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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７年他们毕业了，因为成绩优秀，两人都留校当了教员。我相信这其中也有领导的一片心意，想让他们在一起。于是他们打算马上结婚。从１９６１年进藏，他们已经等了六年了，实在该结婚了。
可就在这时，１９６７年１０月，西藏边境的局势再次紧张，亚东方向发生了炮战，两人将婚期再次推后，前往部队参战。任致逊直接去了亚东前线指挥所，马景然在军区联络部工作。他们分手的时候，再次约定，等这次战事结束，就一定结婚。
可是——我怎么也逃不开这个可是，我多想永远都不说这个可是——任致逊到亚东没多久，就壮烈牺牲了：一发炮弹直落他所在的指挥所，他被击中腰部，当场牺牲。与他一起工作的另两个同学，一个也牺牲了，还有一个重伤。
上级将这一噩耗告诉马景然时，怎么也不忍心说任致逊已经牺牲，只说负了重伤，正在抢救。马景然焦急万分，恨不能立即飞到任致逊的身边去。六年了，他们等了六年了。无论如何艰苦，无论如何困难，他们都一直在一起。这回仅仅分开几天，他就出了意外！她真后悔没跟他一起去，她想如果她在他身边，也许他就不会出意外了……他要不在了，她怎么活？她不如随他而去……他们约好了战后就结婚的啊。
部队马上派了辆车，送马景然去亚东。车是个老式的苏联嘎斯车，那个时候哪有什么像样的车啊。一个干事陪着她，急急地上了路。走的，就是我们今天这条道，从拉萨出发，过羊八井，再翻越雪古拉山，然后下山，然后就到了这个叫大竹卡的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叫大竹卡的地方，他们的车翻了！马景然因为一路悲伤哭泣，完全没注意到车子发生意外，她坐在后面，却一头栽到前面，额头撞在铁支架上，血流如注，当场牺牲。
她真的就随他而去了，那么急，那么不由分说。好像任致逊在那边喊她一样，她连“嗳”一声都顾不上，就奔了过去。
我听到这里时，惊得目瞪口呆。心痛，心疼，不已。
唯一能够安慰的是，马景然到死，也不知道任致逊已经牺牲，而任致逊牺牲时，也不知道马景然离开了人世。在他们彼此的心里，他们都活着。他们只是不约而同地一起走了，共赴黄泉，去那里活，去那里相爱。也许在他们很少很少的情话中，有那么一句：至死不分离。如果还有一句就是：永不失约。
马景然和任致逊，牺牲后双双被追认为烈士，一起安葬在了日喀则的烈士陵园。
他们终于在一起了。
他们知道他们在一起了吗？
在马景然的２００个男同学里，有一个，就是我认识的王将军，是他将这个故事讲给我听的。他讲的时候很激动，一再说，这才是真正的爱情，这才是我们西藏军人的爱情。
我也很激动，心像被一把刀铰着，因疼痛而无言。
王将军曾在日喀则军分区当了五年的政委，每一年，他都要去为他们二人扫墓。每次扫墓，他都会生出一个强烈的心愿：如果能把两人的灵丘合葬在一起该多好。他们那么相爱，那么想在一起，生不能如愿，死后也该让他们如愿啊。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王将军说，他的心愿一直没能实现。他只是将二人的陵墓进行了修缮。
王将军的心愿也成了我的心愿。我把这个惨烈的爱情故事，讲给了Ｃ大校听，同时还把王将军的心愿一起告诉了他。我说，真的，如果能将他们二人合葬，该多好。不但可以安慰他们的在天之灵，还可以让这个爱情故事永远传下去。
Ｃ大校沉吟片刻，说，我来试试看。
他又把这个故事，讲给现任日喀则司令的Ｘ大校听。Ｘ大校也被感动了，说，我来办。
我满怀期待地等着。可以说，我是为自己在期待，期待自己被这个爱情故事灼伤的心，能够得到抚慰。我还想，下次去日喀则，一定要去烈士陵园，一定要去祭扫他们的陵墓。
一周后，我等到了回复。出乎我的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
我将日喀则民政局的信抄录在这里：
日喀则地区烈士陵园现葬有１９６７年１０月在亚东炮战中牺牲的革命烈士任致逊和其在同一部队服役的女友马景然（在大竹卡翻车事故中牺牲）的两位灵丘。根据其战友意愿，现要求将两人灵丘合葬在一起。经我局了解，合葬一事既不符合国家规定，同时又将违背当地的民族风俗。故不适宜掘墓合葬。
特此证明
日喀则地区民政局
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２日
除了两封回复的信，还有两张照片，即两位烈士的陵墓的照片。看得出陵墓的确修缮过，但也看得出，两座陵墓不在一起。也许当时安葬的时候，人们不知道他们是恋人？或许知道，但不允许在烈士陵园体现儿女私情？
无论怎样，民政局的同志是对的。我把结果告诉了王将军，他也这样说。仔细想想，我们提出的要求的确不妥。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了。而且那是烈士陵园，不是其他墓地。怎么可能再掘墓合葬？我们只从感情出发了，没考虑周到。
当然，我们也没错。
爱不会错。他们相爱。他们的爱情在饱经了岁月风霜、饱经了人世沧桑后，在４４年后的今天，依然鲜活。
我知道他们至今仍彼此相爱着。
你肯定也知道。
１５．遥望查果拉
关于查果拉，讲述它的人，写它的人，甚至唱它的人都已经很多了，但我还是想讲一下我知道的查果拉。毕竟它是个著名的边境哨所，也是全军最高的哨所，海拔５３７０米。１９６５年１０月，查果拉被国防部命名为“高原红色边防队”。这样一个哨所，不容省略。
一写到查果拉，我心里有些肿胀。脑海里会浮现出那座光秃秃的山，还会浮现出一张张黑红的面庞，同时耳畔响起歌声：查果拉山高风雪大，山上自古无人家……
那是我记忆中的查果拉。１９９８年，我们曾带着一大包信件去查果拉。因为查果拉的吃住都非常困难，所以我们不能上去住，只能去看看。我们在上面呆了两小时，和战士们小小的联欢了一下。其实我当时很想在那儿多呆会儿的，跟战士们多聊聊。
我不想再重复别人讲过的关于查果拉的事。那里的残酷，那里的坚强，凡去过的人，都非常清楚。凡没去过的人，一听到那样的海拔，也会吓住。我就讲四个不是查果拉的人上查果拉的故事吧。
从官大的讲起。因为上查果拉的大官不多，也不容易。官大毕竟岁数也大。
刘将军是上过查果拉的最高长官，上将。上去时年届花甲。走到岗巴大家就开始反对，走到塔克逊反对声更加强烈了，七嘴八舌的劝阻，毕竟海拔５３７０米啊。为了让他放弃念头，大家不惜动用了夸张和“恐吓”。刘将军听得不耐烦了，说，那你们在下面等我，我自己上去。当然，没人敢在下面等，都呼啦啦地追随而去。刘将军上去以后没作指示，也没听汇报，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和查果拉哨所的每个兵握手，和每个兵照相。为了让自己的精神状态比较好，他还脱掉了大衣。临上车离开时，他忽然发觉有两个站岗的兵漏了，又下车来补照。然后再上车。车子下山，他依然透过车窗，深深回望着那些站在山顶的士兵们，那是他的孩子，也是老百姓的孩子。
我不知道那些小战士的心情，是激动，是拘谨，还是什么？我没有采访过，不敢随意替他们表达。但我知道将军的心情，他心疼，心疼得厉害。这是他女儿告诉我的，他女儿当时就在旁边：“老头的目光柔和的，哎哟，一看就知道。”
其实我知道，每个上去的人，都会心疼那些孩子，看他们黑得发紫的脸，看他们一开口就裂出血丝的嘴唇，看他们粗糙的皮肤和凹陷的指甲，看他们有些木讷的笑容。
然后说Ｈ将军。Ｈ将军是中将，时任西藏军区政委。Ｈ将军去查果拉时，正赶上电视台的记者在查果拉拍片子。记者想要拍一个战士们冲上查果拉山顶的镜头，就趴在一个沟里端着机器指挥拍摄。战士们跑了一遍，记者不满意，又跑第二遍，记者还不满意。那是海拔５３００米的地方啊，坐着都会喘气的。Ｈ将军去上厕所，下了个小小的坡，再从小小的坡上来，就拉风箱似的大喘。一看那些兵，还在跑，顿时心疼得火冒三丈，冲着兵大喊，不要再跑了！他爱拍不拍！不上电视查果拉就不是查果拉了吗？！
大家看将军发火，有些不知所措。年轻的哨长跑来小声对Ｈ将军说，首长别生气，我们多跑两趟没关系的，你可别把记者得罪了。
Ｈ将军眼圈儿顿时红了，一直红到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都累成那样了，他还替你着想。你看看我们的兵啊。”
Ｈ将军在西藏做了７年领导，跑遍了西藏所有的边防哨所，遇险多次，险些丢命。那句著名的话：“我们绝不把主权守丢了，绝不把领土守小了！”就是他最初讲出来的，他在北京的一个宴会上，向总书记敬酒时脱口而出。据说总书记激动得嚯一下站起来，差点儿碰倒椅子。总书记说，就冲你这句话，我把这杯酒喝了！
现在Ｈ将军已离开西藏多年，但这句话留在了西藏，刻在了西藏，因为它代表着西藏军人的心声。
再讲讲我的前辈，我们军区著名女诗人杨星火。杨星火七上查果拉，是上过查果拉次数最多的女性。那首著名的《鲜花献给查果拉》就是她写的：
金色的草原开满鲜花
雪山顶上有个查果拉
查果拉山高风雪大
山上自古无人家……
这个歌儿，每个查果拉的战士都会唱，每一代都会唱。当然，杨星火写的歌词很多，著名的也很多，比如《翻身农奴把歌唱》，还比如《一个妈妈的女儿》。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们是杨星火写的，更没人知道她的那些传奇经历。
解放军打到南京时，杨星火是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她立即满腔热情地参加了解放军。正读大三呢，还没毕业呢，在我看来真有些冲动。参军后她害怕连累家人，就改名字，一眼看见黑板报上写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便改名星火了。从此一个女大学生变成了一个女兵，走进了西藏。后来，她嫁给了一个１８军的普通炊事员，有了自己的女儿，再后来，她又认养了一个藏族孤儿。如今她的这个藏族儿子早已大学毕业做了国家干部。她在西藏呆了二十多年，离开以后仍是每年进藏，西藏所有最艰苦的哨所她都去了。她的血液里流淌着西藏的水、西藏的风、西藏的天空和大地。
１９９８年７月，我去了查果拉。在查果拉的山顶上，我听到了战士们大声地唱那首《鲜花献给查果拉》，当时泪水汹涌，止不住长流。回到成都后，我即给杨星火打电话，我说杨老师，你的歌儿现在还在查果拉唱着呢。每个上查果拉的兵都会唱。她很高兴，在电话里一句一句的把歌词念给我听。
两年后，她病故了。那次通话，成了我和她最后一次的通话。我为杨星火老师写了一篇怀念文章，最末一句话是：我相信，西藏的山山水水，西藏的官兵们，会永远怀念她的。而这样的怀念，是最高处的怀念，最干净的怀念。
最后讲一位大学老师。这位去西藏旅游的大学老师，因为丈夫曾经是军人，她就在丈夫战友的安排下，去了查果拉哨所。起初她一直在微笑，气喘吁吁地微笑，后来，突然抱着一个１８岁的小战士痛哭起来，哭得一句话也说不出，还得让小战士反过来劝慰阿姨。这位老师回到拉萨后，买好出藏的机票，就把剩下的几千块钱，全部买了光碟和书，委托西藏军区的有关部门，转交给哨所的战士。
这个故事，是我昨天在酒桌上听来的。这个老师就坐在我旁边，她在一个理工大学教力学。故事是她丈夫酒后讲出来的。她丈夫讲的时候，她去捂他的嘴，不让他讲。但曾经是军人的丈夫，一定是被老婆感动了，非讲不可，故事就是在这样的争执中断断续续讲出来的，但依然让在座的每个人，眼睛湿润。
其实我也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包括刘将军，包括女老师，甚至包括我，尽管心疼，尽管想对战士们尽可能的好一些，但对战士们来说，我们的好，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一走，剩下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每一秒，都需要他们自己度过，扛过，熬过。我们掉眼泪，我们送东西，我们做这一切，仅仅只能安抚我们自己的心。
当然，我们的心需要安抚，就说明我们的心还在。
１６．风雪高原
我们到达帕里镇。
从日喀则出来，到帕里跑了２７０公里。一点儿不觉得累。也许是一路好风光，还有一路的歌声，还有一路的回忆。
我们在帕里拐弯儿，上山。
ＺＭ山口。４７００米。老天忽地又阴了。阳光来过又走了，好像急着把天空让给雪花。雪花细细的，却冷到极致。气温大约在零下５摄氏度左右。对我来说，已经是冻了。
下车，看见山上早已站了很多兵，在警戒。这是按规定布置的，我们不能发杂音。可是站岗的兵都穿着夏常服，脸和手都冻得通红。而他们的大衣，放在一排排的凳子上，大概是为我们预备的。我就想说点儿什么。
我问两个站在地图边上的兵，冷吧？他俩一起说，不冷。
那怎么可能？我正想“干涉”一下，让他们把大衣穿上，忽听Ｃ大校一声吼：把大衣都给我穿上！
兵们得了长官的命令，纷纷跑来，把大衣穿上，再跑回到哨位上。站得更直了。
这里距边界仅仅五公里，五公里之外，对方部署了不少兵力。故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Ｃ大校率工作组开始工作，Ｙ跟拍，我就找战士聊天。两个扶着地图的战士，一个是重庆长寿人，一个是贵州人。都１９岁。仅比我儿子大一岁。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慨。在他们的脚下，我看见几朵蓝紫色的小花和黄色的小花，从薄薄的雪里探出头来。我在查果拉的山坡上也见过这样的小花，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只知道属于蕨类，生命力很顽强。那么高的山，那么冷的山，那么干涸的山，它们依然能存活，并且开花。它们就像这些兵。兵就像这些花。
在我们聊天的当儿，有个不丹商人背着背囊从我们身边走过。他看我们一眼，没有笑容，有一小点儿谨慎。战士告诉我，这里常有对方的人进入或出去。不丹商人到帕里镇做生意，只要在镇上公安部门办理简单的手续即可。每年春、夏、秋季，大约有１５００多人次的不丹商人来到这里，他们带来了炒米、手表、草药等货物，来交换热水瓶、胶鞋、调料等日常用品。只要他们守规矩，我们都不会干涉的。我们的边境政策历来是“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
两个兵始终有些拘谨，话不多。我就找话说，我说，这地图不是有支架吗？你们干吗还扶着啊？他们回答说，风一来就会吹倒的，山口的风很大。
哦，我把风忘了。别看它没影儿，却是威力无穷。风雪高原，风排在前面呢。若没有风，仅仅雪，高原不会那么冷的。一旦有了风，风搅动雪，雪渗进风，顿时天寒地冻，肃杀一片。有多少人就在这样的风雪中献出了生命。
帕里有个叫堆那的村庄，有一年，六个年轻军人，就是在从堆那前往边境的路上遭遇了雪灾。
当时他们探亲返回连队，车到堆那时，忽然下起了大雪，大得不得了，完全看不清路了。当时也就１０月，在内地还是金秋。可那场大雪，却像是腊月里的。他们坐的车不能再走了，他们就下车来步行。他们不想超假，而且他们还觉得，不是就二十多里路吗？花个半天时间就能走到。他们低估了高原的风雪，当然若没有风雪，肯定是没问题的。更长的路也没问题。
或者他们也估计到了风雪，但想以青春和热血与之抗衡。他们就开始走，或者叫跋涉，越走越艰难，深一脚浅一脚，每一步都需要付出全身的力气。在茫茫雪原上，他们变得越来越渺小，越来越脆弱，体内的热量渐渐耗尽，寒冷更猖獗地向他们进攻，更猖獗地包围他们，吞噬他们，最后，他们终于倒下了……两位牺牲，另外四个人严重冻伤，后来分别做了截肢手术，有的是脚指头，有的是脚后跟，最厉害的一个是截了小腿。
冻伤的，毕竟还留下了性命。还有多少人，就在一瞬间被风雪高原所吞没？我们军区记者站的记者胥晓东告诉我，他有一回从亚东出来到帕里，雪很大，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