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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回答说：“啊，这已经是很难的了。在法国，即使是当一名电影女导演也已经是够不寻常的了。别的且不论，如果我得做一个一流导演的话，那就太难了！”做一个导演她已经相当满足了，即使做一个平庸的导演她也满足了。她的抱负是有限的，这是因为她从来就没有想象过她会有拍摄一流电影的财力，同时也因为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对她来说能拍摄二三流的影片已经足够了。
最后，还有一条使妇女对自己无足轻重的地位感到满足的原因。考虑到妇女的双重角色，考虑到那些工作的妇女同时也想过一种幸福的生活，也想有一个爱自己的人，有一个成功的家庭，因此她觉得在职业这架飞机上占一个后排座位是可取的。一个男人在医生、外科医生或是律师的岗位上干得越好，人们就会觉得他越有吸引力；她的妻子会钦佩他，也为他感到高兴。然而，如果一个女人的成就太大，那她就得冒使她的丈夫感到不舒服、令他烦恼、觉得丢脸的风险。她不敢这样做。我们有理由说妇女在事业上的平庸是由各种不同的情形造成的，而这些情形并不是她们天性的产物，而是她们的处境的产物。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今天的演讲主要要探讨的问题，也即艺术和文学的创造力。你们一定会对我说，在这一方面个人对于他人的依赖性要比在其它更为传统的职业中的依赖性少得多。一个在家里呆着的妇女有很多的空闲时间，她比一个整天把时间耗在办公室里的男人有更多的时间去创作，去实现自己的抱负。她为什么不更好地利用她的自由呢？
首先让我们问一下自己，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一直到今天，为什么女画家和女雕刻家寥若晨星呢？让我们仔细地看一看她们的情况。我们会很快发现在职业领域里起作用的那些因素也同样在这一领域里起作用。一个想成为雕刻家或画家的男孩子很少能得到家庭的支持，在整个学徒过程中他得奋斗。但是，如果是女孩子的活，情况就会更糟。人们会认为她发疯了；人们会告诉她去做一些女人该做的事，比如说打字或做衣服什么的。只有极少数
的女子能够真正当学徒，以求成为一名画家或雕刻家。在这一点上，统计数字又能说明一些问题：想成为画家或雕刻家的妇女越少，能创造出伟大艺术作品的妇女也就越少。在这里，我以前所提到过的那个障碍也是一个因素，因为这些职业实际上是需要一定数额的本钱的。这样的职业需要得到相当数额的资助。诚然，朋友或家庭有时可以提供这种资助。但是这种资助只会提供给一个男人，而不会提供给一个女人。
此外，要想赚钱就必须得到艺术品商人和艺术品收藏家们的支持。我知道事实上艺术品收藏家和艺术品商人是不会支持一个年轻女子的。他们为自己的这种作法辩解说，她会结婚而放弃绘画；如果她已结婚，他们又会说，她将开始操持一个家庭而放弃绘画；如果她已经有了孩子，他们又会说，她会有更多的孩子而放弃绘画。他们总是在假设，认为一个女子总有那么一天会放弃绘画，因此对她的投资是不合算的。事实上，在这种解释的背后掩藏着另一种更没有理性的想法；他们的真实想法是“她是一个女人，因此地不可能是很有才能的”。因此，他们就拒绝为她提供条件，使她得以发挥自己的才干，证明自己是有些才能的；这等于进一步加深了原来那种陈腐的偏见：她是一个女人，因此她不可能是很有才能的。
另外，如果从一开始一个女人不能靠自己的艺术来维持生活的话，她所面临的困难是相当惊人的。一个不得不拼力挣扎、以求生存的男画家可以过一种被人称之为放荡不羁的生活，他的居住条件可能极差，他的衣着可能很寒酸，他可能没有社会地位，他可能经常在各种酒馆里闲逛。但是，这样一个男子会被人们看作是一位艺术家。他被归入某一类型并被人们所接受；他的怪癖表明了他的职业，也证明了他的才能。如果一个女人要选择同样的生活方式，那她付出的代价就要大的多：不能有一个很舒服的家，不能穿讲究的衣服，而这些是和大部分妇女头脑中传统的自我形象截然相悖的。人们必须明白，每一个妇女——无论她是何等的解放——都深受她的教育和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抚养的影响。因此，她们会犹豫不决；很多人不会有勇气去过这样一种生活；而那位有勇气过这种生活的女子就会在街上遭到人们的嘲笑，被人们戳脊梁骨。她不会被人们看作是一位艺术家，而是一个疯女人或是一个怪物。一个女人需要有比一个男人更大的勇气才能接受这样一种生活。如果她结婚有了家庭，那么她要继续工作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对很多妇女来说，要在做母亲和一种有创造性的职业二者中选择需要痛苦的斗争。男人就不必作此选择；他很容易地就会成为父亲，享受家庭生活，有妻子，有家庭，能有一种完全的、成功的感情生活，同时仍然可以是艺术家。
也有一些有决心的妇女，为了绘画或雕刻，她们情愿放弃其他一切。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她们耗尽了自己的精力，要抵御来自公众舆论对她们的压力，又要战胜她们自身内在的阻力。因此，她们发现在自己的工作中远不如男人们自由，他们就可以免受所有这些困难。自由是我们所说的天才得以发挥的最必需的条件之一。要达到创造力的最高水平，一个人就得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地为这个目标而奋斗，要有完全的自由而不受任何烦恼的干扰。现在我们触及到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它能使我们理解在文学这个看起来妇女很容易就能发挥自己才能的领域里，为什么妇女还是低男人一等，而只有个别是例外。在解释妇女所取得的成就的局限性时，我们应该看到妇女主观条件的作用远比我刚才一直讨论的客观条件更重要得多。
乍看起来，想搞写作的妇女是有希望的。当然，有些妇女生活在像弗吉
尼亚。伍尔夫描述的那种环境里，连个自己的房间也没有。可是有些人的情况则不同，一旦子女长大成人，她们就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在那些家庭条件较好、通常家里有帮手的家庭里，她们甚至在子女长大成人之前就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她们不能取得成就的原因既不是缺乏训练，也不是时间不足。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中只有极少数干出了一些成就呢？在那些有某种价值的人中又为什么只有极个别的人是真正一流的呢？
第一个原因是，只是因为没有别的事干而从事写作的妇女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的，这一点和那些无其他事可做而提笔写作的人的想法正好相反。
写作是一种使命，它是对一种呼唤的回答，而这个呼唤通常是在一个人小的时候就已经听到了。在这一点上我想说的是，社会上的一切都是在鼓励男孩子要有抱负，而没有任何东西是在鼓励女孩子要同样有抱负。如果想写作，也就是说想以某种方式改变世界，想为这个世界负起责任并将此告诉别人，你就需要有惊人的抱负。抱负这东西是一种鼓励男孩子要有的东西，因为他属于一个高级的性别。从他开始懂事的那天起，从一开始就给他树立起一个男子气概的典范，目的是不断地鼓励他去超越别人。社会要求他出人头地，要干得比他的同辈人出色。
一个小女孩的情形就与此完全不同了。从一开始，她就传统地与自己的母亲认同，而她的母亲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位传统的女性，一个相对的存在，一个附属的存在。因此，她就学着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相对的和附属的存在。
在她的娱乐活动中，在她的梦想中，在她的神话故事中，她都渴望自己能成为这样一个相对的和附属的存在，也就是要摒弃或抑制一切抱负。因为她缺乏抱负，因为她觉得自己是个相对的存在，因此她觉得她受到了社会的保护；社会并不要求她有杰出的表现，也不要求她自立。因此她也就不必去超越或改变她所生活的那个世界。她不像男孩子那样需要去创造出一件艺术作品来；她比男孩子更顺从，而顺从恰与创造力相对立。创造力的源泉就存在于与现实的论战斗争之中。因此，由于上面所提到的种种原因，女孩子们往往远比男孩子们更少选择有创造性的职业。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成年妇女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在文学创作这一方面所看到的情况是不错的，但这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正如我刚才所说，要创作就要向人们揭示这个世界；因此，一个人必须能够观察这个世界，而要想观察这个世界，就必须和这个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你完全卷入某种事件，你就无法描述它。一个在战场上厮杀的士兵是无法描述那场战斗的。但是同样，如果你完全不了解情况，你也无法描写它。如果有谁试图在没有见过任何战斗场面的情况下去描述一场战斗的话，那后果会是很糟糕的。略微沾一点边的人占据最有利的位置：比如说一个战地记者，他分担一点交战双方的风险，但不是所有的风险；他卷入了军事行动，但不是完全卷入；那么他就处于描述这场战斗的最佳位置。妇女的情况与此相类似。
这个世界是一个男人的世界，重要的决定、重要的职责及重要的行动都靠男人。妇女生活在这个世界的边缘，她们只通过自己的私生活，通过男人们，以一种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方式和这个世界保持接触。她们比男人们有更多的由自己支配的时间。她们不只是有时间，她们还有那种注意、观察和批评世事的内在气质。她们习惯于做旁观者，而这对于任何一个想写作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有利的位置。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妇女所处的位置使她们能够进行文学创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大量由妇女创作的重要而成功的作品的原因。
真正伟大的作品是那些和整个世界抗辩的作品。而妇女却是不会这么做的。要和整个世界抗辩就需要对世界有一种深切的责任感。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在这个程度上来说妇女是不负责任的。她们不必像伟大的艺术家们那样去为这个世界承担责任。她们不以任何激进的方式和这个世界抗辩。这就是为什么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妇女从来就没有建立过什么主要的宗教或哲学体系，甚至连什么主要的思想体系也没有建立过。要和这个世界抗辩好像就必须抛弃所有通常认为是想当然的东西——就像笛卡尔对待所有知识那样——一切从零开始。考虑到妇女的处境，她们实在是无能为力。
毫无疑问，人们会说就过去的妇女而言，情况是好的。但是，对于今天的妇女们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现在，妇女们应当能够掌管事务，和男人们一样感到对世界负有责任。她们应该有能力以同样的方式和这个世界抗辩，摧毁这个世界，以求建立一个与此不同的世界。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我们不仅不能低估她们所受教育的重要性，而且也不能低估妇女生活的整个处境的重要性。这种处境在今天和过去并没有什么两样。
让我重复一遍，妇女是受条件限制的。她们不仅受从父母和老师那里直接受到的教育的限制，而且也受到她们，受到她们所读的书——包括女作家们所写的书——所传给她们的那些神话的限制。她们受到传统的妇女形象的限制，而她们感到要脱离这种模式又是极其困难的。另外，我刚才所提到的有关妇女选择职业的几种因素——她们在男人面前感到羞怯，她们害怕如果自己的事业太成功就会搅乱家庭生活的平静——在这里也起一些作用。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妇女都是如此。有一些妇女就拒绝接受传统的妇女形象，她们设法创作对她们来说难度大、份量重的作品。她们一心致力于自己的创作。在今天的法国，对一些妇女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写作，其它一切都是次要的。她们每天的生活是围绕着这个基本点而安排的。除此之外，她们对世事感兴趣，参加各种社会和政治活动。就她们的生活方式和艺术成就而言，她们和许多男作家不相上下。然而，在她们任何一个人中我们都找不到我称之为某种极端的品质，因为她们无法摆脱那些关于女性的神话。每个世纪中只有五六个人对自己有这种不可思议的自信和如此严格的标准。她们这些人要想开花结果就需要有特殊的条件，而其中第一条就是要做一个人。妇女对自己没有足够的信心，因为别人对她们没有信心。她们对自己也没有什么极端的要求，而仅这些极端的要求就能使一个人得以取得最高的成就。由于妇女没有这种严格的标准，因此她们就缺乏那种极大的耐心，而布丰则把这种极大的耐心称之为天才的真髓。她们没有这些品质不是因为她们本质上有什么缺陷，而是由她们所经历的条件作用所造成的。
因此，最后我想说，很多人关于创造力的本质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他们认为创造力是某种自然的东西，艺术家和作家就像奶牛产奶那样创作艺术作品。妇女的本质决定了她们不能有这种生产力。说实话，创造力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它受到社会名个方面的制约。所以说问题是很清楚的，男人和女人的处境完全不同，女人的条件比男人的条件差，给予她们的机会要少，因此她们的成就也就会少。确实不能说如果给妇女以均等的机会她们会比男人们干得差些，因为机会确实不是均等的，从来就不是，在当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机会都远不是均等的。如果说我强调了这一点作为我演讲的主题，那是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恶性循环之中，我想让妇女逃离这一恶性循环。
人们总是告诉她们，过去的妇女没有取得任何伟大或持久价值的成就，这是
为了使她们泄气。他们说这话的基本意思是：明智一点，你们永远也不会取得任何真正有价值的成就，所以也就不必浪费时间去尝试了。考虑到公众舆论的巨大力量，妇女们很容易地就相信了。我想让她们认识到情况并非如此；她们还没有取得更多的成就只是因为她们还没有得到一次真正的机会；如果她们为得到更多的机会而斗争，她们同时也是在为自己的成就而斗争。妇女不可被过去所吓倒，因为在这一领域里和在其他一切领域里一样，过去决不能证明将来。
节选自《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1972年
爱丽丝。史瓦兹（以下简称“爱”）：你对妇女处境的分析一直是最激进的，自从1949年你出版《第二性》后，还没有人能超越你。新的妇女运动主要受到你的启发。但是在23年之后的现在，你才以实际行动参加了妇女的集体奋斗，你加入去年11月的国际妇女游行行列，这是为什么？
西蒙。波娃（以下简称“西”）：因为我发现在过去20年内，法国妇女的处境并没有改变。在法律方面有一些小的改进，像婚姻及离婚法。避孕虽然比较普及了，但普及的程度还不够，只有7％的法国妇女服用避孕药。在工作方面，妇女并未获得任何重要的进展。职业妇女虽较过去多了些，但人数并不很多，而且仍局限于低级工作。多担任秘书而不是经理，做护士而不是医生。比较有趣的行业把妇女完全排除在外，在职业的升迁发展方面，妇女也受到很大的限制。这种情形迫使我思考。我认为妇女如果真想改变处境，必须采取主动。当法国的妇运者来和我接触时，我自愿加入她们的奋斗。她们问我是否愿意一起来策划堕胎宣言，和其他妇女一起公开曾经堕胎的事实。我认为这是引起大家注意的有效方式。因此，很自然地我走到街头加入激进分子的游行，接纳她们的口号，主张堕胎自由化，避孕自由化，做母亲自由化。
爱：你谈到法国妇女的处境，不过你也曾访问过若干社会主义国家，在那边妇女的处境是否有根本的改变？
西：是有些不同，几乎所有俄国妇女都工作，不工作的妇女（政要的妻子们）会被别人轻视。俄国妇女颇以工作为荣，她们负有颇多的政治与社会责任，而且真正体验到承担责任的感受。然而，在中央委员会或人代会中握有实权的妇女代表，其人数远低于男性。其他专业领域也是如此。最不吸引人及最不具名声的工作通常都是妇女担任的。在苏联几乎所有的医生都是妇女，因为医疗免费，国家发给医生的薪水很微薄，而医疗工作又特别辛劳。
妇女们被期望能从事医药及教育方面的工作，而真正重要的工作，像科学或工程方面的工作则很少让妇女参与。在苏俄的妇女，一方面仍难获得与男人一样的职业平等，另一方面处境也和其他地方一样恶劣，家事与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