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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古井的发明者
考古学家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很多重要的古遗迹，而这其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一口木构浅水井，距今已有5600余年，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水井。
这口井的井口为方形，边长约2米。据考古学家的复原推测，水井遗迹的周围都是黑色淤土层，井旁一角放置几块平整的大石块，所以这口井是选择了低洼处开挖的。河姆渡人在原有的水坑中部，先打入四排桩木，组成了一个方形的桩木墙，然后再将排桩内的泥土挖去。为了防止排桩向里倾倒，再在排桩上部套一个方木框。排桩之上平卧十六根长圆木，很可能是构成井口井架或为了加固井口而设置的构件。井底距当时井口地表深约1。4米。考古学家还在水井外围发现了一圈呈圆形分布的栅栏桩，又在井内发现辐射状的小长圆木构件和苇席残片等，据此推测水井上当盖有简单的井亨。这个比较完整和高级的水井，是我国发现的属于最早的一流水井。它和河姆渡文化农业定居的社会经济生活是完全相应的。历史传说中的所谓“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就是这个时代的标志。
《周易》记载“木上有水，井”，千百年来人们百思不得解：井怎么会是木上有水呢？正是这口方形木构井的发现，才使这千古之谜彻底揭开。也许在五六千年以前，海潮是河姆渡一带的常客，又因常年雨量充沛，暴雨、洪涝常使水浑浊而不能饮用，木井的构筑使先民饮到了洁净的水。由此可见，古井是先人净化水、讲究饮水卫生的杰作。
河姆渡古井的形制，在我国象形文字中还大致有迹象可录。金文中的井字，有时也写作“井”字，在井字中间增加了一点，井干是四面横直相交之形，而中间的一点则是汲水用的陶器，以区别于捕兽用的陷井之井。可见，象形文字也反映了历史上事物的微妙差异。
水井的发明，是人类与大自然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自从发明水井以后，人们可以在远离河流、湖泊的地方生活，开辟新的生活居地，可以战胜干旱的威胁，对于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毫无疑问，水井的发明在人类文明史上是有划时代意义的。
原始社会的建筑师
河姆渡遗址河流沼泽密布，地下水位很高，一般不能采用半地穴式建筑解决居住问题，于是河姆渡人发挥聪明才智，开创了人类居住方式的惊人之举——干栏式建筑。
干栏式建筑是一种以桩木为基础，构成高于地面的基座，再用桩柱绑扎立柱、架梁、盖顶的半楼式建筑，是巢居的继承和发展。干栏式建筑的功能十分强大，首先可以避免野兽的袭击，一般性洪涝对其生命安全也不构成灾害，另外还可以脱离潮湿的地面。“干栏式”建筑是我国南方传统木构建筑的祖源，至今华南有些地区仍存在。
发明和创造干栏式建筑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河姆渡人的住房经历过好几个阶段。首先是在一棵大树上构巢，紧接着发展到在相邻的三、四棵树上架屋，直到最后才有了现在我们熟知的干栏式建筑。
河姆渡遗址木结构技术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其干栏式房屋的建筑工艺已经十分科学。
首先就是在房屋朝向的选择上。根据河姆渡遗址第一次考古发掘的建筑遗迹平面图分析，3幢建筑均呈西北——东南的走向。这样建筑的朝向与现在的座北朝南方向选择有很大差别，对采光、通风、取暖、避寒都不利。河姆渡文化的生产力水平已经很高，这种建筑方式与其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成反差。可经过仔细考证研究，却发现，这种安排十分合理。
当时的建筑还未开窗，而门的位置与傣族的干栏式建筑一样是开在山墙面的，具有出入、通风、采光、排除烟尘的诸多功用。干栏式建筑呈西北——东南走向，门的朝向向南偏东10度左右，这个朝向在江浙地区冬季日照时间最长而夏季最短，避开了夏季的炎热，增加了冬季的采光时间。所以对长坡檐，无窗户的干栏式建筑，这个朝向选择是非常符合实际的。迄今当地的建筑仍继承了这个合理的朝向选择，门户向南偏东5…10度是最好的朝向。当然这是通过实践和生活积累得来的。
干栏式带来的建筑困难比一般地面建筑大得多。万丈高楼平地起，建筑能否成功，基础是关键，干栏式建筑显得尤为重要。河姆渡的建筑基础桩木有圆桩、方桩、板桩之分，各种形式木桩的底部一律砍削成尖刺状或刃状，用打入法处理。接下去架设地梁。从上面基础工程看，开工前需要对建筑负荷有个计算，以决定用材的规格和数量。然后根据建筑面积，室内分隔要求，在现场放样。最后选择座标，以保证木桩的平行垂直，保证下步的梁柱安装工程。
在河姆渡遗址干栏式建筑遗迹中，最有影响的是出土了上百件带榫卯的木构件。河姆渡人的榫卯技术，把我国应用榫印技术的历史推前了3000多年。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在没有金属工具的生产条件下。仅以粗劣的石器和骨器，创造了多达十余种形式的榫卯，令人惊叹不已。这种木结构建筑设计之科学，规模之宏大，不仅为我国所罕见，也是人类文化史上最早的杰作，被考古学家称之为7000年前的奇迹。
河姆渡的建筑师已经有了室内装修的意识，居宅是人类生活、生产、社交的重要场所，也是装修方面的重点。由于石质生产工具的制约，当时的地板比较粗糙，而且高低不平，从出土的“人”字形土块看，室内坐卧处重要区域的地板曾经用泥土抹平，然后铺上苇席，使得这些部位比较平整，容易打扫干净，有利于休息。此外根据建筑学家分析，建筑遗迹中显露出当时室外留有1米多宽的走廊，从出土的直板栏干卯孔看，走廊外侧还安装着栏杆。
在室内装修中，他们还着意进行美化，出土的刻花木构件，马鞍形五叶纹陶块可能是室内悬挂于门框或中柱上的艺术品。居宅装饰中最突出的是竖立于屋脊上的鸟形器，它们用石、骨、木和象牙材料制作，正面刻有鸟和太阳的纹饰，顶端两旁有穿孔，用于穿引细绳把鸟形器与木棒绑扎起来，再把木棒绑扎在脊梁上。许多学者认为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鸟形器可以和铜屋模上的立鸟联系起来，反映古越人爱鸟、崇鸟的习俗。总之这些艺术品表现了河姆渡人的原始宗教信仰，把居宅的装修提高到了艺术的阶段。
由于干栏式建筑适应江南地区多雨、潮湿的自然环境，还具有防蛇虫猛兽和饲养家畜、堆放杂物的多方面功用，因此历数千年不衰。继河姆渡遗址以后，考古工作者在江苏吴江梅堰、海安青墩、浙江吴兴钱山漾、广东高要县茅岗及湖北蕲春县毛家嘴、四川成都十二桥等遗址中都发现干栏式建筑的遗迹。干栏式建筑直接启示了楼阁的发明，并利用了下部空间，最终导致阁楼与二层楼房的形成。
河姆渡消失之迷
河姆渡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处氏族聚落生活遗址，其发展的轨迹是两千年。但奇怪的是，考古学家并没有发现他们延续下来的证据，河姆渡文化的突然消失引起了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种种猜测。
1998年的一次洪灾，给研究者带来灵感。他们对河姆渡周边地理环境作了长达3年的调查，发现几乎在姚江所有的拐弯处，都有大洪水冲刷的痕迹。
研究人员发现，河姆渡遗址地层的堆积表明河姆渡文化时期至少发生过两次特大洪水。分别发生在距今六千年和五千年前后。第二次洪水不仅淹没了河姆渡人的家园，还使“工”字形高地被冲出一个大缺口，姚江完成了由北流改道东流的剧变。
于是，海水沿河道上溯，河姆渡开始遭受洪水的威胁，变成一片水乡泽国，祖先赖以为生的水稻连遭淹没，甚至颗粒无收。于是先人开始大规模迁徙，离开了生息两千年之久的土地……
河姆渡人迁徙到哪里去了？考古学家一直苦苦追寻，却没有答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考古学家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几十具河姆渡人骸骨，对于研究河姆渡人去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经复原测量鉴定，河姆人头骨均为长颅类型，颅骨的高度大于宽度。鼻骨宽而且平，齿槽突颌，上齿槽弓狭长，缺乏腭圆枕和下颌圆枕。头骨眉弓不特别粗壮，眉间不突出，鼻根凹浅平，眶角较钝，颧骨大而突出，具有典型的蒙古人种形态特征。根据两个成年男性的股骨和胫骨长度推算，身高分别为162厘米、170厘米，均属中等身材。
复原后的河姆渡人与蒙古人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至今考古界也无法确定二者之间的关系。
河姆渡文化遗址现状
河姆渡遗址蕴含着巨大的历史、科学和文化价值，被学术界公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考古成果之一。1982年2月23日，国务院公布河姆渡遗址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1986年开始，浙江省、宁波市和余姚市三级政府共同出资，实施河姆渡遗址的保护、建设工程。
首先划定遗址4万平方米的保护范围和3。5平方公里的建设控制地带；搬迁叠压在遗址上的全部农民住宅和3家乡办工厂企业；迁移渡口南岸的采石场等，避免遗址内人为的破坏。
1991年，开始兴建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并于1993年5月12日落成开放，江泽民总书记亲笔题写了“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馆名。博物馆由文物陈列馆和发掘现场馆两部分组成。文物陈列馆紧邻遗址西侧，主体建筑面积3200平方米，由6幢用连廊相接的建筑构成。建筑造型根据河姆渡7000年前干栏式建筑风格而设计，象征着7000年前榫卯木作技术，并配以土红色波纹陶瓦，古朴而富有野趣。序厅高18米，屋面形似一只展翅飞翔的大鸟，表现河姆渡先民崇鸟、爱鸟习俗，整座建筑古朴、野趣，有河姆渡文化特色。
河姆渡文化遗址经过两次局部发掘，已经开挖了2800平方米，仅占全部面积的7％。目前，有关部门正准备对河姆渡遗址做第三次考古发掘，并在那里再建一座发掘现场的纪念馆和原始部落村。随着遗址的进一步发掘，必将发现更加丰富的文化内容，也一定会有更多的惊世发现在等待着考古学家的发掘研究。
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发现，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近几年来，己有二十多个国家、地区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官员前来考察。2001年经国家文物权威部门评选，河姆渡遗址被列入“中国二十世纪百项重大考古大发现”名单。
太湖地区的文明纽带——崧泽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崧泽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上海市青浦城区东4公里处
发现及发掘时间：1957年发现，并陆续进行了小规模发掘。第一次大规模发掘是在1961年，此后崧泽文化遗址的发掘一直有序进行。
距今历史：4900…5800年
考古地位：是太湖地区具有一定典型性代表的文化，为联接马家浜文化与良渚文化的重要环节。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太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类型，它前承嘉兴马家浜文化，后接余杭良渚文化，是太湖地区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环节。
崧泽古文化遗址位于青浦城区东约四公里处，地势低平，海拔仅3。03米。村北首有一土墩，高4米，长阔各90米，俗称假山墩，相传这里为古代葬地。清光绪《青浦县志》有“晋左将军袁山崧墓在崧泽镇后”的记载，正是这句记载，引领着上海的考古工作者拉开了崧泽考古的序幕。
考古发现过程
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历来就有捧着史卷找遗址的作风，当年殷墟遗址就是这样被发现的。上海的考古工作者也承袭了这一作风，当他们在《青浦县志》上发现“晋左将军袁山崧墓在崧泽镇后”的记载后，凭着对古遗迹的敏感，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崧泽这片神奇的土地。
1957年，上海市考古工作者在青浦县进行考古调查，在假山墩采集到数片新石器时代夹砂红陶和泥质灰陶片，这一发现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注意。
次年，上海市出版局饲养场的同志在村北农田发现了一些鹿角、陶片及石器，经上海文管会鉴定，为一处古文化遗址。1960年冬对假山墩遗址进行试掘，面积44平方米。在发掘的探方中，考古队员发现了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包括一个灰坑和一座墓葬，以及大量夹砂红陶、泥质红陶和灰黑陶片。
对假山墩遗址第一次有计划的发掘是在1961年5月21日进行的。这次发掘揭露面积457平方米，清理墓葬50座。1974至1976年又进行了一次发掘，揭露面积202平方米，清理了新石器时代墓葬46座。
通过几次发掘，考古学家对崧泽文化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崧泽文化的堆积层主要分上下两层。上层为居住堆积层，出土的典型器物为石器、陶器、骨器、玉器和动物骨骼、植物种子等，为马家浜文化晚期类型，距今约6000年。下层是一处墓地，随葬器物少，一般只有1至3件。有的墓葬甚至没有随葬品。
1982年，全国考古学家在杭州举行中国考古学会年会，崧泽文化被认为是上海地区6000年前马家浜文化的延伸，并下启距今4000多年前良渚文化。同时，崧泽文化还接受了外地文化的影响，与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也有一定联系，因此考古界确定崧泽文化为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具有一定典型性代表的文化。
最能让崧泽考古引起世人瞩目的就是2004年“上海第一人”的出土。
2004年2月到4月，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在对崧泽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时，首次发现了6000多年以前的建筑遗迹，清理出7座墓葬，填补了上海地区这一时期墓葬出土的空白。就是在这些整理出来的墓葬中，“上海第一人”面世了。
那是在3月31日的下午，考古队队员陈杰在清理探方，突然在土中显露出人头骨的一小部分，他立刻惊喜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考古队负责人，当时就有人猜测这是上海最老的老祖宗，全场都跟着沸腾起来了。
有了这个重大发现，考古清理的过程就停了下来，发现头骨的地方被遮盖保护起来。经过周密的安排，4月8日终于将头骨全部清理了出来。出土时，头骨的的上下颌牙齿看上去都是完好的，但由于历史太久，上颌齿已经全部风化，出土后的头骨已经没有了上颌齿。
在这次发掘中，还发现了比良渚文化早1000多年的祭坛，也是太湖地区最早的人工堆筑祭坛。在祭坛北部分布着同时期的建筑遗址，形制较完整的有1座，房址平面呈圆形，外圈柱洞15个。房内地面硬实，面积约5。5平方米，据专家分析，这些房子不是居住用房，而是和祭坛密切相关的。
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批石器、骨器等。其中石斧双面管钻穿孔。过去一直认为管钻穿孔技术出现在崧泽文化晚期，此斧的发现，将这一技术提前了1000多年。
崧泽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继浙江河姆渡和江苏马家浜之后，崧泽文化在很多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在玉器方面，显示了长江下游地区玉文化发展的强劲势头。
崧泽文化早期出土的玉器并不多，品种上多玦少璜。到了中期，璜、环、珠、坠等器形出现，器物也更加精致。崧泽晚期出土了较大型的玉镯、玉璧和超大型的玉斧。这些玉器器形规整，器表光洁，打磨精致，钻孔熟练。在崧泽文化时期，女性佩带这种玉璜和玉镯成为一种风气。
崧泽玉器在产品造型上富于变化，如同一处出土的三件玉琀，样式各不相同，一件是淡绿色，圆饼形，一侧穿一个小孔；另一件同是淡绿色，却做成了璧形；还有一件是墨绿色，鸡心形，中间穿一个孔长达4。2厘米。崧泽遗址出土的玉璜数量较多，这些单璜被当作项饰，制作精细的玉璜受到社会重视并开始具有一定的礼仪性质。玉璜的使用者多为身份较高的权贵阶层，为后世中国玉文化、“德佩”等观念和习俗奠定了基础。
出土的陶器以灰黑色为主，基本上用泥条盘叠加轮修的方法制成。崧泽的陶鼎较具特色，器型以深腹釜形为主，也有少量罐形和盆形的。陶鼎多是扁铲形或凹弧形。崧泽的陶豆大多为浅盆形，豆把的样式很多，有高把的、低把的，还有是多节形。陶豆的纹饰主要是弦纹和圆形、三角形组成的镂孔为主，也有再加压划纹和彩绘的。
崧泽的陶器艺术品十分特别，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一只上有红彩的陶塑小猪。这只小猪圆咕隆咚，肥头肥脑，双眼鼓突，吻部前拱，腹圆鼓下坠，四腿短短，野猪的特征几乎荡然无存，是一只已被驯化、圈养的家猪。这只陶猪的出土，将人类驯化猪的历史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