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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片横跨前年历史的竹林里面，有一个一直在躲闪的身影，他偶然嘻笑露面，偶然深沉示人，他终生不仕，只做到屯田员外郎的小官，但是他却被皇帝亲自任命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职业作家，以“奉旨填词”自居的他在死了之后居然让太子亲自送葬，宋仁宗亲笔赐封“白衣卿相”的匾额，这是世界诗歌史上的无上荣耀，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这位发迹于竹林“白衣卿相”姓柳，名永，是福建武夷山人。
对于福建来说，所有的地理人文学者都会有一种误解，那就是环太平洋沿岸的地区在中世纪都是避塞的区域，也是文化的蛮荒地带。这种误解很荒唐，也很要命，他们完全照办照抄西方的理论，在中国法制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刑罚，这个刑罚将大批因文获罪的人尽数押解到没有文化的蛮荒之地，苏东坡、李纲、林则徐都不例外，或许是历史的玩笑，正是因为这种刑罚，才让中国的汉文化遍布全国各地，那些押解人犯的差役也就充当了文化传播者的角色，把世界文化史上最精华的人才巡游全国。
柳永的父亲，就是被流放到福建的犯人。他父亲来到福建三年之后，也就有了柳永。
这是一个奇怪的悖论，在这个悖论里，包含着中国文化和官方的一个极大冲突，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公共的话语永远不能形成真理，在中国，民主往往会嬗变成为粗暴而又野蛮的群众专政，据说柳永的父亲就是因为“言词多僻异，为朝所不容，旋遭逐”的。
在去福建之前，我一直觉得柳永的籍贯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包括中国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对于作者籍贯的藐视几乎到了忽略不计的地步。但是事实上在一个并不开放的时代，一个作者的出生地所包含的文化氛围基本上代表了这个人的学术背景和作品风格。就是在武夷山，在一个飘着小雨的时节，在一条仿古道路的尽头，一栋三层楼的灰色的建筑在我面前突兀的显露了出来，屋顶简单，周围游客稀疏，只有一块硕大无比的匾额高高的悬挂在进门的顶上，似乎在嘲笑着来来往往的粗俗野夫与用“造孽钱”的凡夫俗子。
那些人活该被嘲笑，更悲哀的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被嘲笑，这是一种高明，也是一种无奈。
那匾额上是四个镏金的楷书大字：一代词宗。
说柳永是词宗，这个说法是妥切并且很有价值的，柳永在宋代的地位绝对不亚于任何一个词人。从李清照到秦观统统风他为圭臬之论，他开创了在诗词史上有着半壁江山的婉约词，这个影响力波及整个汉文化圈诗词流派的创始人居然是一个位居福建的流犯后代。
在那条安逸的道路上，所有的一切都变得安静而又沉着，彷佛因为前面的伟人而变得静谧起来，无论是天上飘落的雨丝还是两旁还没有开张的店埠，似乎都知道前面有一个伟人的所在似的。
可是柳永呢？柳永自己并不知道自己出生的那座破茅草房在他身后会开发成为一个茶社，继而又开辟成纪念馆，历史就是喜欢这样开玩笑，连自己都不知道葬在哪儿的柳永却拥有一个奢华的纪念馆，绿阶朱门，白墙黑瓦，一派富贵人家的派头。
而柳永正在地下嗤笑，这也正合了他的性格。
福建不算是中国文化的蛮荒地带，相反，福建在中国文化的两次勃兴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第一次是汉代的闽越文化形成了长江以南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复兴，第二次就是从南宋到明清闽学的丰富和完善。而就在这两次文化之间，戏剧性的出现了柳永这个文学奇才，一个时尚的诗人。
中国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宋代这样开明。宋代统治阶级对于所有知识分子都采取“不杀”的政策，据说这个政策来源于宋太祖赵匡胤的军师赵普，这个规矩一直坚持了两百多年，直至宋代覆灭。
福建在那个时候因为这种政策而成为了文化的重心，流放成为了重要的惩戒方式，这种流放往往是从北到南进行迁徙——统治者很清楚，文化者的温床沃土就是文化氛围，一旦到了没有文化氛围的地方，就算这个人有天大的才华，也无处伸展。
正是因为这种行为，才强迫中国的文化制造者变成了文化传播者，那块地方，也就成为了另一个文化重心。
在资本主义即将萌芽的时候，柳永带着他的福建整个儿戏剧性的出场了，中国人听惯了大江东去大漠孤雁的北方大调，柳永那软绵绵的词句让所有的读者们都为之一震，在它们耳朵里，彷佛传来了一种特殊的声音。这种声音，是他们所需要的。
一代词宗（2）
宋代的词学发达了，应该虔诚的感谢柳永，晋代的狂狷之美到了宋代居然成为了连皇帝都为之捧场的思想境界，这不的不说皇帝的高明和聪明，这是一个怎样的朝代呵！他拥有最小的统一版图，却拥有最多的诗词书画大师。
小家出碧玉，愈是小，愈能体现一种精致，在柳永的声音之后，全国上下一大片都是软绵绵的声音，汴京城的歌妓们贝齿轻启，玉手慢弹，就是在那样一个暖玉温香的环境里，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整个汴京城“半壁高楼闻柳词，十里一片软曲音”。
这不能怪柳永，因为在舒坦的社会里，谁也不能强迫人们紧张，既然大家都这般休闲，那就这般休闲吧。
这一休闲，就是九百年。诗词歌舞琴棋书画都发达了，整个儿封建社会就陷入了这样一个优雅的环境里，从词学到美学，再到人生观，彷佛多米诺骨牌的效应一样，哗啦啦的全倒了，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这声音，让人产生出许多愁绪来。
说到愁绪，还是落到柳永身上，还是那条湿漉漉的道路，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
柳永是失败的，但又是成功的，在任何一个时代，像柳永这样的文人是不会受到重视的，也是不会获得任何既得利益的。按照大宋律法，作为一名流犯的后代，他没有资格做到三品官以上的职务的，在辞去屯田员外郎职务之后，在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里，多了一个白袍的影子，整日喝着桂花酒，说着别人不能理解的疯话，就是这样的时代，才会产生这样的人物。
更有戏剧性的是，正是追封“白衣卿相”的仁宗皇帝，在一次进士头衔的授予中，将入围的柳永剔除在外，理由是“浮艳虚华”。这个结语对于柳永来说似乎有些不公正，但是皇帝金口玉言，一说出来就不能更正，这四个字，葬送了柳永一生的官运，却早就了一代词宗。
在开封的街头，柳永淋着大雨，口里高喊着别人听不懂的词句，那种纵情，那种恣意，从骨子里透出来的那种高傲和通达，造就了一首千古绝唱：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
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
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好一个白衣卿相，人世间的豁达，开阔，全部都在里面了，谁也不能不说这是千古传唱的经典，福建人柳永造就了一个时代，他用福建人特有的精明和睿智在为自己寻求文化的坐标，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那就中间吧。
中间不错，就是中间，才有了那一首首欲罢还休的词。他就是这种性格，简单，但是睿智，放荡不羁，但又思维缜密。他的每一首词，都经的起历史的推敲和时间的考验，即使在一千年后的梁实秋读到他的词，都禁不住高喊“古今风流第一人”。
那濡湿的道路，恰逢的梅雨季节，踩在滑滑的地面上，什么感觉也没有，可是就是心胸畅达，就是舒坦，因为那地面是历史的见证，从柳永之后，朱熹、王夫之、林则徐都走过，留下的，是一声长叹，带走的，是一片孤高。
而中国文化正需要这种孤高，只有这种孤高，才能体现中国文化的真正价值。
那是一条比较短的道路，从一个美术馆进去，叫做武夷宫，是宋代的建筑，可惜设计者不懂宋代建筑的格局，不管怎么看都像是明清的建筑。
没见过古建筑的人，看见明清灰墙都会兴奋不已，看惯了古建筑的人，看见这种有些做作的东西就很不能适应，但是好在知道前面有一个柳永纪念馆，就在那个纪念馆里，柳永曾小住过一段时间。
1027年，柳永从余杭回了武夷山，他是被作为昌国州晓峰盐场大使这个职务派回的，这个职务在历史上似乎不可考，用我们现在的话说，相当于一个盐场的经理，不是国家的正式行政职务。柳永目睹了当时盐工们辛苦劳作的情景，悲悯之情油然而发：
煮海之民何所营？
妇无蚕织夫无耕。
衣食之源太寥落，
牢盆煮就汝输征。
年年春夏潮盈浦，
潮退刮泥成岛屿；
风乾日曝盐味加，
始灌潮波溜成卤。
一代词宗（3）
这首词就是著名的《煮海歌》，很长，正是这首词，柳永成功的把小调变成慢词，这不能不说柳永的高明和他的睿智，在宋代之前，诗歌和辞赋一直缺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就是纯正的心理独白，这个环节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无论是诗词歌赋，还是小说散文。在宋代，出现了一个柳永，呼啦拉的就把这个关键点补上去了，画龙点睛，就在这一笔。
福建于是在柳永之后就开始了文化的复兴，福建不是海南岛，也不是西伯利亚，海南岛好在还有椰树海滩，西伯利亚好在还有银装素裹，福建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海，只有一座山，登山望海，没什么隔阂。
柳永会去登那座山，但是，未必能望见那片海。
隔了一千年，浙江省的一个盐业管理委员会出了一本关于中国海洋渔业历史的书，就叫《煮海歌》，如今的海，未必是当年柳永之海，但是煮海之声，虽不如黄钟大吕，但仍可以振聋发聩。
柳永到了最后还是被招回了开封，那个城市似乎容不下柳永。柳永就整日混迹于妓院酒楼之中，奉旨填词显然不够他挥霍的，没钱了他就只有卖字画赚钱，他不是杜牧，没有樊川别墅，他也不是王维，右丞这个职务的俸禄可以让他吃一辈子，他是柳永，是一个流犯的儿子，他注定死后出名。
1048年，卧病多日的柳永终于决定离开汴京，他并不是发迹于这个地方，在他离开的时候，只有一个曾经和他交好的妓女来送别他，并为他叫了马车，在送别的时候，颤颤微微的柳永终于从干瘪的嘴唇里挤出这样几句话：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这首词让世人记住了柳永，凭借一首词或是一本书立身的作家似乎是凤毛麟角，有人写了千百册书都不出名。比如说兴办汉堡民族剧院的罗文，他却让后来的莱辛出了名，再比如说拉罗什福科，一本《道德箴言录》也让他享誉全球，可是谁又能像柳永这样大名鼎鼎呢？就是这样一首数百字的雨霖铃，让他成为了宋词的泰山北斗，文学的扛鼎拔山之圭臬大师。
柳永这次去了福建，去了武夷山，六年后，他死在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地方。
我从那条石道原路返回，依旧在下雨。
在雨中似乎重新认识了一个伟大的人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沉稳。
宋代是一个黑色的时代，黑色是那个时代的流行颜色，这大概和易经里面的相生相克有关，但是这种颜色，却是和整个时代的基调相吻合的。
黑色是墨的颜色，注定了宋代的书法诗词要繁荣，就在柳永那个时代，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北宋四大家的书法开始名誉神州，各种文论思想、创作精义，都像风起云涌一般在整个大时代里云蒸雾绕。黑色的文化不是黑暗的文化，但是在黑色中的一身白袍，却是一种别样风格。
我低头看看地面，也是黑色的。
黑色是山海的颜色，福建本身就是一个山海的去处，生于福建的柳永指点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生于福建的朱熹创立了中国文化的根本要义，而另一个福建生人林则徐则发出了中国文化最关键的呼喊。在这些人里面，柳永最为飘逸，终生不仕，生的沧桑，死的壮美。
可惜，是我读不懂柳永。
不知多少年后，还会有多少人，走到这里，指点着柳永的诗词，踏着黑色的石板路，雨点敲打着在他们身上，那也是一种自由，一种随意。
或许，他们会有读的懂的时候罢。
过贾谊宅（1）
客居长沙的湖南省委，夜晚翻看地图，突然发现大名鼎鼎的贾谊故居就在充斥酒吧的解放西路上。于是深夜辗转反侧不能入睡，似有重负，宛如贾谊的头像在朦胧中不能摆脱。清早起床，从岳麓山上一下来就直奔贾谊的故居。顺路一问，虽然贾太傅是长沙人，但是忘却的人却真的不少。
弯来弯去，居然在一条市场内找到了贾宅，那里地处闹市，世俗气息让人窒息。湖湘文化的源头，竟然委身于这样的一个拙劣环境。我绕过那些摊点，径直往一座门牌楼走去，门上有四个新刻的五个阴文字“贾太傅故宅”。
当地朋友说，这里要扩建，扩建为二十二亩的新宅院，老的都要拆除。
我问，能不拆除吗？
朋友说，政府也不愿意拆除，要花很多钱的。是文化界的人要求重修。
我默然。
宅院灰墙黑瓦，是明清的风格。湖湘文化源远流长。中国的两大非主流文化一个是巴蜀文化，一个是湖湘文化，竟然是两个汉代同时代的作家开创的，成都人有一座神仙桥，是纪念司马相如的，长沙有一条太傅巷，是纪念贾谊的。
走进小门，是一座四方的宅院。左侧有一个贾谊井，传说是长沙最早的井，走过去一看，井是古井不假，周围的石栏都是后来才修的，尽管是古迹，但是看起来还是不是那么的对味。茂林修竹，芳草萋萋，营造出来的古典气氛毕竟不如真实的古典气氛来的那么舒服，那么贴切。
走到井边看看，里面还有一泓清水，在阳光下显露出晶莹剔透的斑斓色泽。
穿过长长的宅院，就是贾谊祠堂。里面有一座漆黑的塑像，是为贾谊修建的。与梦中那个模糊的样子相仿。贾谊一生坎坷多舛，塑像也是一副愤世嫉俗的样子，和屈原无异。长沙本身是屈贾之故乡，屈原贾谊都是汉赋的流派创始人，两个人又都是楚文化的奠基人。屈原被人记起了，而贾谊呢？
长沙没有对不起贾谊，这或许是贾谊自己的选择。我甚至无法想象，在那样一个环境里，是如何进行那种思维的。一个早市的青年政论家，在一个特定的时代下，一方面写出了让人佩服久已的《过秦论》，一方面又写出了流传千古的《论贵粟疏》，这种自然但又现实的表达，折服了汉代以来的大批作者。
清晨漫步在贾家老宅，里面悄然无一人。晨曦在屋檐上发出灼眼的光芒，那是一个炎热的季节，除了聆听蝉鸣不已之外，还能静听自己的脚步声。这种声音，是对我的一种执著思考。
我不停的用我的脚步声反思自己，也不断用自己的脚步声拷问自己走过的路程。
贾谊本是河南人，年少就进了宫廷担任文帝的太中大夫。在汉王朝的宫廷里面，这个职务显然是足以让人羡慕的。年少得志导致的结果就是春风得意马蹄疾，西汉朝廷经过了多年清平盛世，朝廷官员多为老迈之人，贾谊的出现，无疑是一种打击，或是讽刺。可是贾谊呢？贾谊并不懂中国社会中的人情世故，他对世事不能洞明，对人情不能练达，但是这些并不能阻止它对于学问和文章的执著热爱，不久之后，他给汉文帝递上了一本奏折，奏折只有数百字，但是言辞尖刻，措辞严厉：
“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今其甚者杀父兄，盗者取庙器，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为故，至于风俗流溢，恬而不怪，以为是适然耳……汉兴至今二十余年，宜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
以孝治天下的汉文帝对这份奏折并不抱多大的兴趣。而使另一帮人在暗中里给年轻的贾谊下了绊子。这帮人的名字让年轻的贾谊第一次感觉到了权力的力量之大。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和御史大夫冯敬——这四个功彪青史的人物扼杀了一个青年政治生命，但是他们为中国的文学文化史带来了一个灿烂的巨星。最后，无奈的汉文帝摆了摆手，说，让他去长沙王那里吧，作太傅，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