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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原的窖藏青铜器风格大不相同，全是宗庙重器和实用宝器，庄严、凝重、纹饰精美，铸造得富丽堂皇，有很多长篇铭文，如著名的大克鼎、毛公鼎、大丰簋等。目前周原发现的青铜器窖藏有68处之多。
1850年在岐山县出土的毛公鼎是西周青铜器中赫赫有名的重器之一，造于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因作者毛公而得名，铭文铸在鼎上，有32行，共497字，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毛公鼎铭文，全文首先追述周代国君文王武王的丰功伟绩，感叹现时的不安宁，接着叙述宣王册命毛公，委任他管理内外事务，拥有宣布王命的大权。宣王一再教导毛公要勤政爱民，修身养德，并赐给他一些器物以示鼓励。毛公将此事铸于鼎上，以资纪念。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准确，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帖，充满了理性色彩，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阶段。
在白家村出土的103件青铜器多造型浑厚，纹饰繁缛精美，充分表现出西周人民高度的创造力。这批青铜器有著名的商器、陵器、折器、丰器、墙器、庆器、伯先父器等，其中有名的史墙盘铭文最重要，在腹底有铭文284字，其中重文5字，合文3字，它历述了文、武、成、康、昭、穆六王的功绩，还记述了史墙以前五代的世系，加上史墙之子痰，共七代，这就为西周铜器断代提供了珍贵的研究资料。
到了西周中后期，青铜器纹饰变化很大，删繁就简，陆续淘汰了不少以前使用的纹饰，保留下来的传统纹饰，在此时发生剧烈的变形，如兽面纹，兽体变形纹之类，产生了一些新的纹饰，如波曲纹之类。西周晚期的青铜器无论形制和纹饰都比较简单，出现少量新的器形，但整体的变化不大。
周原出土的文物中还有十分著名的西周甲骨。1977年和1979年在发掘凤雏甲组建筑基址西厢房第二号房基时，发掘了两个窖穴，两窖共出卜甲和卜骨17275片。甲骨都经过修整，钻凿有方孔和圆孔等，其中有292片有字甲骨，共计字903个，合文12个。每片字不等，有一片一字的，也有一片数字的，最多的达三十余字。
目前发现的西周甲骨，年代上限到周文王，下限到周穆王。它的内容广泛，有卜祭、卜告、地名、人名等，反映了西周时期多方面的情况。如反映周与当时殷朝关系、周与其他诸国关系等。
甲骨中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卦象甲骨，均由奇数和偶数排列组成卦画，是我国后来盛行的阴阳八卦的渊源所在。
此外，西周甲骨的雕刻艺术十分精湛，它细如发丝，刚劲有力、刀法娴熟，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是我国微雕艺术的最高成就，从而使我国的微雕艺术可以上溯到商末周初，即距今约三千一百年。
历史上的周原与丰、镐
周人是一个与神话和传说息息相关的民族。他们的祖先是后稷，传说是一名叫姜的女子在野外踩上了周人祖先的足迹后怀孕生下的。
后稷对耕种有着天生的兴趣和才能，耕种的谷物繁茂、收成好，还教会了其他人耕作，并且开辟了以谷物祭祀上帝的传统，带着周人进入到农耕文明时代。
大约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一天，由于不堪少数民族的骚扰，周人在首领古公父的带领下，从“豳”（今天的陕西彬县一带）出发，来到了位于今天岐山县箭括岭下的平原地区——周原。
对于这一历史事件，《诗经》上有详细的记载：“古公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周人在周原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一天天强大昌盛起来。经过近百年生息，开始了灭商的大业。这时的商纣王荒淫无度、败坏朝纲，而周人的领袖“西伯侯”姬昌对有才能者十分敬重，于是不少才干卓著的人投奔周国，其中就有颇富传奇色彩的姜子牙。
根据《诗经》的记载，3000多年前的历史渐渐清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在灭掉了位于沣河流域的崇国后，姬昌根据姜子牙的建议，在沣河中游建立了新的都城丰京。约公元前11世纪，姬昌把都城从岐邑迁于丰京。姬昌病故后，武王即位后，准备伐商，并在沣河以东建镐京。
据记载，武王伐纣是在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统率兵车300乘、3000勇士、45000甲兵，联合一些军队，讨伐纣王，双方军队会战于牧野。商军大败，纣王自焚。
武王伐商的事情在陕西临潼零口发现的西周青铜器利簋铭文上也有记载，具体的时间为公元前1046年。随后，周武王在镐京宣布西周王朝建立，分封诸侯，设立礼制，建宗立庙，开创了西周初年的兴盛。
由此，丰镐二京开了建都的先河。成为西周王朝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的丰镐二京，近300年间并行不废，经历了11代12位帝王。西周王朝开创了一个以血缘和军事为纽带的封邦建国体制，到成王和康王时期，中国历史上迎来了第一个盛世。
周原与丰镐遗址现状
周代是我国古代文明达到繁荣昌盛的时期，周文化对于中国封建社会乃至中国近代文化、世界文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更使中华文明未曾中断地传承至今。周原出土的青铜器造型精美华丽，铭文记载了西周王朝及方国的一些重要史实，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学术价值。
为了保护周原文化遗址，1976年国家文物局在周原遗址召开了一次现场会议，就周原遗址的保护问题进行了磋商。1979年春，国家文物局又于扶风召开了一次古建专家会议，研究如何保护岐山凤雏村周初甲组宫殿基址和扶风召陈村西周巨型建筑群基址。
1982年，周原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成立周原岐山和扶风两个文物管理所，负责保护周原遗址和出土文物。
但由于技术、财力等条件限制，周原遗址及文物的保护、研究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周原遗址面积大，遗址保护范围内村庄密布，居民众多，文物保护与群众生产生活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部分遗址已经遭到人为破坏。同时，地方财力有限，可以用于文物方面的经费比较紧张，许多文物只能搁置库房，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展示和研究，使周原文化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98年，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建成，这是中国第一座青铜器专题博物馆。该博物馆共收藏文物15000多件，青铜器5740余件组。但其中拿出来陈列的仅629件组，其余的都存放在库房。由于缺少足够的资金，各项本应开展的工作都受到了限制。周原遗址出土的青铜器还由一些小型博物馆收藏，其中包括周原及扶风博物馆，以及凤翔、岐山、陈仓、麟游等地的文物管理所。
目前宝鸡市政府正在积极筹建中国青铜器博物院，中国青铜器博物院的建设将以政府投入为主，以宝鸡青铜器博物馆为龙头，但又不单是一座博物馆，而是一个园林式的人文景区。这里将汇聚宝鸡各地出土的青铜器珍品及馆藏青铜器珍品，建成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博物院。
丰镐遗址的地面建筑除灵台台基外，其余已荡然无存。但大量的调查和考古发掘又为人们了解丰镐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因而吸引着许多游客前往参观、考察。1961年国务院公布丰镐遗址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目前，为了保护丰镐文化遗址，西安市政府划定保护区25平方公里，修整丰镐车马坑博物馆，开辟宫殿遗址和墓葬遗址等。在严格保护丰镐遗址的基础上，适当发展与其周围环境相协调的经济，做到保护和开发利用相结合。遗址保护区周边规划100米宽城市绿化隔离带，大遗址范围内的新农村建设将相对集中，建筑风貌将与古遗址相协调，大遗址环境影响区范围内禁止建设污染环境的产业。
三千年分离终相聚
这个故事发生在周原遗址出土的三件青铜器上。1961年，齐家村的农民种田时挖出了三件形制完全相同的青铜器，它的名称叫周我父簋。在中国的周朝，像这种青铜簋都应该有盖子，但这三件簋却都没有盖子。文物管理人员知道，要找到盖子犹如大海捞针一般，所以并没寄希望能够找到它们。可23年后，奇迹出现了，就好像这些簋在召唤它们的盖子一样。
1983年春天，一个青铜器窖藏出土了有四件带盖的完整的方座簋，但却多出来三件簋的盖子，对比当年挖出的周我父簋，铭文相同，刚好合适，3000年前的东西分离，终于破镜重圆。
水东西的王室二都——东周都城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东周都城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洛阳市东部
发现及发掘时间：发现于1928年，我国考古学家于1949年开始发掘，目前发掘工作仍在陆续进行中。
距今历史：2000多年
考古地位：对东周考古的研究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对研究东周时期的社会形态、墓葬形制、结构具有重大意义。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进入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文化发达，与西周文化一脉相承。
王城与成周是西周的东都和东周的王都，在今河南洛阳市及其东的远郊区。据《尚书·洛诰》记载：洛邑（即王城）在水之西；成周在水之东。今水在洛阳市东部，故此二都的方位大体可定。建国以来对东周都城遗址的探索取得了很大成果，基本确定了东周王城、东周成周城的位置，尤其是东周王城遗址，目前已经基本弄清了它的历史面貌。
考古发现过程
东周都城遗址的发现还得从洛阳市孟津县平乐镇一个名为金村的小村子说起。金村有金龙溪水常年不断，打井应该是件很容易的事，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据说，在金村打井，打六七米深水就很旺，但奇怪的是当天水旺，第二天就可能滴水全无；当天井水伸手可及，第二天就可能水落三四米；当天井中水深不足一米，第二天就可能从井口往外溢水。当地人称之问“串井”。
为何金村会有这种现象呢？谜底直到1928年才被揭开。
1928年夏秋之际，大雨多日不停，村东的农田忽然塌陷，露出一个大洞。村民进洞探奇，发现了编钟，这才知道下面是古墓。原来，这一带是东周王陵和贵族墓地，墓中陪葬了无数青铜礼器。这些文物虽历经千年，仍完好如初。编钟等乐器仍可演奏，声音洪亮，音律动听。每逢雷雨天气，雷声和古乐器振动的频率一致，于是便有了天上地下的共鸣现象。百姓不知其中缘由，传说这是“龙脉”在跳。
金村的“串井”现象正是由于金村地下古墓很多，影响了地下水的分布。金村古墓重见天日后，立刻遭到了一场浩劫。
住在开封的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和美国人华尔纳听闻金村发现古墓，闻讯而来，胁迫当地农民挖掘。
从1928年至1932年的六年间，他们荷枪守卫，搭棚立灶，共掘开八座大墓，出土文物数千件，大部分被运往国外卖掉。
据不完全统计，金村古墓被盗文物至今流散在十多个国家的数十个城市。日本人梅原末治搜集资料，编成了《洛阳金村古墓聚英》一书。仅书中记载就有238件，都是我国古代工艺品杰作和稀世珍品。
为了保护文物，新中国成立后，洛阳地区的科学考古工作迅速开展起来。30多年来，曾经多次进行发掘，其重点在寻找周的都城，并初步确定东周成周城的位置应在汉魏洛阳城遗址附近。
50年代初，在今洛阳火车站西南发现了汉河南县城。据《诗·王风谱》等史书记载，汉河南县即周王城。以此为线索，考古工作者终于在汉河南县城的外围又找到一座春秋时期的古城。1954年，考古工作者对王城遗址进行了发掘，通过发掘可知：王城北依邙山，南傍洛河。筑城的年代不晚于春秋中叶，西汉后开始废弃。最早的夯土城垣宽5米左右，后来经过多次修补、增筑，墙体加厚至10米以上。西南、西北、东北三个城角，以及长2890米的北城墙，保存都比较完好，唯东南角已被洛河冲毁。北墙之外还发现有深5米左右的护城壕沟。城郭周长约15公里，与文献记载大体相符。城中部偏西南的位置，堆积着大量破碎砖瓦砾石，结合文献自量，说明这一带很可能是王城的宫殿区。
1954年秋至1955年春，在洛阳中州路发掘出260座东周墓葬。这260座墓葬，根据随葬陶器的形制和组合，可以分为七期，从春秋早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晚期，纵贯整个东周时代。从这些墓葬出土的随葬品来看，反映出东周王室在战国时期衰微至极，名存实亡的历史事实。1957年，考古队在王城中的小屯东北发现4座相毗连的甲字形大墓，这些墓葬都带有墓道，在墓道两壁、墓室四壁尚存有彩绘痕迹，为红、黑、黄、白四种颜色组成的图案；出土的随葬品中，有一件白色玉圭片，上有墨书“天子”二字，显示了墓主身份的高贵。
自1973年以来，在洛阳老城以北，北窑村西、河两岸发现了一处颇具规模的铸铜作坊遗址，表明成周王室高度的手工业发展水平。遗址面积近20余万平方米，发现的重要遗迹有房基、烧窑、灰坑和百余座殷遗民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陶范和熔铜炉壁残块，同时还有少量的车马器和兵器。从陶范的结构成分分析，当时制陶的工艺过程相当复杂。研究表明，这里是一处由西周王室控制下的一处官营铸铜手工业作坊，其规模之大，品种之丰富，在所发现的西周青铜作坊遗址中是首屈一指的。
现已探明，洛阳市涧河以东的王城公园一带，是东周时期王城的所在地。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和探索，目前对东周王城的内涵和布局已基本了解。东周王城平面近于方形，南北长约3700米，东西宽约2890米。除东南部因地势低洼未发现城墙遗迹以外，其余部分基本上保存完好，城外有护城壕。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天子之乘”的发现。2002年7月，在新近开工修建的洛阳“河洛文化广场”工地，考古工作者发现了397座东周墓葬和18座车马坑，这是洛阳50年来考古发现的车马坑之总和。其中最大的车马坑长42米，宽7。2米，清理出两排排列有序的车马，规模之显赫，令人叹为观止。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可以确认，这座车马坑当属目前全国仅见的东周时期规格最高的大型车马坑。令人兴奋的是，在这里发掘出了由6匹骏马驾驭的“天子之乘”，对研究东周历史和探索东周王室墓地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接连不断的考古发现与众多精美文物的出土，向我们展示了两周时期王室都城与文化的繁荣和丰富多彩，它是我国早期文明发展的重要体现。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领略到东周的辉煌文明，同时还可以寻出中华早期文明发展的轨迹。
东周都城遗址出土文物
从著录以及考古发掘的青铜器来看，洛阳一带是出土青铜器较多的地区之一，而且多为青铜礼器。另外也有不少较为罕见的新器形，如方盒形器，带流觯、双面人座器、兽面纹方座簋、人形车辖等。其中比较有特色的是洛阳金村东周墓出土的金银错狩猎纹铜镜。铜镜上饰有骑士博虎图案，这是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人物镜。
金银错狩猎纹铜镜为圆形，直径17。5厘米，小圆纽，座外饰一周凹面形宽带。其外侧弦纹圈上向外等距饰以3个银色扁叶纹。纽座之外，饰以六组金银错纹饰。其中三组为错金的涡纹，还有三组不同纹饰，尤以骑士博虎图最为著名。画面右侧是一武士头戴插两根羽毛的冠帽，身披铠甲，左手执缰，右手持剑，蹲在披甲的战马之上，正向一猛虎刺去。左侧的立虎作欲噬状，全身饰以鳞纹；第二组为二兽相斗图；第三组是一只蹲立于扁叶之上，展翅欲飞的凤鸟。三组纹饰皆嵌以金银丝。镜缘为金黄色卷缘。
该铜镜原存日本东京细川侯爵家，现藏日本永青文库。金银错狩猎纹铜镜是经过特殊制作工艺加工而成的铜镜，它不仅质地精良，而且铜镜铸好后又经过特殊的加工——错嵌金银，这是其他地区所不及的，反映出该地区有较高的水平。
出于王城东北部的“繁阳之金”剑和“吴王夫差之元用”剑也十分著名，有二者可见吴楚之物流转周王室的情况。比较著名的青铜器还有“马羌”钟，尤其是钟上铭文十分宝贵，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三晋伐齐入长城之事。方国器物汇集王城，周天子以“天子之乘”仍具有君临天下的威仪，这些发现都证实了两周时期“天下共主”这一传统观念所占据的主流地位。
此外，都城遗址还出土了很多青瓷，堪称为中国已发现原始青瓷中的精典作品。北窑西周墓出土的玉器达200多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