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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举行了代号为“关特演”的大规模演习，并将关东军由11个师增加到20个师，总人数由40万增至70万，这都是针对苏联的。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不断催促日本早日出兵与其东西两线合力夹击苏联。苏联面临着德日夹击的严重威胁。
7月2日，毛泽东等致电彭德怀，指出：日苏战争有极大可能爆发，如日本攻苏，将在华北加强镇压。我军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但此种配合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请在此基点上考虑一切问题”。
7月6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的电中指出：“苏联战局有渐趋稳定形势，日本似不是攻苏而是牵制英美，英美均同情苏联，国共关系有好转可能。”“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限，不会错的。”“目前反法西斯领导权。已握到苏联手中。只要苏联战局稳定，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都环绕于苏，这是很好的形势。”“对英、美主要是拉，批评可减少。”
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宣言指出：“目前是全世界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的伟大斗争时代，双方的决斗已经开始了”。“大家应该警觉起来，特别团结，特别努力，坚持我们民族解放的旗帜，脚踏实地，向前奋斗，配合各国人民的反抗法西斯的斗争，争取我们的完全胜利”。
7月13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7月9日共产国际关于苏德战争与各国共产党任务的指示，表示完全同意这一指示。
7月15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指出关于配合苏联对日作战问题，我们决心在现有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取孤注一掷的方针”。
陈毅、刘少奇曾于7月2日致电毛泽东，说：“如日本向苏联进攻，我们号召全国向日寇反攻，即使国民党不积极反攻，我八路、新四军亦须独力反攻，以牵制日本，敌后某些据点可能放弃。”7月18日，毛泽东即复电刘少奇指出：反攻口号是对的，“但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
1941年7月2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二十一日开战的预测彼方甚为重视。现急欲查明者为德国之主攻方向，请极力设法探查密告至盼。”次日，再电周恩来，告以“友方要求我们利用一切线索和可能，将关于德国从德军西部及其占领国家向苏联西部国境之调动消息加以探索，若有可能，则将其编制、人数、运动路线及调动目的地亦加以调查，请尽可能为之”。
这里所说的“二十一日开战的预测”是指6月22日德军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彼方”和“友方”是指苏联。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共给苏军情报组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如毛泽东说的“二十一日开战的预测”。这件事发生在6月上旬，在周恩来领导下做国际情报工作的阎宝航从国民党某高级官员那里得知：“希特勒德国将于6月21日进攻苏联。”阎立即报告了重庆的周恩来，周于6月16日报告中共中央。中央从香港方面也得到了类似的情报，迅即把这一重要情报通过在延安的苏军情报组电告斯大林。苏联政府得到这个消息后，迟疑了一下，没有立即采取对策。他们的根据是，德国不会撕毁1939年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怀疑这是英美方面的挑拨。事实证明，这个情报是准确的。6月22日凌晨，德国果真背信弃义地发动了侵苏战争。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苏联曾以伏罗希洛夫元帅的名义致电朱德总司令表示感谢。
毛泽东一方面指出苏联非常重视我们的情报，一方面指示周恩来继续探索消息，加以调查，尽可能为之。
1941年6月，在甘肃省海原、固原和西吉一带，爆发了回族人民反抗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统治和压迫的第三次武装起义。起义遭到国民党军的残酷镇压。起义失败以后，起义军领导人之一马思义，率领暴动群众200余骑，投奔陕甘宁边区，后成立回民抗日骑兵团，直属八路军留守兵团。
7月底，毛泽东在住处会见回民抗日骑兵团团长马思义等。会谈中毛泽东说，回族人民在中国历次革命运动中，都起过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太平天国时期。不过，回族人民革命了200多年都失败了。今后共产党一定要帮助回族人民得到解放。接着，毛泽东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并对回民抗日骑兵团的工作方针作了指示。他说，我们党实行全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坚决反对民族间的歧视和压迫，主张各民族间的友好团结，共同抗日。我们欢迎你们率领暴动群众来边区。我们边区是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有窑洞大家住，有日（本侵略军）大家抗。
7月下旬，作家萧军想离开延安回重庆去，到毛泽东处辞行，向毛泽东谈了他在延安见到的一些不良现象以及某些同志的宗派主义、行帮作风，并向毛泽东建议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毛泽东挽留萧军在延安，并托他帮助收集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和情况。
经毛泽东恳切挽留，萧军决定不走了，回去以后，立刻把手里有的一些材料陆续寄给毛泽东，并写信向毛泽东借阅《毛泽东抗战言论集》。
8月2日，毛泽东复信萧军：“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付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的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
萧军看了深受感动，立即复信问会面时间。8月6日，毛泽东致信萧军：“来示、文章及报纸均收到，文章已读过，兹璧还。近日颇忙碌，过几天后再奉约晤叙。”
信中提到的“报纸”是指延安《解放日报》6月17日、18日、19日三张报纸，上面有周扬写的《文学与生活漫谈》的文章，引起艾青、舒群、罗烽、白朗、萧军的不满。五个人开了一个座谈会，最后由萧军执笔，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写了一篇《〈文学与生活漫读〉读后》寄给《解放日报》，不给登，退了回来。萧军在和毛泽东谈话中认为这太不公平、太不民主了，所以毛泽东请萧军把报纸和文章都寄来看看。
过了三天，8月10日，毛泽东致信萧军：“我现在有时间，假如你也有暇，请惠临一叙。”当天晚上，毛泽东即与萧军晤谈。当萧军谈到《解放日报》拒绝发表他们与周扬争论的文章时，毛泽东说：《解放日报》不给登，你不是自己办了一份《文艺月报》吗？你可以登在《文艺月报》上啊！萧军经毛泽东提醒，把文章登在《文艺月报》第八期上了。
当毛泽东从萧军那得知有许多作家到延安来了，便于第二天，8月11日傍晚，到杨家沟半山腰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住地，看望萧军、艾青、罗烽、白朗、舒群等作家，不巧罗烽、舒群不在。
8月12日清晨，毛泽东致信萧军：“昨晚未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当天早餐后，萧军、王德芬夫妇，艾青、韦夫妇，罗烽、白朗夫妇，还有舒群，一同应约来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畅谈了有关文艺和文艺界方面的许多问题，并在毛泽东处共进午餐。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部长凯丰也在座。
1941年7月24日，毛泽东与谢觉哉谈话至夜晚，谈话后毛泽东派人开汽车送谢回住处。
7月25日，谢觉哉致信毛泽东，并附保安处情报。
7月26日上午，谢觉哉写信并附《池盐运销研究》一文送毛泽东。当晚，毛泽东到陕甘宁边区政府访谢，谈话至深夜1时方回。
7月31日，毛泽东就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争论问题，致信林伯渠、谢觉哉。信中说：“最近两次谈话，又读谢老两信，又得高岗同志转达二老意见，使我对现行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争论问题有更多的了解。我的了解仍不足，现行政策的几个根本点（预算分散，纸币，运盐）又在执行之中，最后的谁是谁非，还无法做结论”。“我现在不能断定纸币与运盐不失败，我同二兄谈过，如弄得不好，也许要失败的。但我现在还不能同意停止现行政策，采用另一政策，因为另一政策也许要失败的，或失败得更大”。信中还建议他们：“多从反面（即现行政策的正面）设想，现行政策固然已出了很多毛病，但另一政策是否毛病较少？从相对性设想，勿只从绝对性设想（即只设想现行政策完全是错的，另一政策完全是对的）”。“注意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例如在税收工作上，在纸币发行工作上，在领导方式上，我觉得都是有严重缺点的”。
8月5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信中说：“你的各信我都转给弼时、王明、高岗、陈正人四同志看，使他们多了解你。他们都愿意多和你及林老谈，都愿意把事情把关系弄得好些。事情确需要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过去的一些‘气’，许多也是激起来的，实在不相宜。我因听得多了，故愿与闻一番，求达‘和为贵’之目的。现在问题的了解日益接近，事情好办”。“在短时间内，总结一下边区工作很好，请准备材料及意见。你身体有病，切勿过劳，暂时以休养为主很好”。
8月6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几个争论问题。关于增发边币问题，原决定发350万元，有一种意见认为，边币贬值是由于发行多了。关于盐的产、运、销问题，一种意见，主张由边区政府管理，盐的运销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认为官督民运会引起民变；一种意见，主张由留守兵团管理，由政府组织民众运输。会议决定委托毛泽东召集争论双方的林伯渠、谢觉哉、高岗、陈正人、王明、任弼时、朱德谈话，统一思想，解决问题。
同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对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的基本方针谈了自己的看法。信中说：“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性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然后是输出三千万元以上的物产于境外，交换三千万必需品入境，以达出入口平衡或争取相当量的出超，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如能增产二十万至三十万担粮与运三十万至四十万驮盐出境，即算基本地解决了两问题。”按此两点来检查我们的工作，则：一、今后必须停止公业投资，发动私业投资，即大放农贷与合作社贷款，兼放畜牧贷款与私商贷款，以达增加粮食产量，牛羊产量，与相当繁荣商业之目的。二、盐为达到出入口平衡之惟一的或最主要的办法，只要能年输三十万驮出境，换取三千万元（以每驮法币百元计）棉、布进来，即算平衡了出入口。出入口问题一解决，则物价币价两大问题即解决了。据此以观今年盐的官督民运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信中最后说：“昨日政治局会议决定委托我召集一次有关同志的会议，解决本问题。我想先作个别商讨，然后再开会议，较为有益。”
8月12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在谈到劳役问题时说：“劳役须经政治动员是完全对的，这就是我们的劳役与国民党的劳役之原则的区别，我们的特点是革命加战争。”
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就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毛泽东发言说：现在边区财经问题主要有两个，即生产的人民与消费的人员的矛盾，人民140万要供给8万人的生活，军队、机关等自己生产只能供给五分之一，尚有五分之四须人民负担。其次是出入口不平衡，相差甚大（800万元）。解决矛盾的方针是（一）发展经济，（二）使出入口平衡。发展经济，今年投资多在公营事业，今后要投资数百万元于民营的工农商业。发展经济的原则，主要民营，部分公营。扩大国营企业不是新民主主义前期的事，而是新民主主义后期的事，只有在有了大工业时才能办到。平衡出入口，要使盐大量出口，现在采用组织人民运盐的官督民运办法，是平衡出入口的好办法。能够解决发展经济与平衡出入口这两个问题，就能使边币稳定。劳役问题，由于陕甘宁边区有革命的民众，劳役是可能的；由于战争，劳役是必需的。会议同意毛泽东的上述意见，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8月22日，毛泽东复谢觉哉21日来信，说：在陕甘宁边区，“今年所以采取这些政策，首先是根据于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的特点，其次才是根据边区的其他特点（地广，人稀，贫乏，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等）”。“凡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说话、做事、打主意、定计划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要，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会作”。“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
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毛泽东兼政治研究室主任。
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草案，在7月2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
8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指出：“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决定“责成各级党部将本决定与中央七月一日所发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联系起来，向党的委员会及干部会议作报告，并讨论实施办法”。
9月13日，毛泽东向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作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着重讲了两个问题。一、情况是逐渐了解的，认识世界需要不断的努力。他说：“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毛泽东还回顾了自己调查农村、认识农村的过程，是经过六七年时间才基本完成的。二、方法。毛泽东说：1。 分析和综合，先分析后综合，在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应当学习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和苏东坡研究历史的“八面受敌”法。2。 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十样事物中，“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