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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将弗洛斯基和特雷奥的疑虑视为机会主义者的妄想。但确信他是凶手的其他人呢？会不会太自私了？证明克雷无辜，汤斯、警方和法院将大难临头。只是哪怕提一提他也许无辜，就会激怒通纳和其他受害者的家属。在达妮身旁，想到这种可能性我就很难受。我为她打开乘客座的车门，然后绕过去坐进驾驶座。
“达妮。”我说，关上车门。
“别说话，”她打断我，“咱们做吧。”
我点点头，发动引擎，开了几个街区，拐进一条安静的街道。我在一辆卡车后找了个树荫下的僻静位置停车，不小心扫了一眼侧镜，看见一辆新型黑色雪佛兰羚羊在街区前面悄悄停车。我们被跟踪了，至少我觉得是这样。达妮抓住我的胳膊，我跟着她爬到后排。她脱掉套头衫，解开牛仔裤的纽扣，我瞥了一眼后视镜——没有看见那辆羚羊。她贴上我的身体，我闭上眼睛。
53
接下来几天，我们追踪达利安·克雷多年前的足迹，尽管去的都是让人心情沉重的地方，克莱尔、达妮和我却越来越像一家人，在不愉快地度假：我开车，达妮看错地图，克莱尔躺在后排，讽刺挖苦说笑话，抱怨晕车、肚子饿，吃过饭继续抱怨晕车。她和达妮似乎不比绝大多数亲戚更憎恨彼此，这种正常的感觉无论多么虚假，都让我有了一定的安全感。几个普通百姓在光天化日之下开车兜风，互相讽刺挖苦，他们能遇见什么坏事呢？晚上我们叫外卖，中餐、日本餐、马来西亚餐，看重播的《法律与秩序》，怀着一丝希望想捕捉有用的教导。但最后学到的只有一点：假如你想知道嫌犯曾经用电话打给过谁，那么就去检查他的LUD（本地通话记录详情），我靠这个赢了克莱尔一块钱。（“为什么要检查他的肺＇lung＇？”）达妮教克莱尔做瑜伽和普拉提，还令我惊恐地展示了几个基础“舞蹈”动作，克莱尔调整了她对脱衣舞娘的敌视态度。
早上吃玉米片的时候，克莱尔对我说：“总之不会是我选择的职业。”
“很好。”我挥舞调羹表示强调，“所以你必须做家庭作业——我说的是自己做。”
“但达妮很好玩，知道好多有意思的事情。举例来说，你知道白宫痔疮膏能去眼袋吗？”
“我得试试看。”
“我宁可我老爸约会的是脱衣舞娘，而不是那些假惺惺的高级女经理，一个个身穿迷你裙，总想扑上来拥抱我。贱——人。”
我们三个开车去阿斯托里亚找哈瑞尔家，他们的女儿南希遇害前和他们一起住在那儿。一路上我都在找那辆黑色羚羊，但始终没有看见，最后我认为是自己犯了疑心病。
我们找到那个街区，但找不到那个门牌号。沿着那条马路来来回回走了几趟，我们得出结论：他们家和这个街区绝大多数一两户一幢的房屋一样，已经被夷为平地。原址如今是一幢十层的玻璃和钢架大楼。我们停好车，从新办公楼门前走过。商业人士打扮的男男女女，脖子上挂着证件，站在门口吸烟。不知道哈瑞尔一家是怎么想的。凶案和审判之后，他们卖掉屋子，搬家去了本州北部。他们也许很高兴，因为有买家肯消灭对他们而言只象征着痛苦的东西：变成纪念堂的家园。然而，我还是很难受。克雷夺走了那个姑娘的未来，现在她的过去也被抹除，取而代之的是个空白盒子，而我们站在这里，能看见的只有自己的影子。
希克斯一家曾经是农民，至少按照我的标准来说是农民，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什么地方，但他们的女儿在华盛顿高地生活，学习表演，在下城的一家餐厅当女招待。我们在那家餐厅吃过饭，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因为到了午饭时间。虽说天气还冷，但我们还是坐在室外。在这里的菜单上，薯条被叫作“棍棍”，达妮点的芝士培根汉堡叫“肉肉”。我为我们的女招待感到抱歉，她身穿人造纤维条纹制服，拼命挤出笑容，说到“超大份超美味的黑椒奶酪脆玉米片”时哧哧直笑。
克莱尔从墨镜边缘投去一个非常克莱尔的眼神。“我看恐怕没那么好味吧。我就要奶酪芝士卷饼吧。话说这名字是不是有点啰嗦？”她说。
“绝对的。”可怜的姑娘吓得够呛，尖声笑道。我在她身上看见珍内特·希克斯的影子。贪婪、饥渴、绝望，最害怕的是无法成为明星，甚至忘了应该害怕达利安·克雷，心甘情愿地走向末日。我们开车经过演艺学校——学校还在原处，中城的一幢办公楼里，达利安在那儿贴告示招募模特；然后继续向北去华盛顿高地。在百老汇大道上，我似乎又看见了那辆黑色雪佛兰，它急急忙忙闯过一个红灯。
珍内特·希克斯和两名室友住在河岸公路旁一幢公寓楼的十层。早晨她沿河慢跑，去多米尼加人开的一家面包店喝橙汁，下午去上即兴表演课，整晚端盘子，上贵得离谱但难吃的汉堡。
我们走过她居住的街道，拐进公园。尽管能感觉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浸染，分割公寓开发商在驱赶住户，但高地的变化比纽约的大部分地区要小，就目前而言还保持着原有的风味。人们在商店里说西班牙语。老妇人在窗口看风景，母亲坐在门廊上，孩子在街上玩耍。太阳正在西沉，一整个街区庄严的古老建筑物渐渐变暗，仿佛船只慢慢下水。夜晚很快就要来临，有人会在窗口或车里播放萨尔萨舞曲，响得整条街都听得见。夏天很快就要到了，会有人为孩子们打开消防龙头。
每个夜晚，去过这些只有我们才知道的纪念地之后，达妮和我开车躲进停车场或小巷，重复我们的怪异仪式，在后座上无言地撕扯肉搏。
54
尽管转卖了好几次，但通纳家在大颈区5的旧宅还是和照片上没什么区别：白色廊柱，高门大院。通纳如今和新妻子住在附近一个更奢华区域一幢更大的宅子里。不过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那家工厂，工厂原本属于他妻子的父亲，妻子遇害后由他继承，现在仍旧归他所有，克雷曾在那里短暂地工作过。工厂是一幢没有窗户的狭长建筑物，围墙顶端有铁丝网。汤斯说他们生产塑料袋，但实际上里面在做什么都有可能。我们绕着工厂转了几圈，最后在门口停车，看着卡车进进出出。这一天就快结束，我们都累了。三个人都在打电话的时候，有人敲了敲达妮身旁的车窗。她吓了一跳。
“妈的。”
敲车窗的是工厂保安。达妮摇下车窗。
“什么事？”
“不好意思，你们在找人吗？”
“不是，只是停下休息一会儿。”她说，“没问题吧？”
“唔，看见你们开车经过了好几趟，没别的意思。”
“看见？”
“保安摄像头。”他抬手一指，我们望向安装在围墙顶端的摄像头。
克莱尔对着电话说“等一等”，钻到前排面对保安，说：“呃，标志说星期四不准停车，但今天是星期五，所以可以停车，对吧？”
“没问题，小姐。”保安笑得很生硬，有点嘲讽地碰碰帽子，“问问而已，祝你们玩得开心。”
我们看着他穿过马路，走进大门，大门随即关闭。
“有蹊跷。”她说。
“咱们走吧，”达妮说，“那家伙让我起鸡皮疙瘩。”
“还有件怪事，你们知道吗？”我发动引擎，“别惊慌，但我总看见那辆黑车跟着我们。我估计是警察，或者调查局的人。”
“我知道，”达妮说，“看见很多次了。”
“我也是。”克莱尔在后排说。
我心里还有一件事，但不愿说起：名单上明天要查的是朵拉·吉安卡洛。从重访达利安的恶魔足迹之旅开始，我就经常想起这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我知道这和达妮坚持一路陪着我肯定有关系。但我们始终避开这个话题。那晚从工厂去她家的路上我们还是没有提起，到了她家，她拒绝我们三个人去吃饭的邀请。我想和她吻别，她只让我亲她的面颊。
“又给你脸色看了？”克莱尔问，她跳到前排，我看着她扣上安全带，这才开车。
“你注意到了？”
“对，我还注意到她的一只袜子卡在后排座位之间。”
我皱皱眉头说：“对不起。”
“所以我猜她昨晚不是这么冷淡，至少没有冷淡得不肯脱光。”“唔，也不算脱光啦。她在你面前大概比较害羞。”
“害羞？她是跳钢管舞的，不可能有这个问题。”
我开车驶向白色城堡，克莱尔想在那儿吃晚饭，估计也是达妮不肯来的理由之一。寂静中时间慢慢过去。我能感觉到克莱尔在看我。
“好吧，要说什么？”我问。
“我不想说得这么直，但你的反应比较慢，所以……”
“所以呢？”
“怎么说呢？达妮人不错，但她对这些案件和她的姐姐怀有古怪的情结。让她情欲勃发的不是你，而是他。”
55
达妮的姐姐在世时住下东区。她有表演和演唱奖学金，靠做模特挣钱贴补。我们驱车经过她在克林顿街的旧住处，然后向北穿过蔓生的纽约大学。纽约大学的扩张犹如蚁丘，逐步占领纽约下城曾经的蛮荒地带，遍地可见悠悠荡荡的人群。就算是十二年前，朵拉居住在这里的时代，附近地区的獠牙也已经差不多被拔光了。九十年代的中产阶级化风潮不但赶走了穷人、艺术家和少数民族，也扫清了毒贩和盗贼，朵拉应该比纽约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要安全。也许她只是不走运，也许繁荣和年轻血液的流入反而引来了更邪恶的一类猎食者。
警方认为，达妮的姐姐就是在某个学生沙龙看见了招募模特的海报：报酬可观，提供免费样片，可以放进履历。她从住处打电话给达利安·克雷，然后于一九九七年二月九日前往皇后区与他见面。
“至少警方是这么认为的。”达妮说。她坐在我身旁，克莱尔在后座假装不理睬我们。“完全是从她对我们父母说的话里推断出来的。没有提人名之类的细节。她只说第二天要去为某个摄影师当模特，钱虽然不多，但她希望能拍几张好照片放在她的书里。警方认为他也有可能是在咖啡馆甚至校园内接近朵拉的。经常有人企图和她套近乎，明白吗？因为她的相貌。”她尴尬地皱了皱眉，意识到她也在描述自己，“她比我出众得多，非常有魅力，所以她才是明星。”她笑着说，“好吧，还有天赋。总之，他想办法将朵拉骗到家里去拍照。”
“你见过那些照片？”克莱尔问。达妮扭头对她无力地笑了笑。
“没见过那些血腥的，但见过普通的那几张，就是警方在克雷的工作室找到的那些，克雷声称她们是自愿拍摄的那些。警方向我们出示照片以辨认身份。我只见过普通的那几张。但我能感觉到照片有问题，照片上的她有问题。我看了很伤心。但本来也应该如此，对吧？出了那种事。事实上我有好几年没见过她和父母了。我住在旧金山，听说她失踪才回家。看见那些照片，我突然为她难过。我记起她从小到大在家里各处拍摄的照片和录像，唱歌和跳舞的课程，我们必须在饭桌上听她练习的台词，她第一次拍摄的大特写，她化了妆做了发型什么的，她最初的几份工作，看见她身穿睡衣出现在邮购目录上，我母亲把广告图片全剪了下来，天知道我老爸后来是怎么处理的，我没有了以前的嫉妒、憎恨和鄙视，我只为她感到悲哀，因为她经历的那些事情——不只是最后的痛苦，而是所有事情。我相信如你所说，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使得过去显得悲哀，像是命中的劫数，就仿佛日后的悲哀早已存在，是我们这些知道将会发生什么的人将悲哀放了进去；可是，当我看着照片，见到年轻的她望着镜头，我心想可怜的姑娘啊，你这个可怜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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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无论你去向何方，荡妇飞船指挥官》第七章：
零重力下的“就寝时间”。《时空健康守则》推荐将视像屏从最近的恒星转开，指向遥远的角落，黑色宇宙的狭小裂纹和细微气孔。同时还指定“故事时间”为睡前仪式。不但因为它可以协调生物钟，还能为接下来几个世纪的眼球速动期提供做梦的素材，减少空间噩梦的发生频率，假死状态下的可怕噩梦会让睡眠者头脑混乱、身体疲惫，偶尔甚至会导致疯癫。真正的心理断层相对而言罕见，但很多人在睡眠舱醒来时会发现枕头浸满泪水，皮肤被挠得红肿。一梦死去的亲戚和怪物几十年之后，你需要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时间才能重建现实。搭乘商业飞船的旅行者会预先录制影像片段，用来提醒自己到底是谁。
今晚我把脑袋搁在复调的大腿上，她为我梳理马尾辫，修剪胡须和耳毛，我们穿过时间飞往航图上称为“太阳”的遥远恒星，她用古老而熟悉的故事安慰我：
“曾经有一位佐格工匠（九级），名叫鲁佛斯·卡米留斯，他在麦拉市区的旧欢愉中心有一间小作坊，他在那里制造性爱机器人，和美丽的女儿克里奥住在里屋。他的技术无与伦比，制作血肉的本事尤其惊人，据说德拉古公爵的口袋里装着一块鲁佛斯制作的臀部皮肤，算是他的护身符，在穿越沼泽地的寒冷大进军和整个基佬大会战之中，他时常摸着口袋里的那东西寻求安慰。然而，时尚总会转变，鲁佛斯发现潮流不再需要制作精良的机器人了。基因工程发展迅猛，人人都想要大规模生产的克隆体。科学就是未来，人们不再欣赏精致艺术和老式手工。可怜的小克里奥每天只能喝一碗稀粥，而鲁佛斯靠咀嚼他曾经自豪的皮肤来抵御饥饿。虽说有很多人想购买标致可人的小克里奥，而他总是因为情感的理由而拒绝，但最后的结果似乎不可避免。他突然有了主意：将机器人设计的古老技法与基因克隆的新科技结合在一起。这是他孤注一掷的希望了。他融化作坊里的所有血肉，取下自己那只人工脚的线路，趁女儿睡觉时拔了她一撮金发。他不吃不喝不睡觉，夜以继日埋头苦干，终于做出了第一个样品：克里奥二号。
“计划大获成功。他卖掉了无数个克里奥，很快开始执行计划的第二部分。他接近名流、全息电视和卫星赌场的顶级表演艺人，用他们的基因材料申请专利。你只要有足够多的钱，就能养一个最喜欢的演员、歌手或政治家当性奴。鲁佛斯挣得盆满钵满。他建了一幢豪宅，给女儿穿上美丽的衣服。他们每晚吃羊羔肉和新鲜的太空松露。
“然后，一天深夜，一辆没有标记的水力马车来到他家门口，鲁佛斯的贵客不是别人，正是迈洛铎勋爵。他身穿黑色兜帽和斗篷。他处于哀恸之中。他至爱的妻子普卢姆夫人刚刚去世，悲哀就快将他逼疯。他说只要鲁佛斯肯帮他一个忙，他就愿意出任何价钱，还有他的全部影响力和保护。他打开一个天鹅绒盒子，取出普卢姆夫人的一根头发。
“你看，鲁佛斯能怎么做呢？拒绝必死无疑。于是他返回作坊，做出了勋爵夫人的完美复制品。他只有一个请求，就是要勋爵答应将她永远锁在地牢里。勋爵的谢意铺天盖地。他将财富与恩惠赐予鲁佛斯。但这有什么意义呢？死亡乃是命定之物，从那时候起，鲁佛斯的生活成了一场折磨。仅仅过了几天就又有人敲响他的大门。这次是布拉德大公，他可爱的情妇死于龙爪之下，大公站在台阶上，捧着她剩下的全部身体：绸缎垫子上的一只娇美右手。鲁佛斯除了听从，还能怎么做呢？然后是外昴星团的一位香料商人。他至爱的男童奴波诺遇见一个过路的吟游诗人，坠入爱河后私奔而去。他威胁鲁佛斯说要是不帮这个忙，就到处去宣扬他的勾当。鲁佛斯不情愿地答应了。伤心的人们接踵而来，他们都失去了所爱的人，有些是过世了，有些是背叛了，有些甚至只是拒绝了他们。最后，一天清晨，斯塔克公爵，著名的骑士和鲁特琴作曲家，带着一箱珠宝敲开他的大门。
“‘怎么了？’疲惫的鲁佛斯问，‘她是死了，还是抛弃了你？’
“‘不，都不是。’悲伤的骑士说，‘她还在，此刻就在家里我的床上，但已经不是我刚遇见时的那个人了。她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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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达妮、克莱尔和我的计划进入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反正没有任何收获）：重访近期受害者（也就是我见过的那三个姑娘）的住处，寻找犯罪模式和能将它们与旧案联系起来的线索。不过这里面有个小问题，受害者的公寓仍被视为犯罪现场，而我又是这几起案件的嫌疑人，跟踪我们的警察也许不会像先前那样谨慎随和。
就这样，在一个明媚但寒冷的春天早晨，西碧莱恩·洛琳度—高尔德再次走出她的隐居之处。这次我穿着我母亲的全套行头——黑色礼服、长袜，等等，只有鞋子除外。克莱尔倒是也想逼我穿高跟鞋，但我实在套不上我母亲的矫正鞋，所以换上了我唯一的高帮黑色皮鞋：一双战斗靴。我的面容藏在厚如石膏的粉底、樱桃红的口红、浓重的眼线膏和睫毛膏底下。我的眼皮涂成了深蓝色。
达妮和我收拾起我们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