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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距离看美国4-如彗星划过夜空-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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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想像,事情发生之后,在纽约甚至全国,成为爆炸性新闻。伯尔在刺激之下一路向南,直奔到佐治亚州才停下来。报纸上谣言四起。例如说伯尔穿的是特制的防弹衣,刀枪不入;也有说他事后弹冠相庆,只后悔没有射中汉密尔顿的心脏云云。
  目击者是双方的助手,医生只是听到两声相隔数秒的枪声。可是,两名助手的描述又不尽相同。此后,各方面,包括法庭,展开了详细的调查。基本事实是,汉密尔顿在“赴约”之前,曾经写下:由于宗教信仰原因,他将不会开枪。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又似乎不是这样。在决斗开始前,他曾要求推迟一会儿,容他戴上眼镜。汉密尔顿率先开枪,事后也找到了他发出的枪弹,但是,子弹偏离伯尔所站的位置很多。另外,可以确定的是,伯尔对汉密尔顿事先写过不开枪的想法,完全不知情。他后开枪,但是击中了对方,汉密尔顿应声倒地。当时,伯尔表现得非常震惊,立即要到汉密尔顿身边去,却被助手阻止,把他带向小船。走在半路,他坚持要回去和汉密尔顿讲话,可是助手还是不同意他过去,让他立即离开了决斗现场。
  我前面说的、成为疑案的历史迷雾,是涉及双方在面对自己和对方生死之时,在开枪的一瞬间的想法和决定。虽然,只要是遵循规则,从决斗本身来说,他们是在押上自己的生命,也有权击中对方的要害。可是,在那个时代的美国,已经是决斗的末期,真的决斗导致致命的很少。再说,那是两个如此特殊的人。所以,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以后,一代代历史学家都想要知道:汉密尔顿,还有伯尔,他们在这一个瞬间,是真想致对方于死命吗?
  只能说,一些历史学家根据汉密尔顿事先写下的文件,和他事后自己的说法认为,虽然汉密尔顿先开了枪,却是有意地打偏的,他不想伤害对方。一些历史学家也根据当时决斗的一般规律,以及伯尔事后的表现认为,伯尔也并没有要在决斗中杀死汉密尔顿的打算。比较可能的情况是,伯尔在对方先开枪的刺激下,也只是想打中大腿之类的不致命部位,以造成对方轻伤结束这场决斗。可是,他也打偏了。
  这是历史学家们尽可能地依据事实做出的研究,由于推测的都是决斗双方在瞬间的念头,其实,那是永远也无法真正确定的了。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决斗?在当时,大量决斗挑战都可以通过沟通化解而避免动武。就汉密尔顿来说,他遇到过十一次决斗挑战,只有这次走到最后一步。为什么这次就不能避免?最重要的是:这场决斗究竟表达着什么?
  事情的起因,看来似乎不是一件大事。1804年6月18日,伯尔要求汉密尔顿对一封信件的内容做出解释。信的作者是库派博士,上面有这样一句:“我还可以告诉你有关汉密尔顿将军对伯尔先生鄙视的看法细节。”
  信件内容没有汉密尔顿的原话。因此,伯尔的指控显得空泛。按照历史学家们对此类荣誉纠纷的研究,汉密尔顿假如断然否认有这样的事情,很抱歉发生如此误会,那么,伯尔就很难不接受这样的解释,事情也就过去了。
  在这个当口,谁也没有料定事情一定要走向严重的后果。伯尔的信只是要求解释而已。
  也许,正因为如此,也因为伯尔手里没有什么把柄,汉密尔顿的回信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还含着一点轻蔑:你似乎认为,我有必要对一件没有被证明是不恰当的事情,认错或者不认错。你给我一大块捕风捉影的东西,里面真真假假的可能都有,我怎么判断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说过的事情,只是我们竞争15年来的那些政治对立。原则上说,我如果认同你的质问,先要看别人对我的讲话所作的推论是不是公正。
  不提也罢,一提15年来的政治对立,伯尔显然被惹火了。争论也马上升级。言辞中更多地涉及了双方的荣誉。一个星期的来回交锋之后,事态的走势已经非常不妙。这个时候,也许双方都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都开始为自己找了交涉的助手。后来,这就是他们各自的决斗助手。汉密尔顿第一次请了自己的朋友潘德尔顿作为助手。在这样的情况下,潘德尔顿脑子非常清楚,他的任务就是要避免决斗。他依据古老的“决斗法则”,终于劝说汉密尔顿写下了如下声明:对库派的谈话,现在回忆起来,“凡我有关政治原则和对伯尔上校看法的相关言论,无一例涉及他过去的行为或私德”。针对规则,汉密尔顿再一次强调,他和库派的谈话,“完全是政治话题,没有一点涉及伯尔的不名誉行为或者私德”。
  历史学家认为,“即便是以挑剔的眼光去看,这样的让步也足以结束这个事件了”。伯尔应该把它看做是一个间接的道歉。因为这是常识,也是规则:所谓的名誉问题,所谓的绅士名誉纠纷,只和对个人品行的攻击有关,无涉政治等其他大话题。这些公共话题哪怕分歧再大,争论、反对、攻击的言辞再激烈,也和绅士的个人名誉无涉。汉密尔顿完全是循着决斗规则,来划开个人和政治批评的界限的。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切已经太晚了。
  他们曾经是老相识,相识大致都要超过30年了。之所以提起15年的这一段,是因为他们在15年前,在美国成立之后,都开始从政,而分歧由此而来。
  1789年,汉密尔顿和纽约州的州长科林顿竞选,汉密尔顿失败了。事后,曾经帮助汉密尔顿竞选的伯尔,最终接受了科林顿委任的州司法部长的职位。这是他们之间第一次有了裂痕。汉密尔顿认为伯尔是缺少政治原则,去帮了他的对手的忙。两年之后,1791年,在纽约州的国会参议员的竞选中,伯尔击败了打算连任的汉密尔顿的岳父,取代了他的位置。而后者是国会中汉密尔顿最有力的支持者。伯尔进入国会参议院之后,又反对汉密尔顿提出的财政计划。后来,伯尔反对汉密尔顿成为纽约州的候选人,而到1792年,汉密尔顿反对伯尔成为副总统候选人。
  1800年,托马斯·杰佛逊和伯尔得以入选正副总统,又因两人票数相等,在决定谁是总统、副总统的问题上,形成僵局。按照宪法,这种情况下,将由众议院一州一票决定。汉密尔顿看不起杰佛逊,但是更讨厌伯尔。汉密尔顿表示,尽管杰佛逊在政治观点上和他相冲突,却“远不是一个危险的人”,而伯尔则“一无是处,就连最偏袒他的朋友,都不会认为他有好的私德。他已经身败名裂”。他宣称伯尔“不论于私于公,都不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因此,不能让伯尔当总统。他积极活动,利用他在众议院联邦党人中的影响,游说众议员投票给杰佛逊。众议院经过几十次投票,终于选出杰佛逊成为美国第三任总统。伯尔落为副总统。
  也许你会问,那么伯尔这个人究竟如何呢?历史学家一般认为,在对待公众事务上,他和华盛顿将军的形象恰成反比。华盛顿将军没有私心,而伯尔是个私心很重的人。汉密尔顿在15年中,当然是攻击过伯尔的私德。可是,要汉密尔顿就他们15年的恩怨和对伯尔的攻击作广泛的道歉,又是不可能答应的要求。假如汉密尔顿这样做了,那就是他自己的绅士名誉被终结了。
  避免决斗的“荣誉化解”是需要双方退步的。大多数情况,尤其是处在决斗时代的尾声,在成熟的政治家之间,大家都知道,以生命为赌注不是上策。所以,一旦由于一怒之下发生的危机出现,他们大多是双方在主观上寻求保留各自面子的“荣誉化解”。在过去汉密尔顿和门罗的决斗挑战事件中,显然可以看出,他们沟通的信件是在相互找台阶、也是相互给台阶的。而假如一方下定决心决斗,另一方就很难解脱,因为强行挣脱的行为,本身是损害自己名誉的。正如汉密尔顿在留下的声明中,坦承自己对伯尔的政治原则、品格和看法,都有过批评,也批评过他作为绅士的私人举止。可是,汉密尔顿也表示,伯尔要求他作一个“不限定范围的、广泛的道歉”,是“超出了他的可能”。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通信谈判,伯尔完全失去耐心,1804年6月27日,他对汉密尔顿发出了赴新泽西州某地“约会”的邀请。汉密尔顿要求推迟几天,处理了自己的私人事务。他们双方都各自立下了遗嘱。如他们的助手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他们双方都是遵守了古老的决斗法则,他们虽然是违反法律,可是他们遵循了维护绅士们荣誉的更高的律令”。
  汉密尔顿和伯尔,他们不仅是政坛上的老相识,还是独立战争期间的老战友。1804年7月4日的美国独立日,独立战争义军的老兵组织,“辛辛那提退伍军人协会”聚餐,他们最后一次坐在同一席就餐。伯尔在那天显得沉默而情绪低落,而汉密尔顿却高亢地唱了一首英国军队的老歌:“战士啊,为什么你的事业就是赴死?”在此前一天,汉密尔顿还举行了家宴,来客中,汉密尔顿邀请了他的政治对手杰佛逊的前私人秘书,还有他已与之决裂的前亚当斯总统的女儿和女婿。
  美国独立日的七天之后,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回顾这个事件,可以看到许多偶然的因素导致了事件的走向。但人们也发现,事情是如此复杂,除了政治观点的“对和错”、政治人格的“优与劣”以外,无可否认,还掺杂着在声明中、在公开场合不会发表的个人私怨。可是,撇开这些之后,这个被称为是“美国早期政治史上最戏剧性的一刻”,这样一场历史性的决斗,究竟在告诉我们什么?
  汉密尔顿对伯尔的戒心不是凭空而起的。伯尔出生于名门望族,他的父亲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他参加过独立战争,是一颗迅速上升的政治新星。但是,他被包括汉密尔顿的很多人认为有野心而无原则。
  这场决斗事后被交付法庭调查,虽然决斗发生在可以合法决斗的新泽西州,虽然并没有发现伯尔有违反决斗规则的行为,因此他没有被法律起诉。可是,那已经是美国决斗文化的末期,一些地方如纽约州已经禁止决斗。也就是说,很多人对这样的“传统”已经感到完全无法接受。因此,作为副总统和参院议长的伯尔回到参院时,议员们看着他,就像在看着一个谋杀犯。他杀死汉密尔顿的名声使他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1805年,据说伯尔想在美国西部包括密西西比河谷、墨西哥等地建立一个王国。为此,1807年他被以叛国罪起诉,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主持审判。最后,由于他没有具体颠覆美国的行动,他的叛国罪指控没有成立,被宣布无罪开释。但是,从此伯尔再也没有回到政界。
  这次决斗不仅仅是两个政治家的个人争执导致了悲剧的结果。在这一幕悲剧之下,潜藏着建国初期美国的政治文化。
  美国是一个共和国,可在两百多年之前的建国之初,还是过渡中的精英政治的舞台。我们前面说起过,华盛顿的内阁一开始只有四个部长。联邦的政界人数并不多。最初的选举选出来的,自然主要还是原来各州的绅士们。华盛顿的第一任内阁,包括最高法院大法官,都是参加过独立战争的第一代国家的创建者。可是,建国以后,不仅政治格局不一样了,人们对待公职的态度也在变化。对从政有兴趣的人们都看到,联邦政府正在给大家提供一个越来越有前途的政治活动大舞台。
  这个大舞台是开放式的,和美国的制宪会议的精英小圈子完全不同。制宪会议之后,一批人离开了政治,如莫利斯这样的经营者。一些人有着很强的责任心,如华盛顿总统等,在众望所归之下,被推上了这样的位置。他们还保留着西方古典政治时期的观念:公职就是奉献,是服务公众。还有一些人,热衷于政治活动,主要是出于他们对国家的责任。也有一些人,责任感和政治雄心兼而有之。在他们的周围,从联邦权力结构诞生的那天起,就立即聚集起大批形形色色的、对政治活动有浓厚兴趣的人们。联邦政治权力在展现着它的魅力,古典政治,不论从观念到形式,都无可避免地在向现代政治转化。
  你一定还记得,美国的建国先贤们,曾经是如何真诚地讨厌结党。在联邦以前的、以州为单位的小国政治以及相对单纯的政治环境中,一个正直的政治家,完全可以避免结党这样的事情。可是,大国的政治活动是开放式的,自有它自己的规律。几乎在联邦政府成立的第一天,尖锐的政治分歧就出现了。既然民主政治是大家参与的事情,在对立的政治人物周围,自然聚集起民众。结党终于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在费城会议之后,为了推动宪法的通过,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曾经一起写了大量文章,表达他们的主张,被称为是联邦党人。可是事实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政党。之后,反对联邦党人观点的人,就被称为是反联邦党人,也不是一个明确的政党。一开始,对于“结党”,仍然是有顾虑的。可是,随着大规模的政治运作,以及由于观点相同人群的组合,开放式的现代政党,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自然形成起来。不论人们最初是多么憎恶结党,最后都如孤立的小舟,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个个政党的大潮,也卷入了与此相关的党派纠葛。
  由于政党是自然形成的,规则规范一开始显然没有跟上。大范围的、无规则的政党活动鱼龙混杂,言论行为都开始失控。政治观点的对立,很快走向人身攻击,开始恶性循环。费城会议上,虽然观点对立,激烈争论,却能够光明正大、以诚相见。可是今天,在大批民众参与的政党活动中,这种古典的传统氛围必然受到污染。也使得很多昔日朋友一旦成为政治上的对手,立即就势不两立起来。假如说,人们还在试图把汉密尔顿和伯尔归作不同政治品格的冲突,那么,当我们看到汉密尔顿和杰佛逊的对立,看到汉密尔顿和亚当斯的对立,以及其他不胜枚举的例子,就会发现,在现代政治运作中,政治对立最后演化为个人之间相互的不信任甚至怨恨,是多么容易发生。
  汉密尔顿和伯尔的决斗,是古典政治最后的遗风。这并不仅是指决斗这样一种习惯,而是在背后把他们送上这条道路的政治文化。在那个时候,美国的建国者们还站在时代的转化之间。政府官员的个人品格,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谓的绅士荣誉,就是个人品格的被认定。这样传统的政治文化,形成了人们对绅士荣誉极度重视的态度。
  即便是主动挑战的伯尔,也是在拿自己生命争回自己的荣誉。汉密尔顿也一定要把自己的荣誉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令人惊奇的是,论及当时的状态,他们两人其实在政界都已经没有很大的前途。伯尔既失去了继任副总统的可能,也失去了共和党的信任,又无法被联邦党人真正接纳。汉密尔顿离开公职多年,由于他和联邦党人的分裂,即使在他的第二家乡纽约州,影响力也已经越来越小。可是,他们两人不约而同地,对于自己仍然必须被看做是一个“绅士”,竟然看得如此重要。
  第一批建国者们的政治经验,一开始是基于一个个“小共和国”的古典政治模式的。在这样的政治文化之下,在制定宪法的时候,虽然设立了监督机制,可是在内心深处,美国的建国者们,还是会依据他们以往在古典政治中的从政经验,不由自主地预想着,通过选举是挑选出一批私德相对可靠的好人,作为这个国家的管理人员。因此,在宪法中才出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选举总统的条款,那就是,大选举团选举总统的时候,每人可以投两张总统票。得票最多的人,当选总统,而得票次多的人,当选为副总统。因为按照古典政治的推论,得票最多的人,应该是“最好”的人,而得票次多的人,自然就是“第二好的人”。这样的搭配,不就是最佳组合吗?
  在美国的第一、第二两届总统选举中,这样的古典政治的理想似乎在实现,全票当选的华盛顿总统和他的副总统约翰·亚当斯,都算是“德高望重”的老派绅士,是很能够自律的政治家,因此,似乎这样的设置能够达到目的。虽然现在来看,这只是一个历史过渡而已。华盛顿总统完全是一个古典政治中的楷模。他其实非常不适应在党派对立的政治生活中发生着的种种弊端。他虽然两次以全票当选为总统,可是,华盛顿在第一次任满时就不想连任。混乱的局面使他心灰意懒。也正是大家认为,除了华盛顿,没有其他人能够稳住和平衡最初的这阵混乱,才力劝他连任。任满两期,华盛顿说什么也不干了。
  1796年,华盛顿的离任是美国古典政治结束的第一个信号。美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全票当选”这样的事情了。党派两分,选票也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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