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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听起来简直就是多此一举，可是，在英国议会历史上，却有重要的理由。
当英国国王还出席议会的年代，平民百姓是不能太过放肆地议论国家大事的，不小心说过头就可能被入罪。一旦龙颜大怒，议员就麻烦了。也就是说，没有现代议会的“议员豁免权”。后来王权渐弱，英王不再出席下议院会议，妥协的做法是，议长面前的桌子上，必须放着代表国王的权杖，以示王权威慑还在。英国下议院的对策就是，另设委员会。委员会开会，就可以把权杖收起来，表示国王不在，而且，议员们的发言和表决都不予记录，国王被蒙在鼓里，也就无从发怒。这就是“全体委员会”的来历。
熟悉英国议会制度的代表们，在费城会议中也设立了全体委员会，作用却不一样。它只是一个矛盾的缓冲设置。全体委员会讨论时，华盛顿不再“高高在上”做主席，而是坐到自己那个州代表的桌子旁。讨论一阵，就表决一次，看看结果如何。这时的表决结果，只相当于委员会推荐方案，是对可行方案的试探。可以一次一次地表决、试探。这种尝试接近的感觉，使大家比较容易放松，互不相让的意见也容易渐渐平衡。一直到统一得差不多了，才作为方案提出。然后，原班人马，再开全体大会，华盛顿回到主席椅子上，再次正式表决。
代表们多数任殖民地议会或战后州议会的议员多年，执行这些英国式规则，可以说是轻车熟路。这是绅士们的规则，典型地表现了英国式的经验主义智慧，也在证明着民主作为一种文明成果，是怎样在有教养的阶层中生长出来，因为它是不可能从街头市井的吵架中诞生的。规则虽小，背后却是漫长积累的文明。
这些规则，也让我又一次想到那个“民主”概念。
现在人们常常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有时候让人很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搞不清这民主明明是一种制度，怎么又变成了生活方式？但从这个思路推衍，也许更容易理解，民主制度背后，是一种思维方式。
制度背后，是一种思维的表达。它主张人的平等、宽容，主张一种自由意志与另一种自由意志之间的相互不干预、妥协、礼让、双赢，等等。我们把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称为民主式的思维。一个人的个体生活，是不需要什么民主的。
也许不必把“制度”二字看得过于高深莫测，制度也可以是非常小的规则。例如，文明产生了符合民主思维的开会原则，就是“让我说话，也让你说话”，“谁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我有说话的自由，你也有说话的自由，我的自由不能侵犯你的自由”，“要相互尊重”，“要遵守大家规定的程序”等等。
这样的规则，可以用来开费城制宪会议，也可以用来开非常小的会议。这些思维方式，可以在大大小小的社会交往中都形成一些规则，最后，逐渐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成为一种习惯。个人养成这样的习惯，我们会说，这个人有“民主性格”，而一个社群以这样的习惯交往，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了。以这种思维方式去主导建立一个政治制度，就是民主政治制度了。
今天人们在讨论的民主，往往都是指政治制度。为什么要去牵扯出“民主是一种思维方式”或者非政治领域的“生活方式”呢？我想，政治制度，其实是需要一个相应的社会文明程度去配合的。在民主制度自然生成的国家，是文明的土壤长出了这棵制度之树，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没有这样的土壤，压根儿长不出这棵树来。
你想想，我们就说这个费城制宪会议吧，假如会议本身是以一种“专制的思维方式”在举行，假如华盛顿将军什么都要他说了算，谁都要听他的；或者里面开会的人个个膨胀着“专制性格”，互不相让甚至争斗得你死我活，你还怎么指望由他们为一个“民主社会”制定一部能够认真实行的宪法？在初生的美国尤其如此，他们不是在移植一个现成的制度，而是在自己孕育。假如他们的文明程度还没有达到，那么，美国宪法这个新生儿，也许根本就不会在费城独立宫，在那间挤着一些铺着绿台布桌子的房间里诞生了。
也许你会问，那么，对那些移植他人文明制度的地方呢？我想，制度是容易的，因为已经是现成的了，例如可以去抄一部宪法，可是制度之树生长的土壤，仍然是需要改良的。
费城制宪会议的另一个规则，是一条条地分别表决提案，任何一条通过之后，都可以再返回来提出异议，要求重新表决。他们还在讨论后同意，表决时只以州计数，却不记录各代表的投票，这样就使代表们在改变自己看法时，没那么多的顾虑。
这一规则非常罕见，是这次费城会议很特别的地方。因此，在我们看制宪会议笔记的时候，会发现他们不停地在一个个条款上返工，简直就跟车轮大战一样，不断地重新一次次表决前面已经有了决议的条款。我一开始也想，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当时的美国局势，你已经看到了，费城会议是被内外交困的局势逼出来的。他们的面前摆的是一个立宪、建立大政府的任务，将有许多创新，同时，还牵涉到未来联邦政府的管理规则，是否能对各州都公平。前者，有对宪政理念的分歧；后者，隐含着各州对自己的未来利益是否受损的担心。
说实在的，就像我给你讲过的两个州在波托马克河争航运权的故事，小小的一个单纯的具体问题，尚且达不成协议。就算费城会议只有一半的任务，都艰巨得看上去无法完成。因为可以料想，相互之间的看法矛盾重重，州与州之间在利益冲突之下，也充满猜忌和不信任。每走一步都会出现分歧。
面对这样一个可以事先预料的困难局面，人们可能很自然会走到这样一条路上，就是私下做些手脚，玩一些政治手腕，来一点阴谋阳谋。在火候差不多的时候，就赶紧投票，投完之后，决议出来，就是定局。事后发现上当的人，悔断肠子也没用了；而上了当的人，又会通过教训学会更高明的手段，三十六计，在下一次再“玩”回来。几经循环操练，也形成一种文化习惯。在这样的文化中，人们自然开始厌恶政治。政治不再是对良好的人类管理方式的探索，而是一场道德沦丧、追名逐利的肮脏游戏。
而这些衣冠楚楚、重视荣誉的绅士们，关在一个房间里，他们的思路相对笨拙和单纯。他们想，事情复杂，意见不同，就要多多讨论，好好商量。本来是因为各州有矛盾才要开这个会，要达到统一就只能先避开民众，在代表们之间，依靠交流，彼此沟通。不能依靠实力较量，也不能依靠机巧运作。
这不仅是我们刚才说的个人的绅士风度、“民主性格”在起作用，这个规则的背后，还有美国的“民主背景”在起作用。哪怕强大的联邦政府建成，各州还是拥有自己一定的“主权”的实体。为了防止各州出门反悔，他们寻求的不是各州政府的批准，而是民众对宪法的投票认同。把“政权的合法性”落到最基础的层面。
因此，在各州代表背后，站着全美国的民众。代表们耐心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知道，他们每一个人最终要回到自己的州里，公开他们制定出来的宪法，得到每一个州的民众的认同。在讨论时，假如一个代表希望条款成为事实，那么，为了它能被本州百姓通过，你必须坚持你的原则；同时，为了也能被其他州的百姓通过，你又必须做一定的妥协。
事实上，这一规则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所有代表都在不断地认真平衡自己和别人的观点，就同一问题，重复投票表决。一时达不成结果的，就暂时搁置，先议论表决其他问题，等到达成结论，再回到搁置的问题。如此反反复复，有一个议题甚至表决了有70次之多。
有一个人，在整个会议过程中格外辛苦。他就是詹姆斯·麦迪逊。会议一开始，他就找了个好座位，可以听清楚各个角落的发言。他要做一份笔记。也许，他的笔记只是为了自己，有助于他对会议的分析和进一步思考。而我相信，深思熟虑的麦迪逊，也一定有这样的历史感，要为未来的美国留下一份历史记录。
夏天的费城非常闷热，他们经常连窗子也不打开，以免从街上能听到会议上的争论，也避免成群讨厌的马蝇涌入。冗长的会议和湿热的气候，把与会代表折磨得痛苦不堪。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麦迪逊竟从头到尾记录了会议的发言和一次次表决，同时还积极参与讨论。白天，他用各种速记符号记下代表的发言，入夜之后，他独自埋首工作，重新整理成文。
他的完整笔记，还有其他几位代表的简要笔记，为后世提供了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全过程。
两百多年后的今天，这些枯燥的会议记录，却在我们面前展现着一个谜一般的年代，让我们看到一群谜一样的绅士。他们普普通通、认认真真，读书、思考、做事。“麦迪逊笔记”的存在，让我们相信，它真的发生过——它真的曾经如此发生。
祝 好！
林达
4。 弗吉尼亚方案
卢兄：
让我们再回到费城会议，回到那关起门窗、与众隔绝的会场。
会议开始的时候，富兰克林曾经建议请一个牧师，每天清晨来一次，以祈祷作为每天会议的开端。也许，他希望在一个矛盾重重的会议上，大家不要每日揣着一团“争”的火气来。这是他们在那个时代，面对内心和外部的困境时的精神出路，上苍的存在，使他们打消霸气，也时时避免过度的自我膨胀，以致认为自己“天下第一”。
可是，针对富兰克林的建议，北卡罗来纳州代表的一句回话，让大家立即看到了当时联邦政府的窘迫。这位代表很简单地否决说，“我们根本没有请牧师的这笔钱”。所以，只好大家每天回去自己祷告吧。决议召开费城会议，目的只是“修改”原来的政府结构。也就是修改《邦联条款》。可是，大家都明白，以前这“友好联盟”的弊病，不是小修小补就能解决。所以，他们心里都有“大动”，甚至另起炉灶建立一个全新政府的思想准备。各州宪法近几年已经纷纷出笼，代表们又都是各州的政府中人，对一般的共和政府构架，并不陌生。可是，现在要端出来的，是一个凌驾在各州之上的联邦政府，究竟如何是好，大家也心中无数。比如说，一个最基本的困惑就是，弱政府不行，是要强一些，可是，多强？它和州政府的关系又是什么？
这种情况，非常像联合国的建立。美国今天毫无疑问已经是一个国家，因此，我们常常会忘记，当初，它是农商时代的13个独立小国家的微弱联邦。没有这个联邦，小国家们感觉一样可以自己过日子，对联邦反倒是顾虑重重。它们在历史上一直有独立的殖民地主权，习惯了自己是独立的“国家”，习惯了我行我素。现在，说是要有一个联邦和联邦政府，就像突然要出现一个联合“国”和联合国“政府”一样，人们怎么看待它？
难道我们不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成了“联合国人”？还是我们又是中国人又是联合国人？这个问题你一定觉得听上去很奇怪。可是，这正是当年美国人的问题。他们甚至无法接受自己突然成了什么劳什子“美国人”。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个“联合国政府”对我们有什么样的约束？联合国既然诞生，当然是因为有需要，是时事所迫，可是，我们应该把它作为政府的能力维持在怎样的强度上？弱了不管事，过强了，是不是会动辄干涉我们的内政？这也正是当年美国人的担心。
促成会议的詹姆斯·麦迪逊，怕会议变得没有头绪，他觉得要先有一个建议的文本，一个讨论的基础。更何况，他也想试试，把久远以来的读书思考，结合弗吉尼亚州的管理实践，整理成一个自己的方案。他和弗吉尼亚代表团的同事早来了十几天，一起工作、讨论、成文。最后，带着一个史称“弗吉尼亚方案”的文件，来到会场。
他们推出年仅33岁的州长约翰·兰道尔夫，宣读和解释这个方案，他一口气讲了三四个小时，这个方案有新政府的15条提纲。
“弗吉尼亚方案”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全国性政府：这个政府设有一个国家元首，或者说国家行政长官；有一个国家司法机构，还有两院制的国家立法机构，其中，第一院是众议院，由民众普选产生，第二院是参议院，由第一院选出。对于立法机构的产生，弗吉尼亚方案提出，两院的议员人数都依各州人口的多寡，按照比例分配。
在兰道尔夫讲完之后，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代表平克尼，也站起来发表了自己的构想。他的方案和弗吉尼亚的构想非常接近。他的方案分出章节，非常细致。主要内容听上去简直就像是把“弗吉尼亚方案”的主要思路重复了一遍。
查理·平克尼所代表的南卡罗来纳州，紧挨着我们住的佐治亚州，就是今天，在美国都算是个落后的地方。平克尼那年才29岁。那么，是不是有人会怀疑他抄袭了“弗吉尼亚方案”呢？不会。在场的诸位，彼此都在大陆议会相熟，都知道那是聪明的年轻人在偏远的南方，自己闭门造车的杰作。因为远在一年之前，他就已经在大陆议会建议和宣读过一次了。
大家之所以没有在费城会议上特别重视平克尼的方案，就因为他的方案和率先宣布的“弗吉尼亚方案”撞车了。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会议，不是在作方案评奖。所以，大家没准还在想，你没有不同意见，就别再浪费大家的时间重复一遍了。平克尼因为年纪轻，实在很为自己骄傲，舍不得埋没了自己。多年之后，他还高兴地对别人提起：在制宪会议上，大家还叫我“宪法查理”呢。
提到这样一个细节，是想让你知道，在美国制宪之前，精英们普遍地对于欧洲传统的政治学就有研究、实践的风气。甚至早在独立战争的年代，各州已经有一批人，很仔细地在做“立”的工作。例如，早在1774年，即美国宣布独立前两年，宾夕法尼亚的詹姆斯·威尔逊，就对未来国家的发展提出过设想。他说，理想的形式是，各个不同的国家，在同一主权下，彼此独立，互相联合。这就是后来合众国的形式。
对一个从旧制度向新制度过渡的国家，试图去“破”的一方，对“立”有什么程度的关注，这对“破”之后的局面非常重要。否则，在“破”了之后，就可能青黄不接，带来大的动荡和伤害。
“弗吉尼亚方案”就政府结构本身来说，对这些与会的代表们，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因为他们都是州政府的成员，对类似的共和政府结构并不陌生。可是，他们还是吓了一跳。为什么呢？那就是我前面说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知道要加强联邦政府，可是，真的一个如此结构完整的、大一统的、强大有力的美国中央政府端出来，大家又看到，这完全颠覆了原来的联邦概念。
在此之前，联邦的概念就是各州各自为政，所谓联邦政府，就是大家出点钱，设立一个办事机构略为协调而已。它是不立法、不干预州的统治的。虽然事实证明行不通，要加强，可是，“弗吉尼亚方案”中如此庞大的、完整的政府，眼看着要对各州人民作直接统治。假如是这样的话，历史上长期存在、从“独立殖民地”进化成的“主权州”，就可能要被彻底改变了。一个他们陌生的大“美国”将站起来。这个“美国”要自己立法，让“美国人”遵守。那不是要把主权州的政府统统取代掉？是不是矫枉过正了？在此之前，美国是“有美国而没有美国人”，民众只是一个个像个小国家一样的主权州的公民。现在，大家都是“美国人”吗？
再举个例子，你或许就能够更容易地理解这个变化的震动烈度了。这个变化，相当于欧洲独立的国家们，走向今天统一货币、没有边境、拥有宪法的欧盟。然后，再进一步，走向一个统一的“欧盟国家”，由欧盟政府直接管理全欧洲人民，而原来的国家政府，退为一个省政府的地位。在欧洲，这最后一步，在我们今天看来，还是难度大得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而“弗吉尼亚方案”，就是要一步完成这几乎不可能的三级跳。
兰道尔夫说完，全场一片寂静。大家心中暗惊，却并没有真的跳起来。因为大家知道，根据会议规则，“弗吉尼亚方案”还只是一个建议。他们若有不同意见，还有的是时间和机会表达。
其实，“弗吉尼亚方案”只谈联邦政府的建立，却一点没提最棘手的州的主权问题。但是，方案中的“立法机构实行比例代表制”，已经触痛了小州们。这是美国制宪会议中，最为敏感的议题。
代表们不追逐个人在联邦政府的私人