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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程序”所庇护的漠然 如果自由意味着堕落可以无限，而民主则只是一个统计学的
游戏，那么他宁愿生活在古希腊的城邦生活中，在那里，自由用于明辨是非，而权力必须仰
赖“德行” 在那里 柏拉图说 只有哲学家才配得到王冠。施特劳斯终其一生，都不能
；
原谅法西斯主义诞生于一个民主制度，而共产主义运动起源于民主的话语。
另一方面，施特劳斯又是自由民主制度坚定的捍卫者。他借用丘吉尔式的幽默说：“民主制
度是最糟的制度 除了其他实行过的制度外。他对美国的民主制度 尤其是宪政主义始
”
终有一种偏爱。这同样是由其“反相对主义”的态度决定的。他曾经写道： 如果一切都是
“
相对的，那么食人只是一个口味问题。”民主比专制要好，自由比奴役要好或者，更确切
地说，专制比民主更坏，奴役比自由更坏。就是这么一个懒得罗嗦的道理。
正是因为施特劳斯对自由民主制度显示出一种矛盾的态度，在当下的“施特劳斯热”中，左
右两派对施特劳斯的思想各取所需。左派指责施特劳斯一贯反动，其“哲学王”的精英主义
思想恰好解释了布什政府对劳动人民的歧视。而右派们，突然发现自己原来还可以抱上哲学
的粗腿，不免有些沾沾自喜 从施特劳斯的“反相对主义”中，他们找到了“邪恶轴心”
理论的依据；从施特劳斯对民主之脆弱的忧虑中，他们找到了扩张民主的斗志。如果说施特
劳斯的确和新保守主义者分享着什么的话，那就是对民主自由之脆弱的恐惧。
那么，哪一个施特劳斯更真实？ 那个蔑视民主自由的施特劳斯，还是那个捍卫民主自由
的施特劳斯？又或者，是他对自由民主制度抱有一种矛盾态度，还是他所面对的自由民主制
度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而施特劳斯 由于他的深邃、他的敏锐，和他对人类命运的叹息
诚实地展现了这个悲剧式的悖论？他对民主的警惕，与其说是对民主本身的反感，不如说是
对其孕育的暴政的警惕 民主自由制度是如此是脆弱，如此之容易被诱惑，无法抗拒一种
自我毁灭的重力。
正是施特劳斯对这个悲剧式悖论的凝视，将他与那些“新保守主义”的外交鹰派区别开来。
新闻媒体对一个哲学家和一个政治家的撮合，并不能揉捏出一个新保守主义的“哲学王”。
施特劳斯的思考，来自于他对暴政的警觉，和对经历过暴政的人的悲悯。他大约不曾想到，
在他死去30年之后，这悲悯会被劫持成一种针对整个世界的恐吓。在新保守主义的光环下，
施特劳斯名声大躁，然而，施特劳斯真的是获得了一份迟到的承认吗？又或者，寂寞有两种
一种是寂寞中的寂寞，而另一种是热闹中的寂寞？
美奸“克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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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达姆被绞死了。可以想象，在很多人对此消息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也有很多人会深感不
满：出于对“美帝国主义”的愤慨，或者仅仅出于对绞刑这种原始刑罚的反感，许多人感情的
砝码在这一刻会向萨达姆倾斜。毫无疑问，拉姆兹克拉克会是这“许多人”中的一个。
克拉克是萨达姆的辩护律师之一。萨达姆也拥有辩护律师这一点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个律
师竟然是美国志愿者，更奇怪的是，这个志愿者竟然是美国的前司法部长。一个前政府高官，
跑去为一个敌军领袖辩护，套用我们中国人的说法，这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奸”了。
克拉克，生于1927年，60年代曾在约翰逊政府里担任司法部长。他在任期间，积极推动
当时在美国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为解除南方的种族隔离政策，为《投票法案》和《民权法
案》的通过，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但是，今天真正让克拉克成为名人的，绝不是他在60年代的老黄历，而是他多年以来持之
以恒地发出左翼声音。他始终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创建了一个叫“国际行动中心”的组
织，其主要成员和“工人世界党”基本重合。他积极反对两次海湾战争，并推动弹劾布什总统。
克拉克的“反美立场”，可以从他提供法律援助的“客户”名单看出来：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
南斯拉夫前总统米舍洛维奇；前纳粹集中营司令官里纳斯；94年卢旺达大屠杀主使者之一
塔克卢提马那；前利比里亚独裁者泰勒；反伊战活动分子博利甘；印第安囚犯佩尔蒂尔；巴
解组织……与他对这些“客户”的深切同情相比，他对美国政府的仇视可以说是“刻骨铭心”。
在他看来，美国政府才应该为它发起的战争受到法律的制裁。
从克拉克的法律援助对象可以看出，这必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有人称他为“战争狂和
独裁者的知音”，也有人称他为“弱者的代言人”。真相可能是，这两种说法都有其道理。
克拉克为萨达姆的辩护，自然也笼罩在这种争议当中。不管我们是否同意他的政治立场，克
拉克为萨达姆辩护的法理基础是合情合理的。在一次访谈中，他指出：“一个美国人为一个
被妖魔化的人的权利进行斗争，这才是所谓普世人权的印证。”他还说：“不能因为你认为一
个人很可恶，就剥夺他的辩护权”。换句话说，法律高于政治。正是基于这种观念，他批判
伊拉克特别法庭实际上是一个旨在种族复仇的政治机构，而不是一个“独立、能干、公正的
法庭”。在他看来，这个法庭本身就是“非法”的，因为它是美国的“非法入侵”的产物，它的
人事安排，资金来源，审判宗旨都受美国的左右，所以，它的审判结果是不可能公正的。
11 月 5号的审判中，克拉克干脆当庭递给法官一个条子，称该审判是“对正义的嘲讽”，气
得法官发飙，让他滚出去，并说他“从美国赶来嘲讽伊拉克人民”。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当克拉克高举“法律高于政治”的旗帜时，他并不完全是用法律来对抗政
治，而是用一种政治来对抗另一种政治――他自己在选择辩护对象时一以贯之的标准，就表
现出了鲜明的政治立场。当克拉克在接受记者阿布拉姆斯的采访时明确表示他认为萨达姆
“无辜”的时候，阿布拉姆斯反问道：为什么你每次谈起萨达姆的时候，你就使用无罪推定，
但是一谈到美国，就使用有罪推定呢？阿布拉姆斯的这个反问，可以说一针见血地点出克拉
克主张的要害：法律高于你的政治，但是服务于我的政治。
但是即使如此，以法治的名义为萨达姆争取一个公平的审判，仍然是一件好事。伊拉克法庭
在审判萨达姆过程中的种种违规，比如很长时间不让萨达姆见律师，给辩护律师的调查设置
的种种障碍，审判人员显然的政治倾向等等，的确应当受到谴责。人权既然普世，就不应该
区分敌我。爱国主义不应当成为一根棍子，拿来封住克拉克这样的“美奸”之口。
一个社会的法治精神会面临各种各种的考验，最大的考验，可能就是群情激愤之下的爱国主
义。911之后的美国“爱国法案”，曾经一度以“爱国反恐”的名义侵蚀公民权利，允许政府未
经司法机关审查对特定公民进行秘密监视（sneakandpeek）引起整个社会的激烈争论。
，
好在整个政治体系的纠错机制及时启动，许多地区法庭宣布这些“秘密监视”的“爱国条款”
违宪，有 8个州和近400个城市通过自己的法令谴责“爱国法案”侵犯人权，民意调查也显
示美国公民对“爱国法案”的支持连年下降。2006年3月美国两院更新“爱国法案”时，只好
顺应民意不再更新其中最有争议的部分，可以说是“法治精神”对“爱国主义”的一个胜利。
克拉克作为一个美国政府前高官，给敌对政权领袖辩护，可以说与狭义上的“爱国主义”背道
而驰。但是，一个社会能否宽容那些视人权高于祖国的“奸细”，是测验这个社会自由度的最
好尺度。令克拉克欣慰的是，虽然他这个人一如既往地充满争议，但是美国社会还是包容了、
甚至赞许他的存在。对他为萨达姆辩护这件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我的熟人朋友里，
没有一个人批评我的做法，相反，我收到成百上千的陌生人来信，说他们感谢我站出来，说
萨达姆应当有一个公正的审判。”对比一个一提“人权”两个字就可能被网民骂成“汉奸”的社
会，看来当一个“美奸”，其实是件挺容易的事。
奥巴马的言与麦凯恩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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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8 号，奥巴马站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广场上，面对台下 10 万民众，对着话筒说：
如此壮观的画面，我现在能想到的只有一个词——哇！
“哇” 确是形容奥巴马现在状态的最确切词汇。在这个西方民众对民主越来越愤世嫉俗
，的
的时代里，十万人汇聚一堂来一睹一个政治家的芳颜，的确蔚为壮观。而这个人两年前还鲜
有人知、四年前才刚当选参议员、91年才真正走出校园、童年颠沛流离，还是个黑人。
不过奥巴马可能已经对这样声势浩大的追捧习以为常了。一年多竞选下来，从东到西，从网
络到现实，从欧洲到美国，这颗政治明星所到之处，处处引起尖叫欢呼。在一次新罕布什尔
州的演讲中，台下成千上万的群众每隔几分钟就有节奏地振臂高呼：Obama！Obama！Obama！
其情景之狂热，就差人手一本红宝书了。
不明就里的人可能会问：这个人到底有什么丰功伟业啊？
说起来可能奇怪，奥巴马之所以收到如此追捧，可能恰恰是因为他谁都不是、什么都没做。
正是因为他谁都不是、什么都没做，所以可以轻轻松松和华盛顿当前的权力集团划清界限，
和美国现在的经济风暴和外交泥沼撇清关系，以一张清新的面孔出现，举着一块“改变”的
大牌子，在美国四处出击。
当然也不能说他“什么也不没做”。奥巴马说了很多，而且说得很动听，对于政治家来说，
说就是做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说他要给 95％的美国人减税，只给 5％的有钱人加税；他说他
要推广全民医疗制度；他说他要开发清洁能源，从而停止“向中国借钱，再把这个钱送给沙
特阿拉伯去”；他说他要从伊拉克撤军，和伊朗谈判劝说他们放弃核计划……总之，奥巴马
世界非常地美轮美奂。而且奥巴马的演讲技艺高超，声情并茂，抑扬顿挫调节得炉火纯青，
上一句高屋建瓴地讲到“伟大的美国梦想……”下一句则动情地说“我小时候出生在一个贫
苦家庭……”这边饱怀同情地说“我知道你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养老金被金融风暴席卷而
去……”，那边则愤怒声讨“那些贪婪的石油公司 CEO……”难怪广大选民为他神魂颠倒。
对批评他“光说没干”的指控，奥巴马反击道： 谁说言辞没有意义？‘我有一个梦想’ 难
“ ，
道不是言辞吗？‘除了恐惧本身，我们无可畏惧’ 难道不是言辞？”也对，政治家的一个
，
重要功能，就是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唤起公民对未来的信心，所以能说会道本来就是一个政
治家的天职。
相比之下，麦凯恩就是一个很糟糕的演讲家了。他在几次总统辩论中，都显得罗里啰嗦，毫
无生气，甚至有些语无伦次，对大多问题的回答都是“我知道我可以做到——” 持人问
。主
他为什么选佩林做搭档，他支吾半天只是绕着“佩林非常关心特殊需要的家庭”这个论点兜
圈子。好吧，“关心特殊需要的家庭”的人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好的社工志愿者，但离总统还
有一定差距吧。最后麦凯东拉西扯竟说到： 她先生也是一个很强干的人”。就算她先生是个
“
很强干的人，但这和总统选举的关系是——？
其实相比奥巴马，麦凯恩倒是可以说政绩丰厚。奥巴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如果麦
“
凯恩当选，那我们就不得不忍受布什的第三届政府了” 事实上，麦凯恩在很多关键问题上
。
与布什政府大相径庭——他是共和党里的改革派，而不是保守派。是他推动了限制“软钱”
的选举筹款改革，是他力图消除特殊游说集团在华盛顿的影响，是他推动反虐俘法案并主张
关闭臭名昭著的关塔纳摩监狱……在很多问题上，他能够跳出既得利益集团的堡垒，保持特
立独行的姿态。这也是为什么不但民主党人、很多共和党人也对他不能认同的原因。
奥巴马的高歌雄进，不禁令人思考现代民主和演说煽情的关系。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庞大的
官僚体系面前，民众都渴望魅力型领袖给国家机器一个人性化的“界面” 以善于煽情、
，所
令人激动的政治家往往是激活公共生活的一把钥匙。但另一方面，煽情又容易淹没人们对问
题理性公正的思考。韦伯曾说：“与民众缺乏距离，是政治家最致命的邪恶之一”——对，
他说的是“缺乏距离” ，而不是“保持距离”，因为一定的距离为冷静思考提供空间。一个政
治家站在演讲台上，面临的不是一个个可以协商辩论的人，而是一片黑压压的“群众” 群 ，
众的情绪不但具有传染性，而且会自我强化。当奥巴马用渐进的声调甩出一串串“Yes；wecan
change……”的排比句时，他不是在理论，而是在催眠，台下热血沸腾的群众恐怕也早已融
化在集体的汪洋大海里，无心去条分缕析他的许诺、考察细节里的魔鬼了。
比如，奥巴马话语的核心之一就是他的“仇富修辞” 他历次演讲和辩论中，我们都反反
。在
复复听到他提到“布什…麦凯恩只给那些最有钱的财富500公司CEO们减税”，而他自己的方
案则是“给95％的美国人减税，只给顶层5％的有钱人加税。 这个说法当然够煽情，但是后
”
来很多评论员都指出，奥巴马怎么可能给95％的美国人减收入税呢？由于各种税收返还政策，
美国底层 40％的民众本来就不交联邦收入税。奥巴马更不会向公众指出这个事实：美国5％
顶层收入者已经在支付美国联邦收入税的 60％左右（他们的收入比例是 37％），进一步加税
很可能伤害创业环境，从而影响底层的就业机会。再说“布什只给华尔街 CEO 减税”这个
流传甚广的说法，事实上布什的减税方案针对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减税幅度上来说，对中下
层的削减幅度比对上层还要大，但是大多奥巴马阵营的人不去计算减税的相对额度，而去宣
传它的绝对额度，从而得出结论美国的减税大多流向了顶层的有钱人。如果你本来只交 2
块钱的税，而我交10块钱的税，你减50％减去1块，我减30％减去3块，这么皆大欢喜的
事，在奥巴马阵营就会变成“布什的减税 75％的好处都流向了精英阶层” 问题是你本来就
。
只交2块钱的税，怎么给你减去3块呢？
事实上奥巴马也知道即使再给那 5％的精英加税，也不可能加多少——虽然他已经许诺把这
笔钱花在教育、能源、环境、养老、医疗……等上面了，好像这棵摇钱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似的。这种让95％的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