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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林的《日知录》，后人多拿来比黄东发的《黄氏日抄》和王厚斋的《困学纪闻》。从表面看来，体例象是差不多，细按他的内容，却有大不同处。东发、厚斋之书，多半是单词片义的随手札记。《日知录》不然，每一条大率皆合数条或数十条之随手札记而始能成，非经过一番“长编”工夫，决不能得有定稿。试观卷九宗室、藩镇、宦官各条；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条，卷十一黄金、银、铜各条，卷十二财用、俸禄、官树各条，卷二十八押字、邸报、酒禁、赌博各条，卷二十九骑、驿、海师、少林僧兵、徙戎各条，卷三十古今神柯条，卷三十一长城条，则他每撰成一条，事前要多少准备工夫，可以想见。所以每年仅能成十数条，即为此。不然，《日知录》每条短者数十字，最长亦不过一二千字，何至旬月才得一条呢？不但此也，《日知录》各条多相衔接，含有意义。例如卷十三周末风俗、秦纪会稽山刻石、两汉风俗、正始、宋世风俗、清议、名教、廉耻、流品、重厚、耿介、乡愿之十二条，实前后照应，共明一义，剪裁组织，煞费苦心。其他各卷各条，类此者也不少。所以，如果拿阎百诗的《潜丘札记》和《黄氏日抄》《困学纪闻》相比，还有点像。顾亭林的《日知录》，却与他们都不像。他们的随手札记，性质属于原料或粗制品，最多可以比绵纱或纺线。亭林精心结撰的《日知录》，确是一种精制品，是篝灯底下纤纤女手亲织出来的布。亭林作品的价值全在此。后来王伯申（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经义述闻》、陈兰甫的《东塾读书记》都是模仿这种工作。这种工作正是科学研究之第一步，无论做何种学问都该用他。
亭林对于著述家的道德问题，极为注意。他说：“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为自作也”。（《文集》卷二《抄书自序》）又说：“晋以下人，则有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己作者，郭象《庄子注》，何法盛《晋中兴书》之类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日知录》卷十八《窃书》条）又说：“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无隽才，不能通作者之义，其盗窃所成之书，必不如元本，名为‘钝贼’何辞？”（同上）他论著述的品格，谓“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必不可无者，而后为之”。（《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条）他做《日知录》成书后常常勘改，“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削之”（《日知录·自序》）然则虽自己所发明而与前人暗合者尚且不屑存，何况剽窃！学者必须有此志气，才配说创造哩。自亭林极力提倡此义，遂成为清代学者重要之信条。“偷书贼”不复能存立于学者社会中，于学风所关非细。
大学者有必要之态度二：一曰精慎，二曰虚心。亭林著作最能表现这种精神。他说：“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文集》卷四《与潘次耕书》）又说：“古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为之……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也。”（《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条）潘次耕请刻《日知录》，他说要再待十年。其初刻《日知录·自序》云：“旧刻此八卷，历今六七年。老而益进，始悔向日学之不博，见之不卓。……渐次增改，……而犹未敢自以为定。……盖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故昔日之所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所成，不容以自限。”（《文集》卷二）
亭林说：“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自小，少也；自大，亦少也。”（《日知录》卷七《自视然》条）他的《日知录》，阎百诗驳正若干条，他一见便欣然采纳。（见赵执信所作阎墓志）他的《音学五书》，经张力臣改正一二百处。（见《文集》卷四《与潘次耕书》）他说：“时人之言，亦不敢没君子之谦也，然后可以进于学。”（《日知录》卷二十《述古》条）。这种态度，真永远可为学者模范了。
亭林的奢述，若论专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后人。若论方面之多，气象规模之大，则乾嘉诸老，恐无人能出其右。要而论之，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绪。
此外著述，尚有《五经同异》三卷，《左传杜解补正》三卷，此外《九经误字》一卷，《五经考》一卷，《求古录》一卷，《韵补正》一卷，《二十一史年表》十卷，《历代宅京记》二十卷，《十九陵图志》六卷，《万岁山考》一卷，《昌平山水记》二卷，《岱岳记》八卷，《北平古今记》十卷，《建康古今记》十卷，《营平二州史事》六卷，《官田始未考》一卷，《京东考古录》一卷，《顾氏谱系考》一卷，《谲觚》一卷，《茀录》十五卷，《明季实录》一卷，《圣安皇地本纪》二卷，《救文格论》、《诗律蒙告》、《下学指南》各一卷，《当务书》六卷，《菰中随笔》三卷，《文集》六卷，《诗集》五卷。其书或存或佚今不具注。但观其目，可以见其影响于后此学术界者如何矣。要之，亭林在清学界之特别位置，一在开学风，排斥理气性命之玄谈，专从客观方面研察事务条理。二曰开治学方法，如勤搜资料，综合研究，如参验耳日闻见以求实证，如力戒雷同剿说。如虚心改订不护前失之类皆是。三曰开学术门类，如参证经训史迹，如讲求音韵，如说述地理，如研精金石之类皆是。独有生平最注意的经世致用之学，后来因政治环境所压迫，竟没有传人。他的精神，一直到晚清才渐渐复活。至于他的感化力所以能历久常新者，不徒在其学术之渊粹，而尤在其人格之崇峻。
●序
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东吴顾炎武。
●卷一
○三易夫子言包羲氏始画八卦，不言作《易》，而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文王所作之辞始名为《易》。而《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也》，二曰《归藏》，三《易》之名以名之也。
犹之墨子书言“周之《春来》，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周、燕、宋、齐之史，非必皆“春秋”也，而云“春秋”者，因鲁史之名以名之也。
《左传·僖十五年》：战于韩，卜徙父筮之曰吉，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馀，获其雄狐。”《成·十六年》：战于鄢陵。公之，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戚，射其元王中厥目。”此皆不用《周易》，而别有引据之辞，即所谓《三易》之法也。
○重卦不始文王大卜裳《三易》之法，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考之《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迁于东宫，筮之，遇《艮》之《随》，姜曰：“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独言“是于《周易》”，则知夏、商皆有此卦。而重八卦为六十四者，不始于文王矣。
○朱子周易本义《周易》自伏羲画卦，文王作彖辞，周公作爻辞，谓之经。经分上下二篇。孔子作十翼，谓之传。传分十篇：《彖传》上下二篇，《系辞传》上下二篇，《文言》、《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各一篇。
自汉以来，为费直、郑玄、王弼所乱，取孔子之言逐条附于卦爻之下。
程正步传因之。及朱元晦《本义》，始依古文故于《周易·上经》条下云：“中间颇为诸儒所乱，近世晃氏始正其失，而未能尽合古文。吕氏又更定著为经二卷，传十卷，乃复孔氏之旧云。”洪武初，颁《五经》天下儒学，而《易》兼用程、失二氏，亦各自为书。永乐中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传之后。
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复淆乱。“彖即文王所系之辞，传者孔子所以释经之辞也，后凡言传放此。”此乃《彖·上传》条下义，今乃削“彖上传”三字，而附于“大哉乾元”之下。“象者，卦之上下两象及两象之六爻，周公所系之辞也。”乃《象·上传》条下义，今乃削‘象上传’三字，而附于“天行健”之下。此篇申彖传、象传之意以尽《乾》、《坤》二卦之蕴，而馀卦之说因可以例推云。”乃《文言》条下义，今乃削“文言”二字，而附于“元者善之长也”之下。其“彖曰”、“象曰”、“文言曰”字皆朱子本所无，复依程依添入。后来士子厌程传之多，弃去不读，专用《本义》。
而《大全》之本乃朝廷所颁，不敢辄改，遂即监版传义之本刊去程传，而以程之次序为朱之次序。相传且二百年矣。惜乎，朱子定正之书竟不得见于世，岂非此经之不幸也夫？
朱子记嵩山晁氏《卦爻彖象说》谓：“古经始变于费氏，而卒大乱于王弼。”此据孔氏正义曰：“夫子所作象辞，元在六爻经辞之后，以自卑退，不敢干乱先圣正经之辞。”王嗣之意，以为象者本释经文，宜相附近，其义易了，故分爻之象辞各附其当爻下，如杜元凯注《左传》，分经之年与传相附。故谓连合经传始于辅嗣，不知其实本于康成也。《魏志》：高贵乡公幸太学，问博士淳于后曰：“孔子作彖、象，郑玄作注，其释经义一也。今彖、象不与经文相连，而注连之，何也？”后对曰：“郑玄合彖、象于经者，欲使学者寻省易了也。”帝曰：“若合之于学诚便，则孔子曷为不合以了学者乎？”后对曰：“孔子恐其与文王相乱，是以不合。此圣人以不合为谦。”帝曰：“圣人以不合为谦，则郑玄何独不谦邪？”后人曰：“古义宏深，圣问奥远，非臣所能详尽。”是则康成之书已先合之，不自辅嗣始矣。乃《汉书·儒林传》云：“费直治《易》，无章句，徒以彖、象、系辞、文言解说上下经。”则以传附经又不自康成始。朱子记晁氏说，谓：“初乱古制时，犹若今之《乾卦》。”盖自《坤》以下皆依此，后人又散之各爻之下，而独存《乾》一卦以见旧本相传之样式耳。愚尝以其说推之，今《乾卦》“彖曰”为一条，“象曰”为一条，疑此费直所附之元本也。《坤卦》以小象散于各爻之下，其为“象曰”者八，馀卦则为“象曰”者七，此郑玄所连，高贵乡公所见之本也。
程传虽用辅嗣本，亦言其非古《易》。《咸》：“九三，咸其股，亦不处也。”传曰：“云‘亦’者，盖象辞，本不与《易》相比，自作一处，故诸爻之象辞意有相续者。此言‘亦’者，承上爻辞也。”
秦以焚书而《五经》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经》亡。今之为科举之学者，大率皆帖括熟烂之言，不能通知大义者也。而《易》、《春秋》尤为缪戾。以彖、传合大象，以大象合爻，以爻合小象，二必臣，五必君，阴卦必云小人，阳卦必云君子，于是此一经者为拾渖之书，而《易》亡矣。取胡氏传一句、两句为旨，而以经事之相类者合以为题，传为主，经为客，有以彼经证此经之题，有用彼经而隐此经之题，于是此一经者为射覆之书，而《春秋》亡矣。复程、朱之书以存《易》，备《三传》、啖、赵诸家之说以存《春秋》，必有待于后之兴文教者。○卦爻外无别象圣人设卦观象而系之辞，若文王、周公是已。夫子作传，传中更无别象。其所言卦之本象，若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之外，惟《颐》中有物，本之卦名；有飞鸟之象，本之卦辞，而夫子未尝增设一象也。荀爽、虞翻之徒，穿凿附会，象外生象：以同声相应为《震》、《巽》，同气相求为《艮》、《兑》，水流湿火就燥为《坎》、《离》，云从龙则曰《乾》为龙，风从虎则曰《坤》为虎。十翼之中，无语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指荒矣。岂知圣人立言取譬，固与后这文人同其体例，何尝屑屑于象哉。王弼之注虽涉于玄虚，然已一扫《易》普炎榛芜，而开之大路矣。不有程子，大义何由而明乎？
《易》之互体卦变，《诗》之叶韵，《春秋》之例月日，经说之缭绕破碎于俗儒者多矣。《文中子》曰：“九师兴而《易》道微，《三传》作而《春秋》散。”○卦变卦变之说，不始于孔子，击公系《损》之六三已言之矣。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是六子之变皆出于《乾》、《坤》，无所谓自《复》、《后》、《临》、《遁》而来者，当从程传。
○互体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两体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谓之互体。其说已见于《左氏·庄公二十二年》：陈侯筮，遇《观》之《否》，曰：“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注“自二至四有艮象，艮为山”是也。然夫子未尝及之，后人以杂物撰德之语当之，非也。其所论二与四、三与五同功而异位，特就两爻相较言之，初何尝有互体之说。
《晋书》：荀ダ尝难钟会《易》无互体，见称于世；其文不传。新安王炎晦叔尝问张南轩曰：“伊川令学者先看王辅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轩曰：“三家不论互体故尔。”
朱子《本义》不取互体之说，惟《大壮》六五云：“卦体似《兑》，有羊象焉。”不言“互”而言“似”；似者，合两爻为一爻则似之也。然此又创先儒所未有，不如言互体矣。《大壮》自三至五成《兑》，《兑》为羊，故爻辞并言羊。○六爻言位《易》传中言位者有二义。列贵贱者存乎位，五为君位，二三四为臣位，故皆曰同功而异位。而初上为无位之爻，譬之于人，初为未仕之人，上则隐沦之士，皆不为臣也，故《乾》之上曰“贵而无位”，《需》之上曰“不当位”。若以一卦之体言之，则皆谓之位，故曰“六位时成”，曰“《易》六位而成章”，是则卦爻之位非取象于人之位矣。此意已见于王弼《略例》，但必强彼合此，而谓初上无阴阳定位，则不可通矣。《记》曰：“夫言岂一端而已，夫各有所当也。”○九二君德为人臣者必先具有人君之德，而后可以尧舜其君。故伊尹之言曰：“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武王之誓亦曰：“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
○师出以律以汤、武之仁义为心，以桓、文之节制为用，斯之谓律。律即卦辞之所谓贞也，《论语》言子之所慎者。战长勺以诈而败齐，泓以不禽二毛而败于楚，《春秋》皆不予之。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虽三王之兵，未有易此者也。○既雨既处阴阳之义莫著于夫妇，故爻辞以此言之。《小畜》之时求如任、姒之贤，二南之化不可得矣。阴畜阳，妇制夫，其畜而不和，犹可言也。三之反目，隋文帝之于独孤后也。既和而惟其所为，不可言也。上之既雨，犹高宗之于武后也。○武人为于大君武人为于大君，非武人为大君也。如《书》“予欲宣力四方，汝为”之“为”。六三，才弱志刚，虽欲有为而不克济，以之履虎，有人之凶也。惟武人之效力于其君，其济则君之灵了民，不济则以死继之，是当勉为之而不可避耳，故有断ㄕ决腹，一瞑而万世不视，不知所益，以忧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过涉之凶，其何咎哉。
○自邑告命人主所居谓之邑，《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书》曰：“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曰：“惟臣附于大邑周。”曰：“作新大邑于东国洛。”曰：“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白虎通》曰：“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师”是也。《泰》之上六，政教陵夷之后，一人仅亦守府，而号令不出于国门，于是焉而用师则不可，君子处此，当守正以俟时而巳。桓王不知此也，故一用师，而祝聃之矢遂中王肩；唐昭宗不知此也，故一用师而歧之兵直犯阙下。然则保泰者，可不豫为之计哉。
《易》之言邑者，皆内治之事。《》曰“告自邑”，如康王之命毕公“彰善瘅恶，树之风声”者也。《晋》之上九曰“维用伐邑”，如王国之大夫，“大车槛槛，毳衣如”，国人畏之，而不敢奔者也。其为自治则同，皆圣人之所取也。
○成有渝无咎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殁于宫。《传》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圣人虑人之有过不能改之于初，且将遂其非而不反也，教之以“成，有渝无咎”，虽其渐染之深，放肆之久，而惕然自省，犹可以不至于败亡。以视夫迷复之凶，不可同年而论矣。故曰：“惟狂克念作圣。”
○童观其在政教则不能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而所司者笾豆之事；其在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