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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家的报告送上去后，中宣部有关领导显然作出了指示（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内容是什么），因而有了这样的结果：3月21日出版的第624期《国内动态清样》，以《日本报纸报道的文章有歪曲，纽约对马丁的批评不科学》为题发了消息，对该刊第380期的歪曲报道予以纠正。
经济学界的反应
新华社《清样》对马丁文章的歪曲报道，经济学界当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
澄清事实，他们也要求中宣部能够对此有个说法。中宣部根据薄一波“把各种议论综合起来，研究一下”的批示，3月19日以理论局的名义发出邀请函，邀请首都新闻界、经济学界、理论界的学者举行座谈会。
3月22日，座谈会召开。会议由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主持。会上印发了《北京周报》和人民出版社给中宣部的报告、前文提到的国内外的报道以及《中报》的社论等材料。于光远、廖盖隆、王若水、苏星、冯兰瑞、董辅礽、曾彦修、张惠卿等三十多人与会。
与会的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喻权域（原在国内部分管内参组，此时已调任《经济参考报》总编）在会上成了被告。面对批评，喻权域介绍了《国内动态清样》编发有关《中报》评论的经过情况，对未认真核对作了自我批评。不过，他对马丁的文章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在肯定马丁文章中有不少好的见解，无原则性问题，可以发表的同时，认为存在这样一些缺点和错误：1、从什么‘转向’什么的小标题有片面性；2、对《资本论》所建立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在今天的指导意义估计不足；3、‘从本本中走出来’的说法不合适，在理论研究中，克服教条主义是必要的，忽视书本则不对，因此不能说从本本中走出来；4、对当代西方经济学评价过高。”
在当时的气氛下，喻权域的解释就显得很微弱。据参加会议的人事后回忆，喻权域讲话过程中，不断被人打断。与会者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清样》上。纪要说：
在谈到马丁文章的同时，冯兰瑞（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引者）同志说，近年来理论界气氛比较紧张，这与个别同志“谎报军情”，干扰领导同志决策关系很大。王若水（《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引者）同志说，向中央反映情况是需要的，但提供的信息必须真实，每一个环节失真一点，最后就面目全非了。另外还应该提倡信息公开，至少保证作者本人知道。于光远同志认为理论界应提倡点名批评。董辅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引者）建议中宣部对个别向中央领导同志谎报理论界“军情”，又不愿将自己的不同意见写成文章来公开讨论的同志进行批评帮助。汪永芬同志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我们一些同志在工作中还往往是不从实际出发，缺乏调查研究。可以借马丁文章来提醒新闻界、理论界的同志注意，进行批评要实事求是。
座谈会上，对马丁文章只作了“一般性的评论，没有来得及就它提出的若干观点展开讨论”：
于光远、《工人日报》评论部负责人李禹兴、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张惠卿、人民出版社前社长曾彦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董辅礽、《北京周报》社代理总编汪永芬等同志对马丁的文章从总体上作了肯定。他们说，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站得住脚的，但存在一些漏洞和毛病。于光远同志说，马丁所说的从批判转向建设，讲的是中国，不是讲世界。在我们过去的经济教学和研究中，恰恰存在讲批判太多，讲建设太少的缺点。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注重替资本家出谋划策，而我们的经济学为社会主义建设出谋划策不多，因此把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好好放在研究建设上是非常需要的。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一工作，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
这次座谈会后的第三天，在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召集的一个讨论社会科学发展战略的会上，不少人又谈及了马丁事件。于光远说，这场风波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怎么看的问题。他说，尽管马丁的观点有许多我并不同意，但我认为，马丁的文章是重要的，应当允许其发表，应当引起理论界的注意。他还说，马克思不能解决当前中国的许多问题。《资本论》第二卷关于社会再生产的公式是不完全的，因为它没有时间因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发展，就须先造成学术自由的空气，允许人们展开讨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朱绍文说，“马丁问题”根本不成问题。还有的专家指出，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如果香港或海外报刊一表扬某人或批评某人，那么这个人在国内肯定要“倒楣”。学术自由、科学发展的环境，目前还未完全形成，“科学无禁区”还没有真正实现。在特别需要大胆探索的时候，根本不顾对方的原意、像堂吉诃德同风车作战似地搞大批判，全凭外国言论来指导理论工作，这种极不严肃的做法为什么居然得逞一时呢？为什么这种极不称职、谎报军情的“哨兵”仍占据舆论阵地要津？这种状况不改变，知识分子根本不可能拥有一个宽松活泼的学术生态环境，归根结底不利于开放改革的顺利进行。
1986年4月1日的上海《社会报》发表《学术要自由，探索要大胆／“马丁事件”引起我国理论界关注／人们再也不允许破坏学术生态环境的怪现象继续存在下去》的文章，4月7日，《世界经济导报》重新全文刊登了马丁文章的全文，并转载了《中报》的社论以及《读卖新闻》的报道。紧接着，《文汇报》《经济学周报》《长江日报》《新华日报》……纷纷发表有关“马丁事件”的评论文章，并报道了事件的真相。至此，“马丁事件”基本了结，引出了理论研究需要宽松环境的讨论。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冯兰瑞、张惠卿、杨继绳等学者的帮助，谨此致谢）
人间何处着疏狂
■ 黄 波
曾经有一个话头，叫“不和七十年代人做朋友”。作为一个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人，对这种说法略感羞愧的同时，也会暗暗叫好：七十年代人往往轻浮、傲慢，还爱以自我为中心，缺乏责任感，活该没有人和他做朋友。即如我自己，朋友中也很少同时代人，算是这个话头的一点佐证。
现在拿年代说事儿已经不那么好玩了，曾几何时，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人纷纷浮出地表，个个叫着“出名要趁早”，七十年代的人已经“老矣”。可是，毕竟还有徐晋如。每每想起这个出生于1976年的人，我就不会对七十年代的人完全失去信心。
“他原是清华大学中文系学生，因爱好古诗词和戏曲，觉得只有到北大去才能使这些爱好得到更好的发展，于是他就要求转学到北大。清华竟然同意他转出，北大竟然同意他转入”；“他常常穿着古人的长衫，出入于北大各种场合”……这都是在接触徐晋如文字前，看到的有关他的一些资料。那时觉得此人真是世俗社会的一个异数，不过也仅此而已，因为按照经验，当一个人的轶事被众口流传的时候，这个人已经被“符号化”了。随后便是在网站上，读到他的旧体诗，在《博览群书》上读到他的《缀石轩诗话》，这时禁不住有“惊艳”之感了，而这是我读当代人著述中很少出现的一种感觉。我惊异于一个七十年代的人对旧体诗词的体察、把握乃至运用上会达到如此的高度，他对旧体诗格律的纯熟自不必说，那些寥寥数语的诗话，即使放在近现代名家诗话中也是不遑多让的，我更惊异于一个当代人居然能够如此自如地将现代理念和人格精神贯注于“旧瓶”中，套用一句话，他的诗文是“这样的旧，又是这样的新”。
再以后，就是读到徐晋如的两本书。《胡马集》，旧体诗词集，2002年出版；《人苏世》，文集，2005年出版。两书印数都很少，这不奇怪，徐晋如有一种罕见的思想早熟，能够接受他的人是不可能多的。
关于徐晋如的诗词，余杰以“深情”、“深思”概括之。这是很不错的。没有“深情”就不会有诗人，天性凉薄者硬做几首诗，只好以风雅或玄机来掩盖冷血。诗人之情既可是对国家民族之“大情”，也可以是小儿女之“闲情”，只要发自肺腑，自是天籁。所以，在徐晋如的诗中，既有《北戴河海边骤雨》这样慷慨悲凉之诗：“牢落乾坤矜此头，沧溟难托杞人忧，狂来横雨幽燕隘，纷坠沙鸥太上愁。国步径应悲老父，民权虚自说神州。鸱夷浮海如长策，东望扶余涕泗收。”也有情到深处人孤独的伤心人语，像《重感旧》这首，诗曰：“惯带疏狂赏夕晖，又因青酒洗春衣。嫣然巧笑情疑梦，特地高吟意恐违。似水流年还自惜，如花美眷上同归。欲凭灵异传心曲，甄枕无由通宓妃。”“人生自是有情痴”，徐晋如的“深情”总让人想起怨去吹箫狂来舞剑的龚定庵。从他的诗看，他是受龚定庵影响颇深的，他的诗中我个人最偏爱七绝，以为冷隽而带一种倔强之气，而这恰又是龚定庵的胜场。不过，他到底不是龚定庵，或者说他要比龚定庵幸运，先后在中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吸取精神营养的人，其视野自非“旧学”所能束缚，他的思考肯定要比嘉道之际的旧式士子更为深广，即使是作旧诗，也不会有一个自以为怀才不遇的老名士那种下意识流露出的轻薄和风流自赏。“万寿从来终有疆，谀词岂便是仙方。蓬莱烟景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游仙早悔少年狂，自古多情憎帝王。老去江淹尴尬甚，那堪重赋《贺新郎》”，“曾闻浊世有良相，讵料圣朝无直臣。客到淮安休买醉，寻常巷陌倍愁人”……像这样一些诗句，当然只会从今之徐晋如的笔下涌出。试读他的《缀石轩诗话》，“有超世之人，有顺世之人，有游世之人，此数者皆与诗道无缘”，“柳亚子郭沫若有体无象。剑气不以箫心为佐，只一大花脸也”，“程砚秋《花事已开再寄叔通先生》：‘松柏青青入眼同，好花不竞一时红。惊心尚有东篱菊，正在风霜苦战中。’于谐和中隐见锋芒。自来咏菊诗，率皆寄言隐逸，未若此篇独能得普罗米修斯之侠概。俏丽之中，居然肃杀。”……这样的诗论，自然不是陈衍甚至不是梦苕庵能够作出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立身之本，至于七律还是五古这样的形式问题，又怎能桎梏其头脑？
徐晋如曾自述，“平生议论，不出庄周尼采二家”。这倒不是欺人之语。徐晋如的姿态的确既是自由的，也是精英的。以这种姿态作历史、人生和艺术的旁观者，屡有庸常思维梦想不到之处。在《人苏世》一书中，他论伶界两大王梅兰芳、程砚秋精神之差异，真是体察人微妙到毫巅，连我这对国剧完全陌生的人都恍然似有所悟。另外一篇《康圣人碰见章疯子》尤是奇诡之作。昔日读章太炎那篇被思想史文化史捧得极高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不禁窃窃私语：看不出什么逻辑推理，倒像是谩骂和攻击，与人辩论能如是乎？这样的辩论能使对手心服口服乎？不过也就是暗地里嘟囔几句，目光也局限于文字的技术层面。现在读徐晋如这篇大作，仿佛猛然于幽闭中被打开了一扇天窗，顿觉神清气爽别有人间。他的笔锋所至，已不仅仅是章太炎，不仅仅是那个曾经被捧得奇高的邹容，不仅仅是文字和口舌之争，更及于一种理性丧失下的迷狂的激情，而这正是一种让人害怕的民族性格。徐晋如说：“康有为一定没有想到，他游历万国，覃思熟虑而形成的思想，竟不如一个革命暴徒的观点来得吸引入。他不懂得，从古以来，辩论中胜利的一方，通常并不是掌握真理的那一方，而是擅长谄媚庸众、擅长煽动愚民的那一方。真理往往是深刻的，而通常能够赢得更多听众的，偏偏是浅易而偏激的观点。”其实何止康有为没有想到，历史老人恐怕更没有想到。不知道徐晋如当初搦管戳破这一惊天秘密，于推窗遥望的那一刻是否感受到了一种彻骨的悲凉？
正因为徐晋如不屈不挠的精英姿态，所以在《人苏世》中常有一些惊人之论，什么“民主恰恰是最坏的”，“宽容的本质是乡愿”，云云。对这种惊人之论，我没有资格和学力置一词。不过，我想，在民主和自由这两种价值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应该不是一件坏事；现在是不是一个大众话语已经过于喧嚣的时代，也可以讨论，但在一个狂热和激情常常泛滥的国度，对民粹主义的适当敏感未必就一定是杞人之忧。所以，虽然徐晋如说“宽容的本质是乡愿”，但我们何妨对这样一个可能不太合时宜的人就“乡愿”一回呢？
徐晋如因这种精英的姿态，常常会被认为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有逐渐合流之势，但因为这二者在价值观上毕竟还是有畸轻畸重，因此必须倍加小心，否则，一个保守主义者稍不注意，是很可能从对威权的尊重而不知不觉间滑到“专制”的。个人觉得，徐晋如以自由而精英的立场衡世论人，就偶尔露出了一些他可能未自觉到的破绽，最典型的是他关于王朔的文章。嘲弄知识分子的王朔不在徐晋如喜欢之列，这不奇怪，他写过多篇抨击王朔的文章，也很正常，有几篇还非常痛快，但其中一段仿佛漫不经心的“闲来之笔”却让我困惑不已。那段话的要害是把王朔“想像”成一个似乎有文字以外的力量的人，对这样的人可怎么才好呢？要钳他那张不招人待见的“大嘴”，也只好借助文字以外的力量了。这就是徐晋如那段闲文给人的印象。当年王朔正走红时，这篇洋洋洒洒的文章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颇为耸动，有心人当还有记忆吧？当然，也许诗人徐晋如并没有我揣度的这样的深刻用心，可是那段关于王朔的文字却实在不能止住别人如此猜想。作为朋友，我宁愿相信这是徐晋如笔墨纵横之际一不小心留下的一处硬伤。
阅读徐晋如，感觉他是在几个时段都不好安顿的人。当商业时代兴起时，他却要去钻研旧体诗词和京剧这样近乎恐龙似的东西；当别人为求“政治正确”而做出拥抱普罗姿态的时候，他却宣扬“民主恰恰是最坏的”。这样一个让几个方面的人都会皱眉头的另类，到哪里去寻安身立命处？“人间何处着疏狂”，这是王静安咏苏曼殊的句子吧，我看移它到徐晋如身上倒是恰好。也许徐晋如对自己的命运是有自觉的，他将自己的文集取名“人苏世”，“苏世”者，楚辞者所谓“苏世独立”也，其中自有几分狂傲，但未必就全无衰飒的气息吧。
前不久听说徐晋如到中山大学读古诗词和文献学的博士去了。我好生奇怪，这人能文善诗，对京剧也有精到的论述，堪称翩翩才子，没想到这冷板凳也坐得。和他通了一次电话，说是一边续写“二十世纪诗词史”，一边在大学里教几个小孩子作诗呢。诗人都是有赤子之心的，和一片天真的小孩子谈诗自是一件兴味无穷的事，不知道当此之际，绕着他的可还有无边的寂寞否？
窈窕淑女的象征资本
■ 刘 宏
《窈窕淑女》故事梗概：卖花女伊蕾莎的在街头说话的语音偶然被语言专家教授和上校听见，觉得罕见。教授和上校打赌说，经过训练，能够把口音粗俗的卖花女改造成上流社会的淑女，并且能不被人识别出来。教授达到了这个目的，而这时候伊蕾莎已经侵入他的心里，要结束他的顽固的老单身汉的生活。
两位绅士，教授和上校，两位志同道合的单身汉，两位没有被家庭妇女管束的男人，才有这样奇怪的闲情逸致——仔细研究一个卖花女子就好像研究一个产品。当他们已经成功将伊蕾莎从一个粗鲁的卖花女孩改造成为高雅的淑女之后，出现了问题，显然不能将淑女重新放回街道，那么她应该被归置到何处？
伊蕾莎看起来并不可能进入花店里去做店员，教授断断续续地说过她的种种出路：比如，让上校给她开一个花店（这时候教授很可能不满，因为另一个单身汉打完赌就消失了，一点不肯承担责任，害他不得不独自抵挡伊蕾莎对他美妙的单身生活的无情破坏）。她现在已经被视为公主，可以嫁给王子，或者其他什么贵族，这简直就是教授最满意的转移麻烦的方案了。
这些都不是伊蕾莎现在所想要的。当初她主动来到教授家的时候，只是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