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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天下让《皇矣》之诗曰：“帝作邦作对，自太伯王季。”则泰伯之时，周日以强大矣。乃托之采药，往而不反。当其时，以国让也；而当其时，让王季也；而自后日言之，则让于文王、武王也。有天下者在三世之后而让之者；在三世之前，宗祧不记其功，彝鼎不铭其迹，此所谓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者也。《路史》曰：“方太王时，以与王季，而王季以与文王，文王以与武王，皆泰伯启之也，故曰三让。”
泰伯去而王季立，王季立而文、武兴，虽谓以天下让可矣。太史公序《吴世家》云：“太伯避历，江蛮是适。文武攸兴，古公王迹。”甚当。
高泰伯之让国者，不妨王季，《诗》之言“因心则友”是也。述文王之事君者，不害武王，《诗》之言“上帝临女”是也。古人之能言如此。今将称泰伯之德，而行色奔、操之志加诸太王，岂夫子立言之意哉。朱子作《论语或问》，不取翦商之说，而蔡钟默传《书·武成》曰：“太王虽未始有翦商之志，而始得民心，王业之成实基于此。”仲默，朱子之门人，可谓善于匡朱子之失者矣。《或问》曰：“太王有废长立少之意，非礼也。泰伯又控其邪志而成之，至于父死不赴，伤毁发肤，皆非贤者之事。就使必于让国而为之，则亦过而不合于中庸之德矣。其为至德何邪？曰：太王之欲立贤子圣孙，为其道足以济天下，而非有爱憎之间，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为狷；王秀受之，而不为贪；父死不赴，伤毁发肤，而不为不孝。盖处君臣、父子之变，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为至德也，其与鲁隐公、吴季子之事盖不同矣。”
○有妇人焉“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此陈师誓众之言，所谓十人，皆身在戎行者。而太姒、邑姜自在宫壶之内，必不从军旅之事，亦必不以後《山东并数之以足十臣之数也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方且以用妇人为纣罪矣，乃周之功业必藉于妇人乎？此理之不可通，或文字传写之误，阙疑可也。○季路问事鬼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左右就养无方，故其祭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未知生，焉知死？”人之生也直，故其死也，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可以谓之知生矣。”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可以谓之知死矣。
○不践迹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所谓践迹也。先王之教，若《说命》所谓“学于古训”，《康诰》所谓“绍闻衣德言”，以至于《诗》、《书》六艺之文，三百三千之则，有一非践迹者乎？善人者，忠信而未学礼，笃实而未日新，虽其天资之美，亦能暗与道合；而足己不学，无自以入圣人之室矣。治天下者迹然。故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不然，则以汉文之几致刑措，而不能成三代之治矣。
○异乎三子者之撰夫子“如或知尔”之言，“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也；曾点浴沂咏归之言，“素贫贱行乎贫贱，君子无入而不自得”也。故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去兵去食“乃积乃仓，乃裹侯粮，于橐于囊。”国所以足食，而不待豳土之行也。“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砺乃锋刃，无敢不善。”国所以足兵，而不淮夷之役也。苟其事变之来而有所不及备，则Θ白梃可以为兵，而不可阙食以修兵矣。糠核草根可以为食，而不可弃信以求食矣。古之人有至于张空，罗雀鼠，而民无贰志者，非上之信有以结其心乎？此又权于缓急轻重之间，而为不得已之计也。明此义，则国君死社稷，大夫死宗庙，至于舆台、牧圉之贱莫不亲其上，死其长，所谓圣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岂非为政之要道乎？孟子言“制梃以挞秦、楚”，亦是可以无待于兵之意。
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谓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谁能去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礼》“司右五兵”注引《司马法》曰：“弓矢围，殳矛守，戈戟助”是也。“诘尔戎兵”，诘此兵也。“踊跃用兵”，用此兵也。“无以铸兵”，铸此兵也。秦汉以下，始谓执兵之人为兵。如信陵君得选兵八万人，项羽将诸侯兵三十余万，见于太史公之书，而《五经》无此语也。
以执兵之人为兵，犹之以被甲之士为甲。《公羊传》：“桓公使高子将南阳之甲，立僖公而城鲁。”晋赵鞅取晋阳之甲，以逐荀寅与士吉射。
○荡舟《竹书纪年》：“帝相二十七年，浇伐斟，大战于潍，覆其舟，灭之。”《楚辞·天问》：“覆舟斟，何道取之？”正此谓也。汉时《竹书》未出，故孔安国注为“陆地行舟”，而后人因之。
古人以左右冲杀为荡陈，其锐卒谓之跳荡，别帅谓之荡主。《晋书·载记》：“陇上健儿歌曰：丈八蛇矛左右荡，十荡十决无当前。”《唐书·百官志》：“矢石未交，陷坚突众，敌因而败者曰跳荡。”荡舟盖兼此义，与蔡姬之“乘舟荡公”者不同。
○管仲不死子纠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裔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纠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盖权衡于大小之间，而以天下为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犹不敌华裔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
有谓管仲之于子纠未成为君臣者，子纠于齐未成君，于仲与忽则成为君臣矣。狐突之子毛及偃从文公在秦，而曰：“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数矣。”若毛、偃为重耳之臣，而仲与忽不得为纠之臣，是以成败定君臣也，可乎？又谓桓兄纠弟，此亦强为之说。
论至于尊周室，存华夏之大功，则公子与其臣区区一身之名分小矣。虽然，其君臣之分故在也，遂谓之无罪，非也。
○予一以贯之“姑古敏求，多见而识。”夫子之所自道也，然有进乎是者。六爻之义，至赜也，而曰：“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三百之《诗》，至泛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三千三百之仪，至多也，而曰：“礼与其奢也，宁俭。”十世之事，至远也，而曰“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虽百世可知。”百王之治，至殊也，而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此所谓“予一以贯之”者也。其教门人也，必先叩其两端，而使之以三隅反。故颜子则闻一以知十，而子贡切磋之言，子夏礼后之问，则皆善其可与言《诗》，岂非天下之理殊途而同归，大人之学举本以该末乎。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观其会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语德性而遗问学，均失圣人之指矣。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疾名之不称，则必求其实矣，君子岂有务名之心哉。是以《乾》初九之传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古人求没世之名，今人求当世之名。吾自幼及老，见人所以求当世之名者，无非为利也。名之所在，则利归之，故求之惟恐不及也。苟不求利，亦何慕名？○性相近也“性”之一字，始见于《商书》，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恒”即相近之义。相近，近于善也；相远，远于善也。故夫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人亦有生而不善者，如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知其必灭若敖氏是也。然此千万中之一耳，故公教子所述之三说，孟子不斥其非，而但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盖凡人之所大同，而不论其变也。若纣为炮烙之刑，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此则生而性与人殊，亦如五官百骸人之所同，然亦有生而不具者，岂可以一而概万乎？故终谓之性善也。
孟子论性，专以其发见乎情者言之。且如见孺子入井，亦有不怜者；呼蹴之食，有笑而受之者。此人情之变也。若反从而喜之，吾知其无是人也。
曲沃卫嵩曰：“孔子所谓相近，即以性善而言。若性有善，有不善，其可谓之相近乎？如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若汤、武之性不善，安能反之，以至于尧、舜邪？汤、武可以反之，即性善之说；汤、武之不即为尧、舜，而必待于反之，即性相近之说也。孔、孟之言一也。”
○虞仲《史记》：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墟，是为虞仲，列为诸侯。按此则仲雍为吴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孙也。殷时诸侯有虞国，《诗》所云“虞芮质厥成”者。武王时国灭，而封周章之弟于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论语》：“逸民虞仲、夷逸。”《左传》：“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即谓仲雍为虞仲，是祖孙同号，且仲雍君吴，不当言虞，古“吴”、“虞”二字多通用。窃疑二书所称“虞仲”，并是“吴仲”之误。又考《吴越春秋》：“太伯曰：“其当有封者，吴仲也。”则仲雍之称吴仲，固有徵矣。
《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太阳，吴山在西，上有吴城。周武王封太伯后于此，是为虞公。”《续汉·郡国志》：“太阳有吴山，上有虞城。”虞城”之书为“吴城”，犹“吴仲”之书为“虞仲”也。杜元凯《左氏注》亦曰：“仲雍支子，别封西吴。”
○听其言也厉君子之言，非有意于厉也，是曰是，非曰非。孔颍达《洪范》正义曰：“言之决断，若金之斩割。”
居官，则告谕可以当鞭朴：行师，则誓戒可以当甲兵。此之谓“所其言也厉”。○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圣人之道，未有不始于洒扫应对进退者也。故曰：“约之以礼。”又曰：“知崇礼卑。”
○梁惠王《史记·魏世家》：“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与诸侯会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为王。”而孟子书其对惠王无不称之为“王者，则非追尊之辞明矣。司马子长亦知其不通，而改之曰“君“。然孟子之书出于当时，不容误也。杜预《左传集解·后序》言：“哀王于《史记》，襄王之子，惠王之孙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书《纪年篇》，惠王三十六年，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记》误分惠、成之世以为后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称谥，谓之今王。”今按惠王即位三十六年，称王，改元，又十六年卒，而子襄王产，即《纪年》所谓今王，无哀王也。襄、哀字相近，《史记》分为二人，误耳。
《秦本纪》：“秦惠文王十四年，更为元年。”此称王改元之证，又与魏惠王同时。
《魏世家》：“襄王五年，予秦河之地。七年，魏尽入上郡于秦。”今按《孟子》书，惠王自言西丧地于秦七百里，乃悟《史记》所书襄王之年，即惠王之后五年，后七年也，以《孟子》证之而自明者也。
据《纪年》，周慎靓王之二年，而魏惠王卒。其明年，为魏襄王之元年。又二年，燕王哙让国于其相子之。又二年，为赧王之元年，齐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与《孟子》这书先梁后齐，其事皆合。然孟子在二国皆不久，书中齐事特多，又尝为卿于齐，当有四五年。若适梁，乃惠王之末，而襄王立即行，故梁事不多。谓孟子以惠王之三十五年至梁者，误以惠王之后元年为襄王之元年故也。
孟子为卿于齐，其于梁则客也。故见齐王称臣，见梁王不称臣。
○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不遗亲，不后君，仁之效也。其言义何？义者，礼之所从生也。昔者齐景公，有感于晏子之言，而惧其国之为陈氏也，曰：“是可若何？”对曰：“惟礼可以已之。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又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了民。有子家羁，弗能用也。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图其终，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子曰：“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古之明王所以禁邪于未形，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者，是必有其道矣。○不动心凡人之动心与否，固在其加卿相、行道之时也。枉道事人，曲学阿世，皆从此而始矣。“我四十不动心”者，不动其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为也之心。
○市朝“若挞之于市朝”，即《书》所言“若挞于市”。古者朝无挞人之事，市则有之。《周礼·司市》：“市刑，小刑宪罚，中刑徇罚，大刑扑罚。”又曰：“胥执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凡有罪者，挞戮而罚之”是也。《礼记·檀弓》：“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兵器非可入朝之物。“奔丧，哭辟市朝。”奔丧亦但过市，无过朝之事也。其谓之市朝者，《史记·孟尝君传》：“日莫之后，过市朝者掉臂不顾。”索隐曰：“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古人能以众整如此。”后代则朝列之参差，有反不如市肆者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倪文节谓当作“必有事焉，而勿忘。”忽忘，勿助长也。传写之误，以“忘”字作“正心”二字。言养浩然之气，必当有事而勿忘；既已勿忘，又当勿助长也。叠二“勿忘”，作文法也。按《书·无逸篇》曰：“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亦是叠一句，而文愈有致。今人发言亦多有重说一句者。《礼记·祭义》“见间以侠С。”郑氏曰：“见间当为。”《史记·蔡泽传》：“吾持梁刺齿肥。”索隐曰：“刺齿肥，当为肥。”《论语》：“五十以学《易》。”朱子以为“五十”当作“卒”，此皆古书一字误为二字之证。
○文王以百里“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为此言以证王之不待大尔。其实文王之国不止百里，周自王季伐诸戎，疆土日大。文王自歧迁丰，其国巳跨三四百里之地，伐崇伐密，自河以西，举属之周。至于武王，而西及梁、益，东临上党，无非周地；纣之所有，不过河内殷墟，其从之者亦但东方诸国而已。一举而克商，宜其如振槁也。《书》之言，文王曰：“大邦畏其力。”文王何尝不藉力哉。○廛无夫里之布有夫布，有里布。《周礼·地官》载师职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闾师职曰：“凡无职者，出夫布。”郑司农云：“里布者，布参印书，广二寸，长二尺，以为币，贸易物。《诗》云：‘抱布贸丝。’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传》曰：‘买之百两一布。’”又廛人职：“掌敛市之纟欠布、总布、质布、罚布、廛布。”玄谓宅不毛者，罚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集注》未引《闾师》文，今人遂以布专属于里。
○孟子自齐葬于鲁孟子自齐葬于鲁，言葬而不言丧，此改葬也。礼记改缌，事毕而除，故反于齐，止于嬴，而充虞乃得承间而问。若曰奔丧而还，营葬方毕，即出赴齐卿之位，而门人未得发言，可谓“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而身且不行三年之丧，何以教滕世子哉！
○其实皆什一也古来田赋之制，实始于禹，水土既平，咸则三壤，后之王者不过因其成迹而已。故《诗》曰：“信彼南山，维禹甸之。匀匀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然则周之疆理犹禹之遗法也。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夫井田之制，一井之地画为九区，故苏洵谓万夫之地，盖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间为川为路者一，为浍为道者九，为洫为涂者百，为沟为畛者千，为遂为径者万。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则是一王之兴必将改畛涂、变沟洫、移道路以就之，为此烦扰而无益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