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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司法部会负起这个重担，来逐条告诉他们什么是可以发表的，什么是不能发表的。可他们不肯公布，现在又反过来责备，说是司法部让他们的工作没法做。
在这个具体冲突上，最集中地表现了政府和报社对于民众知情权的理解有多大的差距。看起来好像大家都同意，危及国家安全的机密是不应该公开发表的，然后双方都要求由自己来判断什么是机密。而对机密的判断，政府方面和媒体方面的着眼点完全不同：政府方面是，只要有可能是机密就一定是机密，只要有一部分是机密就全是机密，只要有一刻是机密就长久是机密；而媒体方面是从民众的眼睛来看的，只要民众知道了不会出大事的就不是机密，民众有权知道的就不是机密，需要保密的那一刻过了就不是机密。
问题在于，所谓保密分类标准在政府体制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有弄清了这个问题，才有可能考虑民众和新闻界对这样的保密分类尽什么义务，受什么约束。
在美国明确要求人们接受约束的，只有法律。而根据美国政府权力体制的三权分立原则，只有立法分支国会才有权立法，而对法律的解释和强制执行标准的解释，由司法分支即法庭通过判案来进行。在日常生活中执行法律的人，也就是政府的行政分支，是没有权力立法的。立法和执法分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如果执法者也立法，双重权力集于一身，万一滥施权威，民众就没有活路了。
而政府部门的保密分类标准，从来也不是国会确立的，也没有经过法庭来鉴定判断是否合理。保密分类标准在历史上是通过总统的行政命令确立的。1953年11月5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发布行政命令10501号，命令对行政分支下属机构的文件实行保密分类。
由于这种保密分类是行政分支内部的作业，不受立法分支的制约，也不受司法分支的制约，很快就在行政分支的官僚权力机构里滋长成一种惯例性的规则，分类越来越广、越来越严、越来越官僚气。人们为了避免负责任，为了自己的小算盘，在种种难以避免的心态下，几乎把一切文件都列为保密。而且，这是一个方向的倾斜，工作人员互相之间之借鉴保密趋严的榜样，没有人会开先例放松标准。保密最过分的是军事系统和情报系统。国防部下属的军事人员，甚至不信任上级文官，不信任政府的律师，经常企图向他们保密。在要求军人严格服从文官政府的美国，这种保密观念是违反美国人的国家权力观的。
所以可以说，行政机构内的保密分类制度是行政分支自己发展出来而没有受到制衡的一种内部用权。
政府行政官员的保密观，和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开放性、司法程序中的公正性必然产生冲突。在五角大楼文件案的过程中，司法部一边在法庭上辩论保密问题，一边继续用自己的保密惯例和新闻界发生冲突。
最有戏剧性的一幕是6月20日星期天夜里，《华盛顿邮报》的律师格林顿向司法部索取第二天司法部将出示法庭的证言。按照法庭的规矩，任何一方向法庭提供的证据、证言和证人名单，必须预先告之对方，以便对方有准备做反诘。证据向对方公开，这是美国人妇孺皆知的司法规则。可是这次司法部却说不行，因为他们的证人写的证言里有机密内容。格林顿只好向法官格赛尔提出来，格赛尔立即命令司法部向对方律师公开证言，否则这些证言法庭不接受。司法部没办法，就要格林顿到司法部来，在办公室里阅读这些证言，但是不能把证言带出房门。他读的时候，有联邦调查局的两个彪形大汉在一旁看着。
格林顿打算妥协，不带就不带，但是他要做一点摘记。突然，助理司法部长马甸冲进来，说不允许做摘记，因为这是保密的。格林顿说这不行，不做摘记我没法记住，没法做反诘准备。马甸却坚持阻止他做笔记。最后，格林顿只好用打架来威胁了，他对助理司法部长说：“这笔记我是非做不可，而且做了一定带出去。这位特工先生比我高大，比我年轻，他一定会来阻止我，我一定会跟他打起来，我一定给打个鼻青眼肿。明天，我将包着绷带站在法庭上。我将把我今天的经历如实告诉法庭。我将告诉他们，司法部把我这个辩护律师打了一顿！”
这个威胁起了作用，因为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司法部的官司就不用打了。助理司法部长最后还是派助手来，要格林顿以个人名义担保，不泄露摘记中的国防部机密。
连法官格赛尔本人也遇到类似情况。他在读这套文件时，两个穿着制服、配着枪的人来取材料。说他这里没有安全措施。法官没有给他们，说你们要守在这里一个晚上可以，我反正不给你们文件。结果，那两个人还是走了。
在最高法院开庭前，司法部提供的关于五角大楼文件中不能公开的机密清单，是如此庞大广泛，连准备代表司法部出庭辩论的格列斯沃特也感到过分，而且对这种过分的保密分级表示厌恶。
格列斯沃特担心，这样广泛而庞大的保密清单会让他在最高法院的辩论中很被动，辩不赢，所以在做准备的时候他打算亲自过问这件事，亲自来检查删改这份保密清单。他要求助理司法部长送一套五角大楼秘密文件到他的办公室。他马上发现，他不吃不睡也得要十个星期才能把这47卷文件读一遍。他只好命令把司法部制订清单的人叫来，向他说明，司法部交出去的清单是怎么定的。
结果就来了三个负责官员，轮流向他逐项解释，为什么这些文件必须阻止新闻界发表，发表了会有什么后果。
格列斯沃特发现，根据他的判断，其中大多数文件，如果发表了的话，会引起政治上的为难，也就是说，会让美国政府行政当局面子上不好看，但是可以肯定，并不会危及国家安全。格列斯沃特认为，显而易见，五角大楼文件在保密分类的时候是过分了，而司法部在制订清单的时候也过分了。他不顾司法部长的反对，坚持削减清单，把41项减少为11项。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格列斯沃特在为最高法院法庭辩论做准备的时候，先和自己方面的保密官员干上了。国防部安全保密官员提出来，格列斯沃特的秘书保密级别不够，不能接触他写的陈述。他们说，格列斯沃特不能让他的秘书为他打字，他们会另外找一个人为他打字。格列斯沃特是一个特别讲究绅士风度的人，这下也气得对保密官员大叫“滚出去！”并且通知保密官员的上司说：“美利坚合众国总检察官办公室将不接受你们的指导。”
可是，保密官员还是形影相随地盯住他们认为的机密。当格列斯沃特按照法庭程序把自己的陈述交给最高法院书记官的时候，他们竟想冲过来阻止，因为在他们的眼睛里，这书记官只不过是又一个保密级别不够的人。在格列斯沃特的助手把陈述交给《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一方的律师的时候，他们又几乎要冲上来阻止了，因为在他们的概念中，这些律师几乎就是“敌方”，怎么可以把机密交给他们。
事实上，这些保密官员确实是尽心尽责。后来，最高法院法庭辩论一结束，保密官员们就冲到双方律师分别坐的地方，企图把桌子上的文件抢到手，因为这些文件是绝密的，应该妥善保护。
不过，最高法院对此可没有这种感觉。6月26日星期六早晨，在最高法院开庭以前，格列斯沃特代表司法部向法庭提出动议，鉴于此案涉及国防部和司法部的机密，要求最高法院闭门进行秘密听证。这个动议在提出以前没有告诉《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一方，因为他们认为提出这个动议也是保密的。不过，大法官们不管这一套。最高法院一开庭，首席大法官伯格就宣布，司法部要求秘密听证的动议，已被最高法院以6∶3否决。
最高法院开始听证了。
在最高法院出庭辩论的律师，代表《纽约时报》的是比盖尔，代表《华盛顿邮报》的是格林顿，代表司法部的是格列斯沃特。
46岁的比盖尔是一个学者型的律师，他在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都学习过也教学过，是一个数得上的宪法学专家，而对于他这样的宪法学专家来说，能够出庭最高法院辩论一个宪法问题，是职业生涯中的一件大事，就像一个军人有了一次真刀真枪打仗的机会一样。当《纽约时报》被自己原来的律师事务所拒绝辩护、万般无奈找到他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案子早晚是要打到联邦最高法院的。而最高法院已经让他给研究得透透的了，他的专业就是这个。所以他后来会说：“我在最高法院比在任何其他法庭都感到自在，因为那儿就像我的家一样，我的一生就和最高法院紧密相连。我知道它的历史，我知道那里的人。最高法院是我对这个制度最关心的地方。”
同样，代表司法部的总检察官格列斯沃特也是一个学者型的老牌法律专家。当他今天的对手比盖尔才九个月大的时候，格列斯沃特就已经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了。他担任过哈佛法学院院长长达20年，在这20年里，比盖尔曾经是哈佛法学院的学生。也就是说，他们还是师生关系。67岁的格列斯沃特在法学界德高望重，拥有21个荣誉学位，是美国民权委员会的成员，是法学界公认的最出色的宪法第五修正案专家。他是政府官员，但是他以正直出名。他在司法部的任务就是代表政府行政分支出庭。但是，他也曾经有几次，出于自己的法律专业的原则，不认同政府的立场和观点，拒绝在政府一方的案件陈述上签字，拒绝代表行政分支出庭辩论。
相比之下，代表《华盛顿邮报》的格林顿出身于美国小镇，是一个风格大众化的律师，凭着勤奋努力一步步进入纽约最著名的律师事务所。他在法庭上的风格是直截了当。
在书面的陈述中，三方重复了他们各自在上诉法庭的理由。
格列斯沃特在陈述中承认，现在司法部不像几天前在低级法院那样，要完全阻挡新闻界发表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现在只要求法庭发布一个相当狭窄有限的禁制令。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第一次公开让步说，这些资料的保密分类和新闻界是怎么弄到手的，这些问题已经不是法庭要决定的至关紧要的因素了。也就是说，司法部承认，保密分类是政府行政机构内部的事情，新闻界不受这种单方面分类的约束，不是你盖一个保密章，我就无可奈何不能发表了。并且，报纸是怎么弄到这些保密资料的，是偷来的还是拣来的，这个问题和报纸能不能发表也没有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让步。
格列斯沃特还承认，在这个领域里，版权法不适用。政府行政机构不能独占这些用纳税人的钱编制的文件的“版权”。也不适用古老英国法中皇室专用版权的法律。
但是，格列斯沃特指出，此案中涉及的文件，存在对国家造成巨大伤害的可能，所以以往禁止对报纸实行预检，政府只能在报纸发表以后寻求事后惩罚，这样的规则对此案没有意义。因为事后即使政府寻求惩罚，对国家的伤害却已经造成。政府必须防止这种伤害发生。
《纽约时报》的陈述主要是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对“事前约束”的概念提出强烈质疑。比盖尔指出，总统和行政分支在文件保密上有权建立和实行内部规则，有权指挥调动政府的资源来保护政府的秘密，但是，国会从来没有立法让行政分支用“事前约束”的办法来对付新闻界，用“事前约束”新闻界来防止泄露秘密。比盖尔承认，在极特殊的情况下，事前约束是可能的，那就是在发表某些新闻必然会造成灾难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必须是，可能性非常大，几乎是确定无疑会发生，发表和灾难之间的因果联系必须是直接的。可是，他接下来就指出，两个低级法庭的法官，和两个上诉法庭，都没有在五角大楼秘密文件中发现这样的特殊情况。
比盖尔指出：新闻界和政府之间，是一种奇怪的互相依赖的关系，有时候合作有时候对抗，在以往历史上一直是这样。这种关系不是非常清晰有秩序的，没有成文的游戏规则，甚至没有明确的规则，这方或那方常常会不满意。而在这种双边关系中，政府是强大的，而新闻界只有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证的力量。要保持这两者的平衡是不容易的。对新闻界的压制和削弱，最终必然伤害到宪法第一修正案。
《华盛顿邮报》的陈述直截了当地揭示了司法部的失误，指出司法部在此案进行中的立场和诉求不断在变，一开始甚至要引用《反间谍法》，而国会在1950年对反间谍法的修正案中，明确点明，不能用此法案来限制和预检新闻界。
最高法院的听证过程虽然不经电视或电台转播，却从来就是公开的，公众不论什么身份，都可以去旁听，174个旁听席，按照先来先占的原则分配。6月26日星期六早上6点，最高法院大楼前已经排了1500个人，都想有机会进去一睹这个历史场面。连一直在最高法院门口摆摊卖明信片纪念品的妇女，也放弃这个做生意的好机会，排到了队伍里。
最想亲眼目睹这一历史场面的人，其实是此案的始作俑者艾尔斯伯格，可这个时候他还不能出现。他已经转入地下生活，他在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泄露中所起的作用，早已不是秘密。联邦调查局在找他。他并不想永远地逃避联邦调查局，他从一开始就打算承担自己“个人的责任”。艾尔斯伯格才是个狂热的爱国者，他认为为了结束越战，为了改变国家的对越政策，坐牢是值得的。他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出现在公众面前。
全国很多报纸报道了艾尔斯伯格在“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中的故事，他的照片出现在杂志封面上，但是人在什么地方呢？没人知道。
在地下生活中，他吃惊地看到，此案涉及新闻自由的分量，已经远远超出了对五角大楼秘密文件内容的重视。此案成为全国最大的新闻，不再是因为它涉及美国的对越政策，而是因为它涉及报纸的新闻自由。他惟一的希望就是此案会激发公众对文件本身的好奇心，当禁制令解除的时候，更多的民众会去读这些文件。于是，他接受了CBS电视台的采访。
6月23日星期三，CBS著名主持克朗凯特在波士顿的一个秘密地点独家采访艾尔斯伯格。为了躲开联邦调查局的耳目，采访经过一番复杂而机密的安排，才得以成功。艾尔斯伯格在采访中说，美国人民将痛心地从五角大楼文件中读到，他们尊重的、信任的、选出来的管理国家的人，却轻蔑地对待人民。他回顾了自己对越南战争看法的转变。克朗凯特问到，你是否在这战争过程中看到过美国的英雄？艾尔斯伯格只提到一位下级军官，他在闻名于世的梅莱惨案中，试图阻止军人向平民开火。艾尔斯伯格谴责说，美国政府要为过去25年中越南战争的死亡负主要责任。他说：“我们国家的人民不能让总统随心所欲地管理这个国家。”
与此同时，司法部的检察官文森特正在洛杉矶主持一个紧急大陪审团，调查艾尔斯伯格在兰德公司工作期间，造成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泄露的事件。6月25日星期五晚上，也就是联邦最高法院开庭前夜，洛杉矶的联邦法庭正式发出了逮捕艾尔斯伯格的逮捕令。
第二天，也就是最高法院开庭听证的当天，艾尔斯伯格的律师举行记者会宣布，艾尔斯伯格将在6月28日星期一向波士顿的联邦检察官自首。
最高法院的辩论是非常简短的，一般各方都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还包括大法官们随时打断律师的话，节外生枝地提出问题来。有意思的是，到辩论的阶段，三方都表现出一种温和而中庸的立场。
听证在下午1点就结束了，然后大法官们将退到后面去做出他们的裁决，什么时候宣布，谁也不知道。到第三天星期一，首席大法官宣布，原来按日程要闭庭休假的最高法院，现在无限期推迟，一直推迟到此案做出裁决的时候。在这一段时间里，国会开始有机会接触五角大楼秘密文件，而全国其他的二十来家大小报纸，也在利用各种可能披露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内容，而《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却在继续等待最高法院的裁决。
6月28日星期一，上午10点，艾尔斯伯格坐出租车到达波士顿市区的邮局大楼，大楼里有联邦法院和联邦司法部的办公室。大楼门口，大量的倾慕者和记者在等候他。他告诉人群，他在1969年就将五角大楼秘密文件交给了参议员富布莱特，后来又交给了《纽约时报》。他说，我这样做，知道将把自己置于困境，我打算承担因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包括对他个人的影响和对他家庭的影响。他说，“为了能结束这场战争，难道你会不愿坐牢吗？”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