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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怕我们在这几个问题上对他们展开斗争，特别是怕镇压反革命。我们的镇反工作搞得好。这个工作要注意讲规格，没有规格那是很危险的。要合乎标准才叫反革命，就是要搞真反革命，不要搞出假反革命来。也要估计到，可能会出假反革命，说不出，那很难。但是，我们要求出少一点，尽可能不出假反革命。要完全合乎规格，货真价实，硬是真反革命，不要冤枉好人。同时，也可能漏掉一些真反革命。你说这次搞得那么干净，也不见得，漏掉是难免的，但是要尽可能少漏掉一些。
二、在合作化问题上争论的总结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群众的许多发明，破除了许多迷信，打破了许多错误观点。这次讨论，解决了在几个月以前很多人还是不明了的许多问题。
首先，是大发展好还是小发展好的问题。这是一个主要问题，争论很大，现在解决了。群众要求大发展，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要求农业适应工业，所以那种主张小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
其次，是晚解放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山区、落后乡、灾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现在解决了，都能发展。
第三，少数民族地区能不能办社的问题。现在证明，凡是条件成熟了的地方，都可以办合作社。有一部分地方，比如西藏、大小凉山那些地方，现在条件还不成熟，就不能去搞。
第四，没有资金，没有大车，没有牛，没有富裕中农参加，能不能办社的问题。现在证明也是可以办的。
第五，“办社容易巩固难”，这一条迷信也破除了。办社也不是那么十分容易，巩固也不是那么一定困难。一定要讲办社就容易巩固就难，这实际上是主张不要办社，或者少办为好。
第六，没有农业机器能不能办社的问题。一定要有机器才可以办社的空气现在不大了，可是也还有这个观点。这一条迷信也是能够完全破除的。
第七，办得坏的社是不是都要解散的问题。当然有某些少数确实不能办下去的社，可以退到互助组，但一般的所谓坏社，是不应当解散的，经过整顿是可以变好的。
第八，所谓“如不赶快下马，就要破坏工农联盟”，这大概是中央农村工作部传下去的一个“道理”。中央农村工作部不仅出谣风，还出了许多“道理”咧。 我看这一句话大体“正确”，只改一个字，把“下”字改为“上”字就行了。你们农村工作部也不要悲观，你们给我这么多字都采用了，只改了你一个字。一字之差，我们的争论就是一个字，你要下马，我要上马。“如不赶快上马，就要破坏工农联盟”，的确是要破坏的。
第九，所谓“耕牛死亡，罪在合作社”，这种说法是不完全合乎实际情况的。耕牛死亡主要原因不在合作社，而是由于水灾，牛皮价格过高，饲料不够，还有一些是老了，应当杀了。
第十，所谓“农村紧张根本由于合作社办得太多了”，这么讲是错误的。我们今年春季农村的紧张情况，主要是由于粮食问题引起的。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广大农民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充分的教育，同时我们的粮食工作也有缺点。去年究竟购多少适当，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摸底，多购了七十亿斤。现在我们就来一个调整，准备减购七十亿斤，加上今年又丰收，这样，农村情况也就可以缓和下来。
第十一，还有一种什么“合作社只有三年优越性”的说法，这是悲观主义。我看合作社的优越性决不止三年，社会主义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到了将来社会主义不能代表优越性的时候，又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来代替它。
第十二，应不应当在最近一个时期办一些高级社？这个问题在过去是不清楚的，这次大家提出来了。应当办一批高级社。至于办多少，你们去研究。
第十三，所谓“木帆船、兽力车不能办合作社”，这也不对。今天看起来，从事木帆船、兽力车这类运输业的几百万劳动者，也应当组织合作社。
根据大家的讨论，我们解决了这许多问题，这是这次中央全会的重大收获。
三、关于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问题
全面规划应当包括：第一，合作社的规划；第二，农业生产的规划；第三，全部的经济规划。农村全部的经济规划包括副业，手工业，多种经营，综合经营，短距离的开荒和移民，供销合作，信用合作，银行，技术推广站等等，还有绿化荒山和村庄。我看特别是北方的荒山应当绿化，也完全可以绿化。北方的同志有这个勇气没有？南方的许多地方也还要绿化。南北各地在多少年以内，我们能够看到绿化就好。这件事情对农业，对工业，对各方面都有利。
还有什么规划呢？还有文化教育规划，包括识字扫盲，办小学，办适合农村需要的中学，中学里面增加一点农业课程，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发展农村广播网、电影放映队，组织文化娱乐等等。还有整党建党、整团建团、妇女工作，还有镇压反革命。在整个规划里面都要有这些部分。
规划应当有这么几种：（一）乡村合作社的规划。每个合作社应当有个规划，虽然小也应当有规划，让他们学会搞这一套。（二）全乡的规划。我们全国有二十二万多个乡，搞二十二万多个乡的规划。（三）全县的规划。我们希望每一个县搞一个。现在，有的县已经搞出了很好的规划，看了很有味道。他们思想解放，天不怕地不怕，没有什么脚镣手铐的束缚，规划搞得很生动。（四）全省（或自治区、各市郊区）的规划。这里面着重全乡的规划，全县的规划。要抓住这两个环节，迅速作出一批，比如一个省里面搞三、四个县的规划，发出来要各地仿照办理。
合作化的规划，要分别不同地区规定发展的速度。分三种地区。第一种多数地区，第二种一部分少数地区，第三种又一部分少数地区。多数地区要有三个浪潮，三个冬春。三个浪潮是：今冬明春，明冬后春，再加一个冬春。三个冬春就是三个浪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间要歇一歇。两山之间有一谷，西波之间有一伏。这种地区到一九五八年春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第二种地区有两个冬春、两个浪潮就够了。比如在华北，东北，还有一些郊区。这一部分地区中有个别地区到明年春季就可以基本合作化了，只有一个浪潮就到了。第三种地区，就是另外一些比较少数的地区，需要有四个五个甚至六个冬春。这里还要除开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即大小凉山、西藏以及其他一些条件不成熟的少数民族地区，条件不成熟的不能搞。什么叫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呢？这就是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的农村人口加入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这里面有一个回旋的余地，百分之七十也可以，百分之七十五也可以，百分之八十或者超过一点也可以，这样就叫作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剩下一点那是以后的事了。太慢了不好，太急了也不好，太慢太急都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慢机会主义，一种是急机会主义。这样讲老百姓比较容易懂。
省（市、区）一级，地区一级，县一级，这三级必须时刻掌握运动发展的情况，一有问题就去解决。切记不要使问题成了堆，才来一个总结，放马后炮。过去我们许多工作是这样搞的，中间有问题不去解决，让它去成堆，然后到完了的时候来一个总结，来一个批评。有些同志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是犯过这个错误的。，不要专门喜欢事后批评。事后也必须批评，最好是刚露头就批评。专门喜欢事后批评，缺乏临机应变的指导，这是不好的。如果遇到情况不对，怎么办呢？情况不对，立即煞车，或者叫停车。象我们坐车子一样，下陡坡遇到危险，马上把车煞住。省、地、县都有煞车的权力。必须注意防“左”。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说要“左”倾，“左”倾机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以后在发展合作社的工作上，我们要比什么呢？要比质量，比规格。数量，或者速度，有前面所说的那个规定就行了，重点是比质量。质量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怎样才会增加生产，怎样才会不死牲口？这就要遵守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有全面规划，要有灵活的指导。有这几条，我看就可以使合作社的质量比较好，就可以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我们务必避免苏联曾经犯过的大批杀掉牲口的那个错误。关键在今后两年，主要在今后五个月，就是今冬明春。从今年十一月到明年三月，请你们各位注意，务必不要出大问题，不要发生死一批牛的事。因为我们现在拖拉机还很少，牛是个宝贝，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
在今后五个月之内，省一级，地区一级，县一级，区一级，乡一级，这五级的主要干部，首先是书记、副书记，务必要钻到合作社问题里面去，熟悉合作社的各种问题。时间是不是太短？我看有五个月切实钻一下也可以。省级同志认真地钻一下，当然很要紧，特别是县区乡的同志，如果他们不钻，搞起许多合作社，自己又不懂，那很危险。如果老钻不进去，那怎么办呢？就应当改换工作。五个月以后，即明年三月以后，中央也许再召集一次现在这样的会。到那个时候我们要比质量，大家发言的重点，就不要重复这次的讲演稿，要有新东西，就是要讲全面规划的问题，经营管理的问题，领导方法的问题。要讲有些什么好办法，可以使合作社办得又快又多又好。就是说，要讲质量问题。
领导方法很重要。要不犯错误，就要注意领导方法，加强领导。有几项关于领导方法的建议，看是不是可行。这就是我们大家都在做的，一年开几次会，或者大会或者小会，解决当前发生的问题。如果有问题，就要从个别中看出普遍性。不要把所有的麻雀统统提来解剖，然后才证明“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从来的科学家都不是这么干的。只要有几个合作社搞清楚了，就可以作出适当的结论。除了开会的方法以外，还有打电报、打电话、出去巡视这些方法，也是很重要的领导方法。另外，各省要选择恰当的人，办好刊物，改善刊物，迅速交流经验。再一点建议，是不是请你们试试看。我用十一天工夫，看了一百二十几篇报告，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宽，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2＇。你们每个省、每个自治区是不是可以一年或者半年编一本书，每个县搞一篇，使得各县的经验能够交流，这对迅速推广合作化运动有好处。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发简报。县委对地委，地委对省委、区党委，省委、区党委对中央，都要有简报，报告合作社进度如何，发生了什么问题。各级领导接到这样的简报，掌握了情况，有问题就有办法处置了。这是关于几个领导方法的建议，请各位同志考虑。
四、关于思想斗争
历来的经验说明一条：思想斗争必须中肯。现在有一句话，就是要思想交锋。好比打仗，你一刀杀来，我一刀杀去，两把刀子要打中，这叫交锋。思想不交锋，就缺乏明确性和彻底性，这个不好。在这一次会议上，我们就在思想上交锋了，有明确性了，有彻底性了。这个办法，首先一个好处是帮助大多数同志把问题弄清楚，再一个好处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
关于犯错误的同志，我想只有两条：一条，他本人愿意革命；再一条，别人也要准许他继续革命。本人也有不愿意继续革命的，比如陈独秀不愿意继续了，张国焘不愿意继续了，高岗、饶漱石不愿意继续了，那是极少数的。大多数人是愿意继续革命的。但是还有一条，要准许别人革命。我们不要当《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也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高岗不准人家革命，结果还不是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历史的经验证明：犯教条主义错误和经验主义错误的人，绝大多数是能够改正的。这要两条：一方面要有严肃的批评，一方面要有宽大的态度。没有后一条是不好的，关系就不正常。谁不犯一点错误呢？无论是谁，总要犯一些错误的，有大有小。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有陈光、戴季英。除了这样极少数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是能够挽救的，都是能够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去改正错误的。我们应当这样做，应当有这种信心。犯错误的本人也应当有这种信心。
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部分同志，首先是邓子恢同志犯了错误。他这一次所犯的错误，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属于经验主义性质的错误。邓子恢同志作了自我批评，虽然各小组会上有些同志觉得他讲得还不彻底，但是我们政治局的同志，还有一些同志，谈了一下，觉得基本上是好的。在现在这个时候，他有了这样的认识，已经是好的了。邓子恢同志在过去长期革命斗争中做过许多工作，有成绩，应当承认。但不要以成绩当包袱。这一点他自己说了，说是有点摆老资格。人要虚心一点。只要虚心，愿意接受同志们的帮助，我们相信他的错误是能够改正的。
过去邓子恢同志有过依靠商人（就是依靠资产阶级）和“四大自由”这种纲领性的提法，那是错误的，确实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资本主义性质的纲领，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纲领，是违背七届二中全会限制资产阶级的决定的。我们现在对于城市的资产阶级、农村的资产阶级（富农）是用限制的政策。那种对于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加限制的“四大自由”，就有问题了。我说是“四小自由”。这有大小之分。在限制之下，资产阶级这些自由是有那么一点，小得很。我们要准备条件，把资产阶级这个小自由搞掉。对于城市资产阶级，我们叫做利用、限制、改造。要利用，但是它那个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我们就要限制。这样的政策是又不“左”，又不右。根本不限制，那就太右了。限制死了，根本不准他们搞什么东西，那就太“左”了。列宁说过，一个政党如果在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就想把资本主义一下子统统搞掉，那不仅是愚蠢，而且是自杀＇3＇。但是邓子恢同志的提法是不对的，因为他不提限制，跟中央的提法不同，跟二中全会的提法不同。
有些同志，对于党的决议和党在长时期中提倡的政策，差不多根本不理，似乎没有看过，也没有听过，不晓得什么道理。比如互助合作运动这件事，多少年以来，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延安，在那一个根据地都搞过，却等于没有看见，没有听见。一九五一年冬季中央就有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也是没有看见。一直到一九五三年还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惠。言不及义者，言不及社会主义；好行小惠者，好行“四大自由”之小惠。就是讲，有些同志对于党的决议或者长期提倡的一些政策，一些纲领，根本不理，自己单另搞一套。他们也不去查一查，同类性质的问题到底过去有人讲过没有，怎么讲的。有些历史学家对乌龟壳、金石文和地下挖出来的其他古东西还要去考，而这些同志对我们的时间不长的东西，却根本不理，也懒得去查。总而言之，两耳不闻窗外事，就是那样写，就是那样讲，例如讲些什么“四大自由”呀这类东西，结果好，碰了壁。
还有些同志老是很喜欢分散主义，闹独立性，甚至闹独立王国，觉得独裁很有味道。原先是图舒服，立起一个王国来，自己称王。结果怎样呢？结果搞得很不舒服，要受批评。不是有个《大登殿》的戏吗？看那个薛平贵做起王来很舒服，他那个时候没有自我批评。这一点不好。有许多人总是不爱跟人家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