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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自大如果变为一种施教或武器，自大是可贵的。李鸿章、戴高乐，都是出了名的自大的人，他们在受别人气的国势里，居然能以气势凌人，以自大获得别人的慑服与尊敬，这真是了不起的事。但是，李鸿章、戴高乐他们这种大模大样的外烁，都因为在内心中，他们真的都有“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自许气魄，所以“诚于中，形于外”，就是有那种架式，并不是演戏，而是真的合我其谁的。我这种看法，你以为如何？
你的回忆录（尤其是战乱部分的），务必趁早写出来，给苦难中国作见证。你的新娘子太好，家庭太美满，难免缺乏战斗气氛，所以写作量太少，实在该打。我建议新娘子要对你凶一点、坏一点，这样才有助于你的写作。王夫之一边眼太大吵架，一边向学生上课，可资借鉴。愿你们举行一次家庭会议，通过同室操戈打成一团纲领，这样你才好做大文豪。
前天到台大附近买书，快步走了一小时，走得尿来了，决定到温州街第一宿舍老巢去撒。不料到了第一宿舍，发现屋顶也没了，门窗也没了，完全是荒烟漫草的前奏了，回想二十五年前，我们在第四室称王的一段往事，再说青春永驻，岂非自欺之谈？如今你家大小姐已是新一代大学生了，我们的大学时代，已经随第一宿舍而去了，欲尿祭而不可得了。台大几乎全变了，唯一没变的，是训导处箝制学生言论，最近台大“大学论坛社”被罚停社半年等事件，你倒不妨比较一下。
敖之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乱世中的一个感想
荣文：
六日信转到。
自“隐而不退”以来，所有朋友都不见面，当然路上、饭店里碰到的情形发生，也不会不理朋友，也会嘻嘻哈哈。
唯一的例外是负责每月“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印务的“出版生意上的朋友”，但也四十多天不见他了。我试验以遥控方法解决印务上的困难，试行了四十多天，成绩尚好。
你也许会怪我别扭、矫情，其实这是爱惜生命之道、充分发挥打击力之道、乱世中不失掉自我之道，也是“看破红尘”仍要独力救世之道。此中真意，也许要多年以后，才能为一般人了解。
阿胜接手出版的《殷海光先生文集》（二）中，页一三八八有段海光这样一段给何友晖的信：
李敖从前托人告诉我，说我“为人应世笨拙不堪”。我想他的话是有相当道理的。第一，他为人应世比我灵巧得太多；第二，他跟人接触，最根本的着眼点就是自卫，因此他总先假定人是坏的。我的自卫意识远落在求真精神之后。我跟人接触时，尤其是跟青年接触时，常不假定他别有用意；除非确有明证来证明他是别有用意的，我不轻易下这样的判断。可是，等到有了明证时，我已经吃亏了。然而，我无悔，我并不因此对人类绝望。一个理想主义者常常不免要为他的理想付出这类吃亏的代价的。我们没有决定性的理由（decisive reason）来断言这个地球上没有真诚的人。我们可以虚，也可以寻找，与我们共心通灵的人。我想你们在香港可能交接到不少朋友。当然，时至今日，仅靠言词不足以知人，我们还得在共同的工作里交友。殷海光不知道，在乱世中，一般人做人品质已经被扭曲成到何种程度，这种扭曲，即使我们“不后悔”，但是我们又哪来那么多的精力与机会去付“代价”呢？回想这二十年来，我做了一些功德，但是所付“代价”之大不论是心理的（包括名誉被毁等等）、生理的（包括被刑求等等）、自由的、时间的、金钱的等等…… 已足以痛加检讨，检讨之下，虽然“并不因此对人类绝望”，但是对“碰”、对 “寻找”那些“与我们共心通灵的人”，却觉得不宜再花太多的生命了。珍惜余生，反求诸自己，做千秋大业，才是来日无多的智者该做的事。因此我才决定：成品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共同创造出成品，才是朋友的最大意义，其他一切，在此时此地，实在没有什么意义了。
问候你和新娘子
敖之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八日
人见人怕鬼见愁
绝子如晤：
“万岁评论”第五期又被查禁，又是阁下和我惹的祸。阁下惹祸的文章是《钱学森所代表的问题》、《头发政治述奇》两篇；我惹祸的文章是《五四没有这种精神！》、《老兵永远不死，因为要做老牛》两篇，阁下与我共同的罪名是“攻汗政府，公然为匪宣传，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严重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这罪名不轻，幸亏阁下与我，身背此类大中小之罪，盖有年矣；一身是毒，毒得有免疫性矣。所以罪上加罪，也不过戴帽子者谆谆，被戴帽子者藐藐，一切也没什么了不起矣。
有趣的是国民党动辄说我们“影响民心士气”，我真有“臣惶恐”之感。“臣惶恐”者何？有二极端说法：一、民已无心、士已元气矣，又何来影响之有？二、民心如火、士气如虹，被我们影响了这么多年，却丝毫奈何不了其火其虹，又何来影响之有？所以，正反二说，皆不足以为我辈光宠，说吾侪“影响民心士气”，真是太抬举我们了，我们真是不敢当不敢当了！U们，我愿同他们直接谈判，他们有本领欺负我好了，不要欺负小生意人。出版商听了，如释重负，赶忙把话传过去，不料回话竟是：“没人敢同李敖那家伙见面，因为见了面，后患无穷，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广看到了吧，绝子阁下，他们国民党人人怕我三分、寒我六分，他们只敢在背后跟我来公文政治，可是不敢当面同我“沟通”，因为怕翻在阴沟里！
做人凶狠到这种人见人怕鬼见愁的境界，亦云高段矣！
敌人以外，党外人士也一样。党外人士，不论老中青，通通对我敬而远之。流传的说法是：“李敖是得罪不起的，但跟他也无法不做朋友，因为做他的朋友固然怕怕，做他的敌人更是怕怕。只好敬而远之，虚与委蛇，不要被他流弹射到，就阿弥陀佛了！”唯一大家尚堪自慰的是李敖很够朋友，疏财仗义、侠骨柔情，所以一般说来，大家都很安全，只是不小心会被他棒喝一下，不过只要是他朋友，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并不严重。
清朝彭玉麟对联：“烈士肝肠名士胆，杀人手段救人心。”我在中学就读到，颇喜其正直与剽悍。爱因斯坦说现在世界最缺乏的是善意与力量的结合，有善意者多无力量，有力量者多无善意，我觉得我自己真是这一结合的一个样板。可惜的是，堂堂湖海之士，只合在小岛称雄，真是他妈的！
敖之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六日
善有恶报又何妨！
廷昱：
延朝狱中接风你大嫂，所提范滂之言，在军法处那种接见的限制里，是说不清楚的。廷朝的用心，细查《后汉书》范滂传，可以明白。范滂传说：
建宁二年（建宁是汉灵帝年号，二年是公元一六九年），遂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邮吴导至县，抱诏书，闻传舍，伏床而泣。滂闻之，曰：“必为我也！” 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引与俱亡（想一起和他做通缉犯）。曰： “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手！”其母就与之诀。滂向母曰：“仲博（范滂字孟博，仲博是他家老二）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范滂的爸爸范显，故龙舒候相也）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曰： “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时年三十三。
范滂这次坐牢，不是第一次，他在汉灵帝爸爸汉桓帝统治时代，就坐过牢。《后汉书》记录如下：
后牢脩诬钩党、滂坐系黄门北寺狱。狱吏谓曰：“凡生系皆祭皋陶。”滂曰： “皋陶贤者，古之直臣，知滂无罪，将理之于帝（这个“帝”不是皇帝，是“上帝”，司马彪《续汉书》党锢传中明写是“上帝”；袁山松《后汉书》明写是“天”）；如其有罪，祭之何益！”众人由此亦止。狱史将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婴病，乃请先就格（“格”是刑具、刑架），遂与同郡袁忠争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诘，滂等皆三木囊头（“三木”是脖子、手、脚上都上木枷；“囊头”是把头用口袋套住，看不见外面）暴于阶下。余人在前，或对或否，滂、忠于后越次而进。王甫诘曰：“君为人臣，不惟忠国，而共造部党，自相褒举，评论朝廷，虚构无端，诸所谋结，并欲何为？皆以情对，不得隐饰。”滂对曰：“臣闻仲尼之言：‘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欲使善善同其清、恶恶同其污，谓王政之所愿闻，不悟更以为党。”甫曰：“师更相拔举，选为唇齿，有不合者，见则排斥，其意如何？” 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袁山松《后汉书》作“修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袁山松《后汉书》作“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愿埋滂于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伯夷、叔齐）。”甫愍然为之改容。乃得并解桎梏。
范滂放出来以后，最令我们注意的，是他并不感谢当朝大员。《后汉书》说：
初，滂等系狱，尚书霍讠胥理之。及得免，到京师，往候讠胥而不为谢。或有让滂者。对曰：“昔叔向婴罪，祁奚救之，未闻羊舌有谢恩之辞，祁老有自伐之色。” 竟无所言。
《左传》记恶讨奕盈之党，杀羊舌囗（字叔向）的弟弟羊舌虎（字叔虎），并把叔向关起来。祁奚听到了，说动范宣子，放了叔向。事情办好了，祁奚不见叔向而回，叔向也不往谢。叔向生在今天，决不会糊里糊涂地去看李登辉的！
范滂临死前他母亲说“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 我认为这句话的正确翻译该是：“我教育你去做坏事，我不能教你做坏事！但我教育你去做好事，＇可是，做好事竟是这种下场，这种教育，岂不是做害了人的“坏事”！＇ 我才不要做这种‘坏事’！”《后汉书》范滂传中这种事，同样的感慨，在《南史》刘湛传也有。刘湛被杀前在狱中见到他弟弟刘素，感慨说：“乃复及汝那？（连你也给整进来了吗？）相劝为恶，恶不可为；相劝为善，正见今日，如何？” 类似的感慨在《魏书》韦阆传中也有。韦阆的儿子韦俊，被杀时感慨说：“吾一生为善，未蒙善报；常不为恶，今为恶终。悠悠苍天，抱直无诉！”这些史例，都是以为善期许的人的感慨之言。
十月五日《关怀》上登廷朝对他又换的监狱“毫无心理准备”、“几乎无法承受。只觉得与家人、朋友愈隔愈远。也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观是否正确，是否可以作为别人的榜样”。你说廷朝在精神上的确有所困惑和动摇，其实这都是可以理解的，正如我们对范滂的母亲、对韦俊、对刘湛等古人的理解一样。
抱着善有善报、不该得到恶报思路的人，未免把人间万象看得太单纯了。事实上，人间万象是复杂的、不可测的、不是照着因果律天真地进行的。为善没有善报，其实原因很多，不是简单解释得了的。虽然如此，志士仁人却不应因所报不佳就怀忧丧志。为善本身是自足的，不宜要求善报来成全这一自足，也不宜因遭遇恶报而怀疑本身上的善。有这种困惑与动摇情况出现，我们不得不说它是一种错误。虽然它的出现；值得我们同情、值得我们十分关切。
在献身为善的奋斗里，我最欣赏甘地的态度。甘地说这种牺牲“没有报酬一词，入狱本身就是报酬”，这种态度，真是深明为善乃自足的大义之言。有了这种心理准备，志士仁人自然参悟人间的真相，对一切冷暖无常与浮沉祸福，也就付诸一笑了！
这个问题的结论是：善有恶报又何妨！只要为善就是最乐了，想在为善以外别有希冀的人，不但毁了善的本身，也将自寻烦恼。
李大哥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
论小的也要
一、汪荣祖致李敖
敖兄如握：
善仪回台侍疾，携归兄之全集及评论一至二十一册，得以饱览前所未见尊文，乐何可支！昔以兄为玩世不恭之徐文长，不亦快哉之金圣叹，今更见见严肃之一面，苛无坚决之信仰，安能屡挫不屈。愈战愈勇、毫无惧色？不乡愿之作风，更几人可及？台大史系同学碌碌者众，骂兄下流无耻者，不外机场逢迎、隔海献媚之流，可谓无耻之尤之伪君子也！党祸之恶，兄揭露最多，然祸来有自，始作俑者，亦非上品，其间虽无且之关系，师徒相承，其迹可寻……近闻见隐居草山，以台北之喧闹，非如此，何事可成？若无兄之胆识，又安得隐而不退？信疆席上快晤，至今难忘，辄以未能尽言为憾。若国民党一旦省悟放行，务请见偕刘小姐来弟山居小住，当知弟乃真隐士也！余不一一，顺问
撰扯
弟荣祖拜
六月二十九日
善仪嘱问好。
二、李敖答汪荣祖
荣祖兄：
先来个笑话。某君住旅馆，见有投币式按摩床者，投币后突停电，退币不得，乃扫兴而眠。不料半夜电来，此床恢复作业，大摇动，某君梦中惊醒，以为大地震也！后悟乃睡前投币作用，方定惊魂云。
你近三年前给我的信，我直到今天才回，试问这还叫回信吗？若说这是回信，未兔太该打了！所以不敢说是回信，只好说是按摩床来电了。
你在《史家陈寅烙传》中说：
自古以来，知识分子与政权之间的正邪对立，其事较显；而知识分子之间的正邪对立，其事较晦。忠臣板荡始识，而知识分子的节操，更于时穷始见。在政治大难之中，趋炎附势，摇旗呐喊，以及卖友求荣的知识分子，固不仅仅是默默无名之徒，亦有名重一时的大学者在内。故陈寅恪所感者何止是残害异类之虎狼，也有狐假虎威之同类。其伤时感世的对象是多面的，决不是单面的。
这段话，见解极精。这个岛上的悲哀是“知识分子与政权之间的正邪对立”，除李敖等人外，已经全然没有，已是一片邪气；“而知识分子之间的正邪对立”，也除李敖等人外，已经全然没有，也已是一片邪气。这里的知识分子只是二流货、三流货、或不入流的，他们之间的差距，也只是不入流的打三流货、或三流货打二流货而已。例如政工方面掌握的报，批国民党同路人掌握的报，就是典型的不入流的攻击三流货、或三流货攻击二流货。这种情形，在其他有知识分子处皆然，你来台湾，参加的什么学术会议、什么讨论会，稍存冷眼，即可旁观，我看不起这个岛上的知识分子，原因在此。知识分子不跟政权正邪对立，徒以舐舌“九品中正” （品当动词用、中正当双关语用），这成什么世界！
我就是看不过去，就是要在这岛上，给知识分子留下浩然之气的榜样。我的手法是霹雳式的，因为施的是天威，所以雷劈之下，不论首从。虽然以劈“当路”的 “豺狼”为主，但是兼问“狐狸”，有时也有必要。我蛮喜欢一幅漫画，画的是打猎家在家中墙上，以所猎动物头标本为装饰，但在墙脚下的老鼠洞旁，却有另一装饰，盖老鼠头标本也！此公对敌人一视同仁、葑菲不弃、巨细不遗、大的要、小的也要，真是要得！
国民党刚来台湾的时候，“恶少”正多，“中正”也不过六十三岁，其他多递减，偶有八九十岁的，视之以凤毛麟角矣。今也不然，个个底价（底寿）都是八十九十的，成“恶老”矣！“恶老”不已，还奉死人通吃不绝，真是可耻。所以，不论生死，一体清算，就成了我这种“史家”的大工作，我每月感慨万千《“万岁评论”、“千秋评论》不绝，在剃刀边缘奋斗，此志无他，不甘被通吃耳！
昨天党报载中央社电讯，说：“上周末意大利报纸《意大利世纪报》在评论新出版的意大利文先总统蒋公传记时这样写道：‘蒋介石诚为现代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要人，中华民国在人口、经济与技术方面的非常发展，均得力于他的功劳。’这本传记：《现代中国之父：蒋介石》，是由住在西德将近二十年的一位意大利记者梭拉图撰写的。”……（略编者）
国民党“恶少”、“恶老”不如军阀处极多，其中之“是军阀知道礼遇知识分子，而国民党不知也！四川军阀混战时，相约在大儒赵香宋所居五十里内，例不犯扰，此种礼遇，国民党是一点也不知道的。国民党不但不知礼遇，并且娼优以畜知识分子，今之台湾知识分子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