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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项英等克服动摇犹豫，坚决执行北移方针
毛泽东在11月15日给周恩来、项英、刘少奇、彭德怀等电报中，提出击退蒋介石这次反共进攻的方针和措施：“对于蒋介石此次反共进攻，决定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何应钦亲日派的阴谋挑衅，缓和蒋介石之反共进军，拖延抗日与国共合作时间，争取我在全国之有理有利地位。”电报还指出：皖南部队要认真作北移之准备。
毛泽东一直坚持皖南新四军北移的方针。11月24日，他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一）你们必须准备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二）希夷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三）一切问题须于二十天内处理完毕。”同日，再电叶挺、项英：“立即开始分批移动，否则一有战斗发生，非战斗人员及资材势必被打散。”
项英于11月27日复电毛泽东等，强调无论如何要在12月底才能开动完毕。并说：“中央大计如何？究竟有何举动？假若是队伍既未到苏南，又已离皖南，在半路上要战斗，则颇不利。但如有何变动，来的快时，则请毛［无］须顾虑，我们就在皖南打，资材与人员的损失是顾不了的，如何？盼立即复。”同日，项英等在致毛泽东的另一封电报中，说经他们多方研究与考虑，由苏南北移路线途中困难多，危险性较大，反不如由三支地区兼程北移皖北较有利，既时间经济又直接增援皖东。因此决心将大批工作人员化装过封锁线与部分资材先经苏南至苏北，同时以迷惑各方，再以突击方式，将部队由现地区突过长江至皖北。请中央电示是否同意这一行动计划。
11月29日，毛泽东即复叶挺、项英电：“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但这一北移计划迟迟不实现。12月23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说：“对于北移，原定主力到江北，其他经苏南，同时布置除资材人员从五日起至十五（日）止分批到达苏南，目前因敌增兵堵截，正设法北进。”
12月26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书记处给项英等的电报，指示他们克服动摇犹豫，坚决执行北移方针。全文如下：“各电均悉。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1941年1月1日，新四军军部致电毛泽东等，告以“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但对向苏南转移的具体路线未加说明。在此情况下，1月3日，毛泽东同朱德复电叶挺、项英：“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皖南部队9000余人由云岭分三路向南出发。按照1940年12月28日新四军军分会的决定，具体的转移路线是：由云岭驻地先向东南行进，绕道茂林，经三溪、旌德、宁国、郎溪，沿天目山麓进至溧阳苏南根据地，然后待机北渡。1月5日，叶挺、项英报告中央：新四军皖南部队于1月4日夜开动，5日晨到太平、泾县间茂林地区。
1月7日，毛泽东同朱德发急电复叶挺、项英，提出：“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但是，情况已发生变化。6日，新四军行至泾县境内的丕岭一带后，遭到国民党军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指挥的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被迫抗击，殊死奋战。至14日，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6000余人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
1月9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等：“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同日，刘少奇再电中共中央：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挺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
当天，毛泽东收到刘少奇的电报，才得悉皖南事变发生，但具体情况不详，于是立即同朱德复电刘少奇，说：“九日电悉。你说项、袁、周已离开部队，我们尚未接到此项消息，他们何时离开的，现到何处，希夷、小姚情形如何，军队情形如何，望即告我们。”电报还说明，中央得叶、项5日电，说他们4日夜开动，5日晨到太平、泾县间，此后即不明了。
1月10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等，转告叶挺、饶漱石9日电报内容，说明部队受敌包围激战的情况。刘少奇说：“他们在何处及情形如何，我亦不知”。但“他们应从泾县以北青弋江、宣城向郎溪东进才安全，而先向南行动，到茂林拖了许多天，致受敌包围”。同日，项英等人离队突围不成，回到军部。项英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与袁国平等离队经过，表示“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
1月11日，毛泽东同朱德、王稼祥复电刘少奇、陈毅：“你们转来叶、姚电悉，叶、姚是完全正确的，望你们就近随时去电帮助他们并加鼓励，惟项英撤职一点暂不必提。”同日，毛泽东等致刘少奇即转叶挺、饶漱石并全体同志电：“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你们的环境虽困难，但用游击方式保存骨干，达到苏南是可能的。”
1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新四军由叶挺、饶漱石负责领导的指示电。指示电说：“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总负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望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放我东进北上，并向各方面呼吁，证明国民党有意破裂，促国民党改变方针，否则有全军覆灭危险。”
同一天，毛泽东等通过刘少奇、陈毅致电叶挺、饶漱石：“你们当前情况是否许可突围，如有可能，似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指定目标，分作几个支队分道前进，不限时间，以保存实力，达到任务为原则）为有利。”电报还提到“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
还是1月12日这一天，刘少奇、陈毅向中央建议：为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一万人之聚歼计划，“请朱、陈、罗准备包围沈鸿烈，我们准备包围韩德勤，以与国民党交换”。
1月13日，毛泽东等复电刘少奇、陈毅，同意他们的建议，并指示：“限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华中问题”。在这个电报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我全国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同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表包围皖南新四军通电。同一天，毛泽东等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请向当局提出最严重交涉，如不立即解围，我们即刻出兵增助，破裂之责由彼方担负”，并嘱立即散发抗议皖南包围通电。
1月14日，叶挺在谈判中被扣，皖南事变大规模的战斗结束了。同日，毛泽东起草致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等八路军、新四军各部将领及周恩来、叶剑英电，正式宣布：“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该电还指出军事上全面大反攻的部署：“除已令苏北、山东迅即准备一切，待命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同时发出最严重抗议通电，并向蒋介石直接谈判外，我华北各部须遵前令，提前准备机动部队，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
”
1941年1月15日，刘少奇向中央发出了一份非常重要的电报，建议中央对皖南事变主要应从政治上进行反攻。电报首先否定了刘少奇自己于1月12日向中央建议过的军事反击计划，指出：这几着均无胜利把握，亦无大利可图，且系进攻性质，对人民、对部队、对统战朋友均无充分理由。在目前向国民党实行这种反攻和破裂，不独将引起中间分子的非议，即自己部队亦难长期在精神上维系不发生动摇。那时，国民党更可借此向我大举进攻，故实行全面军事反攻，对我不利，且有极大危险。接着，刘少奇提出了关于从政治上进行反攻的可行办法，他指出：这样做，对我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使我能巩固华中阵地，以待变化。将来如须在军事上反攻，是可再找到其他理由的。
刘少奇是当时处在斗争前沿的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所以熟悉情况，最有发言权，他的意见和建议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1月15日，就在刘少奇发出建议电报的当天，毛泽东在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中指出：“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在表述上与1月13日提出的“我全国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不同，已经把政治同军事分开，并说明军事上是准备力量以粉碎敌之进攻。
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强调：对于皖南事件，我们要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像前年我们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时那样的非常强硬的态度。只有不怕决裂，才能打退国民党的进攻。但左派主张我们马上与国民党大打起来，我们也不能实行这种政策。
1月18日，毛泽东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等，同意刘少奇的建议，撤销包围韩、沈的计划，进一步说明党中央已经改变了原先在军事上立即大反攻的看法。
1月19日，毛泽东同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并告刘少奇，明确提出“在政治上全面揭破蒋介石之阴谋”；“在军事上先取防御战”；“在组织上拟准备撤销各办事处”。至此，一个完整的正确的“政治攻势，军事守势”的反攻方针形成了。
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于1月17日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
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会议讨论为驳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1月17日谈话的文件，决定照原稿修改发表。
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目前时局的发展，我们要从根本上考虑了。自蒋介石17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后，实际上，蒋已准备得罪我们，得罪苏联，已是准备全部破裂的开始。蒋首先破裂，一切同情与理由都在我们方面。要挽救时局，实现好转，必须取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确定了任命名单，并决定用中共中央军委名义发表谈话。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央军委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委实际工作由主席团办理。
同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在延安发布，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同一天，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谈话揭露了日本和亲日派的整个阴谋计划，指出：此次皖南事变，酝酿已久。自日德意三国同盟订立以后，日本和亲日派就蓄谋镇压中国的抗日运动，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实现中日妥协。至去年年底，全部计划准备完成。袭击皖南新四军部队和发布1月17日的反动命令，不过是这一计划表面化的开端。谈话严正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谈话对国民党顽固派提出最后忠告：“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如能实行以上12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如果继续胡闹，必然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那就悔之莫及了。
1941年2月2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住地同2月1日离开重庆本日到达延安的叶剑英，进行长时间的谈话。叶剑英带来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以及邓颖超送给毛泽东的相片，并向毛泽东汇报了皖南事变前后同国民党谈判斗争的情况。叶剑英还介绍了1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刊载周恩来题词的经过。
1月17日，就是在蒋介石发表“一？一七”命令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再次向张冲提出严重抗议，并在电话中怒斥何应钦：“你们的行动，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深夜，周恩来怀着极其愤慨和沉痛的心情为皖南事变死难烈士题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挽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挽诗，并去《新华日报》报馆将他的题词手迹制版登在被国民党抽去的稿件的位置上，加快印刷，组织好发行力量，抢在次日各大报发出之前，送到广大读者手中。第二天清晨，周恩来的题词手迹出现在山城的大街小巷的阅报墙上，报纸的销量从平时的1000份猛增到5000份。周恩来题词的发表，震撼了山城，在政治上给蒋介石一个沉重的打击。
毛泽东听完叶剑英的汇报，见到周恩来的题词后感慨万分。当晚，毛泽东即电周恩来：“（一）剑英本日上午十时抵延，畅谈五小时，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往。（二）小超同志照片收到，敬谢。”
从重庆订购书报的目录
1941年3月，毛泽东三次致电周恩来、董必武，要他们在重庆订购所需书报。毛泽东要订购的报纸有：《中央日报》、《扫荡报》、《新蜀报》、《新民报》、《时事新报》、《新中国日报》、《华光日报》、《国家社会报》；重庆各党派集团及昆明、桂林等地的报纸、杂志；向中国文化服务社订购各种政府公报、杂志、报纸；向中国经济研究所订购《四川经济参考资料》、《贵州经济》、《日本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