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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因素，并把这种胜利完全归功于进攻的简单的几何形式，那也是不应该的。 我们只要能回忆一下拿破仑所进行的同样辉煌的１７９６年战局，就能明白这点了。在这次战局中，奥地利人因为向意大利进行了向心进攻而受到了严厉的惩罚。法国将军在１７９６年所拥有的手段，除了精神上的手段以外，在１７５７年奥地利统帅也是具备的，甚至还要多一些，因为奥军统帅当时的兵力不像拿破仑在１７９６年那样比敌人弱。 从这里可以看出，倘若我们向心地分兵前进使敌人有可能利用内线摆脱兵力较弱的不利，那么我们就不宜分兵向心地进攻，在军队的配置位置让我们不得不分兵向心进攻的场合，也只把这种进攻看作是不得已的下策。我们如果根据这种看法来考察１８１４年制订的进攻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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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划，那么我们就决再不会同意这个计划了。当时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原本集结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临近的一个地点上，正在指向法兰西王朝重心的自然的直线方向上。但是，为了要使一支军队从美因兹进入法国，另一支军队又通过瑞士进入法国，这些军队被分开了。 当时对方的兵力十分弱，根本不能防守自己的边界，因此这种向心前进如能够成功，全部利益也只是一支军队占领洛林和阿尔萨斯，另一支军队在同时还占领法兰斯孔太而已。 难道为了这点小利益就值得经过瑞士进军吗？当然，我们知道，决定了这次进军的还有另外一些同样是不正确的理由，而我们在这里只来谈我们正在研究的问题。另一面，拿破仑是一位善于以防御来抵抗向心进攻的统帅（杰出的１７９６年战局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即使对方的军队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他的时候，在任何的场合也不得不承认他在精神上占有很大的优势。 他虽然来到夏龙自己的部队中已太晚了些，同时他对自己的敌人也过于轻视，但是他还是只差一点，就在两支敌军没有会合之前打败了它们。 在布里昂时，这两支军队到底有多大兵力呢？布留赫尔的六万五千人在这里只有二万七千人，主军的二十万人则只有十万人。对于拿破仑来说，这是再好也没有的机会了。而在联军方面，也是从行动开始的那时刻起就感受到再没有比重新集中兵力更迫切的事情了。据以上的考察，我们认为，即使向心进攻本身是能取得较大成果的手段，也大多只能在军队原先就是分开配置的情况下采用它，为了进行向心进攻而令军队离开最短的及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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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前进方向，只有在很少的场合才会是正确的。（３）战区的扩大可以作为分兵前进的一个理由。当一支进攻的军队从一地点前进而且顺利地深入敌国腹地时，它所能够控制的并不仅仅是在它经过的路线上的那些地区，它可以向两侧扩展一些，可是，究竟能扩展多少，这取决于敌人国内的紧密度和内聚力。 倘若敌人国内的团结不紧密，人民既脆弱又缺乏战争锻炼，那么，胜利的军队不必费很大气力就能在后面占领广阔的地区。 但是，敌国的人民如果既勇敢而又忠诚，那么，进攻的军队在自己后面所能控制的地区将多多少少接近了狭长的三角形。为了摆脱这种不利情况，进攻者就有必要把前进的正面扩大到一定的宽度。 如果敌军集中在一个地点，那么，进攻者只有在没有同敌军接触的时候才能够保持这个宽度，离敌军的配置地点越近，正面宽度就必须越小，这绝对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敌人自己如果也配置在一定的宽度上，那么，进攻的军队在同样宽的正面上前进就不能说是不合理的。 我们在这里所谈的是一个战区或者几个毗邻的战区的问题。 很明显，这已属于我们所说的主要行动可以同时决定次要的地点的命运的情况。但是，我们可以永远只按这个观点行动吗？在主要地点。。对于次要地点的影响不十分大因而会产生危险时，我们能冒这种危险吗？战区它需要一定的宽度，这一点难不成不值得特别注意吗？
在这里也像在其他的地方一样，不可能把所有的行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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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都列举出来，可是我们坚信，除了少数例外的情况以外，主要地点的决战将会同时也决定次要地点的命运。 因此，很明显除了这样的例外情况以外，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根据这个原则行动。当拿破仑进入俄国时，他完全有理由可以相信，西德维纳河上游的俄国军队更会因俄军主力被击败而败退。 因此他起初只命令乌迪诺军去对付这部分俄军，可是维特根施坦却转入进攻，拿破仑才不得不把第六军也派到那里去。相反，他为了对付巴格拉齐昂，却在一开始就派出了一部分军队，可是巴格拉齐昂因中央主力的退却而随之退却了，于是拿破仑又把派去的这部分军队调转了回来。 维特根施坦假如不是必须掩护第二首都的话，他也许也会随巴尔克来的退却而退却的。１８０５年拿破仑在乌耳姆的胜利和１８０９年在勒根斯堡的胜利分别都决定了意大利战区和提罗耳战区的命运，尽管意大利战区是一个相当遥远的独立的战区。１８０６年，拿破仑在耶纳与奥尔施塔特的胜利决定了威斯特伐里亚、黑森与在通往法兰克福的道路上的一切行动的命运。能对次要部分的抵抗起作用的情况有很多，可主要的是以下两种。第一种情况是：在幅员辽阔而且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中，譬如在俄国，主要地点上的决定性打击可推迟进行，因而不必急于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到主要地点去。第二种情况是：有些次要地点因为有许多要塞而具有极特殊的独立的意义，例如１８０６年的西里西亚。 但，拿破仑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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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轻视这个地点，当他向着华沙进军时，虽然不得不把这个地点留在背后，但他只派他弟弟日罗姆率领二万人向那里发动进攻。对主要地点的打击如果很有可能震撼不了次要地点，或实际上没有震撼次要地点，那么，这是因为敌人在次要地点上真正配置了军队的缘故。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进攻者就必须把这些次要地点看作是无法避开的祸害，于是只得派出适当的兵力去对付它们，因为进攻者不能一开始就放弃自己的交通线。谨慎小心的人可能做得还要过分些，他们也许认为主要地点的进攻应该同次要地点进攻的步调完全一致，因此，如果敌人不肯从次要地点退却，就应把主要行动也停下来。这个原则虽然同我们以前说的应该尽可能把一切力量全都集中在一个主要行动中的原则并不直接矛盾，但是这两者的指导精神是完全对立的。 按照这个原则行动，运动就会缓慢，进攻力量就会减弱，偶然事件就增多，时间损失就会得以增加，因而，这个原则同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进攻实际上是完全不相容的。敌人假如在次要地点上的军队有可能向离心方向退却，那么，进攻的困难就会更大。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统一的进攻它会变成什么呢？
所以，把主要进攻依赖于次要地点的行动作为一个原则是我们必须坚决地反对的，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进攻，我们认为，如没有胆量象一支箭那样射向敌国的心脏，就不可能达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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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易于取得给养是分兵前进的第四个理由。一支小的部队通过一个富庶的地区当然要比起一支大部队通过一个贫瘠的地区顺利得多。 但，只要措施适当，军队习惯于吃苦耐劳，一支大部队通过了贫瘠的地区并不是不可能的。 因此，不能为了要用小部队通过富庶的地区而使我们的决心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以致于陷入分兵前进的巨大危险。谈到这里，我们已经承认分割兵力（也就是把一个主要行动分为几个行动）的上述理由是有根据的。 如果已清楚地认识了目的，慎重地权衡了利害得失，尔后根据上述理由中的一个理由分割了兵力，那是无可非难的。但，如果象常见的那样，计划正是由一个学究气十足的总参谋部仅仅按照习惯制定的，如果象下棋要先在棋盘上摆好棋子那样，各个战区要先摆好军队才行动，倘若行动是些幻想式的巧妙的组合，而通向目标的途径是复杂的路线与错综的关系构成的，如果今天把军队分开，只为了两星期后再冒极大的危险把它们集中起来，借以显示使用军队的全部艺术，那，这种为故意陷入混乱而离开直接、简单而朴实的道路的作法，是我们所唾弃的。 最高统帅对战争的指挥越没有力量，越是不把战争看作是力量巨大的个人的简单行动，整个计划越是脱离实际的总参谋部这个工厂生产出来的，是十几个一知半解的人想象出来的，那么上面所说的愚蠢行为就越易出现。现在我们来研究第一个原则的第三点，即次要行动应该尽可能地保持着在从属地位上。由于力求把整个战争行为归结为一个简单的目标，并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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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地通过一次巨大的行动来达到这个目标，交战国发生接。。触的其余地点就部分地失去了独立性，那里的行动就变成从属的行动。如能够把一切行动完全归结为唯一的一次的行动，那么，发生接触的其余地点就完全失去了作用，不过，这种可能性是很少的。 因此，重要的正是不要抽调过多的兵力用在次要地点而削弱主要行动。首先我们认为，即使不可能把敌人的全部抵抗归结为一个重心，也就是说，如我们已讲过的一样，必须同时进行两个几乎完全不同的战争，战争计划仍必须遵循这个原则。 我们必须始终把其中一个战争看作是主要的，首先就应该根据。。 。 。它来安排兵力和行动。据这个观点，只在一个主要方向上来采取进攻而在另一个方向上采取防御是合理的。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在另一个方向上也采取进攻才会是正确的。我们其次，应该以尽量少的兵力来进行这种次要地点上的防御，并且要努力利用防御这种抵抗形式所能提供的一切利益。敌人的军队如果属于不同的国家，但依然有一个战区是它们共同的重心，那么，我们这个观点就更适用。如果次要战区的行动也是针对必须给予主要打击的那个敌人的，那么，依据我们这个观点，在次要战区就不能进行防御了。 此时，主要打击正是由主要战区的进攻和根据其他原因采取的次要战区的进攻构成的，而主要打并击没有直接掩护的各个地点上的防御，都已经成为不必要的了。 这时一切都取决于主力决战，一切损失都会在主力决战中得到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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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兵力足够，有充分的根据可进行这样的主力决战，那么，就不能因主力决战可能遭到失败而努力在其他地点上避免损。。 。 。 。 。失，因为这样做正好会使失败的可能性增大，而且在我们的。。 。 。 。行动中就会因而产生矛盾。甚至在整个进攻的每个环节上，次要行动也应该服从于主要行动。 可是，究竟这一个战区的哪些兵力和那一个战区的哪些兵力应该去进攻共同的重心，这大多均取决于另外的一些原因，这里只能指出，我们必须力求使主要行动居于主。。 。 。 。 。导地位，越是使主要行动居于主导地位，一切就越简单，受。。 。偶然性的影响也就会越少。第二个原则为迅速使用军队。无谓地消耗时间，走不必要的弯路都是力量的浪费，因而是战略所不够容许的。 更重要的是应该记住，通常说，进攻的唯一优点几乎也只在于揭开战争序幕的出敌不意。 突然性和不断前进是进攻的最有力的两个翅膀，特别在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进攻中，它们更是不可缺少的。所以，理论的任务是找到通向目标的最近的途径，根本就不应该去漫无边际地争论从左边还是从右边、向这里还是向那里的问题。若回忆一下我们在《战略进攻的目标》一章中关于国家的心脏所谈论的内容，以及在本篇第四章中关于时间的影响所谈的内容，那么，不作进一步的说明就完全可以明白，迅速使用军队这个原则确实是有我们所指出的那种重要意义的。拿破仑向来就是这样行动的，他最喜欢通过最近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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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地奔向敌人的军队，奔向敌人的首都。那么，我们把它归结为重心并且要求迅速而直接地实现的那个主要行动到底是什么呢？
什么叫打垮敌人，在第四章中我们已经从总的方面尽可能地作了论述，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再重复了。 无论打垮敌人在具体情况下最后都取决于什么，在开始时总是消灭敌人的军队，即，对敌人的军队取得一个巨大的胜利，并且粉碎敌人的军队。 夺取这种胜利的时间越早，也就是说夺取了这种胜利的地点离边界越近，这种胜利就越容易取得；夺取这种。。 。胜利的时间越晚，即夺取这种胜利的地点越在敌国腹地，这种胜利就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这里与在所有其他地方一。。 。 。 。 。样，取得胜利越容易，成果就越小，相反，则成果越大。如果我们对敌军的优势还不能保证我们肯定能获得胜利，那么，我们就应根据可能尽早去寻找敌人军队。 我们所以说根据可能，恰是因为寻找敌军主力时，如果军队要走很多弯路，方向选择错了，浪费了时间，我们就相当容易犯错误。 如果敌军主力不在我们的前进路上，我们又因去寻找它对我们不利而不能够去寻找它，那么，我们可以确信以后会遇到它，因为它一定会向我们扑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如刚才所说的，我们将在比较不利的条件下作战，这种不利是我们不能避免的。 可是，如果我们在这次会战中还能够获得胜利，那么，这次会战就更加具有决定性意义。可以得出结论：在我们对敌军的优势还不能保证肯定能够获得胜利的场合，如果敌军的主力在我们的行进路上，那么，有意地从敌军主力侧旁通过是错误的，至少，认为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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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能比较容易地获得胜利的想法是十分错误的。从这里也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当我军占有决定性优势时，为了尔后发动更有决定意义的会战，我们可以有意地从敌军主力侧旁通过。以上我们所谈的是彻底的胜利，也就是使敌人遭到惨败，而不仅是获得会战的胜利。 要取得彻底的胜利，就需要进行包围进攻或变换正面的会战，因为这样两种打法往往能取得决定性的结果。 所以，战争计划的主要内容是，规定所需要的军队数量与军队行动的方向。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战局计划》一章中还要更详细论述。直接对敌人正面发起会战虽然并不一定不能够使敌人遭到惨败，战史上也并不是没有这样的战例，但是，双方军队的训练水平和机动能力越是接近，这种可能性就会越少，且将越来越少。 现在，像勃连黑姆那样在一个村庄里俘虏了二十一个营的事情是不再可能发生的了。一旦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就不该考虑休息或喘口气，就不应思前顾后和进行整顿等等，而只应该追击，如有必要，就应发动新的进攻，占领敌国的首都，进攻敌人的援军，或进攻敌国可以作为依靠的其他一切的目标。当胜利的洪流把我们引到敌人要塞的前面时，是否应该围攻这些要塞，这需根据我们兵力的强弱情况来决定。 我们假如在兵力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那么不尽早攻占这些要塞就会造成时间上的损失。 假如我们在前面进攻的军队没有取得进一步胜利的肯定把握，那我们就只能用尽可能少的兵力来对付这些要塞，于是这些要塞就不可能被攻破。 如果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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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攻要塞我们已不能继续前进，那么进攻常常就已达到了顶点。 因此，我们要求主力迅速、不停歇地前进和追击。 我们已经否定了主要地点上的前进应该取决于次要地点上的结果的观点，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我军主力的背后只有一个狭长的地带，这个地带不管可以叫作什么，它总会是我们的战区。这样的情况会如何地削弱在前面的部队的进攻力量，会给进攻者带来哪些危险，我们前面已指出过了。 这种困难，这种内在的牵制力量能否大到足以阻止部队继续前进呢？当然会是可能的。 但是，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在开始时就想使背后的战区也不是这种狭长的地带，因而降低进攻速度，那是错误的。 这种情况下我们依然认为，只要统帅还没有打垮敌人，只要他相信自己的力量足以达到这个目标，他就应该追求这个目标。 这样做的危险也许会不断增加，但成果也会不断扩大。 当统帅到了不敢继续前进时，认为必须考虑自己的后方，必须向左右两侧扩展的时候，很可能他已经到了进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