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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论（下）１１８
我们探讨问题的前提是：政治在它本身中集中与协调内政的一切利益，也集中和协调个人的一切利益和哲学思考所能提出的一切其他利益；因为政治本身不是别的，它无非是这一切利益的代表。 至于政治有时也会具有错误的方向，会主要地为统治者的野心、私利和虚荣服务，这不是这里想要讨论的问题，因为军事艺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作为政治的导师。 我们在这里只能够把政治看作是整个社会的一切利益的代表。因此，现在的问题仅是：在制订战争计划时，是政治观点应让位于纯粹的军事观点（假设这种观点可以想象的话）
，即政治观点完全地消失或从属于纯粹的军事观点，还是政治观点仍是主导的，而军事观点应从属于它。只有在战争是单纯由敌对感情引起的殊死斗争的情况下，才能设想政治观点会随着战争的爆发而消失。 这样，正像我们上面说过的那样，现实战争无非是政治本身的表现。使政治观点从属于军事观点，那是荒谬的，因为战争正是由政治产生的。政治是头脑，战争只是工具，不可能是相反的。因此，也只能是军事观点从属于政治观点。我们想一想现实战争的性质，回忆一下在本篇第三章中已讲过的，我们首先应该根据由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产生的。。 。 。 。 。 。 。 。 。 。 。 。 。 。 。 。 。 。 。 。战争的特点与主要轮廓的概然性来认识每次战争，而且时常。。 。 。 。 。 。 。 。 。 。 。 。 。 。 。 。 。 。 。 。——在今天，甚至我们可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必须把。。 。 。 。 。 。战争看成是一个各个部分不能分离的有机的整体，也就是说，各个部分的活动都必须汇集到整体中去，并从整体这个观念出发。 这样我们，就会完全确信和明白，借以来确定战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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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路线和指导战争的最高观点不能是别的，只会是政治观点。制订的战争计划从这一观点出发，就会像一个铸件那样完整，对它的理解与评价就比较容易与合乎情理，它的说服力就比较强，它所依据的理由就比较充分，历史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从这一观点出发，政治利益和军事利益之间的冲突就至少不会再是由事物的性质决定的，所以，如果出现了这种冲突，也只能认为正是由于人的认识能力不完善的缘故。 如果政治向战争提出战争所不能实现的要求，那么它就违背了政治应该了解它想使用的工具这一前提，也就是违背了一个应有而不可缺少的前提。 倘若政治能正确地判断战争事件的进程，那么，确定什么样的战争事件和战争事件的什么样的方向是与战争目标相适应的，就全是而且只能是政治的事情。简而言之，军事艺术在它最高的领域内就变成了政治，当然不是写外交文书的政治，而是打仗的政治。依据这一观点，对一个大规模的战争事件或者它的计划进行纯军事的评价是不能容许的，甚至是有害的。 在制订战。。 。 。 。 。争计划时向军人咨询，如有些政府常做的那样，让他们从纯。
军事观点来判断，那确实是荒谬的。 而有些理论家要求把现。。在有的战争手段交给统帅，要统帅根据手段制订一个纯军事的战争计划或战局计划，那就更加荒谬了。 一般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今天的军事尽管非常复杂，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战争的最主要轮廓仍始终是由政府决定的，用专门的术语来说，只不过是由政治当局，而不是由军事当局决定的。这全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 倘若对政治关系没有透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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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是不可能制订出战争所需要的主要计划来的。 当人们说政治对作战的有害影响时（人们是常常这样说的）
，实际上他们所说的完全不是他们想要说的意思，他们指责的其实并不是政治于作战的影响，而是政治本身。如果政治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政治同它的目标是一致的，那么，政治就其本身的意图来说就只会对战争发生有利的影响。 当这种影响同目标不一致时，其原因只能到政治的错误中去寻找了。只有当政治期望从某些战争手段和措施中得到同它们的性质不相符合因而不可能得到的效果时，政治才会通过它的决定对战争发生有害的影响。 正如一个人用不十分熟练的语言有时不能正确地表达思想一样，政治也常会作出不符合自己本来意图的决定。这种情况经常地发生，于是人们就感觉到了进行政治交往时必须对军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我们在继续论述以前，必须防止一种十分容易产生的错误的理解。我们决不认为，当君主本人不亲自掌握内阁时，一个埋头于公文的国防大臣，或一个学识渊博的军事工程师，或甚至一个能征善战的军人就因此能成为杰出的首相。 换句话说，我们决不认为，熟悉军事是首相的主要素质。 伟大而出众的头脑、坚强的性格，这些才是他的主要的素质。 至于军事知识，是可以用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很好地予以弥补的。法国的军事活动和政治活动再没有比贝利耳兄弟与舒瓦瑟耳公爵当权时更糟的了，这三个人尽管都是优秀的军人。要使一次战争完全同政治意图相符合，而政治又完全同战争手段相适应，倘若没有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的统帅，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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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就只有一个好办法，只好使最高统帅成为内阁的成员，以便内阁能参与统帅的主要活动。 可是，只有当内阁即政府就在战场附近，从而不需费很多的时间就能决定各种事情时，这才是很可能的。１８０９年奥地利皇帝这样做了，１８１３年、１８１４年和１８１５年反法联盟各国的君主这样做了，且这种做法证明是十分行之有效的。在内阁中，除了最高统帅的影响外，任何其他军人的影响都是极其危险的，这种影响很少能导致健康而有力的行动。法国的卡诺于１７９３年、１７９４年和１７９５年从巴黎指挥作战的例子在这里是用不上的，因为只有革命政府才会执行恐怖政策。现在我们想以历史的考察来结束本章。在欧洲，上一世纪九十年代的军事艺术中出现了一种惊人的变革，因为这种变革的出现，那些优秀军队的技巧有一部分已丧失作用，同时，人们在战争中还取得了一些过去难以想象的规模巨大的成就，因此，人们自然就认为一切错误的计算仿佛都应该归咎于军事艺术。 十分明显，军事艺术过去一直被习惯局限在这个概念的狭窄的范围里，现在，超出这个范围却又符合事物性质的可能性让它感到意外而不知所措了。那些以宽广的视界观察事物的人，把这种现象归咎于几世纪以来政治对军事艺术所发生的十分不利的普遍影响，这种影响使军事艺术降为一种很不彻底的东西，常常降为一种十足的耍花招的艺术。 事实的确是如此，然而，只把这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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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看成是偶然发生的和可避免的，那却是错误的。另一些人认为，这一切都可以从奥地利、普鲁士、英国等个别的国家的政治所起的暂时影响中得到阐释。然而，人的智力感到意外而不知所措的原因果真是在军事范围内而不在政治本身吗？
这种不幸用我们的语言来说，到底是产生于政治对战争的影响呢，还是产生于错误的政治本身呢？
法国革命很明显，对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与其说是由作战的新手段与新观点引起的，不如说是由彻底改变了的国策和内政、政府的特点与人民的状况等引起的。 至于其他各国政府未能正确认识这一切，企图用惯用的手段同那些新的与压倒一切的力量相抗衡，这都是政治的错误。那么，人们以纯军事的观点来看待战争是否能够认识和改正上述错误呢？不可能。 假设真的有一位有哲学头脑的战略家，他可以仅仅根据敌对因素的性质就推论出一切结果，并想据这一结果对未来的可能性作出预言，那么他的这种妄想是完全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只有当政治能够正确地估计法国的觉醒力量和欧洲政治中新产生的关系时，政治才能预见到战争的大的轮廓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怎样的，而且也只有这样，它才能确定必需使用的方法的范围和选择使用手段的最好的途径。因此，我们可以说，法国革命所取得的二十年胜利，主要地是反对这次革命的各国政府的政治错误的结果。当然，这些错误只是到战争期间才暴露出来，在战争中出现了同政治所抱的期望完全相违背的现象。 但所以发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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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不是因为政治没有向军事艺术请教。 政治家当时相信的军事艺术，是他那个世界的军事艺术，是从属于当时的政治的军事艺术，是政治一直作为非常熟悉的工具来使用的军事艺术，像这样的军事艺术，我认为自然同政治有同样的。。 。错误，所以它不能够纠正政治的错误。 的确，战争本身在本质上和形式上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已使战争更接近其绝对形态，但是，这些变化并不是因为法国政府已经摆脱了政治的羁绊而产生的，而是因为法国革命在法国和全欧洲引起了政治的改变而产生的。 改变了的政治提供了完全不同的手段和不同的力量，因而使战争产生了在其他的情况下难以想象的威力。所以，就连军事艺术的实际变革也是政治改变的结果，这些变革不仅远不能证明两者是可以分割的，反而十分有力地证明了两者是紧密结合的。再重复一遍：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必不可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它必须用政治的尺度来加以衡量。 因此，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正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笔，但却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规律去进行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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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有限目标的进攻战
即使在不能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情况下，仍旧可以有一个直接的积极目标，当然此积极目标只可能是占领敌人的一部分的国土。占领敌人一部分国土的利益如下：可以削弱敌人的国家力量，从而也削弱了它的军队，另一面则可以增强我们的国家力量和军队；能把我们进行战争的负担部分地转嫁给敌人；此外，在签订和约时可以把占领的地区看作是一种纯利，我们或者可以占有这些地区，或可以用它换到别的利益。占领敌人国土的主张是十分合理的，倘若不是进攻以后必然出现的防御状态常常会使进攻者不安的话，此主张本身就已没有什么自相矛盾的地方。在《关于胜利的顶点》一文中，我们已详尽地说明了这样的进攻会怎样地削弱军队，并指出，在这样的进攻以后，会出现一种后果危险且令人担心的状态。我军由于占领敌人的地区而受到的削弱在程度上是不同的，这主要还取决于所占领的地区的地理位置。 此地区越是等于我国国土的补充部分，也就是说被我们的国土所包围或者同我们的国土相毗连，越是位于我军主力的方向上，我军受到削弱的程度就越轻。 萨克森在七年战争中，是普鲁士战区的一个自然的补充部分，腓特烈大帝的军队占领这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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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得到了增强，这主要是因为萨克森距离西里西亚比距离马克还要近，同时还会掩护着马克。甚至１７４０年和１７４１年腓特烈大帝一度占领的西里西亚，也没有削弱他的军队，因为西里西亚就其地形、位置及边界的状况来看，在奥地利人尚没有占领萨克森以前只是奥地利人的一个狭窄的突出部分，而且这个两国发生接触的狭窄地区又位于两军进行主要打击的方向上。相反，若占领的地区位于敌国的其他各地区的中间，位置偏远，地形亦不利，那么，军队就会受到显著的削弱，因而敌人不仅很容易取得会战的胜利，而且完全可以不战而胜。当奥地利人从意大利进入普罗凡斯时，老是不经过会战就被迫撤退。 法国人在１７４４年没有打败仗就撤出波希米亚，这对他们来说还是很幸运的。腓特烈大帝于１７５７年在西里西亚及萨克森曾获得辉煌的胜利，可１７５８年用同一支军队却没有守住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 总之，占领地区使兵力受到削弱，因此军队不能守住所占领的地区的例子是常见的，所以没必要再举其他的例子了。因此，是否应该把占领敌人地区作为目标，这主要是取决于有无守住这个地区的希望，或者暂时的占领是否足以抵偿为此而付出的力量，特别是是否会遭到猛烈的还击而完全失去平衡。 至于在每个具体的场合决定这个问题时需要考虑哪些问题，我们在探讨顶点一文中已谈过了。我们只有一点还必须要补充说明。这样的进攻并不总是能够抵偿在其他地方所遭受的损失的。 一旦我们占领敌人的部分地区时，可能敌人在其他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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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同样的行动，而且，只要我们的行动并不会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敌人就不会因而被迫放弃他的行动。 因此，采取这样的行动时就必须考虑：在其他地方我们受到的损失是否会超过在这里所获得的利益。即使两个地区的价值相同，敌人占领我们一个地区使我们遭受的损失也总是会大于我们占领敌人一个地区获得的利益的，因为占领敌人的地区使许多力量成为冷火而不起什么作用。 不过，对敌人来说情况也是这样的，因此，这一点本来可不应该是重视保持自己地区及轻视占领敌人地区的理由。 可事实上却正是这样的理由。 保持自己的地区同自己的关系总是更密切些，而且，只有当进行报复可以带来显著的利益，即大得多的利益时，报复才能消除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抵消自己国家所遭受到的沉痛的损失。综上所述可得出结论：这种有限目标的战略进攻同以敌国的重心为目标的进攻比较起来，对不在进攻直接掩护下的其他地点更不能不进行防御；因此也决不可能像在以敌国的重心为目标的进攻中那样在时间及空间上充分集中兵力。 即便只想在时间上集中兵力，也必须在所有适于这样做的地点同时进攻，这样一来，在某些地点本来可用小得多的兵力进行防御的利益就失去了。 所以，在这种有限目标的进攻战中一切就更没有轻重之分；所有军事行动就不再可能集中成一个在主要的想法指导下的主要行动；整个军事行动就会更加分散，阻力就到处增大，偶然性也就会到处有更大的活动余地。这是事物的自然趋势。 这趋势牵制着统帅，让他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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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作用。 统帅越是自信，越是有办法，越是有力量，他就越会力图摆脱这种趋势，力求使某一地点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即便这样做有较大的危险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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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有限目标的防御战
防御战的最终目标，正如我们以前已经说过的那样，决不可能是绝对消极的。 即使力量最弱的防御者，必然也会拥有可以影响敌人与威胁敌人的某种手段。可以说，这种目标就是疲惫敌人。 既然敌人追求的是积极的目标，那么他的任何一个没有成功的行动即使除了兵力损失以外没有带来其他后果，也算是一种后退。 而被进攻的一方遭到的损失却不是无谓的牺牲，因为他的目标就是据守，而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 这样一来，人们仿佛就可以说，防御者的积极目标就是单纯的据守；人们假如能够肯定，进攻者在经过了一定次数徒劳无益的尝试之后必然会感到疲惫而放弃进攻，那么，这种看法也许是对的。 可是，进攻者这样做的必然性是不存在的。 只要看看兵力消耗的实际情况就可以知道，从总的对比来看，防御者正处于不利的地位。 所谓。。 。 。 。 。 。进攻受到削弱，只是就可能出现转折点的意义来说的；在根本就不可能出现这种转折点的情况下，防御者遭到的削弱要比进攻者大，这一方面是因为防御者是较弱的一方，即使双方的损失相等，防御者的损失相对地说也要比进攻者大，另一方面是因为防御者的一部分国土与补给基地通常会被对方所占领。由此可见，进攻者会放弃进攻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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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进攻者一再进攻，而防御者除了抵御进攻以外不采取任何其他行动，防御者就没有办法来避免对方的进攻迟早会得到成功的危险。所以，即使在现实中强者力量的枯竭，或者更确切地说强者的疲惫，往往导致了媾和，那也是战争在大多数场合具有的不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