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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格非在武汉整整住了五十一年，直到１９１２年他才离开中国返回他的家乡英国，而这一年他已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了。回去没过多久，他即与世长辞。杨格非在他逝世的前几年，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上帝再给我五十年，我仍将都给中国。”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们真不知有着怎样复杂的心情。
１９２０年，英国伦敦会决定重新建一座礼拜堂。从１９２３年起，他们发起募捐，筹备建堂，并且成立了建堂董事会。初始募捐活动非常不顺，四年时间，只募捐到四千多块钱，离建造一座教堂所需要的费用，差得太远。后来有人出了个主意，说１９３１年是杨格非的百岁年，盖一座新堂以纪念杨格非，名正言顺。汉口的教徒们对杨格非有一种特别的崇敬之情，这个招牌一打出，很快便募捐到四万多块钱。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在杨格非的百岁诞辰日，新堂破土动工。翌年竣工。新堂占地面积为５３０平方米，全部造价为５．３万余元，建安营造厂修建，设计者不详。教堂虽为哥特式建筑，但却既无欧洲教堂拔地冲天的派头，亦无西方教堂富丽繁华的外表。它一副朴实的样子，立在当年的云樵路上，静静的，不显山不露水，倒颇有一些中国人内敛含蓄的气质。礼拜堂的名字就叫作“格非堂”，以示饮水思源。格非堂的铭记中专门谈到杨格非，说杨格非“博爱无我，大智不骄。设医兴学，建局译经，终身壮志，救赎福音”等等。
格非堂一经建成，便成为汉口最现代化的礼拜堂。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汉口沦陷。日本人进城后的第三天，格非堂便被强占为日本人的兵站，后又改为日本庙宇，并取名“皇民道场”，专放日本人骨灰。想想也真是让人别扭。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汉口光复后，格非堂才重新回归教会。经过一番整修后，格非堂恢复礼拜，但这也已经是１９４５年底的事情了。
１９５１年，格非堂改名为“荣光堂”。此名来自于新约圣经：“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之意。弃“格非”而改“荣光”，自是与杨格非传教士的身份有关，因为多年来，我们一直把传教士定位在侵略者的位子上。
迄今为止，荣光堂即格非堂仍是汉口基督教信徒聚会礼拜以及宗教活动的场所。它现在的地址是汉口黄石路２９号，它依然朴素而安静。
三 、圣约瑟教堂
杨格非虽然是第一个抵达汉口的基督教传教士，但与天主教传教士到武昌的时间相比，他的到来就不算早的了。
早在汉口开埠前，西方天主教便已经传入武昌。《武汉天主教志》记载：“明崇祯十年，葡籍耶稣会传教士何大华来湖广开教，次年建堂于武昌蛇山脚下，１６３９年张献忠攻打武昌，何卖掉房屋逃往福建，该堂不久被毁。”这个天主教徒何大华比杨格非到达汉口的时间几乎早了两百多年。
在明朝崩溃、清朝建立一直到鸦片战争的两百多年间，由于传教士曾在明朝败退之际鼓动明室入教以便反清复明，且屡屡干涉中国内政，很为清朝的皇帝们恼火。他们对这帮金发碧眼的传教士毫无好感，因此几朝皇帝都坚持采取禁教政策。这一政策，使得传教士的行动大受限制，他们只能由城市转向农村，开展隐蔽传教活动。
１８３９年，罗马教廷任命一个叫李文秀的意大利人为湖广教区天主教主教。初始，李文秀在汉的传教活动几乎都是偷偷摸摸式的。不久，鸦片战争爆发。但武汉深处华中腹地，尚未成为对外通商口岸，因此，武汉仍是禁止外人传教之处。李文秀在武昌私自传道且不说，并且还在鄂西北一带游走布道。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清政府弛禁天主教，李文秀的地下活动才得以浮上水面。曾经被武昌当局没收的天主堂，也被他讨要了回来。
１８４７年的一天，李文秀在武昌草湖门外的教堂举办活动，被当地一个禀生以李文秀煽惑民心、扰乱治安告到官府。官府立即将李文秀捉拿归案。上了大堂，李文秀非但不肯下跪，而且出言不逊。地方官又气又怕，气的是李文秀竟不怕官，怕的是引起国际纠纷，于是将李文秀一干人押解至广州。李文秀在广州脱身，转至香港，坐镇南方遥领湖广主教。直到１８５６年，罗马教皇将湖广教区分为湖南、湖北两个教区，另派意大利人徐伯达出任湖北教区代牧主教，李文秀一事才算告一段落。
天主教在武汉的传播就是这样延续了下来。
鸦片战争后，各式各样的条约都在签订，及至１８５８年，连“传教宽容”也被作为条款，塞进了条约之中。这使得在华的传教士底气大增，他们的待遇也大为改善。
１８６５年的时候，湖北教区的主教早已由意大利传教士明维笃接替三年前去世了的徐伯达。这时武汉的天主教已经今非昔比。教徒人数业已上万，而教堂数量也年年增加。重建的旧教堂姑且不计，新修的教堂竟达二十多座。明维笃修教堂的钱并非自筹，而是从战败的清廷向西方国家赔款白银８００万中得来。湖北教区从中分得了２．５万两。明维笃还用这笔钱在汉口英租界怡和路购下了大块地皮。
１８７６年，明维笃以１２法郎的造价，在这块地皮上修建了一座大教堂，教堂奉圣约瑟为主保，所以教堂便起名圣约瑟天主堂。
圣约瑟天主堂的设计者已经不知谁人，施工者为孙裕泰营建筑厂。圣约瑟教堂属罗马式建筑，呈十字形平面，长四十米，宽二十六米，三廊型巴利卡式。后侧左右各有圆形塔式钟楼一座，堂顶十字架处高达二十二米。整个教堂的总建筑面积达一千平方米，可同时容纳近两千人，是武汉最大的教堂。
看大教堂和看小教堂的感觉是全然不同的。前者让你在感觉压抑和紧张的同时又无端地生出崇拜，一些久远的精美绝伦的艺术会一起涌到你的眼前，让你赞叹让你激动万分；而后者却多是以十分平易近人的姿态出现，它朴素而纯净，每当你心里生出无助感的时候，它就会悄然浮在你的心头，让你感到温暖感到亲切无比。我想，圣约瑟天主堂在汉口虽然已经是最大的了，但跟欧洲的大教堂比，它仍然是小小的。所以，它的装饰没有让你产生神秘感的气质，它的外貌也缺少压迫你内心的气派。当你走进它的大门，你听到唱诗班舒缓而轻悦的歌声和风琴简单而纯结的声音时，你的内心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常态，你感到一切都很平和，一切都很宁静。其实说到底，宗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人的内心深处平和而宁静，永远处于常态。
圣约瑟天主堂现在的地址是上海路１６号，每天有无数的车辆和行人从它的门前经过，不知这些成天匆匆忙忙的路人是否被里面传出的圣乐感动过。
四、 关于传教士
传教士们对上帝的信仰以及他们坚定不移地宣传他们的宗教，有时真不能不让人心生钦佩。他们往往能走到最偏远最穷困最封闭的乡下，对那里一些与世界几乎完全隔绝、生生世世都过着懵懂生活的农民宣讲他们的教义。他们能够抛家离子，在凄风苦雨中跋山涉水。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是在把真理和信仰带给那些最需要这些的中国人。
但是中国人对上帝总是提不起兴趣，记得看过一份资料，说美国作家赛珍珠的父亲来中国传教，有一次他在他的教堂里布道时，为了让人们更多地知道上帝拯救他们的旨意，他讲的时间有些长了。于是听众们开始纷然离席。在中国，多数人内心对宗教没有神圣感，一个人只要他愿意，他可以随时离开庙宇。但赛兆祥似乎对此有些不习惯，所以，他颇觉尴尬。这时，一个中国的老太太发现了这一点，她转过身对那些要走的人们说：“别惹这个好心的洋人生气。他是来我国朝圣的，为的是能到天堂里享福，让我们帮助他拯救他的灵魂吧。”这一番反客为主的话，令传教士赛兆祥目瞪口呆。
光凭一张嘴皮宣讲上帝的精神，想让讲究实际的中国人接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在教传士们对中国人的心态有所了解之后，他们也尝试着用别的方法。此时的中国已经在诸多方面都落后于西方，于是传教士们便将科学技术、医院、学校，出版等等，带进中国，当然他们肯定是要把上帝夹在这些中间连带着一起传给中国人的。正是传教士们带来的这些东西，致使中国社会的文明进程大大地加快，亦使得中国及时地与世界文明接上了轨道。
有趣的是，顽固的中国人把传教士带给他们的好处和实惠，比如科学技术、学校医院诸如之类，一骨碌地都接受了下来，却仍然将上帝拒之在外。所以，尽管教会医院、教会学校到处都是，但信奉上帝的人却总是有限。
汉口的教堂曾多达几十座，但在后来大多拆毁和废弃。有些建筑留了下来，却或改作它用，或成一废屋无人理睬。昙华林中医学院内的圣诞堂便是其中一座。与它相距不远的１８８８年天主教嘉诺撒仁爱修女会建的一座小教堂也是其中一座。前者成了一处办公场所，后者则成了某家医院弃之不用的小仓库。
没办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有自己独立而顽强的文化，以这种文化形成的民族心理不是那么容易被攻破的。中国文化对宗教的轻慢和漠视由来已久，佛教道教花了几千年的功夫、用了几千年的耐心，也没有为自己培养出多少信徒，而西方教会只不过几百年的时间，又怎么能将中国人的宗教意识强化起来？上帝在中国人心里依然没有多少神圣感，人们说起他的时候，很是随意，只觉得他仿佛是家中一个成员、生活中一个朋友似的。其实这样，不也很好么？
第三章 跑马溜溜的汉口
一、 汉口的跑马场
其实很难想象，在汉口这样一个地方，曾经一度开有三家跑马场，比号称“十里洋场”的上海都要多出一个。第一家西商跑马场在解放公园一带，第二家华商跑马场在现在的同济大学一带，第三家万国跑马场在唐家墩附近。三家跑马场相距甚近，打个“的”顶多是个起步价。原先一直搞不懂汉口要这么多跑马场做什么，怎么会这么热衷赛马这项体育娱乐呢？后来见汉口人赌博热情之高，干劲之大，方悟出，跑马场的修建既非为了体育，亦非为了娱乐，它更大的乐趣正是在于赌博。
当然，第一个跑马场并不是汉口人建起来的，将跑马之风带来武汉的是洋人们。汉口自开埠以后，随着五大租界区的建立，洋人们纷然登陆。由他们带到汉口的西方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大大地冲击着汉口本土的生活。洋人们在租界内又开“夜总会”（当时又称“波罗馆”），又办网球场（汉口现在还有个地名叫“球场街”，便是因洋人在此办网球场而得名），这些玩乐，当然也包括玩赛马赌博。汉口因商而兴，商业气息浓郁，商战中一赌输赢的事是常见的，因而汉口的赌风一直是很盛的。
中国人的赌博方式很多，以动物为主的中式赌博，多是斗鸡斗狗斗蟋蟀，虽然喧哗热闹，可跟赌马的浩浩荡荡的气势相比，这种赌博完全提不上筷子。赌马是大规模的赌，千人参与、万人观看着赌，这种好玩，这种刺激，汉口人自是抵挡不住，因而，赛马这样的赌博一到汉口，立即便成为汉口人热衷参与的游戏。
跑马场的赛马赌博是公开进行的，政府非但不制止，反而会调派军队和警察现场维持治安。因为赛马是要上缴５％的赛马税的，因此，赛马会全盛期间，政府一日可收到银元八九千元。此外，前去帮助维持秩序的人，每场下来，除净挣个七八百块钱，还外带一顿好酒饭。如此好事，又有何人愿意制止之？利之所趋，跑马场成为公开的赌博场也就很自然了。
当时赛马大赌博的方式据说主要是两种，一是买彩票，一是买马票。估计与现在的赌马方式也差不多少。汉口有很多的“马迷”，他们每场必到，风雨无阻，他们熟悉各种马的性能和骑师的特点，知道什么马善于跑长路，什么马善于跑短路，也知道什么马追劲大，什么马耐劲大，还知道什么马喜欢阴雨湿地，什么马喜欢晴天干地。他们掌握一手资料，积累出成套的经验，在此基础上，作出判断，然后再选购马票。当然，更多看热闹的老百姓是不谙此道的，他们更多的时候靠蒙靠猜，所以一些赌上瘾的人因为赌马而倾家荡产。据说当时曾经流传着一首赌马的歌，歌词为：一进马场，喜气洋洋，谈的是“汉生”，说的是“庄王”。马下跑道，输得精光，拿的是“会钱”，当的是衣裳。再下马场，男盗女娼。
“汉生”是马名，“庄王”也是马名。
关于汉口赌马的故事流传甚多，在此我们还是言归正传，继续说汉口的跑马场。
二、 西商跑马场
世界上最喜欢赛马的莫过于英国人。英国人走到哪里，就把他们喜欢赛马的爱好带到哪里。比方被英国人统治过百年的香港也热衷赛马，以致香港回归时，中国方面还得答应他们“马照跑，舞照跳”。
汉口的跑马场当然也是最先到汉口来开辟租界的英国人率先弄起来的。１８６１年英国趾高气扬地在汉口划地，盖好楼房住上人之后，便想要玩乐。最初他们看中的是租界以东的荒地，即现在的兰陵路和黄陂路一带。不经中国官方的许可，他们自行辟出一马道子和球场。随后，俄、法、德、日租界相继开辟，这块地划归了俄租界，英国人又把他们的马道子和球场修到了现在的复兴街昌年里一带。１９０２年，法租界扩展，又把复兴街昌年里一带扩了进去，于是，英国人又开始新一轮的策谋占地。英国人其实也是想借开办跑马场的理由，在租界外为自己占据更多的土地。这一次，他们把目光盯到了汉口东北郊的荒地上。
１９０２年，在英国怡和洋行大班杜百里的主持下，他们以“四十文一方”的超低价格，从汉口地皮大王刘歆生手上买下了大片土地，尔后又以一二十文一方的贱价，从农民手上强行购买了一些。按今天汉口方位测定，这块地大约东起永清路，南抵解放大道，西连解放公园路，北邻惠济路。我们今天看到的解放公园只不过是其中的五分之二面积。解放公园在我们眼里已经就算一超大公园了，可见当年西商跑马场的面积之大。
英国人买下这块本属中国土地产权的地之后，向香港英国政府登记，便堂而皇之霸为自己地盘了。其中的管理权、警卫权都操之于英国人之手，为了防止中国人通过，他们还沿渣甸路进口两旁，高筑了两道钢筋水泥的围墙，其结果也就跟租界差不多少。
西商跑马场的全称为汉口西商赛马体育会。通常就叫它“西商跑马场”，或叫“六国洋商跑马场”，六国指的是英、法、俄、德、日、比六国。说是赛马体育会，但它的影响不在体育，而在赌博，久之，便很少有人提“体育”二字了，都只叫“赛马会”。初始时，这里一年中有半年泡在水里，跑马练马只能等到秋后水落。直到１９０５年张公堤的完工，这里才摆脱水患的侵扰，正式辟为跑马场。
西商赛马会产权归英国人所有，董事长是英国人杜百里。杜百里是英国怡和洋行的大班，他在怡和洋行供职３０多年，其中有２０多年都在汉口，所以，他有一个绰号叫“汉口王”。怡和洋行在中国素有“洋行之王”的称号，它们曾经声称“只要中国什么地方有买卖可做，怡和就要到那里去。”怡和洋行的开山鼻祖是英国人渣甸（汉口因为他还将一条路名叫作“渣甸路”）。他在中国的绰号叫“铁皮老鼠”，他的起家全然靠的是在中国贩卖走私鸦片。鸦片战争的爆发很难说跟这个家伙没有关系。
在渣甸创办的洋行中爬上大班之位的杜百里与之相比，也毫不逊色。杜百里在汉口为怡和洋行置办的房屋有一百多栋，西商跑马场西北方向的怡和村就是他建成的。杜百里曾经还想在英租界外建立怡和租界，最后终因１９２７年英租界的收回，杜百里的梦想方被打碎。
对于这样的人，英领事自是十分赏识，所以，杜百里在汉口英租界内身负多职，甚至还是汉口市政府的参议。英国亦大肆褒奖他为英国所作的贡献，并由英女王授予勋位。在我初学英语的时候，老师曾经给我们讲过一个关于要学好英语的著名传说。说是一个华人得罪了洋人大班，洋人大班表面上不露声色，却写了一张纸条让此华人送到巡捕房去。结果华人送纸条到巡捕房后，立即被逮捕起来。原来纸条上写着：此人犯了法，把他抓起来。华人不识英文，竟是自己把自己送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