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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速度小于扩张时期的增长速度。
在这六个严重的衰退时期当中,有四个是以较大的银行波动或货币波动为特征的:
%#’—%#’& 年的波动是由关于绿钞与恢复铸币支付的争论,以及 %#’ 年的银行危机而
引发的;%& 世纪 &( 年代的波动是由关于白银作用的争论、%#&( 年的银行危机及 %#& 年
更为严重的银行危机( 该银行危机与银行对存款兑现进行限制有关)而引发的;%&(’—
%&(# 年的波动是由银行恐慌而引发的( 这一次的银行恐慌也与限制有关);%&;&—%&
年的波动则归因于银行系统的崩溃,银行系统这一次的崩溃波及了 % … 的银行,它们因
破产或合并而消失,并以为期一周的全国范围内的银行歇业以及银行活动的完全停滞
而告终。在严重程度方面,唯一能够企及这四次危机的另一次银行危机也发生在这一
期间内,即 %##〃 年的银行危机,这是在我们所研究的期间内,持续期位列第三的衰退时
期(%##;—%##* 年)中的一个插曲,它处在两个严重衰退时期的分界线上。
在另外两个严重的衰退时期,即 %&;(—%&;% 年和 %&’—% 年,货币存量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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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联邦储备体系政策措施不当的结果:在 %&’—%& 年,联邦储备体系于 %&’ 年年初
突然上调贴现率,且在大约四个半月后再次大幅上调;在 %()—%(〃 年,联邦储备体系
分别于 %(* 年和 %() 年年初将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一倍。在这两个时期,货币存量的下
降都伴随着严重的经济衰退,但是这两个时期都没有引起银行危机。
以上证据所反映的这些相互关系当中,货币存量长期和周期性的变动,与名义收入
和价格水平的相应变动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由于实际收入与名义收入有相同的运动
周期和运动方向,所以我们还观察到了货币存量与实际收入或商业活动的周期变动之
间的紧密关系。而相比之下,货币存量长期变动与实际收入长期变动之间的关系就没
有那么密切了。在前 面 所 提 到 的 四 个 稳 定 时 期 内,实 际 收 入 的 增 长 速 度 都 大 致 相 同。
然而,货币存量 与 价 格 却 以 截 然 不 同 的 速 度 增 长———价 格 在 某 个 时 期 可 能 每 年 下 降
+ ,而在另一个时期则可能每年上升 &+ 。显而易见,只要实际收入的增长过程与货币
存量的增长过程都相当平稳,那么决定实际收入长期增长率的因素大致上会独立于货
币存量的长期增长率。但是,货币存量显著的不稳定始终伴随着经济增长的不稳定。
!’( )* 货币关系的稳定性
货币和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不仅十分密切,而且在形式和特点上也高度稳定。
根据美元与英镑之间的汇率变动得出的美国与英国的相对价格变动情况,是基本经济
关系稳定的一个有力例证。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参照自 〃) 年以来较为连续的资料
数据( 见图 *()。从图 *( 中我们可以看出,在 〃)—%!% 年这 )% 年中,美国的经济结
构与发展、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美国和英国各自的国内货币结构,以及将它们联
系在一起的国际货币安排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尽管发生了上述变化,
且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加之物价指数的数据存在一些统计上的误差,但是 )% 年中,以
%&% 年为基期( ; ’’)的调整后价格比率,基本都在 〃! 和 这个范围内波动。唯一
的例外发生在 %(& 年,这反映了继 %( 年秋天英镑贬值之后随之而来的国际货币关系
的混乱,使得英国在英镑货币区以外、美国贸易所及的地区暂时失去了代表性地位。一
年之内,该比率又恢复到了早先的幅度范围。而且,在最初的 ’ 年中,价格比率幅度范
围的极值几乎都曾出现过:在这一时期,这一比率由 〃) 年的 变化到了 〃)* 年的
〃*。继 %!% 年秋天英镑贬值后,该比率在 %…’ 年迅速上涨并突破了先前的水平,这与
%(& 年发生的情况相似;但是这次上升的幅度更大,达到了 !(。这一次偏离所持续的
时间较长,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我们相信,这更
主要的是由于在抑制价格上涨或计算价格指数方面更为有效的方法的发展。然而,物
价指数逐年下降,一直下降到 %…〃 年才停止,这时价格比率为 〃,略微超出了原先的
变化幅度。直到 %*’ 年,这一比率仍然大致保持在这一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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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 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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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美国国际净资本流动( 以与国民收入的比率的形式表示)
以及购买力平价,%&—’!( 年
! ! 尽管我们习惯于将美国看做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但是由于当时整个西方经济的
一体化已经足够紧密,所以当用同一种货币计价时,美国的价格水平相对于外部价格水
平几乎不具有灵活性。与两者最终的价格关系如何的问题相比,如何形成这种价格关
系的问题存在着更大的余地———是通过内部价格的变动。还是通过汇率的变动。关税
的大幅变动、重要的黄金购买计划、资本流向的大规模变动( 见图 %&),或者我们的贸易
伙伴实施的大范围的外汇管制———这些因素均未曾根本改变为获得某种国际收支均衡
所必需的价格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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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续)
说明:图中所示年度为公历年。每一财 政 年 度 的 变 动 均 标 在 每 一 公 历 年 的 起 始 点。资 本 流 入
减去对外国的单 向 转 移 支 付,记 作“ 加 ”;黄 金 流 出 记 作“ 加 ”;这 两 项 指 标 的 财 政 年 度 的 跨 度 为
%〃&%—%〃’& 年,公 历 年 的 跨 度 为 %〃’&—%’#( 年。资 本 的 流 动 以 %〃&%—%〃&〃 年 的 黄 金 价 值 表 示。
%’%’ 年以前的单向转移支付没有从资本流入中扣除,因为其数量很小,所以背离贸易支付差额的常
规处理方法似乎没有必要。
资料来源:表 )* !。
第 !〃 章! 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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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能够反映社会持币倾向的货币流通速度,为基本货币关系的稳定提供了又一例证。
由于美国民众的实际收入增加,并且银行机构的普及使存款变得更为便利,于是社会会
持有相对于国民收入更多的货币量,也就是说,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了。%#&’ 年,货币存
量总额小于 ( 个月的国民收入;但是在 %’&) 年,货币存量总额达到了高于 个月的国民
收入的水平。因此,货币流通速度的数值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经历了
一个相当平稳的过程:在 %’ 世纪 #) 年代以及 %’ 世纪 ’) 年代初,价格水平持续下降,这
使得持有货币更具 有 吸 引 力,所 以 这 一 时 期 货 币 流 通 速 度 变 化 较 快;而 在 %#’—%’%〃
年,价格水平持续上升,货币流通速度则变化较慢。唯有两次例外:第一次发生在 *) 世
纪 ()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期间和之后,货币流通速度先大幅下降,然后又迅速回升;另一
次发生在二战期间和战后,货币流通速度也是先大幅下降,然后在战后迅速反弹回升。
与周期性波动相对应,货币流通速度表现出了系统性和稳定性的变动趋势,即在经济扩
张时期上升,在经济萧条时期下降。甚至在大萧条时期,货币流通速度的大幅变动仍部
分符合这一模式。这一时期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幅度如此之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其
周期性波动幅度本来就非常之大。
到 %’&) 年为止的 ’) 年中,货币流通速度以平均每年略高于 %+ 的速度下降。在商
业扩张时期,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减幅度一般不会超过 %+ ;但是在商业紧缩时期,货币流
通速度的减少幅度一般会超过这个比率。货币流通速度的周期性上升或下降幅度往往
随着经济活动周期性波动幅度的变化而变化。由于许多经济活动的周期性波动幅度大
致相同,所以货币流通速度的周期性波动幅度也基本相同。尽管存在长期的变化趋势、
一致的周期性变化模式以及估计值相当大的误差,但是从 %#&’ 年( 我们所用的货币流
通速度数据的起始年份)至 %’&) 年的 ’% 年中,所观测的货币流通速度的年际变化幅度
有 # 年小于 %)+ 。在 %( 次较大的波动中,有半数以上发生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和两次
世界大战期间,且最大的一次波动幅度达到了 %+ 。用某种长期变化趋势的百分比来
衡量,有 ;( 年货币流通速度处于 ’) 至 %%) 之间,有 && 年货币流通速度处于 #; 至 %%;
之间。在其余的 *& 年中,有 %* 年是在 %#&’ 年起的 %; 年里,这些年份的国民收入数据
是严重缺失的,而且有 年是在大萧条期间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另一种高度稳定的货币关系,是货币存量变化与经济活动周期性变动之间的相互
关系。总体上,货币存量的增长速度要大于名义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这从另一个侧面
反映了货币流通速度长期下降的趋势。这种增长在周期性扩张时期快于平时的增长速
度,而在经济衰退时期则慢于平时的增长速度。货币存量的增长速度恰好会在商业周
期到达峰顶之前减慢,而在商业周期到达谷底之前加快。无论是从我们数据所涉及的
最早期的商业周期看,还是从最近的商业周期看,这一模式的主导地位都贯穿始终。
细心的读者另外还会发现许多反映货币稳定关系的详细例证,从而对上述这些概
括性的例证形成补充,如 %## 年为准备恢复铸币支付以及 %’(( 年以后为提高国内价格
而实行的两次黄金购买计划所具有的类似影响;将存款 通货比率作为流动性问题预警
信号的可靠性;在两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批发物价水平起初类似的波动———在这两次
情况中,起初的变动方向都与后来占主导地位的方向相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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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货币安排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但是这些货币关系的一致性依然持续。
从 〃%& 年到 〃’( 年,美国货币是独立的,它既不能以任何固定比率兑换黄金、白银,也
不能以任何固定比率兑换任何他国货币。因此,这一时期的货币存量可以由国内形势
决定。从 〃’( 年至 (! 年,美国货币可以按照法律限定的且在实际当中所维持的固定
比率同黄金进行兑换。从而,货币存量及国内价格不得不处在维持国际收支大致平衡
的水平上,同时不引发异常的黄金流动。当然,尽管在短期内存在着一定的灵活性,但
是货币存量仍是一个因变量,而不是一个自变量。从 〃’( 年前后一直到联邦储备体系
建立的这段时间里,美国的单一银行体系分为国民银行和非国民银行,二者大约各占存
款总额的一半。二者均不受中央的控制,只是财政部偶尔承担中央银行的职责。
(! 年到 ()) 年,美国货币仍然严格与黄金挂钩,但是能够与黄金维持固定兑换比
率的他国货币逐渐减少。于是,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显著提高,而且国际贸易在美国
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变小。因此,与早年相比,美元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更为松散。
另外,《联邦储备法》不仅确立了对大部分银行系统的中央控制机制,而且提供了一个可以
有计划地进行干预,从而改变甚至扭转国际收支与国内货币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机构。
()) 年年初,美国货币脱离了与黄金严格的挂钩关系。一年后,这种挂钩关系以一
个不同的比例再次确立起来。然而,那时重新建立起来且从此在法律上占主导地位的
金本位制截然不同于 ()) 年以前的金本位制。从那时起,黄金逐渐退出流通领域,私
人持有黄金为法律所禁止,因此货币不能再以固定比率自由兑换成黄金。其他国家也
削弱了货币与黄金之间的联系,随之也削弱了货币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而且其中许
多国家甚至在完全割裂本国货币与黄金之间的联系方面走得更远。如今,黄金主要以
价格固定的商品的形式出现,而不再是世界货币体系或美国货币体系的基础。然而,历
史的延续性及黄金作为固定汇率工具的用途,使得黄金仍然具有任何其他政府限定价
格商品所不具备的货币性。
()! 年,由于联邦存款保险制度的实行,美国银行系统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联
邦存款保险制度达到了《 联邦储备法》未能实现的目标:它使得公众对某些银行丧失信
心情况的迅速增加不会扩大为银行恐慌,而这种银行恐慌是由于公众普遍试图挤兑现
金而产生的。
货币政策安排的变化显著改变了货币存量的决定力量,从而也改变了货币存量的变
化情况。例如,在 (!—(%* 年的 !% 年中,当某一政府机构对货币存量的变化负有明确
的职责时,货币存量的年度变动幅度比之前的 )+ 年更加剧烈,因为在之前的 )+ 年中,货币
存量的变化是由金本位制的准自动均衡机制(;…。/01。…234。205 4657。80/4)所决定的。此外,
自二战结束后,货币存量的年度变动幅度比之前任何一个等长时段都相对稳定(见表 &+)。
不断变化的货币安排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三个变量( 我们发现将这三个变量视为
货币存量的数学决定因素非常有助于分析):高能货币存量、公众存款与其持有现金之
间的比率,以及商业银行系统的存款负债与其准备金的比率( 我们将该比率定义为等于
商业银行系统持有的高能货币总量)( 见图 %!)。
从数学上讲,高能货币存量是决定货币存量变化的主要因素。然而,高能货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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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在不同时期是由不同力量决定的:在绿钞时期,主要由政府信用发行方面的变化
促成;在 %#&—%%〃 年,尽管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为交换白银而发行的 国 民 银 行 票 据 以
及通货方面的变动所引发的,但主要还是由黄金的流动所引起的;在 %%〃—%’( 年,主
要是联邦储备信贷 余 额 的 变 化 造 成 了 高 能 货 币 数 量 的 变 化,但 显 然,%)〃—%〃( 年 除
外,因为该期间高能货币数量的变动主要是由黄金的流动所引起的。
在发生金融危机期间,存款 通货比率变得尤为重要。每当金融危机发生的,人们
就会对银行失去信心,从而争相将存款兑换成现金,由此会导致存款 通货比率锐减,并
对货币存量产生强烈的下行压力。人们曾寄希望于联邦储备体系的建立能够基于货币
意义消除存款 通货比率的波动;当公众要将存款兑换成现金时,不必多倍地减少存款,
而是由联邦储备体系来提供一种能够使公众可持有现金的绝对数量增加的方法。但实
践表明,联邦储备体系并未成功地实现这个目标。在 %#’&—%’( 年的 ) 年中,存款 通
货比率发生的最剧烈的一次波动是在 %)(—%)) 年。在这三年里,存 款 通 货 比 率 下
降到还不到初始水平的一半,而且仅在三年的时间里,该比率的下降便将其之前 )( 年
的长期增长化为乌有。尽管公众持有现金的绝对数有所增加,但是这种增加却是以存
款更大幅度的减少为代价的,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货币总存量减少了 % * )。%)〃 年,
联邦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最终决定性地扭转了存款 通货比率的下降趋势。从那以后,
该比率在短期内从未遭受剧烈的波动,估计在未来也不会发生。
由于一般情况下存款 准备金比率在商业扩张时期上升,在商业衰退时期下降,因
此其更持续地发挥着次要作用,尽管如此,存款 准备金比率与存款 通货比率一样,在
金融危机发生时显得尤为重要。一旦公众试图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