业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虽然经济学家当
中也有“异见分子”，比如克鲁格的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法对就业率影响非常微弱，但是绝大多
数的经济学实证研究都一再表明最低工资增加失业率，尤其是年轻的、非熟练工的失业率。
“最低工资研究委员会”调查表明，最低工资上升 10％，会导致年轻非熟练工失业率增加 1％
到 3％。这个研究结论令人悲哀之处就在于，最低工资法旨在保护弱势群体，最后伤害的，
恰恰是弱势群体。
你可能会说，那就让政府禁止企业在提高最低工资的情况下裁减员工。先不说这个“禁令”
在雇用自由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可能，就先假定它是可行的吧， 果怎样？对于企业来说，
后
如果政府规定我不能解雇员工，那我不雇新的员工总行吧？前面说过，最受最低工资法影响
的，恰恰是年轻非熟练工人的就业机会。你可能又要说，那我强制你雇佣新工人。好吧，我
只好雇佣新工人。结果又怎样？这个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它的竞争力下降――美国的制造
业在第三世界国家面前节节败退，与其劳动力成本偏高不能说没有关系。那么我们就贸易保
护主义！你又说了。好吧，贸易保护主义――咱竞争不过中国、印度，把它们关外面还不行？
后果又是什么？提高的生产成本转移到价格当中，谁来承担？消费者。那些抱怨美国的商品、
服务太贵的人，很可能同时是主张提高最低工资的人，却不愿看到这二者之间的联系。你可
能又要说了，咱不让他们把生产成本转移到价格当中来，咱降低资本家的利润率不行吗？可
以啊，but how？如果一家企业没有违法，你怎么强制规定它的利润率？强制企业不许解
雇工人、强制它雇佣定量的新工人、贸易保护主义、规定企业利润率，把这一切加起来，那
叫什么？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弊端，呵呵，还用得着我继续推这付多米诺骨牌吗？
“保护弱势群体”最后导致“伤害弱势群体”，“道德制高点”变成“道德陷阱”，这就是所谓的悖
论。不幸的是，这个世界充满了悖论。
认识这些悖论，需要比道德制高点更高的东西，那就是理性。当然，我绝不是说“最低工资
法”不合理，事实上，我支持最低工资法。我说的只是，在讨论这个法案的同时，要考虑它
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并对这个不良后果采取“配套”的预防措施，从而防止好心办坏事。共
和党“给雇佣穷人和老兵的小企业减税”的附加条款，恰恰是基于这种意图，因为最低工资法
案真正冲击的，其实并不是那些利润丰厚的跨国大公司，而恰恰是那些本来利润率就微薄的
小餐馆、小百货店、小农场，一旦它们因为抬高的劳动力成本破产、或者不得不通过裁员来
维持低运行成本，“弱势群体”就从倒霉走向更倒霉了。
罗斯福政府1938年第一次在美国历史上提出最低工资法案的同时，也建立了一系列的增加
就业的“配套”措施。比如著名的“工人进步项目”，通过大量的公共工程来增加就业机会，从
而抵消最低工资法对就业率的冲击。后来美国福利制度日渐完善，通过缓冲失业给个人带来
的经济危机，同样为最低工资的不断上升提供了配套制度。
能否把相关思考引入中国呢？应该认识到中美两国本质性的区别，如果说美国对劳工几乎存
在“过度保护”，中国的情况则正好相反。那种“中国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廉价劳动力，如果给
工人确定最低工资就会吓跑投资者”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想当然”。如果劳动力越廉价
一个国家的投资环境就越有优势，那世界上最有投资优势的应该是非洲。事实上，相对很多
发展中国家，除了廉价劳动力，中国还有很多其他优势：基础设施、政策优惠、熟练劳动力、
基本信用机制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害怕稍稍抬高一点最低工资投资者就会跑到印
度去呢？其实，中国劳动力极端廉价很大程度上不是国际竞争的结果，而是中国企业之间恶
性竞争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让所有企业集体提高最低工资，防
止它们之间的恶性竞争，外国投资者未必会跑，工人受益，后果无非是让美国的消费者为一
条中国制造的牛仔裤多付一、两块钱，何乐而不为？
而且，由于许多研究表明穷人消费率比富人高，提高穷人的工资能够更有效地拉动有效需求。
在中国这样一个“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里，最低工资拉动需求的效果，应该比美国这样一个
“橄榄型”的社会显著得多，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实行最低工资法，对就业率的负面影响更
可能被其正面影响所抵消。当然，即使如此，如果我国真的开始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法，还是
需覼br/》？许多配套政策以保证就业率，比如小企业的减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强化
福利制度、通过公共基建项目增加就业、提供优惠投资政策、加强劳动力培训等等……总而
言之，保护弱势群体，绝不仅仅是占领道德高地的问题，而是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制定。
所谓“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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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公款吃喝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了。据《瞭望》报道说，中国04年的公款吃
喝高达3700亿元。这是什么概念呢？04年中国公布的军费也就2117亿元，同年中央财
政投入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才100亿元。
这还没说公车购置、出国考察、政绩工程、高干医疗呢。
一个国内的朋友问我：中国公款消费这么严重，不知道美国有没有可以什么借鉴的治理经验？
我说，美国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又谈何“治理”？朋友又说：没有这个问题？看来美国官员
真是清廉！
其实，并不是美国官员不爱免费吃喝玩乐，但是钱袋子不由他们管，而由立法机关管，他们
胳膊不够长而已。在中国，政府却是自己给自己开支票，人大不能提供真正有效的审查和监
督，所以不消费白不消费，消费就要大大咧咧地消费。这是个制度问题，跟个人道德水准没
有太大关系――就算你现在破口大骂公款吃喝，如果有人拿一张空白支票给你，让你随便给
自己填，你肯定也会往上面填个天文数字。
所以，要说美国“治理”公款奢侈消费的“秘诀”，其实很简单：权力制衡。我们中国今天治理
公款吃喝，一会儿制定“四菜一汤标准”，一会儿“公款吃喝公示制”，却全都治标不治本，甚
至越治越病，因为治来治去都还是自己给自己开支票。立法机构真正与政府平起平坐，有效
审查监督其开支，公款消费也就“断了炊”。司法机关真正与政府平起平坐，裁判越界的案例，
公款消费就得提心吊胆。公众、媒体通过真正的言论自由对越界者“拳脚相加”，公款消费者
就得道德破产。所谓秘诀，不过就是这些个制衡而已。
权力制衡对于遏止挥霍公共资源真有作用吗？大家都熟悉的陈水扁案和马英九案，我就不多
说了，不妨说说近两年我在美国耳染目睹的几个小例子。
一个是去年纽约州审计长阿伦赫维斯栽的跟头。这个倒霉的州审计长，按我们中国的说法，
也是个“厅级干部”了，2006 年 9 月，却因为让他的一个手下长期给自己生病的太太开车，
被揪了出来。按照法律，公车绝对不能被私用，私用就要付相关费用。虽然赫维斯为此道歉，
并主动给州政府赔偿了8万多美元，州道德委员会仍然认定他“明知故犯地利用职位，为自
己和妻子谋求特权”，指控他违反了《公务员法》。当时正值美国中期选举阶段，州审计长
是个民选职位，民意调查显示，赫维斯本来领先40个百分点的，一个星期之间，就掉到了
12 个百分点。由于当时他还没有遭到正式起诉，罪名不明朗，所以仍勉强获得连任。可是
当他的案子正式进入法庭程序之后，迫于压力，他不得不还没就任就宣布辞职。07年2月，
法庭宣判他有罪，虽然只判了罚款，这个“厅级干部”的政治生命，却因为公车私用而给彻底
搭上了。
另一个小故事，是宾夕发尼亚州议会的“加工资”风波。05年7月的一天，宾州的议会在没
有举行任何公共听证的情形下，突然通过法律，宣布给州议员涨 54％的工资，同时也给本
州的法官和高层行政人员涨了工资。这种行径，可以说是典型的“自己给自己开支票”。第二
天州长就签署通过了该法令。结果，“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当地的一个社会活动家立
刻就把议会告上了法庭，认为他们这种做法“违宪”。后来，民愤越来越大，上千个人跑到州
议会门口抗议示威，甚至有民间组织将议会告上了联邦法庭，指控他们“侵犯了公众的立法
讨论权”。迫于民众压力，州议会只好重新投票，几乎全票同意收回原先“涨”的工资。相比
中国许多官员可以随便往公共支票里填吃填喝填车填旅游，美国的公共官员在没有这一切奢
侈消费的情况下，给自己填点工资都很难做到。
一个审计长因为公车私用落马，一个州议会涨上去的工资愣是给退了回去，可见权利制衡对
于公款私用的影响不是子虚乌有的事。在民众这样的虎视耽耽下，议员敢给官员们留出
3700 亿的“接待费”吗？这事够让他们下一百回台的。所以说不是美国官员们不爱吃喝玩乐，
而是前有议会管着钱包，后有法院拿着手铐，四面八方都有“群众的眼睛”，实在没有什么空
子可钻而已。
事实上，权力制衡不但管制公款私用，也管制着公款公用。就算公款不给“私吞”了，也很可
能被各种政绩工程、低效投资、无理补贴等等给浪费了，因此公款公用，也有一个“好刃是
否用在了好刀上”的问题。05年纽约市申办2012年奥运会时，纽约州政府就因为民众压力，
拒绝给一个对于申奥很关键的体育馆注入公共资金――公众说了，我们这缺钱的地方多了，
办什么奥运啊。前一段我写过一篇“耳朵上的记号”，阐述美国 07 年开启的一项拨款改革，
其目的是将狭隘的利益集团化、地方主义化的拨款从美国的财政开支中清除，这同样是“预
算民主化”改革的一部分。美国有一个非营利性团体，叫“公民反对政府浪费”，专门监督那
些流向不合理、不必要的“公款公用”。听听它的一些报告名称，就知道它对政府花钱多么辎
珠必较：“一个新的威胁：政府资助的垃圾科学”、“YMCA：从社区服务到社区无服务”、“爱
滋项目：一个泛滥成灾的浪费”……虽然它的很多说法不一定对，但是让政府花钱的时候有
点胆战心惊，却未尝不是好事。
甚至，民主和法治连“私款公用”也要干预。我不用公款请你，用自己的钱请你吃饭还不行吗？
如果你是试图影响公共政策或者有这个嫌疑，还是不行。基本上美国所有的州对此都有法律
规定，比如，康州的法律就规定，一个公职人员一年之内接受“政策游说者”的吃请不能超过
50 美元。又比如，06 年国会通过法令，规定禁止“政策游说者”给议员提供免费旅行和吃喝。
英国的政治文化也似乎与此遥相呼应，最近布莱尔去迈阿密旅行， 住了朋友免费的豪宅，
因为
而该朋友又似乎有往英国推销唱片之嫌，好端端的一次旅行，愣是变成了一个丑闻。
最近看到网上流传的一张照片，内容是两会代表在会议上睡得东倒西歪。固然，领导讲话往
往具有神奇的催眠效果，而且人民大会堂的椅子可能格外舒服，但在那个庄严的大厅里，顶
着人民代表的头衔，睡得憨态可掬的代表们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比如，仔细聆听政府
预算报告的细节，并且在可疑的地方说不。
动什么，不能动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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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一打美国电视台的新闻频道，或者翻开美国报刊的新闻栏目，就总会碰到一个词：
窃听。围绕着这个词，还有以下词汇在上下翩飞：总统，国家安全处，反恐，国会，听证。
把这些关键词连起来，就是当前美国政治的焦点新闻：美国国家安全处的窃听案。这个案件，
简言之，就是美国总统布什曾在911 之后，秘密下令国家安全处对“恐怖分子嫌疑人”进
出美国的电话电邮进行窃听窃取。这件事情在近4 年后，也就是 05 年 12 月被《纽约时
报》给抖了出来，闹得全国上下沸沸扬扬，国会开始对此事召开听证会，进行调查。
按一般人的直觉来说，总统下令国家安全处对恐怖嫌疑人进行秘密监控，似乎也不是什么特
别大不了的事情。为了国家的安全而盯梢“嫌疑人”，这也是政府“为人民服务”的一部分
吧，更何况这个行动发生在举世震惊的911 事件之后。在当时的恐慌气氛中，政府对神出
鬼没的恐怖分子嫌疑人进行神出鬼没的调查，似乎也属于情有可原之事。相比某些国家对公
民言论进行长期的系统的监控，似乎是小巫见大巫了。
但是，不，美国人对自己的政府、对自己的领袖没有这么“宽容”。在这个以自由和法治立
国的国家，人们对自己的隐私权利、言论自由、以及法律程序，有一种“神经质”的警觉。
在他们的眼里，自由、权利、法律，“娇嫩”如婴儿的肌肤，需要一丝不苟的呵护。
应该说，民众对“窃听案”的不满，有两个层次。一个就是对窃听本身的不满――在许多人
看来，对民众言论广泛的监控，是极权统治的起点，是对自由原则的背叛。虽然政府号称其
监控对象是“恐怖分子嫌疑人”，但是谁又能保证它监控的仅仅是“恐怖分子嫌疑人”，而
没有越位到政治异见者、新闻记者、乃至普普通通的公民呢？第二层不满，集中在窃听的法
律程序上：按照美国 1978 年制定的“外国情报监控法案”，美国政府对其公民的信息监
控，必须首先申请一个特别法庭的批准，而布什在批准911 之后的监控行动时，并没有依
法申请特殊法庭的批准。这在法理上，严重违背了既定的法律程序。正是在这一点上，布什
被社会各界揪住了一条大辫子。
而这个辫子，实际上是布什在侵犯法律方面的第二条“大辫子”了。第一条，就是古巴关塔
那摩海湾著名的拘留营。这个拘留营同样是布什当政期间的“创举”。它以“反恐”之名，
越过法庭的审判，任意地、无限期地扣留政府眼中的“恐怖分子嫌疑人”。911 以来，这
个集中营已经关押了500 多个这样“不明不白”地蹲监狱的人。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中国
已经被废除的“收容遣送所”。关塔那摩，成了布什滥用权力的代名词。
当然，布什也宣称他的行动有法理基础。他的法理论据有两条。一个是911 之后，国会给
他的授权。根据这个授权，他有权采取“一切必要和合适的手段”来预防、反击恐怖分子的
袭击。在布什政府看来，窃听、关押嫌疑人，属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