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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这一提议。
9月15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指出：“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苏芬战争及英美反苏时期，第二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继续存在，英美苏关系仍未好转而轴心则成立三国同盟时期。自苏德战起，英美苏好转，直至今天，国共间即没有大的冲突。这个期间，又分两段，在英美苏未订具体同盟条约及滇缅路未断以前，蒋的亲苏和共决心仍是未下的，在此以后，他才下这个决心。我们估计这个好转的方向是定了，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具体解决问题，故应避免一切枝节”。还告知：林彪昨晨已乘车起身，闻蒋介石已返渝，我们仍要林彪到西安后赴渝，以期打开商谈门路。
1942年8月19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毛铎的文章《精兵简政在晋冀鲁豫边区》。文章介绍了晋冀鲁豫边区全面实行精兵简政的情况。他们把精兵简政贯彻到各方面工作中去，并摸索出一套从政治动员到总结检查的系统做法。这些成绩与经验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就在文章发表的当天，毛泽东同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长陈正人，商谈召开二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的事宜，原拟定于10月10日召开，后决定延期。同一天，毛泽东在致他们的信中说：“今天所谈二届参议会应以准备精兵简政为中心，在开会以前应实行精简，开会后应检查（点验）精简，而精简包括精少、效力、统一诸方面。今看本日（十九日）报纸《精兵简政在晋冀鲁豫边区》一文，所包事项尤多，尚有节省、反官僚主义诸项，此文我看很好，请你们也看一看，是否我们这里可以完全仿效？”毛泽东在赞扬晋冀鲁豫边区的同时，深感到其他根据地包括陕甘宁边区还做得很不够，因此在信中最后提出：“此事应在整风学习后来一个如象整风这样的大举，方能普遍、深入与切实见效，过去还只是耳边风。”也就是说精兵简政要来一个大举方能切实见效，不能是走走过场、浮皮了草。以后毛泽东还指出“精兵简政也算是个运动”（11月21、23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演讲），也就是要自上而下，从陕甘宁边区到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都要普遍地进行。
1942年4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总结精兵简政经验的通知，对各抗日根据地执行精兵简政的情况作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发现，“一般已开始在做，便均做得很不够”。有些地区和工作部门发生明减暗不减，上层减下层不减，前方减后方不减的现象。还有一些地区和工作部门，对于这一政策的执行，是很勉强的、被动的，因而也就没有普遍贯彻。甚至还有很少数的地方不管中央如何决定，仍然是“原封不动”，“我行我素”，把自己的地区或工作部门看成是“例外”。更有极少数地方不但根本尚未开始精兵简政，反而还想扩大部队增设机关学校。凡此情况表明，精兵简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一些同志的思想上还没有引起应有的认识，在他们的思想上对这一政策还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意见和片面的观点。
毛泽东认为，对于精兵简政“还有若干根据地的同志们因为认识不够，没有认真地进行。这些地方的同志们还不理解精兵简政同当前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的关系，还没有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看待”。所以，他在著文、讲话、发指示时多次首先说明这个问题：精兵简政是糊里糊涂地提出还是确有需要而提出来的呢？项英同志很早以前即提出了精兵主义，这在当时是不确当的。当时正是抗日战争初期，抗日武装刚刚建起，还没有发展壮大就提出精兵主义，当然是不对的。那时的抗日政权也在初创时期，没有巩固，提简政也是不对的。而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的队伍发展起来了，但根据地在缩小，即“包含着这样的情况，即接近着胜利，但又有极端的困难，也就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的情况”。这是因为抗日战争进入第五年以后，各抗日根据地的人力、财力消耗相当严重；这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停发军饷，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这是因为日寇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就使得抗日根据地必然要缩小。而我们已经发展起来的队伍和庞大的战争机构，是适应过去的情况的，那时的情况允许我们如此，也应该如此。但是现在不同了，根据地已经缩小，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可能再缩小，我们便决然不能还像过去那样地维持着庞大的机构。在目前，战争的机构和战争的情况之间已经发生了矛盾，我们必须克服这个矛盾。而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
毛泽东针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认识事物凝固不变的特征，教育全党的认识要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决。1942年9月7日，他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运用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他说：“气候变化了，衣服必须随着变化。每年的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和冬春之交，各要变换一次衣服。但是人们往往在那‘之交’不会变换衣服，要闹出些毛病来，这就是由于习惯的力量。目前根据地的情况已经要求我们褪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轻轻快快地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却还是一身臃肿，头重脚轻，很不适于作战。”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机构精简后、队伍整编后精小能胜庞大的道理。他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以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毛泽东希望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都是孙行者和小老虎。从而战胜那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办法就是“变一变”，精兵简政，我们的身体变小了，但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这种充满辩证法的智慧和认识问题的方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全党摒弃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掌握唯物辩证法，就会自觉地克服对于精兵简政政策一些不正确的看法。思想澄清后，就会认真地主动地愉快地去实行，也才能真正实行好。毛泽东在说明精兵简政的必要性时，把它提到认识论的高度，正如当时《解放日报》一篇社论总结的那样：精兵简政，这一口号所以提出，从某方面讲，全部意义也就是一个：实事求是。这样，就把它与教条主义对立起来，与当时党内整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的运动结合起来，以整风来推动精简，以精简来检验整风的成果，从而取得精神的与物质的双丰收。
1942年8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解放日报》工作时指出：《解放日报》今年4月改版后是有进步的，要执行党的日常政策。《解放日报》社论及广播消息，是中央和人民说话，个人发表的文章也有很大的影响。今后日常政策问题报社应请示中央，陕甘宁边区问题由西北局负责审查。要使《解放日报》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还需要很大的努力。会议决定《解放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又是西北局机关报。由秦邦宪（社长）、陆定一（总编辑）起草一个党报工作条例。
9月15日，毛泽东在致陈毅的电报中说：“苏北报纸刊物请你抓紧，务使他们的宣传服从于党的当前政策。”
同一天，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一切报纸刊物宣传，分局均须抓紧，使不违背党的政策。”
还是这一天，毛泽东同《解放日报》社社长秦邦宪谈了半天，指出“报纸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并致信凯丰，表扬《解放日报》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关于各部门利用报纸做工作的事，毛泽东说：“我想还要讨论一次，以促中央各部门同志的注意。各根据地当局也还未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的武器，我想要写一电报（或须用书记处名义），提出此种任务。”
10月28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报纸通讯社工作给各中央局、分局的指示。指示指出：“最近一时期内各地宣传曾发生若干不适合目前党的政策的事件，例如新华社太行分社发表参政会通电主张召集国是会议，山东分社发表东北军一一一师反对国民党人员的通电，苏北分社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新闻，晋西北分社发表某军致新军五周年纪念贺电（足以影响友军之地位），均是和我党目前政策不适合的。查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对当地通讯社工作及报纸工作注意甚少，对宣传人员及宣传工作缺乏指导，尚不认识通讯社及报纸是革命政策与革命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这种伟大的作用，尚不懂得领导人员的很多工作应该通过报纸去做。西北中央局已经发表了一个关于报纸工作的决定，各地亦应仿此办理，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拿《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关于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许多文件去教育我们的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
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在致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的信中，除告以与秦邦宪谈话的情况还提出：“解放（指《解放日报》）第四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我已替舒群（《解放日报》副刊主编）约了十几个人帮助征稿，艾（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艾思奇）、范（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孙雪苇（延安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刘雪苇）及工、妇、青三委都在内。青委约的冯文彬（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拟每月征6000~10000字的青运稿件，不知能办到否？”
9月20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第四版正式拟定征稿办法：
“（一）《解放日报》第四版稿件缺乏，且偏于文艺，除已定专刊及由编辑部直接征得之稿件外，现请下列各同志负责征稿：
荒煤同志：以文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江峰同志：以美术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此外并作图画。
张庚同志：以戏剧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
柯仲平同志：以大众化文艺及文化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范文澜同志：以历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邓发同志：以工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
彭真同志：以党建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5000字。
王震之同志：以戏剧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冯文彬同志：以青运及体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艾思奇同志：以文化及哲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
陈伯达同志：以政治、经济、国际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周扬同志：以文艺批评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
吕骥同志：以音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蔡畅同志：以妇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董纯才同志：以教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吴老：以语文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以上共149000字。
（二）各同志担负征集之稿件，须加以选择修改，使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
（三）每篇以不超过4000字为原则，超过此字数作为例外。
（四）如每人征集之稿件满12000字者，可在第四版一次登完。但编辑部也可以调剂稿件，分在两天或三天登完，并不用专刊名目。
（五）如有不合用之稿件，由编辑部退回负责征稿人，再行征补。如由编辑部作重要之修改，则应与征稿人商量一下。”
毛泽东拟定完征稿办法后，按名单招待负责征稿人吃顿饭。毛泽东一见面就说：“诸公驾到，非常感谢。今在枣园摆宴，必有所求。”席间，毛泽东把《〈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宣读一遍，并说：俗话说，吃人口短，吃人一口，报人一斗。吃亏这一回，但不许哪个口上抹石灰。办好党报，党内同志人人有责，责无旁贷。我想，诸位专家、学者必然乐于为第四版负责，当仁不让，有求必应，全力赴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1942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至1943年1月14日结束，共进行88天。参加会议的有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学各方面高级负责干部300余人，中共中央高级学习组全体人员与中央党校大部分领导干部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大会还邀请了边区政府有关部门的非党员负责干部和技术干部参加了大会的开幕及整政、整财两项议程的讨论。
会议以整风的形式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比较彻底地解决了边区党的历史争论问题和当时的若干重大工作方针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检讨了边区党在抗战前历史上的争论问题，实事求是地检讨了边区党的历史，分清了路线是非。第二，很好地解决了西北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第三，讨论了边区今后的建设问题，确定了边区建设的任务与方针。
毛泽东自始至终关心着，并亲自参加指导这次会议。他除了会议期间用两天到会解说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和为大会写了一篇关于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10万余字的报告外，在开幕、闭幕之日都到会讲话。
毛泽东在10月19日开幕会上的讲话，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关于国际形势。他说：“法西斯和反法西斯阵线在今冬要起变化，德国已宣布了今后采取守势，这是件大事情。这正是有关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历史转变的时候。这样的形势对中国是有影响的，从1941年夏天苏德战争爆发后国共关系是比较好的。我们始终坚持抗战的方针，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磨擦到来了，我们采取防御性的斗争。我们总的方针是团结，但有时要斗争，斗争过去又是团结。今年‘七七’宣言的方针是我们坚持到底的方针，是打胜日本以后还要坚持团结的方针，那时我们仍是采取国内和平的方针。”第二，关于整顿三风。毛泽东说：从今春开始的整顿三风，是进行很大的党内教育，是根据抗战以前和抗战以后新老党员的情况提出的。新党员没有受过马列主义的教育，有的只是民族斗争中的教育，老党员中是从遵义会议以后才纠正了过去的许多缺点，但许多人又增长了新的缺点，自由主义、教条主义等。对于“党棍”要坚持清除。没有斗争便不能有进步。有人说我们所进行的党内斗争是不符合中国习惯的，但我们说我们必须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使党员更提高更前进。现在这个会开得非常好，这就是行动上、工作上的整顿三风，是整风学习的考试。第三，关于边区的建设。毛泽东说：我们的军队将来要采取朱总司令提出的“南泥湾政策”，开荒生产，建立工厂，减轻人民的负担。要重视做经济工作的同志，中央去年就有了决定。这次开会我们是要大检查、大整顿。我们这次所提出的“七整”——整政、整军、整民、整党、整财政、整经济、整关系，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做的。通过“七整”，要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五项目的。其中尤其达到统一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做到统一领导。
毛泽东在1943年1月14日西北局高干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主要是讲关于领导问题。他用“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两句话，阐明领导的真实意义，指出党的领导就是集中人民的意见，经过思考研究变成党的意见，然后又把党的意见拿到人民中去实现。这就是所谓群众观点和领导艺术，就是真正理论与实际的联系。高级干部会议已经完成了将边区广大人民和广大党员的意见集中起来的任务，现在就是坚持下去的问题了。
实际上“坚持下去”的任务已经开始执行。在会议期间，边区政府已召开了政府委员和专员县长联席会议，高干会上所提出的有关政府工作意见，均经采纳施行。1943年政府的财政经济计划，军队、机关、学校和各县人民的生产计划，都在高干会闭幕前即已制定。一部分已着手进行。党政民各机关的彻底精简整编事宜，也在积极筹划执行中。党的领导一元化问题，在边区一级已经完满实现，在各分区俟开会代表返任后，也必可统盘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