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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唐代宗这样利用元载又除掉元载的所谓“以他排他相抵相消”的例子，中国古代历史上比比皆是，最突出的一是汉代，一是明代。这两个王朝虽然相隔一千多年，但其间却有许多相似或相同点，其中之一就是宦官弄臣的畸形发达，像汉文帝时的邓通，明天启年间的魏忠贤，他们或扮演丑角、从中渔利，或飞扬跋扈、明目张胆。但是，无论如何宦官弄臣的得势都是皇帝恩准的，皇帝给他们的特权无非是让他们对付另外两种政治势力，一为外戚，一为元老重臣。而当宦官弄臣的权势有可能对皇帝造成威胁的时候，皇帝当然会利用外戚或重臣打一打宦官弄臣的威风，以最终达到几种政治力量间互相牵制、互相抵消的目的。虽然皇帝也偶尔有玩把戏玩漏了手，受制于人的时候，但如果算起总账来，皇帝本人总是这赌局中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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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王
驭臣之法（之二）：3。分职弱权
古代帝王大多喜欢面南称孤，不理具体事务。这一来，帝王就渐渐成为一种精神符号，臣僚由于理事而权力越来越大，直至架空皇帝，为所欲为。为了形成皇帝中心，使大臣只具有工具性，皇帝就需对大臣实行分职弱权。执行是为臣的本分，而决策则在皇帝一人。三国时吴国权臣孙NB075废黜吴王孙亮，改立NB173琊郡王孙休为帝。孙休称帝后，对随意左右皇帝的孙NB075渐存戒心。这使孙NB075
很不高兴，扬言要另立皇帝。这话很快传到了孙休耳朵里。孙休一面对孙NB075厚加赏
赐，以安其心；一面加封孙恩，让他和孙NB075“分省诸事”，以削弱孙NB075的权
力，抑制孙NB04E势力发展。晋武帝司马炎册立儿子司马衷为太子时，把持朝政大权的是岳父杨骏。司马炎考虑到自己过世之后，杨骏肯定会趁势作乱。为了削弱限制杨骏，司马炎让宠臣王佑执掌禁军，以牵制杨氏势力。同时又把自己另外几个儿子司马柬、司马玮、司马允分别安置在形势要地，以控制局面，随时准备捍卫皇室。结果，杨骏势力受到削弱，晋室形势得以暂时稳定。
三国末年，吴国末帝孙皓也在分职弱权方面做过文章。当时蜀国已灭，东吴也面临灭亡的危险。吴国此时的西部防区的军事统帅是陆抗，此人是当年火烧连营七百里、大败刘备的东吴名将陆逊的儿子。他在任期间，曾多次建议孙皓加强西部边防的守备，而孙皓不仅对陆抗的建议置之不理，而且等陆抗一死，孙皓就把陆抗原有的兵权分给陆抗的五个儿子来分掌。不接受陆抗的建议，又把兵权分给陆家五子分掌，其原因是非常明白的。众所周知，孙皓是东吴最后一个君主，也是东吴君主中最残暴的一个。对于孙皓的作为，身为朝中重臣的陆抗曾多次上疏，委婉地提出批评和建议，这首先不仅使孙皓心中不悦，而且从权力把握的角度也对陆抗不放心起来。另外，在陆抗镇守东吴西部边境时，与晋国边防军相处得比较友好、比较平静，以至于陆抗生病，晋军统帅羊祜听说后即派人赠送药物。还有，陆抗带兵，对下级将官士卒十分谦和，很受下级将官和士卒的拥护。照常说来，陆抗的所作所为中，除与晋军友好属非正常现象，其他皆无可指摘，然而孙皓却对此特别警惕。有一次孙皓对吴、晋边境的友好气氛极为不满，责备陆抗，陆抗却说：“一邑一乡之中都不能没有讲信义的人，何况我们是堂堂大国呢？我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彰显您的德教。”孙皓对陆抗的解释当然不满，但想到陆抗的家族是东吴政权的重要支柱，而陆抗本人又才干超群，在朝中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人物。既不满意陆抗，又不能将其除之而后快，所以只好对之做冷处理，生前不接纳陆抗的合理建议，因而使其力量无法最大限度地予以发挥；等人一死，就把原有的权力一分为五，最大限度予以削弱。孙皓对陆家分职弱权的目的是达到了，但这样做的结果却导致长江中、上游的军事防务更加削弱，以致后来晋军统帅王NB323能够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在很短的时间里冲破吴军防线，从
长江上游杀到下游，并最终灭掉了吴国。这是后话。而对孙皓来说，重要的是削弱来自陆抗的内部威胁。
皇帝对臣下的分职弱权，成功者莫过于在政府机构设置上做文章。像丞相一职，位极人臣，他既可以是皇帝的得力助手，又可能对皇室构成重大威胁。西汉初期的丞相甚至可以驳回皇帝的诏旨。到汉武帝时，中央设尚书省，尚书令分去了过去丞相拆读天子奏章的权力。以后，皇帝又提高太尉、御史大夫的地位，使之与丞相平起平坐，并把三者先后更名为司徒、司马和司空，变一相为三相，从而彻底改变了丞相掌管天下一切的局面。东汉光武帝宠信尚书令侯霸，把原来由丞相掌管的政务移交给尚书台。曹魏时期，朝廷又设中书监掌管机密政务，尚书台草拟诏书，评议尚书奏事的权力也移交给中书监，尚书台的权力又受到限制。南北朝时，皇帝命过去专管皇帝家庭杂务的侍中、黄门侍郎参预平议尚书奏事，以削减中书监的权势。到隋代，朝廷设立殿内省，包揽皇帝内务的一切工作，而门下省则成为参预政事的封驳机关。至此，丞相与尚书的权势被削弱，中央各机构都成了围绕皇帝旋转的大小秘书组织。秘书组织大体上是服务性的，它从根本上就不具有动摇皇帝威权的能力。
从机构设置上分职削权，这是皇帝处理自己与臣下关系中最具特色、最为实用且奏效的一种办法。唐代以后虽然有三省六郡制，还有宋代设同平章事、参知政事以及枢密院等花样翻新，但翻来覆去，目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集权力于一身，皇帝以下的各种机构设置仅为备员而已，皇帝在处理对臣关系时，最注重的莫过于这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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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王
驭臣之法（之三）：1。怀柔感化
和平安定时期，一般说帝王麾下的臣僚成分相对比较单纯，对于他们，帝王们或拉或打、或迁或降，自有一套办法驾驭之。而动荡年代，或对外用兵，或内战纷起，这时帝王手下的臣僚变化流动大，成分也较为复杂，帝王如何对待他们，则又有不同于和平时期的另一套方法。
外臣归降，对帝王来讲是个考验。因为人心隔肚皮，仅凭外表怎能看得清？帝王中精明如曹操者，还不免被“周瑜打黄盖”骗过，结果损兵折将，元气大伤，何况常人乎？当然，如果基本断定归降者出于真心，那么君主利用感情投资，感化降者是完全可以奏效的。东晋十六国时，前燕车骑大将军慕容垂因与国君发生矛盾，便率领一批猛将和儿子慕容令一起投奔敌国前秦。前秦国主苻坚久有图燕之心，见前燕有重臣倒戈来降，欣喜异常，于是当即许愿，平燕后将燕地封给慕容垂。前秦谋臣王猛见过慕容垂，认为此人非久居人下之辈，就劝苻坚还是除掉慕容父子为好。而苻坚则认为，既然幕容垂真诚归降，就此杀掉实属不义之举。况且现今正是“收揽英雄以清四海”的时候，更应以大度仗义为先，所以苻坚没有听从王猛的劝告。
苻坚此时的态度无疑是正确的，但精细有定见的王猛仍然放心不下。不久，前秦与前燕交战，苻坚派王猛统帅大军进攻燕都洛阳，王猛借机要求派慕容令为随军参谋兼向导。出发前，王猛单独拜访了慕容垂，并向慕容垂请求要一件纪念品。慕容垂没想到王猛别有用心，当即解下佩刀相赠。王猛回去后，便收买了慕容垂的心腹金熙，要他携带慕容垂的佩刀与慕容令秘密接头。金熙按王猛的吩咐，对慕容令说：“前秦人心难测，此处不可久留。你父亲要我告诉你，他已动手反秦，要你见此刀后也赶快脱身。”慕容令见是父亲的腰刀，就相信了金熙的话，于是率领旧部借口打猎，一直逃回前燕去了。王猛见慕容令中计，立即飞马报告苻坚，说慕容令叛变了。此时慕容垂也听到了这一消息，他认为此事凶多吉少，三十六计走为上。当慕容垂逃到陕西蓝田附近时，前秦的追兵就赶到了。慕容垂以为这下非死不可了。而苻坚却对他说：“你的儿子不忘故国，这不能怪罪。况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儿子犯罪，你又何必逃走呢？”苻坚一席话，使慕容垂深受感动。虽然后来慕容垂并未死心踏地做苻坚的臣子，但苻坚此举在前秦对前燕的战争中，却赢得了巨大的道义支持。
说到怀柔感化，大义释仇敌，最终化敌为友，变敌为臣的君主，人们还不得不提起那个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为立身原则的魏武帝曹操，他虽然上过东吴黄盖假投降的当，但靠他的精明、靠他的人格震慑力，还有他那明确远大的政治目标的烛照，曹操在义释敌囚、怀柔感化方面做得相当出色。曹操执政期间此类事情做了许多，但其中对待两件事两个人是最有说服力的：一是义释张文远，一是感化关云长。张辽作为吕布的将领，他是称职也是忠诚的，但当他战败被俘而得到曹操的理解和宽待后，却从此面貌一改，从吕布手下的一个二流军官一跃而成为人才济济的曹操麾前的著名大将，为曹操平定天下立下了赫赫战功。在处理张辽问题上，让人不得不佩服曹操的雄才。而关羽与张辽又有所不同，张辽对吕布，只是下属对上司，而关羽和刘备却是生死兄弟。尽管如此，白马之役关羽被围土山时，这个大义之士在曹操的宽宏仗义感召下，也不得不归降曹操，并在日后为曹操立下关键性战功。从曹操方面讲，如果没有对关羽超规格超标准的特别怀柔，袁绍手下的颜良、文丑很可能成为他攻克河北难以越过的高墙，而后来败走华容道也难保不是曹操一生不可逃脱的最后劫数。因此，在对待关羽问题上，让人又不得不赞叹曹操感化政策的大略卓识。
外来降臣需怀柔感化，内部权要有叛逆之心而帝王在还无法一举而灭之的情况下也会怀柔感化，汉文帝刘恒就曾这样做过。汉代历史上有个著名的事件，叫作“吴楚之乱”。此乱中的首倡者是吴王刘濞，吴、楚之乱发生在汉景帝朝，而事实上早在汉文帝时，吴王刘濞就曾图谋反叛，只是由于汉文帝及时发现并用怀柔策略予以瓦解而已。事情是这样的：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侄子，被封为吴王。吴地处沿海，又多山区，因此铸钱和煮盐使封国很快富足起来。刘濞因富生骄，渐生反意。先是每年春秋两季进京朝拜皇上，他本人不去，只让儿子代表前往。后来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更把刘濞推到了反叛的边缘。一年，刘濞之子刘贤奉父命进京，居京期间文帝派太子刘启陪伴刘贤。一天，两人下棋，刘贤连赢两盘，太子刘启十分恼火。下至第三盘，刘启又走错了一步，要悔棋时，刘贤偏偏不让。双方发生争执，刘贤的随从向着主子刘贤，竟和皇太子争吵起来。太子刘启哪里受过这种气，一时火起，遂抓起棋盘向刘贤头上砸去。说来凑巧，这一砸竟不偏不歪打在刘贤的天灵盖上，登时刘贤脑浆迸流，当场死去。太子打死了刘贤，汉文帝决定用厚殓的方式向刘濞交待，并派人送刘贤灵柩回吴地。刘贤的死使刘濞首先想到的是政治因素，他先是拒绝刘贤灵柩回吴，此后干脆只派使臣应酬一年两次的朝拜。刘濞的无礼使汉文帝十分恼火，但汉文帝想到目前自己和刘濞之间的关系正处于敏感期，于是文帝灵机一动，不但决定免去刘濞的入京朝拜，还特意赐给吴王刘濞一副“几杖”。所谓“几”就是木几，用以依靠。所谓“杖”就是手杖，用以拄撑。古人以此为馈赠含有敬老之意。刘濞对汉文帝不满又不敬，汉文帝为了稳住刘濞，不但不治刘濞的罪，反以敬老之物相赠，这一办法确实行之有效。刘濞接到文帝赐予的“几杖”后果然大受感动，反叛之意随之由心头又压到了心底。这也许就是吴、楚七国把本可能在汉文帝时就发动的叛乱一直推迟到汉景帝时的一个重要原因。由这样一桩历史故事，我们看到了汉文帝作为一个有见识的帝王在对待臣下时运用怀柔感化策略的自如和圆熟。而他这一策略的运用对维护他的政权确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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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王
驭臣之法（之三）：2。善待“忠臣”
帝王为权宜计，常常对降臣和反臣采取怀柔感化政策，但真正喜欢器重的还是所谓“忠臣”。在有远见的帝王看来，忠臣既然对旧主忠心耿耿，那么一旦使他回心转意，他同样也会对自己忠贞不贰。明建文帝时，藩镇羽翼过丰，建文帝采纳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决定削藩，但引起了以燕王朱棣为代表的诸侯的“靖难”之役。朱棣以诛齐泰、黄子澄“清君侧”为名，向南京进军。途中围攻某城，朱棣要守将速速投降，守将却对朱棣说：“小人现在是建文帝的臣子，臣不能背叛主子，以后如果您做了皇帝，我自然会听您的命令。”朱棣听了这话，只好解围撤兵。后来朱棣果然推翻了建文帝，进入南京城，做了大明皇帝。朱棣攻入南京后，收缴了几千份建文帝大臣的奏章。朱棣命降臣解缙等人阅看，见到有关治国大计的就留了下来，其他凡涉及到自己的奏章则全部烧掉。这项工作结束以后，朱棣问解缙等人：“这里面恐怕也有你们诸位的奏章吧！”解缙等人一听，连忙下拜叩头。这时旁边站着一个叫李贯的建文帝旧臣得意地大声说：“这里面就没有我的奏章。”朱棣听后转喜为怒，斥责李贯说：“没有你的就能说明你好吗？常言说，‘食其禄，思其事’，你拿着皇帝的俸禄，在国家危难之际，没有一点意见贡献出来，这说得过去吗？我并不恨效忠建文帝的大臣，只恨那些怂恿引诱建文帝败坏祖宗章程的奸臣。你们这些人过去是建文帝的臣子，当然要忠于他。如今你们在我手下办事，就要忠于我。用不着在这件事上说假话。”一席话说得李贯满面羞愧。
现在做我的臣子就要忠于我，这是新皇帝对降臣的要求，也是他任用降臣的目的。但是，在这新皇帝心里，这些降臣过去是否忠于他们的主子则又是辨别忠奸的标准。对于忠臣，新皇帝往往对之表示钦敬，并委以重任。南北朝末期，陈朝派大臣许善心出使隋，结果使者被隋扣留。不久，隋人灭陈，此时许善心还被关押在隋朝的监狱中。当他听到陈朝被灭的消息时，即顿足大哭。隋文帝杨坚钦敬许善心的气节，于是任命许善心做了隋朝的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虽然接受了任命，但上朝时仍不免悲悲切切，以致连正常朝仪也难完成。对此，隋文帝对许善心反而钦敬有加，他对左右大臣公开说：“我灭掉陈朝，只得到许善心这样一个真正的人才，他既然能如此感念故主，将来也必定成为我的诚臣。”以后越发器重许善心。
降臣中的忠诚之士，往往是难得的人才。古代明智君主深知这一点，因此常常委这种人以重任，以成就自己的帝业。唐高祖时，魏征曾担任建成的太子洗马，当时李世民的威势已露端倪，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